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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他知道得很清楚。带着一点讥笑看着我:“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

  “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七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六千万把环保设施装上了,带着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干什么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引咎辞职。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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