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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在地坛学拳练剑

  虽然我妈是“摘帽右派”,我爸也因“右倾”被降职使用,而且他们翻案的大字报就堂堂正正地贴在侨委大院里和王大人胡同的墙上,但在“文革”时不论哪一派的群众都对我爸妈比较同情,没人来抄我们家。也有可能是我家三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我20岁、安弟17岁、安末15岁),又都学过武术,家里还有气枪,没人敢来抄我们的家。所以“文革”对我们来说,还算是比较悠闲平静的。没事时,我就在家里吹笛子,吹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我最喜欢吹的是《长征组歌》。

  印象中我们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一般不参与大人们(哪怕是爹妈们)之间的政治斗争。我们60号大院里的男孩子算起来有20多个,小的才七八岁,就我最大。比我大的都是大学生或者有工作单位了。我们中学生和小学生整天都无所事事,就寻思着哪里有好玩的。一天,叶德阳说地坛有一个姓马的老师傅正在收徒弟、教武术。我们一大帮孩子听了很感兴趣,我马上决定带着大点的孩子去地坛见见这个马老先生。

  我们一帮人前呼后拥地来到地坛,请马老师收我们为徒弟。结果我们七八个比较大的孩子都报了名,学费是每人每月一元。

  那时地坛有很多场子,有练形意拳的,有练八卦掌的,有练太极拳的,也有练长拳的,还有舞剑的,但是经政府注册可以收费授徒的场子并不多。马老师的场子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后来听说他原本是国民党南京监狱的典狱长,是太极拳界有名的拳师。

  马老师叫马月清,约有六七十岁,身材高大,对学生很和气,很懂得因材施教。安弟那时身体不太好,马老师就教他练太极拳,而我已经有很好的武术功底,马老师就教我学一路查拳、二路查拳,一共学了四路查拳。每天早上和下午我们要去两次,一开始练踢腿、下腰、压腿、走台步、打旋风脚,然后学拳。马老师比我当年跟的陈子江老师教学的进度快,但现在想来,跟陈老师学的八极拳基本功很扎实。而马老师是按体委教材教的,主要在于活动筋骨,练习功架。没想到这些工夫却为我后来在西双版纳农场的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打下了基础。

  我学了几套查拳之后,马老师又教我舞剑。不久,我的剑就舞得像模像样了,把那长长的剑穗舞得上下翻飞。后来马老师又教我练棍,我就去土产商店买了一根白蜡树干做的木棍,白蜡棍齐眉高,直径有一寸左右。没过多久,我就能把棍舞得嗡嗡响。后来安弟告诉我,有一次我没在,马老师教训其他弟子说:“你看人家安哥,在地坛东头打旋风脚,地坛西头都能听得见!”应该说,在马老师的众多新老弟子中,我是很受他老人家器重的。

  马老师的场子就这样很是红火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午,马老师说有一个从南方来的拳师,要跟他学两招。“学两招”在行内就是江湖上所谓“比武”或“踢场子的”。那人先给了马老师五元,当是学费,然后他们就来到一片树林里。马老师一上手,就把他“发”出去老远。那人甘拜下风,于是双手抱拳、鞠个躬就走了。

  1967年,地坛是个很清净的地方。每天早上,树林里、围墙边,有咦咿呀呀吊嗓子的。练八卦掌的大爷脱光了膀子,站个骑马蹲裆式,抡着胳膊把大腿拍得“啪——啪——啪”地响,一旦脸上汗水多了,就用双手从大光头的后脑勺往前捋过脸上,似乎用汗水抹脸可以养颜。有时候他们还用前臂去撞树,撞得树干“砰——砰”地响。我曾学着撞了几下,撞得胳膊生疼。还有练形意拳的,他们把平地趟出了直径三米左右的圆的沟;练太极推手的相对而立,四臂相绕像车轮似的转,时疾时徐地“较劲儿”。马老师和贺老头就经常练推手。我们马老师的学生排着队,“唰——唰”地踢腿……

  那时候,政府不许武术老师教技击,所以在那一年的“逍遥”练武的日子里,我没能学得什么防身的绝招,此后打架我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我的人生岁月中,我不仅养成了不时活动活动拳脚的习惯,而且还在我的心灵里,保持了一片清净之地。这可能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在地坛,我们还交了一个朋友,他姓李,是个说河北方言的壮汉。他打的拳很短、很难看,但那套拳却拙而有力。我们院儿的小孩也跟他学了一套拳,叫子母拳。当时和我们一起向老李学拳的还有一位中央乐团的提琴手王学志。

  老李跟我们讲,在他们河北雄县老家,以前每村都请一个拳师带全村的小孩练武,同时还学唱武戏,所以,他们十八般武艺都会。平时就可以看家护院,逢年过节就能上台唱戏。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河北的年轻人以前人人会武术,所以抗战的时候,他们那里的地道战、地雷战才打得那么棒。

  老李还会耍枪。他说,前不久他们厂子里武斗,他抄起棍子从一大帮人中杀出重围。听他讲述,我总是充满好奇,却丝毫没有想参与的欲望,正如我后来做了记者一样。这辈子我都是好奇的旁观者。我只是希望在自己的手上,有样看家的“玩艺儿”。

  那时候在北京住楼房的还不多,我们60号大院外有一帮前永康胡同的孩子可能是看我们的楼不顺眼,经常悄悄地来砸我们的奶瓶子,甚至扔石头砸我们的玻璃窗。

  有一天,这帮孩子又来挑衅。冲在前边的孩子手里还抓着两块砖头,我便冲了过去,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我顺着他往上挣的劲,往上一提、脚下一踢。他便飞了起来,仰面朝天摔在地下。我这才知道,刚才下意识的动作是平常练太极推手的效果。只见他爬起来带着他们的人,边走边骂骂咧咧地说:“XXXX!今儿晚上你们等着瞧!”

  我知道这帮孩子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的头儿我也认识,是个比我大一些的小伙子,他白天上班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晚上能叫来多少人,于是,我就回学校跟班里的同学说:今天晚上有人要跟我们院儿打架。那时我们班的同学不论什么家庭出身的,都很团结。结果那天晚上,我们班的同学只要家住得近的全来了,有一二十个呢。连那位曾因为骂我的好朋友王开平“狗崽子”,我跟他对骂的同学也来了。

  这天傍晚,我妈从饭堂打来两盆包子,慰劳我的同学们。

  天黑以后,刘安阳就翻墙出去侦察胡同里的情况,我让院里的小孩子在各个阳台上准备了石头,大点的分别埋伏在灰楼和黄楼的楼梯口和煤堆的后边。我站在院子中间,提着一根白蜡棍等着,要跟他们决战。可是,始终没见动静,等到十点来钟,他们还没来。可能他们发现我们来了很多人而畏缩了吧。正好我们同学中有人带来北京市的治安布告,我们就到对面的胡同里贴。后来还认出一两个孩子来,我们把他们拉出来警告了一顿。以后他们再也没敢来惹事儿了。

  那天晚上,院里的大人都没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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