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耐人寻味的却是汪康年的态度。一方面，他提议由报馆集资，待戊戌年会试过后，公费送梁启超出洋；另一方面，他又并无强留梁启超的意思，以至于好友邹代钧如此责问他：“他到底跟你说了个什么缘故，你反而想让他赶紧离开?”
邹代钧等馆外之人当然不了解馆内之事。自广东探亲回来的梁启超已经不是最初与汪康年通力筹办《时务报》的梁启超了。广东之行，康有为交给了梁启超一项重任：竭力将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媒体——《时务报》康党化。这一康党化，既包括了报馆人事方面的康党化，更包括了刊物内容上的康党化。此时梁启超的背后，闪烁着整个康党的影子。
汪康年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康有为借助梁启超对他，更准确地说是对《时务报》的这种“要挟”，自然不能使之屈服。梁启超的两次“出洋”，对外都以个人夙愿为解释，为了应付这种隐蔽的要挟手段，汪康年干脆抛出公费供梁出洋的言论。至于邹代钧的不解之处，其实恰恰正是汪康年的有苦难言之处，梁启超的种种刁难，康有为及其康党都隐藏在背后，从未正式出面，这种局内人心领神会之事，却根本无法对局外人道及。汪康年此时已经聘请了同样具有大手笔的章太炎为报纸撰稿，预留好了退路，面对康党的步步紧逼，自然会有干脆放弃梁启超的念头。
汪康年虽然无意挽留梁启超，但梁启超也绝非真的要走。在一些局外人的“思想工作”下，梁启超顺着台阶下溜，谢绝了伍廷芳的邀请。
入了康有为的“法眼”，《时务报》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命中注定永无宁日。
康门“五火金刚”之一的麦孟华进入报馆之后，梁启超又试图引入另一位师弟龙积之，康门的其他骨干如徐勤、康广仁等也都在1897年年初相继来到上海。康党云集，报馆中的气氛转向压抑。3月13日，终于发生了康门弟子自坚门户，挥拳殴打章太炎之事。遭到殴打的章太炎退出报馆，返回浙江，自办《经世报》，与《时务报》分庭抗礼。康门弟子之所以殴打章太炎，章太炎鄙薄康门的伪学术固然是重要诱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在于：章太炎是汪康年高薪聘请来抗衡梁启超辞职威胁的备用主笔，属于“铁杆的汪系”。
此事影响极坏，此后外界开始有了《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的传言，康党埘报馆的渗透终于公开化了。
6、梁启超“逼宫”
1897年夏天，一直嚷嚷着要走的梁启超终于离开时务报馆，前往湖南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此次离开，除了湖南方面的盛邀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此时，已有不少康门弟子顺利进入了《时务报》，康党在报馆已经站稳脚跟。对康党而言，梁启超是否继续留在馆内，已经不再重要。
虽然汪康年此前曾经希望梁启超赶紧离开报馆，但势易时移，康党渗透报馆已成定局，所以汪康年此时反而又不希望梁肩超离开了，毕竟梁启超的文章是报馆最有号召力的一面招牌。但梁启超准备赴湘开辟一番新事业，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汪康年自然无力阻止，只好随他去了。
临行之际，梁启超致信汪康年，交代他办两件事情，很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一是要求《时务报》为大同译书局(康党集资创办的官方出版机构)将来印刷出版的各种书籍刊登广告；二是要求将由汪诒年经管的不缠足会(此会是当时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学会)事务移交给康广仁，让其“代为分劳”。
渗透完报纸，又张口索要学会，康党可谓得寸进尺。尽管如此，此时的汪、梁仍未彻底决裂。12月份，梁启超还在给汪康年的书信中谈及“东南半壁自立”以及派人秘密前往日本联络孙中山等机密要事，可见双方仍以同志相待。
但到了戊戌年(1898年)2月，汪、梁终于彻底反目。2月21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声明决裂。梁启超此信对汪康年的指控要点无非有三点：1、《时务报》是由众股东集资创办的，汪康年却对报馆大权独揽，遇事专断，视报刊为自家产业，令梁启超感觉有如雇工；2、报馆内部汪氏一系刘康有为的鄙视、排斥，令身为康门弟子的梁肩超十分难堪；3、指责汪康年经营不善，一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竟然会出现亏空。
梁启超的这些指责不能说是凭空捏造，但要说有理却也并不尽然。汪康年大权独揽是实，但《时务报》的创办他出力最多，将报视同生命也是事实；至于梁启超所说的自己感觉有如雇工则当属夸大之词。报馆汪系对康党的排斥，自然更和康党对报馆步步紧逼的渗透有关；报馆的亏空，则与《时务报》对报界后起之秀的扶植以及创办其他学会、刊物有关，绝非经营不善所致。
梁启超如此猛烈地指责汪康年，其实是在代表康党和汪康年摊牌。梁启超在信中极力“劝说”汪康年辞职：“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梁启超及其背后康党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汪康年辞职，梁启超接任。写这封信的时候，梁启超颇有些有恃无恐、成竹在胸的架势。所谓有恃无恐，是指梁启超此时已经成功说服聚集在湖南的诸位报馆董事逼迫汪康年交出刊物管理权，由他接办；所谓的成竹在胸，则是指梁启超已经四方联络活动做好了接班、重组《时务报》的准备工作，即便万一汪康年拒不辞职，他也准备另办新报，新报的名字都已拟定，就叫作《新时务报》。
梁启超之所以会如此气势汹汹地“逼宫”上海，胁迫汪康年“禅位”，其实和汪康年在梁启超离开报馆之后对康党日渐严重的抗拒态度有关。赴湘之后，梁启超并未如约按期将稿件寄往上海，前后仅仅寄出的三篇文章不过是序言，其中两篇还是为康党官方出版机构大同泽书局所出版的书籍所写，大有借《时务报》为康党做广告的嫌疑。汪康年自然甚为恼怒，所以梁启超临走时交代他为大同译书局出版的书籍打广告的事情，他一直拖延不办，最后广告登出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居然只有目录介绍，没有书名。这恐怕也是千古未有的一则奇特广告了。对此，康党甚为愤怒。
梁启超人在湖南，但却仍然挂着《时务报》主笔的头衔。汪康年对梁启超长期以来挂名而不交稿的行为忍耐已久，于是干脆另外聘请郑孝胥来做刊物的总主笔，将梁启超的主笔衔更改为正主笔。郑孝胥的笔力不逮梁启超，汪康年遂将以前由梁启超主笔的“论说”专栏改为选登外来文字的栏目，由郑孝胥负责筛选稿件。也就是说，汪康年开始有意将梁启超在报馆内部的地位边缘化。这显然不是梁启超以及他背后的康党所愿意看到的局面。
于是就有了梁启超的“二月逼宫”。
不过，康党未免有些过于乐观了。虽然聚集在湖南的报馆董事一致要求汪康年辞职，但《时务报》的股东并不单单只有湖南维新士人，还有湖北和浙江维新士人的参与。汪康年籍贯浙江，又长期任职于张之洞幕府，湖北、浙江都可谓是他的本家，所以他也绝非孤家寡人。湘、鄂、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