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走向民主的挫折
作者：曾纪鑫
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始，宋教仁的声望便不断上升，地位日益突出，“在当时实是国父的左右手，党中有名的健将”。
由于认识、性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加之反清起义多次失败，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相互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分歧。对宋教仁来说，主要是思想见解与孙中山有着一定的出入。鉴于同盟会倾全力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惨遭失败的事实，宋教仁痛定思痛，不断反思，于1910年提出了调整、变更反清计划的建议，这便是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天下，中策是设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长江流域各省同时举事，然后北伐，下策即在云南、两广、东北等地起义，占据边远地区，再图发展。下策屡次损兵折将事业无成，上策难度最大一时无从下手，唯有中策最为切实可行。为此，他提议道：“发难宜居中，不宜偏僻；战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区宜缩小，不宜扩大。”谭人凤、陈其美等同盟会主要领导及多数会员纷纷支持这一倡议，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宋教仁当选为总务干事，分掌文事部。
宋教仁及时调整起义方略，为推翻清朝统治带来了新的转机。时值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他抓住这一有利机会，迅速派遣同盟会中部总会要员前往长江流域八省设立分会，各分会皆受上海总部指挥，以连成一气，协同发展。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长江流域八省各分会机关相继成立，在筹划具体行动方案时，宋教仁将武汉列为重中之重。他的目光，放在了早有革命思想的新军身上，促请谭人凤前往武昌，力劝共进会、文学社两派合并，相辅而行，伺机发动武装起义。
事实证明，正是同盟会中部及各地分会的成立与推进，才促成了武昌首义的爆发与长江流域各省的迅速响应，然后波及全国各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
叁
武昌首义爆发时，同盟会主要领导没有一人身在武汉——孙中山在海外，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举义仓促，群龙无首，革命党人只有临时推举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没有及时赶往武汉，宋教仁追悔莫及，引为终生遗憾。谭人凤也因此而将一些始料不及的祸事怪罪于他：“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宋教仁字)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谭人凤之言虽有夸大其辞之嫌，但武昌首义爆发之时，倘若宋教仁在场，就不会有黎元洪极不情愿之“出山”，倒也是实情。此后，宋教仁为将黎元洪拉下“马”来，简直费尽心机，但也没有成功。比如他组织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推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就是担心武昌成为中央政府，黎元洪成为政府首脑，于同盟会不利，才不得不如此而为，结果这遭到了湖北集团以及在武汉的各省都督府代表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扮演一幕滑稽戏。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里，也没能产生一个全国性的中心机构，给清政府以许多可乘之机，究其主因，当与同盟会不信任湖北军政府，担心黎元洪坐大密不可分。
其实，在起义爆发不到半月里，宋教仁就匆匆赶到了武昌。只是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过便永不再来，好些事情也无法挽回。历史老人有时大方得不着边际，有时又吝啬得不近情理。191 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汉。此时清军逼近，汉口危在旦夕，黄兴一心所系是打退清兵，先立战功，再作其他打算，而宋教仁的着眼点则在“立”，他力主组织中央临时军政府，以取得交战团的合法地位。一番努力没有成功，宋教仁便转向以建设新国家为宗旨的立法活动，以其精湛的法学知识及长期充分的积累准备，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
从(《鄂州约法》的草创，到此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以及民国初期国会的运作，宋教仁都是中心人物，贯穿其中的，便是一个大写的“立”字——创立、树立与建立。
同盟会核心领导成员中，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分歧。黄兴总是以其豁达的胸怀，不计前嫌，弥合裂痕，与孙中山尽可能地在思想上完全认同，行动上步调一致；而宋教仁却怎么也做不到，他也想毫无保留地听命于孙中山，可其内心深处却有另一个声音在拼命地阻止他。辛亥革命前，他们的分歧在于发动反清起义的具体地点，孙中山一直着眼于边远地区，宋教仁则留意于中部长江流域。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国建设迫在眉睫，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立即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总统负责制，而宋教仁则主张法国式的内阁负责制。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这一看法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专制政体刚刚推翻，人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皇帝垮台，而总统又形同虚设，国家一时间极有可能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其实，宋教仁此前也赞成总统制，现在之所以反对总统制、极力主张推行法国式内阁负责制，主要是因人而设，从防范袁世凯的角度出发。南京临时政府就要成立了，孙中山即将当选临时大总统，但这一切都得附加“临时”二字。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议和代表谈判，订立草约五条，其中就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据传黄兴也在一封电文中说“袁能令中国为完全民国，决举为大统领”，而民众渴求和平，以为推翻清政府后，只要战乱平息，汉人中谁当总统都是一样。眼见袁世凯即将坐收渔人之利，对他素无好感的宋教仁决计早为制约之计：“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宋教仁的真实意图不便明说，所以他的提议无人理解响应。另外，因责任内阁制设立总理，宋教仁遭到其他党人反对不说，还被误解为争权夺利，想当总理。
误解也好，反对也罢，宋教仁仍拼全力争取。经过多次反复磋商，他终于说服了孙中山，决定采取内阁制，孙中山就任总统，黄兴咄任国务总理。
临时更改政体模式，宋教仁不得不对取总统制的《鄂州约法》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鄂州约法》已成过去，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则为即将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政务的依据，修改须征得各省代表同意。为此，宋教仁宴请各省代表，发表演说，陈述修改理由。然而应者寥寥。加之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谣言愈传愈盛，《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虽作了一定修改，但只承认增加副总统、国务员的位置，责任内阁制并未出现。
1912年1月1日，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共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