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红都女皇”事件真相
作者：张 颖
两人的谈话又开始了。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你长期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你也为此作出过很大的贡献，这些都是我非常想了解的内容，我相信这都是非常有趣的。”
江青得意地说：“今晚能否谈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
这时江青站起身来，走近那张长方桌。那桌上原已摆上三张大地图，还有教书用的长木棒。她拿起教棒，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
江青说：“先给你看看全国的形势图，看看三年半解放战争的图，得到一个总的概念，然后给你看看陕北的图，这样就容易理解了。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只有周总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
说到得意处，江青还答应把地图送给维特克。
一直谈到晚上9点，吃晚饭时，维特克问：“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说：“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他欺侮我。”
维特克惊讶地说：“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道：“有一次我弄了点儿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做出钦佩的神情：“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江青得意地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晋东南打得一塌糊涂。有一次，我开完会后看了一个文件，总理叫我休息，在人民大会堂。突然间许多人拿着地图等东西进来。郑维山和他那一伙人说，现在我们有权利开枪扫荡。那时两边都有几万人。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当时还不知道。我说，那怎么行，两边都有几万人，不考虑人民的生命财产怎么行？他们说，我们现在宣传没用，要派坦克，挖战壕。我说，我要派比你们更多的军队，但远离现场，在坦克装扩音器。当时总参的副总参谋长也在那里。吴法宪说：‘哎呀，江青同志你也知道怎么打仗呀。’我说：‘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连这点事还不知道？不能开枪。’总理支持我，半夜里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办法很有效。这以前榆次县开枪打起来了，但我不知道，是突然袭击，我1967年9月5日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了。”
维特克说：“你刚才讲的情况对理解你9月5日的讲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
江青：“因为陈伯达的破坏，那次讲话是分好几次讲的。主席当时不在北京，在外地视察。所以他们动员一些人层层包围中南海。”
维特克：“最好能把你的提纲给我，因为我只作了简单的记录。”
江青挥了挥手，道：“我只能大概地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具体日期还要核对。你应对你们的读者负责，所以你要知道年、月、日。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纠正呢，因为我要核对数字，不能让谬误流传。比如说，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
江青强调道：“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维特克一笑：“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
江青说：“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
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捡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儿，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儿？”
江青：“她把那个男孩儿放在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被送到精神病院。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
维特克：“我知道。”
江青：“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贺子珍同志，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贺子珍同志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他们还用‘电疗’治疗。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生活很艰苦，她感到很烦。她在莫斯科说，我是休养来的。但苏联人说，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李讷是我生的，他们都随我的姓。”
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
江青：“是的。她母亲在苏联，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然后找到这个孩子，她不愿意跟她妈妈，愿意跟我们。她早就结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她学自然科学。李讷是你的同行，学历史。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是我当儿子养大的。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我不大清楚。他是造反派，参加过武斗，他还没有结婚。李讷比他大半岁。”
这时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宾主在餐厅坐定后，江青继续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儿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儿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饭桌上的人，尤其是几个女同志，你看我我看你，大感惊愕，老陈不敢抬头看，偶尔用眼睛扫了一下江青：她可是得意非凡，面不改色。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晃晃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嘻皮笑脸走过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嘻笑，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