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初恋的故事
作者：孙方友等
那晚，秋风萧瑟，陶然亭遍地落叶。我如约来到北门那座石桥边，却突然惊见叶子伏在桥栏上啜泣。我问了几句她都不抬头，弄得我心里慌慌的。这时，她猛地仰起脸，用噙满泪水的双眸望着我，声音嘶哑地问：“民哥，别瞒我，你家到底是什么出身？”
我愣了。在那个年代，这实在是敏感问题。
我从小没见过父亲的面，听母亲说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医，级别还挺高的。解放后作为“历史反革命”一直在押，并且没关在北京。我如实把这些情况对叶子讲了。
原来，艺校正在发展团员，叶子是工人家庭，根正苗红，专业条件又好，是团组织的培养对象。但是，我却成了她入团的障碍。年级政治辅导员明确对她讲，要入团可以，必须先和“反动家庭”出身的我划清界限。
此后，我们结束了一切公开交往，在人前装成陌生人一样，但心里却真正恋爱上了。音乐成了我们沟通的暗号。我编了一批二胡短曲，包括“祝你考试顺利”、“今晚老地方见”、“有急事外出”等，曲调只有我们俩熟知。有事时，我在宿舍楼道拉两遍，住在二楼的叶子立刻明了。谁能想到，如今被人称为作曲家的我，第一次作曲竟会是为了初恋。1966年8月7日，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政治辅导员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站着两位民警。民警说，宜民，你母亲抗拒红卫兵“破四旧”被打伤了，已经快不行了，你回家料理后事吧。我像被雷击一般，浑身发颤，疯了似的冲出办公室，回宿舍用二胡狂拉了两句“急事”曲调，便朝自己家奔去。我家的小屋一片狼藉，母亲伤痕累累地斜卧在床上，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我正不知如何是好，门外一个身影哭叫着扑到母亲的床边。竟是叶子赶到了。不知是什么神奇力量的驱使，叶子的哭声使弥留之际的母亲又睁开了眼。我和叶子赶紧围上去，老人挣扎一通，说不出话来，却从怀里摸出一只银手镯，颤抖着戴在了叶子的手腕上。母亲望了叶子片刻，喉咙咕噜一声响便咽了气。叶子悲怆地喊出了一声“妈”！
我俩双双跪在母亲的床前。那年，两人都18岁。
1967年，我们毕业了。大约我和叶子的关系隐藏得比较好，没有影响到她的毕业分配。她被一个部队文艺团体相中，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我的分配比较离奇，说是查出我“反动父母”原籍山西，便把我分配到山西一个偏远山区的县文化馆，搞群众文化工作。离别那天，我俩相约来到陶然亭，在湖边坐了许久，却又相对无言。天各一方已是事实，未来希望更是无从知晓。叶子反复只是一句话：“我等你。”从此一别天涯。
刚到山西那几个月，我还可以和叶子通信，后来状况却急转直下。在小地方我成了被批斗的重点人物。有一阵，我绝望了，以死抗争，但没有成功。后来又把我放到当地一生产队监督劳动。等到我稍有自由时，再给叶子写信，却被退回，信封批注是“地址有误”。几年后，我有机会回了趟北京，却听到了叶子已经结婚的消息。
同学告诉我，我去山西没半年，便传来“宜民畏罪自杀”的消息。叶子哭了几天，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得来的结果仍是我已“畏罪自杀”。
她等了我三年，所在部队的一个连长追求了她三年。最终，在众人的劝说下，她嫁给了那个连长。当我又活着重新出现在北京，有同学把消息告诉她时，她当时就昏倒了，醒来后只是木然地说：“我命苦哇。”
在老同学的安排下，我和叶子见了面，有了第一次的相拥而泣。我让她离婚跟我走，叶子对我说：“民哥，我不能让你再犯‘破坏军婚’罪。我的心永远是你的，你明白就行了。”
悄悄地恢复了通信，但真情却被现实阻隔。1978年，我凭借勤奋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而叶子却随丈夫一起转业回了东北老家。她来信说，她被安排在县蔬菜公司卖菜。
大学四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从东北小县城寄来的包裹或汇款单，我怎样劝说也阻止不了。叶子在信中说：“你没有亲人，权当我是你的亲妹妹，我定会供你完成学业，在音乐天地里施展你的才华。”
后来我才听说，其实，叶子回东北后风吹日晒地卖菜，早已没有了当女演员时的姣好容颜。而我在毕业后已回北京进了乐团。想起她为我做的一切，我躲在宿舍里任泪水流淌……
我的初恋没有进城
鲍远飞
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耳朵。虽有缘在安徽大学中文系同窗四载，但相互间并无深交。四年里，我与耳朵，竟是熟悉得如同陌生人一般。
毕业后，我去了一所中学任教，渐渐地，很多同学断了音讯。那年元旦，突然收到她寄来的一张贺卡，才知她几经周折终在省城日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记得当时我情绪十分低落，收到她的贺卡真让我感动莫名。当天晚上，就像一个无处诉苦的人终于找到一位听众那样，我洋洋洒洒给她写了封信，把几年来遇到的种种工作上的挫折人事上的纠纷以及内心深处由来已久的苦恼郁闷，统统塞入字里行间。此后，我和她便愈来愈密地通信。那段时间，唯一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便是读她的信，而唯一能让我悉心投入的则是给她写信。
寒假前夕，她来信邀我春节期间去她远在蚌埠的老家作客。年初五一大早我便出发，车抵蚌埠时已是暮色四合，按图索骥找到她家时，恰好华灯初上。她在她的那间书房兼卧室接待了我。乳白色的灯光下，她一面熟稔地叠着晾干的衣服，一面细声细语和我聊着往事。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安大校园里那个活泼爱笑的耳朵已变得十分遥远。眼前的她，竟是一个面目姣好、举止温柔的女孩。她那纤细的手指在柔和的灯光映照下，闪烁着类似琥珀般的动人光泽，令我怦然心动。
这温馨的一刻我憧憬已久。陡然意识到自己此刻与她近在咫尺，我不由得局促不安起来，脸微微有些发烫，讲话也吞吞吐吐颇不自在，我表情上的微妙变化她似有所觉。不过，也许她以为我累了，便站起身，领我出去找旅店，安顿我住下，她便回去了。
入夜，我辗转反侧，久不成眠。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无可挽回地走进感情的深渊——我爱上了耳朵。但这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事。她这样心性颇高的女孩，怎么可能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与我划上等号？更何况她在省城日报当记者，我却是一个可怜兮兮的穷教师，两人之间原本就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世俗障碍。我叮嘱自己：一定要控制住内心的感情，盲目相思无异于自寻烦恼。对我来说，她绝对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拿定了主意，心里反而坦然了许多，倦意也随之袭来……
翌日清晨，在她家匆匆吃了早饭，我便起身告辞。她虽颇觉诧异，却也未执意挽留。在我临出门前，她突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对我说：“听说你喜欢《围城》，这本《围城》借给你看。”我伸手去接，她却倏地缩回手，调皮地一笑：“记住，是借给你的，一定要还！”
回到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那本《围城》，我竟一遍也未曾读完。每次打开这本书，我就不由得想起那天晚上，想起乳白色灯光下，耳朵姣好的面庞、温柔的眼神，便耳热心跳坐卧不宁起来，书虽摊在眼前，却硬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好几次，我铺开信笺，攥起笔，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那样，准备破釜沉舟对她来一次柔情倾诉。然而，内心根深蒂固的自卑与羞怯却铁钳般锁住手中的笔。不管事前我怎么赌咒发誓摩拳擦掌，临了却总是无一例外地搁笔长叹。铲除不了对她的思恋，倾吐心声又乏勇气，我变得日益憔悴，性情也渐渐孤僻起来。
一次出差，在火车上邂逅一位安大同窗，久别重逢，我们俩在车厢里旁若无人地闲聊起来。我一时口滑，把内心这一不可告人的苦恼对他和盘托出。他听后大骂我笨，说：“她把《围城》借给你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切。难道你不晓得《围城》中赵辛楣的那句名言：‘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你呀，太糊涂了……”同学恨铁不成钢地朝我的肩头重重拍了一掌。同学的话让我再次想起与耳朵临别前的那一幕。奇怪，耳朵那一刻看我的眼神，她微笑不语的表情，这一次于回忆中竟分明显露出一份鼓励，蕴涵一份暗示。
不知是同学的怂恿起了作用，还是我对耳朵的感情再也无法憋在心里，出差回来的当天晚上，我一气呵成给她写了封长达五页的求爱信，寄出这封沉甸甸的信，我既像卸下重负般感到一阵轻快，又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满足感。想象着耳朵在灯下细细读着这封情书，我不免有些难为情，但一丝可以称之为甜蜜的玩艺儿也随之于心头漾起。我有点飘飘然了。
可是我绝没料到，没隔几天这封厚厚的信却被原封不动退回。信封上赫然印着“查无此人”的字样。我慌忙打电话去她单位查询，才知一个月前，在一次下乡采访中，她遭遇车祸，不幸殉职。
接下来好几天，一种迷离恍惚的状态始终云雾一般笼罩着我，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她才24岁，难道说走就走了？莫非，这是个玩笑，一个近乎恶作剧般的玩笑？无法设想，如果读了我的信，她是否会为我的真情所打动？无法设想，如果我们果真相爱，她是否能躲过这场车祸？但这样的设想已毫无意义，事实是，她再也不可能看一看我的信，听一听我的倾诉！于她于我，这都是一种蚀骨的遗憾。
未及归还的《围城》成了我最珍爱的一本书，每次翻开它，那个温馨的夜晚就会于字里行间浮现出来，栩栩如生；并且，从业已泛黄的纸张里，我会嗅到那天晚上从耳朵身上散发出的一缕淡淡的幽香，这幽香牵引着我缓缓步入那个记忆中的夜晚，一次又一次……
“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而我的初恋却没有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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