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走向民主的挫折
作者：曾纪鑫
1月13日，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受孙中山委托起草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宋教仁力主责任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政令，须经内阁附署，明确限制总统权力。不久，又以《鄂州约法》、《临时政府组织法》为基础，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公布。
表面看来，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可以有效地控制他所认为的“其人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袁世凯，但其内里隐藏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误区与罅漏：内阁之权如何得到社会力量的保障?如果手握军权的袁世凯干脆将其一脚踢开，以武力解散内阁，看似设计完美的民主政体，又将走向何方?
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旦确立，革命党人无不以为中国民主建设大功告成。
孙中山表示卸任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实业建设，黄兴常对人言“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两人皆不再汲汲于功名权力之争。1912年9月16日，孙中山、黄兴又与袁世凯协商，就民主共和政体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国会与政党的地位，军队国家化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制定了八项(《政治纲领》。袁世凯表现出的开明通达，令一直有着防范心理的孙中山与黄兴相当满意。该做的似乎都做了，于是，他们也就放心乐意地将国事完全交给了袁世凯。然后，孙中山开办了一家铁路总公司，准备实现他花十年时间修20万里铁路的诺言·，黄兴则辞去南京留守，交出兵权，解甲归田。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为国事呼号奔走，以达“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之理想。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议会政治，而议会政治的重心在于政党制衡，因此宋教仁将组织政党视为民主共和的头等大事。原来的同盟会属秘密武装暴动的革命会党，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宋教仁决心“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其改组为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暗处走到阳光之下，“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早在1901年，清廷迫于各种压力，曾推行立宪新政，并颁发了一道开放党禁的谕旨，为立宪党人的公开活动提供了政策保证。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党，自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所谓朋党。国人对历史上那些土生土长的党派、帮派并无好感，常以“朋比为奸”、“结党营私”以蔽之，而对西方民主体制中政党的认识，也是通过与朋党的比较逐渐形成：“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也；朋党也，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
有了清末十年开放党禁的立宪基础，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初年，在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刺激与促进下，出现了一股组党、建党高潮。一时间政党林立，派系纷呈，活动频繁。正如时人所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11年武昌首义至1914年国会解散的四年时间里，全国公开活动的各种会党多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为312个。除同盟会外，当时主要的议会型政党还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社会党、中华进步党等。
面对党派过多、混乱纷立的局面，宋教仁认为这并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造成两大党对峙局面。才“合于共和立宪国原则”。于是宋教仁决心建立一个在议会中占优势的政党，控制多数席位，将实权揽在手中，以制衡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而且将责任内阁制曲解为总统集权制的袁世凯。在他积极而艰苦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联合，将他们整合为一个新党——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讲：“全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9月3日，孙中山被推选为国民党理事长，此时的他，虽不能说完全厌倦政治，但至少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了。因此，他坚决辞去国民党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
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兴趣与着眼点，全在实际政治。作为国民党的实际党魁，他在武汉的一次演讲中曾慷慨激昂地说道：“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奋斗方式的选择上，宋教仁将选举视为一剂灵丹妙药：“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
其实，约法也好，选举也罢，都是信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革命党人所制订的一厢情愿的“游戏规则”。它们在世故圆滑的袁世凯眼里，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虚幻之物。高兴了，就拿这些规则往自己脸上“贴金”，不高兴了，便置之不理。
我们审视当年的民主改革进程，只要稍稍抱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就觉得体制“因人而宜”的临时更改，显得相当草率。做得极不严肃。制度应该是对事不对人，不能说对孙中山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总统负责制，而对袁世凯就要约束架空。对此，袁世凯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后在执政过程中，袁世凯每发一议、每出一令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附署，这使他感到处处掣肘、极为不满。因此，尽管内阁总理唐绍仪与袁世凯有过“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也是袁世凯当初认可的最佳人选，结果两人很快反目为仇。唐绍仪被迫出走天津，旋即正式辞职，第一任内阁仅三个月便在袁世凯的强力压制下垮台。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也是洞若观火。在与杨度的一次谈话中，袁世凯说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多了”。为摆脱日益困窘的境地，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撒手锏——收买。他先是许愿，要让宋教仁当总理，孰料“不恋权位，只重政见”的宋教仁坚辞不就。当然，为了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宋教仁并非不愿任职，只是总理之位，必须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选举，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名正言顺地得之。封官许愿不成，袁世凯又施以物质金钱腐蚀，特地召见宋教仁，赠送价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后又托人赠以高达50万元可随意支取的存折一份。对此，宋教仁表现得光明磊落，全部退回不受。
收买不成，宋教仁在袁世凯眼里便成了专与他过不去的政敌、异己与障碍。谭人凤曾言：“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推宋教仁。”
1912年10月15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回乡省亲。虽置身于陶渊明笔下那宁静澄澈的境地，而外部世界的喧嚣，却不时搅扰、打乱他的心绪。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