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拿一份根本就没有呈递的上书大肆宣传，这分明就是一则虚假广告。
广告中所谓的美国公使，康有为后来在其《汗漫舫诗集》中再次不无自豪地提到，但却真假难辨：“东事战败，连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日《公车上书记》。”“三千人”的虚张声势也还罢了，所谓的“刻遍天下”却未免太过浮夸。
此书在上海并没有获得预期中的轰动效应，仅仅过了50多天，《申报》又登出了如下一则广告：
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
本坊前售都门友人石印此书。因存数尚多，兹从七月十一日起减价发兑：每大本大洋四分，每小本大洋二分。要者请即取购。
此布
四马路古香阁告白
康有为的大作，已经缩水十倍，沦为特价书了。《上书记》的销量不佳，也使康有为此后其他著作的出版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据康、梁书信可知，古香阁即曾拒绝为康党继续印刷大本著作，理由则是：“自强学会败后，《公车上书记》已不能销，恐此书亦不能销。”
《上书记》的出版虽未能获得预期的激烈反响，但却给康党提供了一条利用媒体宣传其政治主张、提升其政治影响的新路。同年，康有为又两次在京上书皇帝，康党亦将其历次上书集中编纂，在上海再次刊行了一本《南海先生四上书记》。
连续的宣传攻势，终于使康有为得以声名远播，他日后“维新派领袖”的地位也初现端倪。但也正是因为初尝媒体宣传的甜头，才有了康党随后的不择手段夺权《时务报》。
5、汪、梁决裂种种
《时务报》创办于1896年，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改革派报纸。报馆经理是出自浙江书香门第的汪康年，主笔一度是梁启超。
梁启超与汪康年早年同在石星巢门下读书，算得上师兄弟。《时务报》不断发展壮大，寂寂无名的梁启超凭着自己的一支生花妙笔，以《时务报》为阵地，在当日的维新圈子里打响了自己的名号。报纸因梁启超而畅销，梁启超因报纸而出名，本是皆大欢喜之事，但梁肩超最终却成了康党夺权《时务报》的重要工具。
《时务报》创刊伊始，康有为就有干涉的企图，他致信梁启超，要求报纸使用康党宣扬的孔子纪年，即“孔子卒后××年”。这一举动极为敏感，皇权社会从来都是用皇帝的年号来纪年的，这是尊崇皇权的基本准则之一，康党提倡孔子纪年，颇有取消皇帝权威的嫌疑。康有为的这一提议，无疑会将《时务报》扼杀在襁褓之中。再者，汪康年本身就对康有为的那套伪学说相当反感，根本不可能让他来干涉，加上梁启超此时尚未打出名声，在报馆内缺乏话语权，所以康有为的荒唐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时务报》一炮走红之后，康党门人也紧急跟进，准备在澳门创设一份《广时务报》，并力邀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于是向报馆请假，返回广东“探亲”，积极参与新报的筹划工作。其问，他曾致信汪康年，想让《广时务报》“依附《时务报》自立”。据梁启超的描述，《广时务报》的刊名含有推广《时务报》和广东地区的《时务报》之意，内容则是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梁启超的本家在万木草堂，他对《广时务报》的支持自然义不容辞，汪康年大概也碍于梁的面子，同意了他的提议。但汪康年对《广时务报》的公开支持却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如谭嗣同就担心两报粘连成一片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反倒不如表面上毫无瓜葛，私下里再暗通声气，貌离神合，来他个狡兔三窟。
谭嗣同是从当时的舆论大局考虑问题，但康党显然不会做如此想。康党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占领舆论阵地，扩大舆论宣传，将自己的政治理念推销出去。虽然最后《广时务报》不得不更名为《知新报》，但仍不免与《时务报》粘连一片，不但《知新报》的销售主要依附于《时务报》，其上海分馆干脆就设在时务报馆之内。
梁启超此次返回广东探亲，其实正是日后汪、梁反目的起点。梁启超离开上海时曾约定40日返回，并为了不误报期而答应寄文章回沪。但到了广州之后，梁启超不仅没有文章寄回上海，返回上海的日期也一再推迟。对误报期之事梁启超后来解释为忙于筹划《广时务报》，实在没有时间，脱不了身，但联系这一阶段，康党急欲攀附《时务报》推广自己的“官方刊物”，汪康年又对康党素无好感，误报期的怠工和迟迟不归，恐怕不无要挟汪康年之意。康党此时已有借助梁启超渗透《时务报》的计划，如梁启超没有按约寄文章，回上海，但却向汪康年推荐自己同门麦孟华的文章，即是为日后将麦孟华引入报馆作铺垫。
康党的这一用心，汪康年想必也有洞察，对康党的“要求”，碍于梁启超的面子，汪虽半推半就，但仍不能令康党满意。所以，随后就发生了黄遵宪调梁肩超出洋的事情。
该年10月，黄遵宪被任命为清廷驻德使臣。他随后致电湖北，要求调梁启超等人作为随员，一同赴德。梁启超对于《时务报》的分量众所周知，黄遵宪此举分叫有釜底抽薪之嫌。所以，黄氏此举立刻招来非议一片，维新人士纷纷指责他居心不良。
然而，黄遵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却并非出自本意。10月30日，梁启超曾给汪康年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香港中文报纸上说公度(黄遵宪)被任命为英国公使，此事是否确切?昨天发了一封电报，想请你转发给京城，内容是希望充当公度出洋的随员，想必你已经代为转发了。”
11月4日，梁启超又写信给汪康年：“听说公度出使英国，是否确切?前面嘱咐你转发京城的那份电报，想必已经发出。小弟久蓄远游之志，出洋之后，也会继续为报馆撰写文章，不会再像前次言而无信。”
可见，黄遵宪之所以调梁启超出洋，并非有意挖《时务报》的墙脚，而实属梁启超的自荐。
而梁启超的自荐电报不直接派发给黄遵宪，却要通过汪康年代转，则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第二封信里对汪康年的解释也纯属多余。汪康年也显然不会相信他的承诺，返粤探亲，梁启超已经爽约文稿，何况出洋之后，千里迢迢。梁启超如此说，不过是为了粉饰，其幕后“黑手”则关系到整个康党对《时务报》的“渗透大业”。
说到底，还是那两个字：要挟。
事情的发展颇具戏剧性。由于德国方面拒绝接受黄遵宪，梁启超出洋也成了泡影。11月下旬，梁启超带着同门师弟麦孟华自广东返回上海，麦孟华随即进入《时务报》。
梁启超是康党渗透《时务报》的唯一途径，所以围绕着梁启超，再起事端是必然之事。于是很快伍廷芳又故伎重演，邀请梁启超出洋。
梁启超准备离开引起了许多关心《时务报》前途的人的恐慌，为了留住梁启超，除了苦口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