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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干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着跑来跑去。

  后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三趾马的骨头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制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

  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忆。

  幼年,我们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涂。这些泥涂被大太阳晒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着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干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

  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二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

  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着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七十吨重。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九十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八万。一千三百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着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

  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临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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