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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回去了。"

  "惹人家生气了?"

  "没有,她妈晚上看得严,"他说,倒了半杯水,加了我的一半凉茶,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没意思,真是没意思。我都快渴死了。"

  "你这人,搞完了就抱怨没意思。"

  "是没意思,两头吊着,你说男人有个鸟意思啊。"

  "不行了?你应该拿出朗诵诗歌的劲头去搞。"

  "不一样,老兄,朗诵诗歌是用大脑的,那事大脑大部分时间是使不上劲儿的。"

  "看来你潜力有限啊,你看那些官儿的款儿的,哪个不是三个两个的都玩得挺转。"

  "那是人家。说正经的,我是拿你当朋友的。上午我老婆打电话来,要我回家,她不想让我继续待在北京了,她已经感觉到我出问题了。刚刚沈丹又唧唧歪歪让我马上离婚,跟她过。操,你说这事,男人就这么一个东西,总不能分两下用吧。"

  他问我该怎么办。开玩笑,我要知道怎么办也不至于现在还守着自己过。

  "你不是写小说嘛,知道怎么编瞎话骗人。"

  这话让我有点伤心。编好了可以骗别人,编不好就只能骗骗自己了,现在看来,我那些卖不出去的小说大概就只有骗自己的功用了。荒诞的是,我还自视甚高,对它们好像还有用不完的信心。真他妈的鸟鸟。

  三

  二00一年,新世纪之前的边红旗还是苏北一个小镇上的中学教师,教初三年级的语文。应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中学语文教师,在那个镇中学里多少也算是一块牌子,人长的不错,课讲的也动听,能把上上下下的人都逗得开心。老婆是镇上的小学教师,教美术的,一天到晚不停地画画,白天在黑板上向一帮小孩描绘各种美丽的图画,晚上到了家里,躺在被窝里就在边红旗的肚子上描绘他们美好的新生活。她是个知足常乐的好女人,边红旗一直对这一点持肯定态度,和她在一起生活男人不会有气受。问题是边红旗不是,他觉得日子有点别扭,一是诗再也写不出来了,再一个就是当地的教师工资几乎减半,每月只发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据说是当地地方财政包干,政府没钱,只好拿这帮老师开刀。这样一来,在小镇上仅有的一点成就感都被取消了,稍微头脑活络一点的都跑出去了。和边红旗年纪相仿,乃至更小一点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都离开了小镇,到外面的大好世界去闯荡了。在边红旗当时看来,继续留在那个地方是毫无出路的。别人能走,他也能走,就辞职了,带了一本诗集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来到了北京。本来他是不想带课本的,老婆坚持让他带,说是早晚还是要回来的,不能把老本行丢掉。开始老婆死活不同意他离开家,刚结婚没两年,甜蜜的小日子还没有过够,就分开了,而且分得很彻底,谁能受得了。但是边红旗还是来了,一个人懵懵懂懂地进了北京城。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客车在傍晚时分进了首都,边红旗激动得哭了。这时候已经是新世纪第一年的第三个月了,北京正值沙尘暴的高峰,手伸出车窗外,抓哪一把都是干涩粗砺的空气。邻座的老头问他怎么流眼泪了,他说沙子进了眼,抹了一把脸又说,你看,一脸的沙子,这北京。尽管笼罩在沙尘暴下的北京没有想像中的雍容和繁华,边红旗还是十分满足,借着沙尘暴的借口,一直把眼泪流到车站。从车站出来,他把脚结实地踩在马路上,扔下手里的旅行包开始给老婆发信息。他在手机上诗情画意地说:

  老婆,我站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看见了夜幕下火热的北京。

  然后又发了一条信息:老婆,我爱你;老婆,我也爱北京。

  就这样,边红旗没来由地就喜欢上了北京。后来他才醒悟到,其实那天晚上很冷,和每一个三月的沙尘暴夜晚一样冷。但是他只感到热,夹克的拉链一夜都没拉上。他就敞着怀在北京的大马路上走,他想投奔的那个在北京打工的远方亲戚他没找到,打了四次电话都找不到人影,索性不找了,就在马路上逛一夜也不错。后半夜的路上车辆和行人少了,他走得有些清冷,但是感觉很好,满肚子都是诗人的情怀,觉得路灯下的影子也是诗人的影子。然后他来到了天安门前,见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时,眼泪又下来了。从小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现在竟然就在眼前了,像做梦一样。他趴在金水桥的栏杆上,看见自己的眼泪掉进了水里,泛起美丽精致的涟漪。他就想,北京啊,他妈的怎么就这么好呢。

  没事的时候我琢磨,边红旗哪来的这些激情?我当初来北京时怎么就没发现有多美呢?后来想出了一个理由,就是边红旗是晚上到的北京,而我是白天到的。晚上霓虹灯下的北京的确漂亮,哪儿都是繁华庄重,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和建筑,那些不好看的东西全都被夜色遮蔽了,能看到的就是那些灯,它们被五彩的光芒装饰着,然后用这些五彩装饰灯光所及的一切事物。我第一次来北京,下了火车就是早晨,空气清凉,可见度极好。我就纳闷了,北京怎么这么旧呢,跟电视上完全不一样哪,车到了海淀,我都快哭了。那是的海淀完全可以说是荒凉,和我生活的那个小城的郊区没有任何区别。大学四年我几乎都待在校园里,不想出去。这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到了现在才逐渐改变,现在海淀也不同了,到处都闪耀着玻璃和不锈钢的刺眼的光芒,像一个不知深浅的虚幻的世界。

  边红旗坚持他的看法。即使当初几乎活不下去时,他也一直在心里大声地赞美北京。第二天他总算找到了亲戚,拖着一大包行李挤进了亲戚的小屋里。出乎他的意料,他的亲戚混的实在不怎么好,完全不是他在小镇上天真地想像的那样,到了北京狗也是个人物了,现在看来,狗还是狗。亲戚正在煮面,小桌子上摆着三四个馒头和一碟咸菜。亲戚三下五除二吃了半锅面,抓起外套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让他先好好睡一觉,养好精神了好找活儿干。然后他就看到亲戚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出去了。他们住在巴沟村的一户小院里,租人家的平房。

  养好精神了他独自出门找工作,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不过还比较自信,找个记者、编辑之类的活儿干干总还是可以的吧。一路上见到报纸就买,专门找过去从来不看的夹缝里的广告,挑好的工作,谦恭地把电话打过去。那一天他用了两张手机卡,一个也没成,直到最后口袋里只剩下坐车回家的钱时,才想起亲戚告诫,别挑挑拣拣的,不管什么活儿,能找到一个填饱肚子的就不错了。边红旗不服气,好歹也是个中学教师,还写诗呢。电话里的人为什么总是问他的生活和居住情况呢?这跟工作有个鸟关系!第二天他接着找,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和亲戚一样,亲戚是个大老粗,靠力气吃饭是正常的,他不是。怎么说也是个知识分子。这一天他学乖了,不用手机打电话了,用公用电话,省了不少钱。但是这一天的运气也不比前一天好。晚上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巴沟,像从滑铁卢归来的拿破仑。亲戚已经躺下了,他说今天被警察追着跑了很远,累坏了,原因是他的三轮车没有牌照。亲戚没有问他成功了没有,都摆在脸上,哪还要问。边红旗很悲伤,把亲戚从床上拖起来,两人瓶碰瓶地喝了五瓶啤酒。

  他在海淀附近转了好几天,连公交车站牌上贴的广告都看了,都联系了,还是不行。整个世界都跟他对着干,真是没办法。边红旗还是不怀疑,一千多万人都活下来了,凭什么我边红旗活不下来,没道理嘛。我们的边红旗找呀找,又找了两天还是没找到。不是一个都找不到,而是他想找的那种看起来体面、干起来轻闲的没找到。他只好去了中关村人才市场,周三周六才开放的地方。排了半个下午的队,轮到了,把身份证交上去。玻璃窗里的女人问,证呢?边红旗说,不是交给你了吗?那女人心情很糟,大概中午和丈夫吵架了,什么证都不知道还找什么工作!下一个!话音还没落他的身份就被扔出来了,搞得边红旗半天没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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