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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嗯,办得好。”包仁杰说,“那丁时武他们说没说他们见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说不清。”王仲平说,“当时黑灯瞎火的,那些人全身黑衣、蒙面,只知道他们厉害,身手不凡,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哦,他们还说那个保镖先见到的年长妇女后来根本没见着,怀疑是男性化装的假女人。如果真是那样,那伙人的准备是很充分的、周密的,而且对丁时武那样的恶人了如指掌,什么情况都知道。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个情报网络,信息怎么那么灵通?”

  “那伙人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包仁杰说,“我们调查组也分析过,但眼下还顾不上他们。你的看法有道理,他们自我标榜是主持正义、惩治恶人,但手段是非法的,况且他们无权处置任何人。你刚才说,他们对丁时武的口供录了音,没见那录音带吧?”

  “没有。”王仲平说,“我也想过,他们录音干什么呢?未必是用来揭发丁时武?或者是用来证明他们惩治丁时武是对的?那录音带又交给谁呢?”

  “我想说点肤浅的看法。”葛修明说。

  “你说吧,”包仁杰说,“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想法或意见都可以说说。”

  “那我就班门弄斧了。”葛修明说,“那伙人惩治的对象正是百姓们所痛恨的,有些举报无门或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人可能把情况反映给了他们,所以他们的信息灵通。至于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他们一定有巧妙的办法,包括保护弱势的举报人。古人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尽管他们手段非法、残忍,但处置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百姓们觉得痛快、解恨,当然就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而绝不会去帮助那些贪官、恶霸。这就令我们侦查他们非常困难,我看不会有人举报他们的。如果当地的党委、政府多干些安民、富民的事,让老百姓过上舒心的日子,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以暴制暴的恶性事件。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当地的党组织和政府。

  其次,从表面看那伙人打击的对象和我们的倡廉肃贪、打黑除恶是一致的,但目的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是为了报复、图痛快而不择手段,我们则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帮助人、挽救人,化解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因此他们只要看准了对象,便行动迅速、坚决果断、毫不留情。所以,我们也得加快步伐,该管该抓的尽快办理,这也是一种保护措施。我看胡连升要不是被王局长及时抓获,他如果继续在清宁县待下去,就很可能成为那伙人的惩治目标,怕也活不成的。”

  “听你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人,”王仲平说,“就是杜仲坪乡派出所所长胡大暑,据说他是大暑那天出生的。他自称是胡连升的本家侄子,便狗仗人势胡作非为,当地老百姓都称他为大鼠。他欺压百姓,在公路上设卡收费,还把唐书记关了一天一夜。他曾被双开、判刑,唐书记走了后,他立即被放了出来,恢复了原职,便更加大胆起来。可在‘5?9’枪杀案后他收敛了,当地老百姓故意散布舆论说杜仲坪乡下一个该杀的是胡大暑,他便经常待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不出门,或者邀几个人打麻将不敢单独行动,什么事也不管了。他以前经常嫖娼,自那以后每天晚上不敢出门,有时还要民警给他守卫,他老婆讥讽说,要感谢那吓住他的人,弄得他尴尬难受。这说明那些人的作为对胡大暑那样的人有震慑作用。”]

  “对。”葛修明接着说,“我要说的另一点是,那伙人标榜自己是主持正义的,署了个什么正义公司,那么他们会不会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跟他们认为是主持正义的党、政机关联系?比如说这次他们对丁时武的录音,录下了村霸和黑打手的罪行,可能用来证明他们的惩治是对的,也就是正义的;也可能把录音带提供给主持正义的单位和领导,作为办案的依据或参考,说不定会送给我们调查组的。他们虽然有侠义行为,但终究是不法之徒。唉,对他们可真是一言难尽呀!”

  葛修明的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一个孩子和鲍威的谈话声。鲍威警惕性高,不离包仁杰左右。刚才他见一个小孩在门口晃悠,便到门外看看。这是一幢三层的筒子楼,调查组包住二楼,门外是走道。那孩子见了鲍威便问:“叔叔,这儿是调查组吗?”

  鲍威没有直接回答,蹲下说:“啊,小朋友,你想找谁呀?”

  “我找调查组,这儿是不是调查组呀?”

  鲍威仍不愿意直接回答,又问:“你有什么事吗?是不是想找哪个阿姨或者爷爷、奶奶?”

  孩子不耐烦了,提高声音说:“你不是个好叔叔,我就找调查组,有个包书记的调查组!”

  室内的人都听到了,包仁杰立即走到门口用双手撑在膝盖上,躬身看着孩子问:“好孩子,你找调查组?”

  “嗯,”孩子点点头。

  “那,你有什么事吗?”

  “你先告诉我是不是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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