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魂断多伦多
作者：严夕奎
A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到宿舍外面的小院去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胳膊腿。这是一个三百多平方米的小院子，每天天亮以后，大宿舍里的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拥到小院里来。二百多人拥到三百多平方米的小院，说散步只是一种象征罢了。其实，人们都是在做原地式踏步。这两天格外的冷，猎猎的白毛风从北冰洋刮来，像刀子一样从头顶掠过。雪花又密又大，如漫天飞舞的玉色蝴蝶，纷纷扬扬地往地上落，把大地、山冈、湖泊、城市和乡村覆盖上一层又一层的门，温度降到零下二十五摄氏度。人们黑压压地挤满小院，一律地做着原地踏步，脚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大家搓着手，揉着脸，嘴里哈着浓浓的热气，热气粘满了眉毛、胡子。人们脸上毫无表情，都沉默着做自己的功课，绝少听到有人相互交谈的声音。两百多人的脸色一律显露出病态的苍白，每个人都像被抽干力气似的懒洋洋的。
我抬起头，目光越过高高的土色围墙向外望，我看到了围墙外面银色的世界。这里是加拿大国多伦多市的东南郊外，高大的雪松、针松、杉树，一座一座式样别致的建筑，远处逶迤的山脉和山脉中高矗的山冈，它们全被大雪覆盖着。我看着它们，想象山那边闻名世界的安大略湖在冬季里的状态，它的上面一定结满了冰，鱼在冰层下的水底漫游、嬉戏、睡觉或者觅食。郊外的雪原上，土著的加拿大人戴着厚厚的皮帽子，穿着臃肿的棉袄坐在爬犁上，几只肥胖的狗拉着爬犁，悠闲地在雪原上走。这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诗情画意。在每天早晨形同放风的散步中，当我的目光越过高墙远望，同时做着美好想象的时候，才能为自己刻意找回一丝儿欢乐。有时，小院上空会飞过一只鸟，它的翅膀就会引领着我的想象跟它一起飞翔。我就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甚至幼稚可笑的问题，比如：就它一只鸟儿，会不会感到孤独啊?它失恋了吗?它被鸟群抛弃了吗?它这是要飞到哪里去啊?它会不会飞到中国去呢?它能飞越太平洋吗?等等等等。二十分钟以后，保安过来喊我们吃饭。早饭规定的时间是十分钟。每人两片面包，一份牛肉干，一小碟甜面酱和一纸杯兑了水的牛奶。
走进工间的操作台前坐下来，一天的工作就正式开始了。坐在工作台上，做着手里的活儿，整个车间里都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化学气味，闻着这种气味，总让人忍不住要作呕，它熏得人头晕、头痛。我知道，这种气味是从每个人面前塑料桶里的黏合剂中散发出来的。工作台与工作台之间的走道上，两名保安走来走去，像两条狗。他们手里拿着橡皮棍，不时经过每个工人的身后。如果有人怠惰，他们就大声叱骂或者抡起橡皮棍便打。我一边做着手里的活儿，脑子一边不停地转。自从走进这问工场，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中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夏衍先生的《包身工》。而我们这里的工人，就好像那篇文章中的包身工。我们——这间工场的二百多名工人是清一色来自中国本土的青壮年男人，都成了“芦柴棒”。事实上，我们的命运还不如中国旧社会的那些包身工，我们比那些“芦柴棒”更没有人权和自由，命运比他们更惨。
前天下午，工场里又有两名工友倒在工作台上。保安用对讲机跟外面叽咕一番后，从外面抬进来两副担架，把那两个人抬出工间。说是去治疗，其实，他们已经咽了气，死了。其中之一的王永春，在工作上是我的邻居，就在我身边。他倒下后，保安过来斥骂，见他不起来，就抡起橡皮棍打他。他还不动。保安揪起他的头发，扳过脸来看，王永春紧紧地闭着眼睛。保安伸手去他鼻子上试了试，小声嘀咕一句：“没气啦。”我清晰地听到了保安的话。自从我进了这间工场，总是隔三差五地看到有人被担架抬出去。我来有半年多了，一直和王永春为邻。王永春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叫王金辉，来这间工场比我早，已经两年了。我刚来时，这里的内幕还是他偷偷地告诉我的。王金辉的家在福建永春县，在这里，你来自哪里，就叫你什么名儿，比如我，姓单，来自中国厦门，保安就喊我单厦门。我知道，抬出去两个人，这里又要补充新人了。
上午十点多钟，工场的大铁门开了，一个西装革履、打着大红金利来领带的精瘦男人领着两个人走进工场。他把两个保安拉到一边嘀咕了一阵，我看到保安不住地对他点头。之后，精瘦男人回到那两人跟前说：“就是这里。好好干，时间不会太长，你们就要发财啦。”说着，他还朝其中一个人的肩头拍两拍。我看见那人对瘦男人一边笑一边点头道谢。两分钟后，瘦男人离开工场，大铁门随之“咣”的一声关上了。保安带着刚刚被瘦男人巴掌拍过的那个人来到我身边，指着王永春的工作台对他说：“你就在这里。刚来，不会做，就跟他多学学。”说着保安拍了拍我的右肩，“哎，单厦门，头几天你就教教他。”新来的人对我十分友好地点点头，用一口安徽普通话说：“谢谢你，师傅，请多关照。”
接着，他告诉我，他姓姚，叫姚棋，来自安徽凤阳。按照这里的惯例，他来自安徽凤阳，姓姚，人们就会喊他姚风阳。但这间工场里，在姚棋之前还没有安徽人，故而大家便叫他姚安徽。
姚安徽三十出头，身高大约一米七二，不胖不瘦，给人的印象有几分英俊。刚进来，他不知底细，跟捡了多大便宜似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看着他类乎幼稚的快乐，我心里有几分替他难过。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话：人家把你(骗)卖了，你还替人家点钞票。想想，我们这间工场所有的工人，谁不是应了这句中国俗话呢?我不也是吗?刚来时，谁都跟姚安徽一样，仿佛一个从没有上过班的人突然找到了工作，欣喜若狂。我想像当年的王永春一样，把内幕告诉姚棋，但是，在这里，上班是不准交头接耳的，更不能说这里的坏话，否则被保安发现了，他是会给你苦头吃的。我想：有机会慢慢告诉他吧。再者，时间一长，他自己自然就会知道了。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姚安徽告诉我，“我来多伦多几个月了，从来也没有找到过这样一间工场。这里全都是我们中国人，到这里，真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见他一脸的灿烂，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别的不说，他能心甘情愿地进这家工场，进来后还一派心满意足的样子就说明了。吃午饭时，我忍不住问姚安徽是怎么来到多伦多的。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淘金呗。”他是一个坦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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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出生山乡的姚棋从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所在的县政府当秘书、在秘书岗位上一干五年，许多学历不如他，工作不如他的人纷纷升了科长、副科，有的还调到别的局当子局长副局长，他依然埋头当他的小秘书、过去的同事——如今升了官的科长们谁都可以对他发号施令，吆五喝六。一气之下，他辞掉工作下海经商。姚棋说：“我出身农村，搞歪门邪道脑子总也没有那些城里人好使，再加上无后台无靠山无金钱搞关系铺路子的三无背景，干一辈子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不如自己去打拼一番事业。”姚棋停薪留职，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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