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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那天下午,他从招待所出来,走到街上去买点水果准备带回乡里去。一方面自己想吃点新鲜水果,另一方面,他看到苗得康的嘴唇起泡了,需要降火,这是个讨好的好机会。一点水果,价格不贵,无关紧要,同时又衬出自己对他的关心。在招待所的路边,排了很多水果摊子,那些摊主每个都向他展现热情的笑脸。而他,是严肃的。他从摊前一一地走过,问价。在一个妇女面前,他问价,那个妇女却直直地看着他。

  那个妇女看上去有四十岁了。她正是林湄湄。邓一群感觉她似乎有点面熟,然而他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疑惑地问:“……你是……邓一群?”邓一群感到很意外,在这个县城里,还没有人敢这样直呼他的名字。他有一种被人冒犯了的恼怒。“你是……”他问。那个妇女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我是林湄湄啊,原来红旗旅馆的。”邓一群的确没有想到会这样看到她,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情境。她与过去相比,老了许多。她这一说,他就感觉眉眼什么的还是过去的那种神情。

  “真的想不到,会这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我现在在这里挂职。”邓一群说。

  她一笑,问:“什么叫挂职啊?”

  “省里组织一个扶贫工作组,到这里扶贫。”邓一群说。“你怎么在这里?”他问。

  她说:“我早就下岗了。去年二月份。我男人在的那个小化肥厂也早关门了。我妹妹摆水果摊子,我就也跟着她摆。”

  邓一群明白了。

  “你现在还好吗?”他问。他想到了他们过去的那层关系,这样问,实际上也就包含了自己的一份问候。

  “就那样。混日子呗。”她内心里一定对自己现在的这种状况感到一丝窘迫。任何一个人当然都不希望让一个自己曾经爱过的人(不论那种爱是真诚的,还是仅仅因为得到性上的满足),看到失意时候的样子。

  她看着他说:“你还是那个样子。你现在出息了。我早就知道你有出息。”这样说的时候,内心里有一种失落,也有一种得意——仿佛因为她的先见,她的预言。事实上她的预言根本没有根据。

  邓一群不置可否。

  被人崇拜的感觉很好。

  那天林湄湄非要给邓一群10斤苹果,但他却坚决不要。他不想欠她的债。当她逼他把苹果拿上时,他只好在走的时候,留下多出一倍的钱。她在后面喊,但他却再也没有回头。

   回到房间的时候,邓一群坐在床上,想着刚才的一幕,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他爱过林湄湄,是她教会了他性爱,跨过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他在心里也蔑视过她,觉得她不过是个瞒着丈夫偷情的女人,本质是低级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偶尔也会想到她,对她产生一种回忆的温情。这种温情,也只有回忆的时候(类似于梦里)才是美丽的。一旦逼近现实,它是这样地裸露,裸露出来的是严酷。很多事情一旦过去,就永远过去了。如果她要再和他发生那种事,他会干吗?不!他再也不会了。她在他眼里已经失去了美感。

   他想起了过去,在夏季的晚上,在南方大学的那个男生宿舍里,他们疯狂地做爱。他第一次领略到女性肉体的迷人。他在极度的性快感里从此堕落了。那种肉体的快感,今天已无法再回味了。他已经记不确切了,但他知道自己那时是疯狂的。她是在王芳芳和他分手之后出现的,因为她可以被视作从天上掉下来的肉馅饼。一块肉馅饼对于一个饿汉而言,那真是一顿美食。她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邓一群想:那真是一段荒唐而隐秘的日子。

  对他而言,隐秘比荒唐更重要。

  它就像梦境一样。

  而今天,这梦境,不再让邓一群感觉回味了。

  因为这次下乡扶贫,邓一群得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让邓一群感到生命的渺小与无奈。他们都是任命运(人?)宰割的人。强烈的悲哀。人要自主,所以要奋斗。在一次回城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围在省政府的大院门口,而省政府信访局不得不求助于办公厅,办公厅不得不请求公安厅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警察。警车。示威的工人。他们失业了。他们要工作,他们要吃饭。在陵州,大约有数以万计的下岗工人。下面的市县呢?其他地方呢?

  眼看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邓一群不知道未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有时,他也的确有点忧国忧民。作为一名年轻的处级干部,他已经身体力行了。他也是一个腐败分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不要成为小人物,他也不再是小人物了(与一般群众相比)。这是他努力得来的。

  邓一群知道努力的重要。

  [83]

  连阴雨下个没完,整个沟墩乡一片泽国。

  工作组辛苦筹建起来的对虾养殖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十万块钱的虾苗,因为虾池倒塌而前功尽弃。那一阵邓一群和苗得康一样,心里都特别不好受。大运河堤吃紧,由于河水猛涨,岸边十多年树龄的老柳树根部松动,歪到了河里。一些地方出现漏洞,河水开始往堤内渗漏。一旦大堤崩溃,那么整个沟墩乡就彻底完了。省里向市里下文件,市里向县里下文件,县里向乡里下文件。一句话:死活要抗住洪水。过去政府向下面发文,从来都有走样的时候,但这一次,却不同以往。谁出问题,谁负责。动真格了。

  乡里紧张起来,他们这回也清楚得很,一旦出了问题,自己的工作也就不保了。作为一名干部,有什么能比工作岗位更重要呢?邓一群也紧张起来,自己年轻,下来扶贫就是作贡献,一旦有问题,将来提拔的理由就不充分了。

  这是考验他们的时候。老苗把工作组的人召集到一起,说:“县里最重要的就是沟墩乡了。沟墩乡傍着运河边,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同志,一定要战斗到抗洪第一线去。一定要保住沟墩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谁也不能请假,原单位的一切事务都要丢开。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扶贫。到这里了,工作也就在这里。”

  苗得康主动要求上大堤,邓一群也跟着他。

  那些日子,邓一群和苗得康,就和群众完全一样,穿上雨披、胶鞋,拿着铁锹,行进在运河大堤上。虽然事实上并不用他扛麻袋、运沙子、挑河泥,但他的确随时要参加劳动。沟墩乡的男男女女(劳力范围内的)都来到了堤上。乡里照顾他们,让食堂给他们送小灶,苗得康不知道,邓一群知道,但他们吃的依然是冷饭冷菜。

  邓一群在电话里告诉肖如玉现在的情况,肖如玉淡淡的,说受这样的苦是自找的,谁让你下去呢?邓一群放下电话,心想: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不下来扶贫,他将来有借口提正处么?这次下来,对他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的机会别人争都争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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