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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事后,翠西跟我说,她觉得我有一点点强硬,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我这种作风。我当时火急火了地要往医院赶,没顾上跟她多说,只是敷衍她几句,跟她说:“所以需要你做我的助理,你来协调嘛!看你的了。”我就差像日本电视剧里的上班族那样,给她来一句:“加油啊!”

  55.

  我踏进病房的一刹那,几乎惊呆了。从早上和朱芳华分别到晚上再见,统共有几个小时?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她当时正趴在床边大声呕吐,那种声音之大之恐怖,近乎于哀号,两根麻花辫子乱蓬蓬地耷拉着,完全没有光泽。李姐看见我进来,对我说:“一天没吃东西了,什么也吃不下,吐的全是黄水。”

  这是一个大病房,一共有五张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活死尸一样的人,除了芳华以外,全没有头发。我忽然意识到,芳华也将像她们一样,终有一天将失去所有的头发。

  守在病床边上的,只有一张椅子上坐的是一个脸上还有些光彩的年轻小伙子,看样子病床上躺的是他的未婚妻或者新媳妇;其他几张椅子上坐的全是愁眉苦脸的中年男子或者老年妇女,他们全是病人的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一旦病了,真心疼的还是自己的爹娘。朱芳华住院后没几天,从她们那栋楼上跳下了一个得乳腺癌的年轻女子,据说是因为她老公要她签字,如果一年之内不能康复,就自愿解除婚约。听护工之间咬舌根子,尽是哪个女人的老公“真德性”,老婆生病还对着脸骂“你怎么不早点死”;哪个女人的丈夫“特混蛋”,把老婆往医院一扔,就失踪了,要手术没人签字,押金花完了找不着人续。李姐跟我说:“像我们女人,老伴要是病了,我们一天24小时心思都得在这个事儿上,哪像男人,老婆病了,自己该忙什么忙什么。”我不知道她这么说是为什么,也许她错认为我和朱芳华有特殊的关系,比如说我是朱芳华的娘家大哥,她希望由我来给胡高施加压力,让他在病房的时间更多一些?

  其实,在病房陪床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首先病房很拥挤,没有足够的椅子,一张病床只配备一张陪床的椅子,而且规定不允许家属坐在病床上,所以我到了那里,如果我坐下,护工就得站着;第二,病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如果不在睡觉就在呕吐或者哭闹,陪床的人完全是爱莫能助,相当于陪绑,精神备受折磨;第三,病房里空气沉闷,环境嘈杂,而且最要命的是永远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来苏水混合着福尔马林以及排泄物呕吐物不一而足,那种味道让人感到绝望和腐朽。我常常是在朱芳华的床前站一会儿,如果她睡着了,我就嘱咐护工,等她醒来,再到走廊里找我,我宁肯在走廊里等着,坐在冰凉的公共塑料靠椅上,也不爱在病房里呆着。当然,胡高也这样。我去医院的时候,常常看见他在走廊里打手机或者看报纸,他一看到我来了,就赶紧向我解释,说他刚离开,或者说朱芳华刚睡着,其实,他没必要对我解释,他用不着心虚,他对朱芳华好或者坏,与我并不相干,他也不必向我做出汇报——至少在“朱芳华项目”上,我不是他的领导。看得出来,好几次他都想跟我好好谈谈,但是每次话到了嘴边,他又都咽回去了,或者绕一个弯,拐到别的话题上。比如他会跟我说:“我刚从里面出来,芳华还没醒,要不咱们先上什么地方坐一坐?”我说就这儿坐坐吧,别走远了。他于是连声说“对对”。再过一会儿,他会给我递过一张报纸:“你看过今天的晚报了吗?”

  “有什么新闻吗?”

  “哦,没什么。”他又没话了,但很明显他是要说什么的。

  我翻他给我的报纸,还真是没什么新闻。不过,读报是很好的伪装,至少可以伪装成专心读报,否则和胡高一起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你挺忙的吧?”胡高没话找话的能力太差,我只需要点点头就可以完成他的问题。

  “你刚才?上过来的时候堵车吗?”

  “还行。”

  “我怕?上晚高峰,干脆在这儿多呆一会儿。”

  “也是,多呆一会儿,也没人收你场地费。”我虽然不打算跟胡高深交,但也不愿意让他觉得我是故意晾着他。

  “对对,不过我的车在下面,一个小时五块钱呢。人呆着不收费,车呆着可得交钱。你说这医院也真够孙子的,光停车费他们一年都收多少。”胡高明显想制造一种谈话的氛围,我尽量配合他,因为我也希望他能打开天窗说亮话,但是他就是“小曲好唱口难开”。有一次,我们坐在医院的走廊里长达40分钟,他好容易讲到:“你每天都来看芳华,不麻烦吧?”我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就当加班了。”原本我以为他要切到实质性内容上来,比如跟我谈谈芳华的病,谈谈他的打算,再谈谈对我的希望,总而言之,我认为他至少应该问问我,问问我和朱芳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想干什么,或者他想干什么,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没有,胡高就像一个打擦边球的高手,他总是擦着那些我们所共同关心的话题的边儿,并不深入,就那么擦过去了!也许,他是等着我来谈那些敏感的部分吧?还真有几次,我想如果他不肯正面接触这些敏感问题,那么不如由我来说,可是我发现真到要说的时候,还真有那么点难度。我说过我是一个律师,我习惯于没有十足的把握,宁肯暂时保持沉默。我想就这么着吧——他下午三点来探视,一直到我过来接班,我有的时候到得早,六点半左右;有的时候晚,七点半左右;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来得晚,我也会心怀内疚,也得跟胡高东拉西扯两句,什么堵车呀,临时接了一个大尾巴电话啦。胡高从来都特哥们儿地拍拍我的肩膀,那动作含义复杂,不过我向来只理解其中最简单的一层含义——啥都别说了,理解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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