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得益于中央“振兴东北”战略红利，东北经济进入“黄金十年”。然而自2013年以来，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共和国长子”却陷入“塌陷”、“失速”“断崖式下跌”的痼疾中。一度引起社会各界高度聚焦和广泛关注。

　　

　　然而，从官方到民间机构，对“东北塌陷”的诊断“药方”层出不穷，但实践证明，仍是“对症”多“见效”少。近期，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领衔，为破局“东北塌陷”开出一剂猛药，发布《吉林报告》，迅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风波。

　　

　　东北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需要刮骨疗毒的治理劲头

　　

　　“吉林药方”讨论的热点也从东北自身的资源禀赋限制、产业结构失衡、营商环境等延伸到国企改革、激励创新、政府作为等领域蔓延展开。究竟要不要发展现代轻纺产业和五大万亿量级的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深挖经济增长潜力。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介于东北“塌陷”问题的错综复杂性，讨论东北振兴问题,既不能离开产业发展谈改革,也不能离开改革谈发展。既不能只谈发挥市场的作用,也不能只谈依靠政府的力量。只有产业发展与体制改革并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同时发力,才是有效良方。

　　

　　政府作为国企之病

　　

　　对此，林毅夫团队在报告中强调，尽管符合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五大万亿产业集群，比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更容易落地，但是还是需要各级政府积极有为，帮助市场主体克服瓶颈限制。所以，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无为而治’。所以说，相比发展哪些产业，如何执行才是关键。

　　

　　东北振兴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事实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结合，作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在《吉林报告》中并非只是零星提及。相信很多读者也是“心知肚明”。从根源上看，文化传统、历史习惯、禀赋要素差异等，即使先天不足，也并不一定造成东北经济今天的困境。先天不足而后天补成优势产业的例子，在国内外俯拾皆是，可谓耳熟能详。

　　

　　比如，贵州省的大数据产业基地、株洲的“动力谷”、义乌的全球小商品基地、杭州的互联网产业化基地等，都是通过有为政府、企业家资源以及当地资源禀赋结构聚集有关。都是在结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为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能撤退，要做好服务支持以及在某些方面的主导作用。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做起来的，吉林不行呢？归根接地还是“人”的问题，“政府作为”的问题。

　　

　　说到这里，东北的官僚主义不能不说。为求政绩大铺摊子，“换届效应”“形式主义”依然严峻，“不作为”，水平低下，思想守旧，“等靠要”思维，腐败之风依然从在，政府职能在国企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是否体现等等，这些因素才是这场争论和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焦点所在。

　　

　　而此次《吉林报告》的发布，正是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换位思考，如果按照传统思维和文化的理解，贵州省根本不可能发展大数据产业，更不可能成功。但是实践证明贵州大数据产业的成功。湖南株洲已经成功打造“中国动力谷”产业集群，其手法值得吉林省借鉴。所以，关键还是要从政府改革下手，简政放权。

　　

　　东北的多数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国资、国企，不相信市场的力量，不相信民营经济的力量，不相信中小微企业的力量，大多还是追求“大国企，大央企，跑部钱进”的项目，反而进一步加重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众所周知，东北国企垄断独大，行政级别大于省政府权力，国企进行本地化改革，空间与权限都受限制。这个尴尬的局面也导致东北国企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所以，东北区域发展之所以没有形成庞大的民营经济集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东北的国企太多，这是历史优势，但现在成了进一步发展的羁绊。国企太多造成东北的历史包袱重，僵化意识深，关系错综复杂，也占用了民间的很多资源。深圳从一片空白的小渔村开发，很快发展起来，这就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带来的市场红利。而东北无论从人才到资金都是净流出。

　　

　　刮骨疗养外病内治

　　

　　既然地方政府调动不了央企的资源，《吉林报告》给出比较务实的策略思路是，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引导当地有比较优势的“短板”产业发展起来，从而冲击和“倒逼”国企改革，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就要起到“因势利导”的关键作用。通过一系列有效政策支持优势产业和民企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应该走服务型政府，将“政府之手”还给市场，发挥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政府需要这种“壮士断腕”的魄力。

　　

　　比如，政府可以主动创造某些产业的比较优势，规划发展工业园、产业园区。引进企业，招商引资，出台各种有效政策，并在权限范围内提供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社保负担，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交易费用，提供资金补贴。转变政府职能。

　　

　　具体而言，引用《吉林报告》的论调，就是要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企业培育平台为抓手，推进国企与“放管服”改革；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招商引资平台为抓手，以园区为突破口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产业引导基金平台为抓手，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要素聚集与双创平台为抓手，推进要素市场改革；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宣传推广跨区域合作平台为抓手，推进深化跨区域合作体制改革。

　　

　　当然，东北的问题显然不局限于单纯的产业政策上，因此也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产业转移而解决。真正的问题在于“以控代管”“以堵代疏”的思维模式和行政体制。地方政府学会合理“有为”，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不过，一些观点虽然看到了东北经济存在“产业空心化”和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但在方法论上简单地把东北问题归结为体制机制问题，甚至错误地认为，激发经济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关键在于政策不要扶持，“只要放手，东北自会前行”。这种所谓的“市场万能论”，在东北振兴中其实很难奏效，而且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对此，林毅夫团队指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只手同时硬，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归根结底，东北经济“断崖式”下滑的背后，主要是计划经济和国企思维长期占据上风，致使市场环境未得到根本扭转。不但有产业结构的原因、外部营商环境的原因、思维观念的原因，关键还是政府有无作为和有无魄力、能力的因素。

　　

　　“东北塌陷”的原因是明摆着的。东北病了，病情比较复杂，属于顽疾，但绝不是无药可救。因病施策，方能药到病除。只不过常规的打针、吃药估计疗效不会很明显，至少不去根，是需要做个“手术”、刮骨疗养，外病内治，才为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