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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一个办假证的,不过人倒是挺不错。"

  "办假证的?"沙袖犹豫了。"我们家一明可是搞法律的。你能保证他不会出问题?"

  "这个,怎么说呢,他人的确很不错,没事还写诗。"

  "还是个诗人?"沙袖眉目有点松动了,她对着墙敲了几下,喊一明过来。

  孟一明进了门就开始擦眼镜,问我们什么事。我简单地重复了一遍。一明戴上眼镜,说:"我看算了吧,一个办假证的,让人不放心。"

  "那好,我就把他回绝掉。"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刚拨好边红旗的电话,沙袖就在客厅叫我了。边红旗问我结果怎么样,我只好说,先等一下,过会儿再打给你。

  一明说,沙袖同意了,她希望那一个房间也能租出去。

  "那你的意见呢?"我问他。

  "就按袖袖说的办吧,"一明说。"当然是听老婆的。"

  沙袖说:"装好人!我就是想省点钱,现在房租太贵了,三个人承担总比两个人要舒服点。给一明省一点,也给你省一点。"

  "一明,看你老婆多体贴。我一个京漂住这么好的房子的确有点奢侈。"

  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俩答应了。看得出来,一明也想把那间空房子租出去,沙袖现在无业,所有的花销都靠北大每月发给他的那点补助和代课赚来的钱,一个人挣的粮食两张嘴吃,真够他受的。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边红旗,他很高兴,说总算可以搞一搞战略转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战略转移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我会说到。边红旗第二天就把行李找辆车搬过来了。东西不多,被褥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此外就是一大堆书,都是文学方面的,小说和诗集,还有一些关于中学教育的。他的藏书让一明和沙袖放心了不少。

  和边红旗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块头小一号的小伙子,是他在北京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叫他小唐,是他生意上和生活里的小兄弟。另外一个是女孩,长相还行,头发有点干枯,后来细看一下,不是干枯,而是焗油焗的欠火候,成了干涩的土黄。边红旗没有介绍,但她一开口我就知道是谁了,就是半夜里打电话找他的那个女的,大概是边红旗在北京的女朋友。她自我介绍说,她叫沈丹。在整个搬家过程中,沈丹执行的完全是女主人的任务,床铺和桌子如何摆设,书籍如何堆放,生活用具怎样使用,都由她一一到来。边红旗、小唐、一明和我,都服从她的调遣,磨磨蹭蹭从下午三点钟一直搬到傍晚六点。原来房间里一明的桌椅和书架一部分搬回了他们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移到了客厅里。沙袖说,就放客厅里好了,空着也是空着。

  结束后边红旗请我们吃饭,在承泽园附近的一个川味馆子里。尽管一起搬了家,一明两口子和边红旗他们还是不熟,所以让他们点菜就很矜持,沙袖微笑着不愿意点,意思是客随主便。边红旗就说,他是真心请我们三个的,不是因为我们帮他搬了家,而是能够接受他住进来。

  "我知道办假证的名声很臭,"他大大咧咧地说。"尤其是在海淀这儿,警察见着就逮,过路人碰上了也要绕个弯子走。有什么办法呢,想活得好一点,呵呵,有罪啊。你们能接受我,很感谢,从今天开始,我用诗人的名义在左岸生活。不会牵连你们的,只管放心。"

  边红旗的话我听得半真半假的,他的样子有点像开涮,语气却很真诚。这话起了作用,一明说:"诗人见外了,既然住到一起了就不说两家话,都是小人物,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袖袖,点吧。"

  边红旗拍着手掌说:"嗯,一明这话我爱听。"

  沙袖说:"水煮鱼。"

  一盆四十。平常我们很少吃的,以我和一明的进账,隔三差五吃上一顿还是相当奢侈的。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点了水煮鱼基本上就不会再点更多的菜了,三个人伸长脖子,用筷子在盆里打捞,能捞到最后一根豆芽都看不见了。

  边红旗又说:"好!我就喜欢吃这道菜。麻,辣,香。"

  沈丹说:"红旗嗜辣,三天不吃辣心里就痒痒。他跟我说,回到老家就想起水煮鱼了,一想到水煮鱼就待不下去了,就得回北京。是不是呀,红旗?"她挑衅似的斜起眼看边红旗。

  边红旗伸手揽住沈丹的腰,笑了笑,说:"是啊,离不开水煮鱼,离不开北京了,三天见不着心里就空荡荡的。水煮鱼可是丹丹的拿手绝活,离不开呀。"

  这种暧昧的表达让沈丹很舒服,一下子回到了小姑娘时代,脸都幸福得红了。那顿饭我们就水煮鱼聊了不少,边红旗说,他去过成都,在那儿也吃过水煮鱼,感觉味道也不错,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放不下北京的水煮鱼。小唐说,不是放不下北京的水煮鱼吧,是放不下别的吧?沈丹就隔着边红旗去打小唐。边红旗就笑,不说话。后来,有一次边红旗做成了一桩大买卖又请我们吃饭,他解释说,其实不是因为沈丹,为什么他目前也想不明白,就是觉得北京好,他经常站在北京的立交桥上看下面永远也停不下来的马路,好,真好,每次都有作诗的欲望,但总是作不完整,第一句无一例外都是腻歪得让人寒毛倒竖的喊叫:

  啊,北京!

  是啊,北京。我们也都喜欢,都莫名其妙地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大小做出点事来。我和一明已经毕业五年了,我们在不同的城市转了一圈,又不约而同地回来了。读大学的时候没怎么觉得北京有多好,但是几年以后就不一样了,人人都说北京是个机遇遍地的地方,只要你肯弯腰去捡,想什么来什么。正如所有人说的那样,这是个做事的地方,先来了再说。既然别人能干出名堂,我们就没有理由两手空空。于是就一天一天住了下来。

  晚饭后小唐先回去了,边红旗把沈丹带到了我们的住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关上门我们就不便打扰了。我泡了杯茶,点上烟,对着电脑开始发呆。这个长篇已经写了一个多月,除了混点零花钱的小文章之外,这段时间我把心思都放到这上了。断线了,一个拐弯处我不满意,重写了三次还是没感觉。这个青黄不接的关节眼陡然让我觉得,自己实际上已经老了。不是年龄上的老,而是生活上的老,我的生活停止呼吸似的那种老,那种茫然无错万念俱灰的老。甚至有那么一会儿,觉得边红旗那样的日子也不错,整天就是逛逛街,寻找一些可疑的眼睛,见到了就上去和他们答话,然后动动嘴就让这些急于求成的家伙把钱送到自己的口袋里。边红旗他们赚钱是如此偶然和可观,几乎已经具有了必然性。一根烟抽完了我还忍不住为之心动。

  十一点钟结束了,我还在抽烟、喝茶和发呆。外面的门不时在响,可能是一明他们在出入洗手间。我知道今天晚上已经到此结束了,没写出来的也不会再写出来了,于是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盗版碟准备放进电脑。有人敲我的门。是边红旗,松松垮垮地站在门前,来找开水喝的。

  "把水瓶提过去吧,"我说。"差不多够你们俩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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