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24)

二十四

　　那时中国高等级的公路还很少，而北京的公路都是战备公路，很宽，路两边种着高大的白杨树，公路上可以跑汽车也允许跑马车。北京郊区人民公社的大马车有不少是套着两三匹高头大洋马的。那些大洋马像杂技团里的一样，走起来昂首挺胸，四个像饭盆大的蹄子前后翻飞，喀喀作响，可帅了。我背着相机，身后还挎了一支气枪，骑着跟了我五六年的飞鸽牌。路上车少的时候我就大撒把，两手腾出来吹笛子，那烤蓝色的飞鸽牌自行车就像长在我腿上一样。就这样我一路吹着笛子，骑行了好几十公里，来到南口山脚下。

　　我们爬山时已是下午，塞北的风沙迎面吹来，而且越刮越大，车也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车往上爬。爬了很久，却始终没见到八达岭长城。直到天快黑了，也不知道我们究竟离长城还有多远，最后，还是没有爬上长城就下来了。看来我们就不是当好汉的料。下山途中，我们找到我的初中同学陈国俊上学的铁路中专学校，我们就在他那里住了一晚。与陈国俊久别重逢，他告诉我，他是学电气机车的，正在等分配。中国只有宝成铁路有一段电气化铁路。他在“大串联”的时候去看过。那里已经“积累”了大批大学生和中专生“人才”，他们都无所事事，整天拿着根长棍，在山洞隧道里巡视，把电线上结的冰柱子给捅下来。他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

　　1967年，各种各样的热闹我已经看腻了，开始迷上冲洗照片。我到旧货商店里掏来凸透镜、铁管和木板，用家里的一个破暖瓶的铁壳攒了一个放大机；又到东四大街的照相馆买相纸的边角料，那里还有像到商店打酱油一样论斤卖的显影药和定影药。没有放大镜头，我就把相机后盖打开，把快门用橡皮筋固定在B门，然后把相机固定在放大机上，就可以把照相机的镜头当作放大镜头用了。就这样，我在家里放大在大串联时照的相片和我们家的老照片。好在我爸有个好习惯，我家的所有底片他都放在一个布袋子里保存着。由于北京的气候干燥，底片都没有发霉。我把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几乎都挑着放了一遍。我是随时准备可能分配工作或者去当兵，将要离开家，远走高飞了，身边得带上一本我家的相册。

　　自己能放相了以后，我照相的瘾头更大了。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天安门广场夹道欢迎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我们班在天安门前排好队以后，带队的军代表见我带着照相机，就安排我站在最前排。我瞄好了距离，对好了光圈和速度，紧张地等待着。终于，迎宾的车队来了，同学们都挥舞起了两国的小国旗。有节奏地欢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怕旁边同学的小旗挡了我的镜头，于是，我就稍微蹲下一些，从镜头里瞄到天安门广场中间的国旗正好在背景里，在贵宾的车经过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只觉得，在那一瞬间，离我最近的周恩来总理还把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向我挥动了一下。我拍了一张以后，就下意识地跟着车飞跑起来，想再接着拍。只听得身后有人大吼一声：“站住！”我吓得立即停住了脚步。但手中还是不停地对着总理的背影又拍了两张。第二天，我放出照片以后，拿给同学和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们看，大家都说我的照片比新华社记者拍得棒。有人还拿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把那头版头条的大照片和我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

　　后来，我还在“十一”国庆节的夜晚，在天安门广场拍了放礼花的照片，也挺漂亮的。我自认为是个当摄影记者的料，没想到12年以后，我还真的当上了国家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不过，我12年后的摄影观念与当年已经大不一样了。

　　大约在夏天，我莫名其妙就被大家推选当了班里“复课闹革命”的领导成员。其实，我只是帮着跑跑龙套。

　　我们组织过对原班主任的批判会。我们高三的同学已经20岁了，不会像低年级同学那样动粗。虽然我们开会前还仔细准备了提纲，但是，会还是开得时断时续。冷场时，有同学猛敲惊堂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有一个叫刘建南的同学，他是我们班上长得最帅的，高鼻梁、大眼睛、白皮肤，像个外国人。他的父母都是老教师。“文革”前，他每次到我家，一进门，见我父亲就是一个直角的大鞠躬，大声叫：“伯父好！”然后又对着我母亲一个大鞠躬，叫：“伯母好！”在大院里，我们都管长辈叫叔叔阿姨的，我妈就说，“哎呀，这孩子真懂礼貌。”我们俩还一起练过双杠、单杠和在沙坑里练前空翻。有一次，我还被摔成了“椎间盘突出”，是我们班长侯红军找到一个酱油厂的工人免费帮我捏好的。刘建南有个绝招——吹口哨，苏联歌曲吹得特别好听。他吹口哨时嘴不动，有一次我们上公共汽车，他吹起了口哨，车上的人都不知是从谁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看着大家东张西望地寻找声源，他仍得意洋洋地吹。

　　可能是大家看刘建南比较自由化一点，还是他惹了什么事，我也忘了，反正班里开了一次“帮助”他的会。这天大家用课桌围成一圈，刘建南坐在中间，说着说着他把椅子往后一靠，跷起二郎腿，嘴里蹦出一句：“×，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

　　批判会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后来，当大家开始找工作了，同学们互相告别时，大家不无感触地说：“还是刘建南说得对，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如今又过了40年，我更觉得世间没有一个大傻B，就像世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样。当然也有人不时犯傻，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权力过剩、金钱过剩的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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