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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常富波心潮澎湃,他为自己心中的那点私欲再次感到惭愧,这样光明磊落的院长怎么会与蒋红兵有瓜葛哩,自己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在等待陈仁辛说那句话,他一定会说出:我庆幸自己把好了最后一道关,没有把你高新民推荐为党组副书记、德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陈仁辛停顿了一下后说道:“我心里要说的那句话是我没有把你高新民推荐为院长候选人,但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我要他回去好好想想。”

  常富波很想起身走过去握着陈仁辛的双手,说一些感激的话,但此时,他认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小常,你今天是不是为这件事而来的?”陈仁辛知道常富波心里一定很激动,毕竟有人替他担了责任,并且为他说了话,现在在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会为他人这样去担责任,去说话呢。

  “陈院长,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常富波又为自己的片刻迟疑和一点小聪明而感到庆幸,因为自己的迟疑,让陈仁辛说了这么多发自肺腑的话。

  “什么事?”陈仁辛走过来,坐在他旁边。

  梅雨媚昨天晚上把有关情况电话报告给了他,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将这件事瞒着陈仁辛了。常富波电话中说了,要将这件事向陈仁辛院长报告,梅雨媚当即表示反对,她认为陈仁辛肯定与蒋红兵有牵连,她希望在听取蒋红兵的全部陈述后再作决定。常富波说这件事太重大了,必须向陈院长报告,梅雨媚见他固执己见,冲着他发了几句牢骚:我知道你胆怯了,如果一旦蒋案牵扯到陈,你会选择逃避,你会推卸责任,说到底,你是不想承担责任。我看你是白当了这个中级法院副院长,这么一点责任都不敢承担,谁让你当院长真瞎了眼睛,跟你这样的院长干事真没劲。我还把你当成正义的化身,也是瞎了眼睛,早知如此,我怎么也不跟你汇报了,怪不得这次跑了人,你躲得远远的,要么把责任推给承办人,要么推给陈仁辛,你是保乌纱帽。常富波本来想跟她解释一下,但她已将电话挂了,他打过去,刚通她又挂了,所以早上一上班他就一直在犹豫给不给陈仁辛汇报。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点燃一支烟,看这支烟熄不熄灭,中途烟灰落不落下来,如果灭了,或者烟灰中途落了,他就不汇报了,不灭不落他就去汇报。

  常富波将蒋红兵案前前后后的事都说了,也说了梅雨媚和他的担心,担心他会与蒋红兵有牵连。

  陈仁辛听后,不禁笑了,他的思想很复杂,如果蒋红兵背后真的有什么,那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他不敢想像,如果蒋不说,什么也没有,一旦说出来,又会是一个惊天大案,怎么办?深入下去?还是就案审案?

  常富波见陈仁辛笑了之后,又陷入了沉思之中,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看他那样子,似乎与蒋无关。当然他希望陈仁辛与蒋无牵连,这样,如果能得到他的一臂之力,这个案子就很好审理了,可以为自己即将走马上任树立一个清正廉明的形象,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疏漏,也还有陈仁辛为自己抵挡一阵。

  “说我与他没有关联说不过去,我与蒋红兵是老乡,记得为他的一个什么房地产的案子,他通过望阳县的王县长找过我,王县长到德沙后,到我办公室说邀几个老乡聚聚,我说父母官来了,哪里有让父母官请客的道理,我要请他,他坚决不肯,见王县长说得恳切,我便答应了,这次由他做东,下次由我做东。记得是到湘沅酒楼吃饭,我去时,有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司法局的一位副局长,已坐在包房内聊天。我刚坐下,市委的一位领导和市政府的一位领导也到了,最后进来的是蒋红兵,我是第一次与蒋红兵吃饭,但他的名字早就知道,我一看都是老乡,认为是老乡聚会,也就没当一回事。第二天上午,王县长打电话给我,说蒋有一桩官司在中院,请求关照,我说你可以找一下分管民商审判的高院长,并把新民的手机、办公室的电话告诉给了他,我还说会跟新民讲一下。后来找新民时,才知道王县长和蒋红兵早找过新民。见如此,我也就没再管这案子了。我记得后来我儿子在望阳结婚时,蒋红兵好像去吃过酒,他与王县长一同去的,送了多少人情我要问儿子,儿子结婚时,我刚好到北京参加院长会,没有去,你等一下,我打电话问问儿子。”陈仁辛起身给儿子打电话去了。

  “小波,你结婚时王县长和蒋红兵好像去过,上了多少礼?”

  “爸,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回答我!”陈仁辛见儿子不愿讲,有点火了,声音很严厉。

  “我记得是蒋红兵给我的,给了两个红包,说是他和王县长各一个。”

  “是多少?你怎么不肯说?”

  “一人一万。”

  “什么?你马上退掉!”

  “退掉?你莫不是发神经吧,我退给谁?蒋都被关了,这与你无关!”

  “告诉你,你马上退还给王县长。”

  “我没钱退。”

  “告诉你,别给我耍赖,否则,我不认你!”

  “你以为我想认你呀?如果你把我当儿子,我会拖到三十岁才结婚吗?我还会呆到望阳这个鬼地方吗?告诉你,如果没有王县长关照,我早饿死了,我这一生能有几次三十岁?能结几次婚?你再怎么忙,也不能不参加你儿子的婚礼吧,告诉你,我不会学你,当了一个鸟官就抛弃糟糠之妻。”说着,便将电话“啪”地挂了。

  陈仁辛脸都气白了,他将手压在自己胸口上,常富波起身走过去,将陈仁辛扶在沙发上坐下来。陈仁辛在儿子三岁那年与妻子离婚,当然责任在他。前妻当时在乡里当民办教师,他已从公社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他与办公室的彭竹芳由相识到相爱,他便找了一个借口与前妻离了婚,儿子归了前妻。前妻在儿子读中学后才与同校的一位老师结婚,他这一生中,觉得最内疚的是对婚姻的处理不慎,不仅伤害前妻,也伤害了儿子。

  “陈院长,对不起。”

  “没事,没事,我再去做做儿子的工作,他不退我退,我这一生最感到内疚的是对不起儿子,没照顾过他一天。”陈仁辛说到儿子不由潸然泪下,常富波见状,忙掏出一包餐巾纸,抽出一张递给陈仁辛。

  常富波不知怎么劝说陈仁辛才好,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小常,这样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是主管刑事的院长,你与小梅商量着办吧,有什么事,如果需我出面去协调或需由我来担担子的你尽管说。”

  “陈院长,我对不起您,这件事早就应该跟您汇报,因为对您的不信任,一直……”

  陈仁辛摆摆手,说:“别说了,这个社会太复杂了,有些事不得不防一下,谁知道蒋红兵后面会有些什么人?我真的不明白,蒋红兵守着那么大一份产业,却要丧心病狂地去抢劫银行,你们一定要弄清楚,这可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啊。”

  “这样一来,肯定会拖一些时间,政法委和上面会不会……”常富波没有往下说。

  “你去办你的事,其他应付的事由我去敷衍,你抓紧时间。”说着陈仁辛起身。

  “好!”常富波也起了身,他握着陈仁辛的手说,“谢谢您,您给了我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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