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叫板(66)_应天故事汇

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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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楼大会议室，两台空调开足了马力，一阵阵热风不停地向坐在圆桌四周的十五名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梅雨媚以及两名速录员吹去。

　　梅雨媚只简要地汇报了案情事实，她重点汇报了合议庭和庭里的讨论意见和结果，因为开庭时审委会的委员参加了旁听，了解案情。

　　梅雨媚汇报完案件，便看着陈仁辛院长，陈仁辛翻着审理报告，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当他第三次翻到了最后一页，看到合议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一人)蒋红兵有重大立功表现，拟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万军、刘运清、钱益洪均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种意见(二人)认为蒋红兵虽有重大立功表现，但因此案影响大，且蒋红兵作案时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亦应判死刑，其他三人均判死刑。庭里讨论意见也是分为两种，但大多数意见是判蒋红兵死刑。

　　陈仁辛见大家冷了场，便将桌上的材料收整了一下，然后合在一起，在桌上顿了顿，望着坐在他对面的常富波和坐在离常富波不远地方的成昭海，说：“成庭长、常院长，你们两个的意见呢？”

　　成昭海瞄了常富波一眼，见常富波并没有看他，便干咳了一声，说道：“我的观点在庭里讨论时阐述得比较清楚，我认为蒋红兵等四人均应判死刑，理由有下面几点。”成昭海说了理由之后又补充了一句，“这个案子有一点好处理的是受害者家属的赔偿基本上都到位了。”

　　常富波见成昭海说完了，捏着手中的一支铅笔，慢慢地说道：“这个案子开过庭，刑庭进行过认真细致的讨论，我当时作为合议庭的成员之一表了一个态，是刚才成庭长的处理结果，当时是基于这个案件影响大，被蒋红兵等四人杀死的人又多，所以出于义愤及方方面面的考虑。经过几天的认真思考，我觉得当时那个意见有点欠妥当，对张万军、刘运清、钱益洪三人处罚结果不变，但对蒋红兵的处罚是不是过重了，没有体现在立法上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的奖励原则。刑法第68条规定，有一般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则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思考了很久，蒋红兵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蒋红兵属于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又经查实了，而现在据检察机关初步核实，赵阳涉嫌重大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达一千一百多万元。”常富波停顿了一下后才说：“我把自己意见讲出来，让大家定夺，我也不是怕负什么责任，我已表态，判蒋红兵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较为妥当一点。”

　　梅雨媚在常富波说这段话时，想得最多，她不明白他一下子怎么转了这么大一个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转了这么大一个弯呢，她百思不得其解，看他那样子，听他深思熟虑的话，不像是一时心血来潮。

　　高新民待常富波发言后，马上表了一个态，认为蒋红兵等四人均应处以极刑，不得因蒋红兵有重大立功表现就不判死刑，他边说边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常富波，看他的表情会发生什么变化。常富波却一脸自然，跟没事一般，把玩着他手里的一支铅笔。高新民说完之后，喝了一口茶，见其他委员没有说话，便又说：“我还补充一个题外话，这些话可不作记录，我认为蒋红兵的行为根本不属于立功表现，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的检举、揭发，还让我们市里损失了几名有魄力的干部，现在整个大气候都如此嘛！有什么办法，不如让这样已贪足了的干部继续在台上，或许会更好一些，如果让他们下了，再上一批，又会重蹈覆辙，国家不是更加受损吗？”

　　陈仁辛听了，脸色变得异常阴沉，他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说：“别扯远了，高院长，你可以把你的这条理论好好发挥一下，写成一篇论文，寄到《人民日报》社发表，让大家好好讨论。”

　　常富波开始不很平静，听到后面的那几句话，他不禁有点愤怒了，一用劲，手中的铅笔折断了。

　　有几名委员听了陈仁辛的冷嘲热讽，都忍不住或用手中的材料掩着嘴，或低着头偷偷地笑，这高新民也太他妈的有点混了，心里偷偷地想想也就罢了，这种话也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呢。

　　高新民也觉得后面的几句话不该说，但说出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他便以不停地喝茶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陈仁辛见会场上冷场了，便说了一句：“大家继续发言吧。”

　　陈仁辛虽然没有点名由谁先讲，但大家也不能不表态，反正迟早都要表态的。于是，大家都纷纷表态，因为前面刑事审判庭的庭长、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各自讲了一个意见，其他委员表起态也很容易，几乎都是说同意某某的观点，说到理由也都蜻蜓点水一般带过。

　　梅雨媚在委员们发言时，用一张纸将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了统计、归类。同意蒋判死缓、其他三被告人判死刑的为一类，同意蒋四人都判死刑为一类，只剩下院长陈仁辛没有发言时，她一惊，七票对七票，最后将目光集中在陈仁辛身上。

　　陈仁辛倒是不慌不忙，他先喝了一口茶，点燃一支烟并深深地吸了一口后才说：“听了刚才委员们的发言，我觉得两种意见说得都有道理，并且道理都很充分，都能说服人。这个案子从检察院移送过来时，我们就受了批评，没有提前介入，没有派法官到检察院去调卷，过来后，又弄出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上面很不满意，大家可能不觉得，但我不仅感觉到了，而且压力很大，上面原来是要求赶元旦之前的这批，现在看来是赶不上了，但我们一定要赶到春节之前那批。”

　　梅雨媚听到这里，已明白陈院长的心思了，他肯定支持判蒋红兵死刑的意见。

　　陈仁辛将烟蒂揿入烟灰缸中后继续说道：“也许大家还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批评我们的，说这么一件简单的案子，到了中院却办得这么拖沓，还怎么体现严打精神?这么铁板钉钉的案子都办不了，谁还敢相信法院?这些批评我一概接受了过来，并承认了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梅庭长，你说说，在这件案子上，是不是只跟你说过一次，并且还是在检察院刚移送起诉过来时说的。刚才我说的这一些跟你说过没有？”陈仁辛待梅雨媚摇头说“陈院长没有给承办人和合议庭施加过任何压力”后才说：“我想给承办人、合议庭一个宽松的办案环境，案件该咋办还得咋办，不能受任何人或权力的困扰。昨天晚上还有人打电话给我，要提醒我在蒋红兵案子上不能再优柔寡断了，也不要再节外生枝了，要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接到过类似的电话没有！我想，肯定有！”

　　“我接到过！”常富波举手说。

　　其他人都你看我，我看他地张望着，再没有人承认接到过电话。

　　高新民几次想举手说他也接到过，但考虑再三，他还是没有举手承认，因为刚才他出了一个洋相，他不想再出第二个洋相了，另外，他也不知道陈仁辛是支持哪派观点。常富波接了那个电话，但他已表明了不同观点，他如果一旦承认接过那电话，而他又支持了杀掉蒋红兵的观点，不让人更有看法了吗？

　　陈仁辛朝常富波点了一下头，继续着他的发言：“而这个电话给我一种压力，因为电话中已明确告知不想让蒋红兵过元旦或过春节，放下电话，我的心一下子明朗起来了，是啊，蒋红兵交了一盒带子，就倒了三名干部，而这三名干部都不是一般的干部，都是有一官半职的，可称得上领导的人，蒋红兵心里是否还有没有说出来的秘密，没有拿出来的证据？那些秘密中或证据中是否波及某些人？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我们的干部中有没有？我实在不敢打包票。或许有，或许没有，我当然希望我们的干部都是清正廉洁的，我不希望蒋红兵的案子中牵涉到我们的法官。”陈仁辛说这几句话时，扫了在座的各位一眼，高新民却没事一般坐在那儿，他感到有点奇怪，“蒋红兵的案子已牵涉出了另案，我们如果轻易地屈从某一种权力而将蒋红兵杀掉，是不是对法律不负责？对事实不负责？对人民不负责？我是快退下来的人，不在乎什么职位了，我认为蒋红兵暂时还杀不得，我同意常院长的观点。”

　　梅雨媚听得热血沸腾，这并不是因为陈仁辛支持了她的观点，而是佩服他的勇气，她一时忘了这是开审判委员会，她不自觉地鼓起掌来。她一鼓掌，其他人也跟着鼓起掌来，高新民也鼓起了掌，他的掌声最响，也最长。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在七楼开审委会，不是在二楼多功能会议室开干警大会。”陈仁辛忙摆手让大家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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