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　顾炎武

《日知录》　[清]顾炎武　

　　●序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卷一○三易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也》，二曰《归藏》，三《易》之名以名之也。

　　犹之墨子书言“周之《春来》，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燕、宋、齐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也。

　　《左传·僖十五年》：战于韩，卜徙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十六年》：战于鄢陵。公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

　　○重卦不始文王大卜裳《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考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义《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

　　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

　　程正步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

　　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放此。”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馀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依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

　　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

　　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此据孔氏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王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如杜元凯注《左传》，分经之年与传相附。故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魏志》：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博士淳于后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其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后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后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后人曰：“古义宏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是则康成之书已先合之，不自辅嗣始矣。乃《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记晁氏说，谓：“初乱古制时，犹若今之《乾卦》。”盖自《坤》以下皆依此，后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独存《乾》一卦以见旧本相传之样式耳。愚尝以其说推之，今《乾卦》“彖曰”为一条，“象曰”为一条，疑此费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于各爻之下，其为“象曰”者八，馀卦则为“象曰”者七，此郑玄所连，高贵乡公所见之本也。

　　程传虽用辅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处也。”传曰：“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意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戾。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渖之书，而《易》亡矣。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而《春秋》亡矣。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卦爻外无别象圣人设卦观象而系之辞，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外，惟《颐》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飞鸟之象，本之卦辞，而夫子未尝增设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这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普炎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

　　《易》之互体卦变，《诗》之叶韵，《春秋》之例月日，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卦变卦变之说，不始于孔子，击公系《损》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六子之变皆出于《乾》、《坤》，无所谓自《复》、《后》、《临》、《遁》而来者，当从程传。

　　○互体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其说已见于《左氏·庄公二十二年》：陈侯筮，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是也。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

　　《晋书》：荀ダ尝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其文不传。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张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尔。”

　　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惟《大壮》六五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两爻为一爻则似之也。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大壮》自三至五成《兑》，《兑》为羊，故爻辞并言羊。○六爻言位《易》传中言位者有二义。列贵贱者存乎位，五为君位，二三四为臣位，故皆曰同功而异位。而初上为无位之爻，譬之于人，初为未仕之人，上则隐沦之士，皆不为臣也，故《乾》之上曰“贵而无位”，《需》之上曰“不当位”。若以一卦之体言之，则皆谓之位，故曰“六位时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则卦爻之位非取象于人之位矣。此意已见于王弼《略例》，但必强彼合此，而谓初上无阴阳定位，则不可通矣。《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九二君德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后可以尧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师出以律以汤、武之仁义为心，以桓、文之节制为用，斯之谓律。律即卦辞之所谓贞也，《论语》言子之所慎者。战长勺以诈而败齐，泓以不禽二毛而败于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虽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既雨既处阴阳之义莫著于夫妇，故爻辞以此言之。《小畜》之时求如任、姒之贤，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阴畜阳，妇制夫，其畜而不和，犹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于独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为，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犹高宗之于武后也。○武人为于大君武人为于大君，非武人为大君也。如《书》“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之“为”。六三，才弱志刚，虽欲有为而不克济，以之履虎，有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于其君，其济则君之灵了民，不济则以死继之，是当勉为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断ㄕ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过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人主所居谓之邑，《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书》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臣附于大邑周。”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是也。《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后，一人仅亦守府，而号令不出于国门，于是焉而用师则不可，君子处此，当守正以俟时而巳。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师，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师而歧之兵直犯阙下。然则保泰者，可不豫为之计哉。

　　《易》之言邑者，皆内治之事。《》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毕公“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者也。《晋》之上九曰“维用伐邑”，如王国之大夫，“大车槛槛，毳衣如”，国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为自治则同，皆圣人之所取也。

　　○成有渝无咎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殁于宫。《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圣人虑人之有过不能改之于初，且将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虽其渐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犹可以不至于败亡。以视夫迷复之凶，不可同年而论矣。故曰：“惟狂克念作圣。”

　　○童观其在政教则不能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笾豆之事；其在学术则不能知类通达，以几大学之道，而所习者占毕之文。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小人则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故君子为之则吝也○不远复《复》之初九，动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至一阳之生而动矣，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颜子体此，故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慎独之学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夫亦择之于斯而已，是以不迁怒，不贰过。

　　其在凡人，则《复》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苟其知之，则扩而充之矣。故曰：“《复》，小而辨于物。”

　　○不耕获不杨氏曰：初九动之始，六二动之继，是故初耕之，二获之，初之，二畲之。天下无不耕而获，不而畲者。其曰不耕不，则耕且，前人之所已为也。昔者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既历三纪，世变风移。而康王作《毕命》之书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无所事矣。击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圣，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是故《六经》之业，集君圣之大成，而无所创矣。虽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无终之述之者，是耕而弗获，而弗畲也，其功为弗竟矣。六二之柔顺中正，是能获能畲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为而不自多也，犹“不富以其邻”之意。

　　○天在山中张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而况初之居下位，未命于朝者乎！“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此所谓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矣。

　　○有孚于小人君子之于小人也，有知人则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断，坚如金石，信如四时。使忄佥壬之类皆知上志之不可移，岂有不革面而从君者乎？所谓“有孚于小人”者如此。

　　○损其疾使遄有喜损不善而从善者，莫尚乎刚，莫贵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赖初之刚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断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阴，皆是道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为政者玩岁而岁日，则治不成；为学者日迈而月征，则身将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为言，遄之谓也。故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

　　○上九弗损益之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ㄜ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诗》曰：“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所谓“弗损益之”者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道在是矣。

　　○利用为依迁国在无事之国而迁，晋从韩献子之言，而迁于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国而迁，楚从子西之言，而迁于若阝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之乱。盛治之极，而乱萌焉，此一阴遇五阳之卦也。孔子之门四科十哲，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于是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盛矣，则《老》、《庄》之书即出于其时。后汉立辟雍，养三老，临白虎，论《五经》，太学诸生至三万人，而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为之称首，马、郑、服、何之注，经术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兴于其世。是知邪说之作与世升降，圣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系于金，柔道牵也。”呜呼，岂独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包无鱼国犹水也，民犹鱼也。幽王之诗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五行志》以为鱼阴，类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从君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鱼乱于下，鸟乱于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刘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离本而实，女子外属之象。”一阴在下，如瓜之始生，势必延蔓而及于上五，以阳刚居尊，如树杞然，使之无所缘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颦笑有时，恩泽有节，器使有分，而国之大防不可以逾，何有外戚、宦官之祸乎！

　　○已日《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贵者中。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当过中而将变之时，然后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已为变改之义者，《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注：“内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变改，皆为谨敬。”而《汉书·律历志》亦谓“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是也。王弼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以已为“已事遄往”之已，恐未然。

　　○改命吉《革》之九四犹《乾》之九四，诸侯而进乎天子，汤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故曰：“信志也。”

　　○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获其身”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见其人”也。

　　○艮其限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捍格而不通，则忿忄生而五情瞀乱，与众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盖无几也。孔子恶果敢而窒者，非独处事也，为学亦然。告子不动心之学，至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孟子以为其弊必将如蹶趋者之反动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说也。君子之学不然，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故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而无熏心之厉矣。

　　慈溪黄氏《日钞》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不待言心而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孟子不幸当人欲横流之时，始单出而为求为之说，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又曰：“夫心之说有二，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无一息不运，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岂空寂无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摄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于其言，亦将遗落世事，以独求其所谓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参商，所谓老子之弊流为申、韩者。一人之身已兼备之，而欲尤人之不我应，得乎？”此皆足以发明“厉熏心”之义，乃周公已先系之于《易》矣。

　　○鸿渐于陆“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安定胡氏改“陆”为“逵”，朱子从之，谓合韵，非也。《诗》“仪”字凡十见，皆音牛何反，不得与“逵”为叶，而云路亦非可翔之地，仍当作“陆”为是。渐至于陵而止矣，不可以更进，故反而之陆。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而未尝不践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于人君，而其身则与一国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与九三同为陆象也。朱子发曰：“上所往进也，所反亦进也。渐至九五极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杨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极；上九，上卦之极，故皆曰陆。自木自陵，而复至于陆，以退为进也。”巽为进退，其说并得之。

　　○君子以永终知弊读《新台》、《桑中》、《鹑奔》之诗，而知卫有狄灭之祸；读《宛丘》、《东门》、《月出》之献计献策，而察陈有征舒之乱。书“齐侯送姜氏于欢”，而卜桓公之所以薨；书“夫人姜氏入”，书“大夫宗妇觌，用币”，而兆子般、闵公之所以弑。昏姻之义，男女之节，君子可不虑其所终哉！

　　○鸟焚其巢人主这德莫大乎下人。楚庄王之围郑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赞之，犹以“满招损，谦受益”为戒。班师者谦也，用师者满也。上九处卦这上，离之极，所谓有鸟高飞，亦传于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闻谏争之论，灾必逮夫身者也。鲁昭公之伐季孙意如也，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于是叔孙氏之甲兴，而阳州次、乾侯唁矣。“鸲鹆ず鹆，往歌来哭。”其此爻之占乎？

　　○巽在床下上九之“巽在床下”，恭而无礼则劳也。初六之“进退”，慎而无礼则葸也。○翰音登于天羽翰之音虽登于天，而非实际。其如庄周《齐物》之言，驺衍怪迂之辨，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者乎？以视车服传于弟子，弦歌遍于鲁中，若鹤鸣而子和者，孰诞孰信？夫人而识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乱，岂非谈空空、核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山上有雷小过山之高峻，云雨时在其中间，而不能至其巅也。故《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侧。”或高或下，在山之侧，而不必至其巅，所以为小过也。然则《大壮》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尔雅》：“父曰考，母曰妣。”愚考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谓之妣，经文多以妣对祖而并言之，若《诗》之云“似续妣祖”、“畀祖妣”，《易》之云“过其祖，遇其妣”是也。《左传·昭十年》：“邑姜，晋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盖二十世矣。过其祖，遇其妣”，据文义，妣当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则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论此义。周人以姜原为此，《周语》谓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礼·大司乐》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诗曰：“似续妣祖。”笺曰：“妣，先妣姜原也。祖，先祖也。”或乃谓变文以协韵，是不然矣。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爻辞屡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本义》：“我者，文王自我也。”

　　○东邻驭得其道，则天下皆为之臣；驭失其道，则强而擅命者谓之邻。臣哉、邻哉？邻哉、臣哉？

　　《汉书·郊祀志》引此，师古注：“东邻谓商纣也，西邻谓周文王也。”○游魂为变精气为物，自无而之有也；游魂为变，自有而之无也。夫子之答宰我曰：“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蒿凄怆。”所谓游魂为变者，情状具于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张子《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鬼者，归也，张子曰：“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此之谓归。”陈无巳以游魂为变为轮回之说，辨之曰：“长生而不化，则人多，世何以容？长死而不化，则鬼亦多矣。夫灯熄而然，非前灯也。云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复有生，岂前生邪？”邵氏《简端录》曰：“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味于散者，其说也佛；荒于聚者，其说也仙。”

　　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故曰：“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圣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状者如此。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托而生也。“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实，而诚之不可扌也。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日往月来，月往日来，一日之昼夜也。寒往暑来，暑往寒来，一岁之昼夜也。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一世之昼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而有以尽乎《易》之用矣。○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继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与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

　　“天地纭，万物化醇。”善之为言犹醇也。曰：何以谓之善也？曰：诚者，天之道也。岂非善乎？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

　　○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而天下治”，变质而之文也，自黄帝、尧、舜始也，故于此有通变宜民之论。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人之为学，亦有病于憧憧往来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内文明而外柔顺”，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陈之厄，弦歌之志，颜渊知之，而子路、子贡之徒未足以达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爱恶相攻，远近相取，情伪相感，人心之至变也。于何知之？以其辞知之。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是以圣人设卦，以尽情伪。夫诚于中必形于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先王之所以铸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于是矣。

　　○易逆数也数往者顺，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验，顺以考之于前也；知来者逆，变化云为动日新而无穷，逆以推之于后也。圣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为《易》书，以前民用。所设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谓之逆数。虽然，若不本于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观其会而系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刘汝佳曰：“天地间一理也，圣人因其理而画为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为变以占之。象者，体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为往，往则有顺之之义焉；未然者为来，来则有逆之之义焉。如象天而画为《乾》，象地而画为《坤》，象雷、风而画为《震》、《巽》，象水、火而画为《坎》、《离》，象山、泽而画为《艮》、《兑》，此皆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也，不谓之数往者顺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来，笑言哑哑”；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筮得《坎》，而知“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筮得《离》，而知“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筮得《兑》，而知“兑亨，利贞”，此皆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者也，不谓之知来者逆乎？夫其顺数已往，正所以逆推将来也。孔子曰：“殷因于复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数往者顺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知来者逆也。故曰：“易，逆数也。”若如邵子之说，则是义、文之《易》已判而为二，而又以《震》、《离》、《兑》、《乾》为数已生之卦，《巽》、《坎》、《艮》、《坤》为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书以就己之说矣。

　　○说卦杂卦互文“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亘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举象，下四举卦，各以其切于用者言之也。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言山，独举卦名者，以动挠燥润，功是风雷水火，至于终始万物，于山义则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论也，得之矣。”

　　古人之文，有广譬而求之者，有举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复言山水者，意有所不尽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兑》，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举六方之卦而见之也，意尽于言矣。虞仲翔以为《坤》道广布，不主一方，及《兑》象不见西者，妄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先言亲寡，后言旅，以协韵也。犹《楚辞》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为别有义，非也。

　　○兑为口舌《兑》为口舌，其于人也，但可以为巫为妾而已。以言说人，岂非妾妇之道乎？

　　凡人于交友之间，口惠而实不至，则其出而事君也，必至于静言庸违。故舜之御臣也，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而孔子之于门人，亦听其言而观其行。《唐书》言韦贯之自布衣为相，与人交，终岁无款曲，未尝伪辞以悦人。其贤于今之人远矣！

　　○序卦杂卦《序卦》、《杂卦》皆旁通之说，先儒疑以为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来，承《泰》之小往大来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东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义也。《益》之六二即《损》之六五也，其辞皆曰“十朋之龟”；《济》之九三即《济》之九四也，其辞皆曰“臂无肤”；《未济》之九四即《即济》之九三也，其辞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对之义也。必谓六十四卦皆然，则非《易》书之本意。或者夫子尝言之，而门人广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续经之作耳。

　　○晋昼也明夷诛也苏氏曰：“‘昼日三接’，故曰昼；‘得其大首’，故曰诛。《晋》当文明之世，群后四朝而车服以庸，揖让之事也；《明夷》逢昏乱之时，取彼凶残而杀伐用张，征诛之事也。一言昼，一言诛，取其音协尔。”

　　○孔子论《易》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系辞传》，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而《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然辞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观之者浅，玩之者深矣。其所以与民同患者，必于辞焉著之，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有恒然后可以无大过。

　　○七八九六《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系九、六者，举隅之义也。故发其例于《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变也。亦有用其不变者，《春秋传》穆姜遇《艮》之八，《晋语》董因得《泰》之八是也。《艮》言之，二爻独变则名之六，余爻皆变而二爻独不变则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时也。《乾》爻皆变而初独不变，曰“初七，潜龙勿用”可也；《坤》爻皆变而初独不变，曰“初八，履霜，坚冰至”可也。占变者其常也，占不变者其反也，故圣人系之九、六。欧阳永叔曰：“《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

　　赵汝梅《易辑闻》曰：“揲蓍策数，凡得二十八，虽为《乾》亦称七；凡得三十二，虽为《坤》亦称八。”

　　杨彦龄《笔录》曰：“杨损之，蜀人，博学善称说。余尝疑《易》用九、六，而无七、八。损之云：‘卦画七、八，爻称九、六。’”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举九、六以该七、八也。朱子谓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

　　○卜筮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洪范》曰：“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孔子之赞《易》也，亦曰：“人谋鬼谋。”夫庶人至贱也，而犹在蓍龟之前，故尽人之明而不能决，然后谋之鬼焉。故古人之于人事也信而有功，于鬼也严而不渎。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当为，虽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圣人之徒欤！

　　《卜居》，屈原自作，设为问答，以见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为，往至太卜之家，决之蓍龟，冀闻异策，以定嫌疑。”则与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兴祖补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从，下句皆原所去。时之人去其所当从，从其所当去。其所谓吉，乃原所谓凶也。”可谓得屈子之心者矣。

　　《礼记·少仪》：“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子孝臣忠，义也；违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怀仁义也。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南蒯将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堂凶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南蒯果败。是以严君平之卜筮也，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而高允亦有筮者，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之论，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鉴》：“或问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损。’曰：‘何谓也？吉而济凶而救之谓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谓损。’”

　　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乡，告其为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若是，则无可为也，无可行也。不当问，问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为人前知也。求前知，非圣人之道也。是以《少仪》之训曰：“毋测未至。”

　　郭璞尝过颜含，欲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

　　文中子子谓：“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金史·方伎传序》曰：“古之为术以吉凶导人而为善，后世术者或以休咎导人而为不善。”

　　●卷二○帝王名号尧、舜、禹皆名也。古未有号，故帝王皆以名纪，临文不讳也。考之《尚书》，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尧崩之后，舜与其臣言，则曰“帝禹崩之后”。《五子之歌》则曰“皇祖”，《胤征》则曰“先生”、无言尧、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启至发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为号者。桀之癸，商之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皆号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号也。商之王著号不著名，而名之见于经者二：天乙之名履，曰汤、曰纣，则亦号也。号则臣子所得而称，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汤”，《颂》曰武汤、曰成汤、曰汤孙也。曰文祖，曰艺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庙号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谥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汤，曰宁王，而称号繁矣。自夏以前，纯乎质，故帝王有名而无号。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号。而德之盛者，有谥以美之，于是周公因而制谥。自天子达于卿大夫，美恶皆有谥，而十干之号不立。然王季以上不追谥，犹用商人之礼焉，此文质之中，而臣子之义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圣人也欤？

　　○九族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后异姓；丧服之纪，重本属而轻外亲。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后德，以亲九族。”孔传以为自高祖至玄孙之亲，盖本之《丧服小记》“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之说，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数商之罪，但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而不及外亲；《吕刑》申命有邦，历举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而不言甥舅，古人所谓先后之序从可知矣。故《尔雅》谓于内宗曰“族”，于母妻则曰“党”。而《昏礼》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并释为父、子、孙。杜元凯乃谓：“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亲有服而异族者。”然则史官之称帝尧，举其疏而遗其亲，无乃颠倒之甚乎？且九族之为同姓，经传之中有明证矣。《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传曰：“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纪亲疏之别。”“九庙之子孙，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时已有七族，若其历世滋多，则有不止于九者。而五世亲尽，故经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又孔氏《正义》谓高祖、玄孙无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与玄孙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后魏国子博士李琰之所谓“寿有长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齐同”者。如宋洪迈《容斋随笔》言：“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在绍熙为曾叔祖，在庆元为高叔祖。”其明证矣，亦何必帝尧之世，高祖、玄孙之族，无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当之，其亦昧于齐家治国之理矣。

　　《路史》曰：“亲亲，治之始也。”《礼·小记》曰：“亲亲者，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是所谓九族者也。夫人生则有父，壮则有子，父子与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别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于己之祖；子者父之孙，因下推之，以及于己之孙。此《礼传》之以三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视之，则为曾祖王父；自己孙视之，则为高祖王父。己之孙，自己父视之，则为曾孙；自己祖视之，则为玄孙。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谓以五为九也。陈氏《礼书》曰：“己之所亲，以一为三；祖孙所亲，以五为七。《记》不言者，以父子一体，而言、玄与曾同服，故不辨异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则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齐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亲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减其日月，恩杀也，此所谓上杀。服适子三年，庶子期，适孙期，庶孙大功，则曾孙宜五月，而与玄孙皆缌麻三月者，曾孙服曾祖三月，曾祖报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齐衰；曾孙，卑也，故服缌麻，此所谓下杀。服祖期，则世叔。宜大功，以其与父一体，故加以期。从世叔则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缌麻：此发父而旁杀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缌麻，高祖兄弟无服：此发祖而旁杀者也。同父至亲，期；同祖为从，大功；同曾祖为再从，小功；同高祖为三从，缌麻：此发兄弟而旁杀者也。父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犹子而进之也；从兄弟之子小功，再从兄弟之子缌麻：此发子而旁杀者也。祖为孙大功，兄弟之孙小功，从兄弟之孙缌麻：此发孙而旁杀者也。盖服有加也，有报也，有降也。祖之齐衰，世叔从子之期，皆加也；曾孙之三月与兄弟之孙五月，皆报也。若夫降有四品，则非五服之正也。观于九族之训，如丧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纪之数，盖前乎二帝而有之矣。

　　后魏孝文太和中，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此由古圣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舜典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辞已明，则无嫌也。

　　○惠迪吉从逆凶善恶报应之说，圣人尝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从逆凶，惟景响”，汤言“天道福善祸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岂真有上帝司其祸福，如道家所谓天神察其善恶，释氏所谓地狱果报者哉！善与不善，一气之相感，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无不感也，无不应也。此孟子所谓“志台则动气”，而《诗》所云“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者也。其有不齐，则如夏之寒，冬之燠，得于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时之正气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间官长之为，则报应之至近者，反推而之远矣。

　　○懋迁有无化居“懋迁有无化居。”化者，货也。运而不积则谓之化，留而不散则谓之货。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货名。《仲虺》有“不殖货利”之言，三风有殉于货色之儆，而《盘庚》之诰则曰“不肩好货”，于是“移化”之字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敛之君、发财之丰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风之歌》，所谓劝之以九歌者也。读之然后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财；而自阜其财，乃以来天下之愠。

　　○三江北江，今之扬子江也。中江，今之吴淞江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见之；南江，今之钱塘江也。

　　《禹贡》该括众流，无独遗浙江之理，而会稽他日合诸侯计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导水尔。“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泽底定”，又一事也。后之解《书》者必谓三江之皆由震泽，以二句相蒙为文，而其说始纷纭矣。○锡土姓今日之天下，人人无土，人人有姓。盖自锡土之法废，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侪于庶人，无世守之固；锡姓之法废，而魏、齐以下，朔漠之姓杂于诸夏，失氏族之源。后之鄙儒，读《禹贡》而不知其义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国而为公侯者不见于经。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并建茅土，为国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卦建亲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以奉守禹祀，二十余世，至于越之句践，卒霸诸侯，有禹之遗烈，夫亦监于太康孤立之祸而然与？若乃孔子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者，亦从此而可知之矣。○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从之，于是侨国河南，传至相，卒为浞所灭。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国者也。周失丰、镐，而平王以东；晋失洛阳，宋失开卦，而元帝、高宗迁于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迁圮于河，而非敌人之窥伺，则势不同尔。唐自玄宗以后，天子屡尝出狩，乃未几而复国者，以不弃长安也。故子仪回銮之表，代宗垂泣；宗泽还京之奏，宗泽还京之奏，忠义归心。呜呼！幸而浇之纵欲，不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众而诛之。尔后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为兴复之计者，其念之哉！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于洛表，而羿距于，则冀方之地入于羿矣，惟河之东与南为夏所有。至后相失国，依于二斟。于是使浇用师，杀斟灌，以伐斟，而相遂灭。乃处浇于过，以制东方；处台于戈，以控南国。其时靡奔有鬲。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内，无不安于乱贼者矣。合魏绛、伍员二人之言，可以观当日之形势。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谋者，亦难乎其为力矣。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楚辞·九歌》：“览冀州兮有余。”《淮南子》：“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路史》云：“中国总谓之冀州。”《谷梁传》曰：“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胤征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于动六师之诛，兴邻国之伐，古之圣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绌诸侯，必先于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盖汤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练而，“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阙祖”，汤于庙也。先君庙，而后嗣子即位，故成之为王，则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也。若自桐归毫，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则适当其时，而非有所取尔。“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则事死如生，位犹先君之位也，故庙而后嗣子即位。殷练而，即位必在期年之后；周卒哭而，故逾年斯即位矣。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鲁之文公、成公者，其礼之末失乎！

　　三年丧毕，而后践天子位，舜也，禹也。练而，而即位，殷也。逾年正月即位，周也。世变愈下，而柩前即位，为后代之通礼矣。

　　○西伯戡黎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师古之官有职异而名同者，“太师”、“少师”是也。比干之为少师，《周官》所谓“三孤也”《论语》之少师阳，则乐官之佐，而《周礼》谓之“小师”者也。故《史记》言纣之将亡，其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而后儒之传误以为微子也。

　　○殷纣之所以亡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驰，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纣之为君，沈缅于酒，而逞一时之威，至于刳孕胫，盖齐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变而《盘庚》之书，则卿大夫不从君令；再变有《微子》之书，则小民不畏国法；至于“攘窃神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可谓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犹不能保，而况以纣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恶未必减于纣，而齐以强；高纬之恶未必甚于文宣，而齐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余，纪纲粗立，而又有杨辈为之佐，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也；至高纬而国法荡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武王伐纣武王伐商，杀纣而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时殷未尝亡也。所以异乎曩日者，不朝诸侯，不有天下而巳。故《书序》言：“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是则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纣之自燔；而亡其国也，在武庚之见杀。盖武庚之存殷者，犹十有余年，使武庚不畔，则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国。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卦武庚，降在侯国，而犹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无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孙，所以异乎后世之篡弑其君者，于此可见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启代殷，而必于宋焉，谓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迁其地也。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诛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国，诛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岂不知商之臣民，其不愿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风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为摇动，而必以卦其遗胤。盖不以畔逆疑其子孙，而明告万世以取天下者，无灭国之义也。故宋公朝周，则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远矣，而曰“孝惠取于商”，曰“天之弃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为商也。盖自武庚诛而宋复卦，于是商人晓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无复有恐怼不平之意。与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而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者异矣。

　　或曰：迁殷顽民于雒邑何与？曰：以“顽民”为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误也。盖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杀而待人也仁。东征之役，其诛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谋主一人，管叔而巳。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迁。而所谓顽民者，皆畔逆之徒也。无连坐并诛之法，而又不何以复置之殷都，是不得不迁而又原其心。不忍弃之四裔，故于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顽民”。其与乎畔而迁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与乎畔而留于殷者，如祝佗所谓“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是也，非尽一国而迁之也。或曰：何以知其为畔党也？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非敌百姓也，古圣王无与一国为仇者也。

　　上古以来，无杀君之事。汤之于桀也，放之而已。使纣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汤之所以桀者待纣；纣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当时八百诸侯，虽并有除残之志，然一闻其君之见杀，则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骇，而不能无归过于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后人，而无利于其土地焉，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然后乃安于纣之亡，而不以为周师之过，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无余恨焉。非伯夷亲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终仁也，其时异也。

　　《多士》之书：“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亡国之民而号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称“我小国”，以天下为公，而不没其旧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悦而诚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可至于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仇之，岂非《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

　　“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托之乎梦，其谁信之？殆即《吕氏春秋》载夷齐之言，谓武王扬梦以说众者也。

　　《孟子》引《书》：“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后儒虽曲为之说，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责，今我当顺民心，以诛无道也。蔡氏谓民皆有责于我，似为纡曲。○王朝步自周《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诰》：“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毕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后之人君骄恣惰佚，于是有辇而行国中，坐而见群臣，非先王之制矣。

　　《吕氏春秋》：“出则以舆，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宋吕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宫禁之中亦乘舆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太祖实录》：“吴元年，上以诸子年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屦行滕。每出城稍远，则马行其二，步趋其一。”至崇祯帝，亦尝就祷南郊。鸣呼！皇祖之训远矣。

　　○大王王季《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传》言：“武王于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骏奔走，追王大王父、王季历、文王昌。”二说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庙。”而其告广东省邦冢君，称“大王、王季”。《金》之册祝曰：“若尔三王。”是武王之时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为得也；《绵》之诗上称“古公父”，下称“文王”，是古公未上尊号之先，文已称王，而《大传》之言未为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举兵之日，已称王矣。故类于上帝，行天子之礼，而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必非史臣追书之辞。后之儒者，乃嫌圣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与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时，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践阼之后。”

　　○彝伦“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龟从筮逆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并用，而终龟为主。《周礼·筮人》言：“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注：“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者，则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故《传》曰：“筮短龟长。”自汉以下，文帝代来，犹有大横之兆；《艺文志》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而后则无闻。唐之李华遂有废龟之论矣。

　　○周公居东主少，国疑，周公又出居于外，而上下安宁，无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众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于此见之矣。《荀子》：“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

　　○微子之命微子之于周，盖受国而不受爵。受国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为臣之节，故终身称“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衍之继其兄，继宋非继微也。而称微仲者何？犹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则远矣，于是始称“宋公”。鸣呼！吾于《洪范》之书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矣守也。后之经生不知此义，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于天下。

　　○酒诰酒为天之降命，亦为天之降威。纣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兴。兴亡之几，其原皆在于酒，则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后人不可不谨矣。

　　○召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营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师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纣，癸巳，自周；戊午，师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汉书》以为三十一日，误。

　　○元子《微子之命》以微子为殷王元子。《召诰》则又以纣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又曰：“有王虽小，元子哉！”人君谓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亲。

　　○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锋。”武王之诰康叔：既祗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首！

　　○节性“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说所自出也。”节性，惟日其迈”，此性相近之说所自出也。”“岂弟君子，俾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汝其敬识百辟享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故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戎明王之慎德，所谓“敬识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张相千秋之镜，听元生《一之歌》，亦能以謇谔为珠玑，以仁贤为器币。及乎王心一荡，佞谀日崇，开广运水潭，致江南之货，广陵铜器、京口绫衫。锦缆牙樯，尔亘数里；靓妆鲜服，和者百人。乃未几而蓟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岂非享多仪而民曰不享者哉！○惟尔王家我适朝觐者不之殷而之周，讼狱者不之殷而之周，于是周为天子，而殷为侯服矣。此之谓“惟尔王家我适”。

　　○王来自奄《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为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后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于三年。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于篇之先后而台为之说。

　　○建官惟百成王作《周官》之书，谓“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者，时代不远，其多寡何若此之悬绝哉。且天下之事，一职之微，至于委吏、乘田亦不可阙，而谓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该内外之务，吾不敢信也。考之传注，亦第以为因时制宜，而莫详其实。吾以为唐、虞之官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余九官之佐，殳┥、伯与、朱虎、熊罴之伦，暨侍御仆从，以至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以名达于天子者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穆王之命所谓“慎简乃僚”，而天子不亲其黜陟者也。故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夏、商之世，法日详，而人主之职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观于《立政》之书，内至于亚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卢、、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则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补，历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故刘炫对牛弘，以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流之议，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后之人见《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以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则周之制虽详，而意犹不异于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预铨曹之事哉。

　　○司空司空，孔传谓“主国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颜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易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诗》云：“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今河东之人尚多人穴居者。洪水之后，莫包于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为九官之首。

　　○顾命读《顾命》之篇，见成王初丧之际，康王与其群臣皆吉妥，而无哀痛之辞。以召公、毕公之贤，反不及子产、叔向，诚为可疑，再四读之，知其中有脱简。而“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于即位之礼重矣入即位于庙，受命于先王，祭毕而朝群臣，群臣布币而见，然后成之为君。《春秋》之于鲁公，即位则书，不即位则不书，盖有遭时之变，而不行此礼，如庄、闵、僖三公者矣。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仪文、训告，以为一代之大法，此《书》之所以传也。《记》曰“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逾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而今曰“诸侯出庙门俟”，是已之后也。《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余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后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后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礼也，以宗庙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此义之所在，而天子之守与士庶不同者也。《商书》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岂以丧服而入庙哉！

　　传之世，天下可以无君，故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传子之世，天下不可无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

　　自“狄设黼、缀衣”以下，皆陈之朝者也。设四席者，朝群臣，听政事，养国老，燕亲属，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说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庙中之事也。自“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康王临朝之事也。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见庙者矣。《左传·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荣氏。五月庚辰，见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见王”者，见王子猛盱先王之庙也。不待期而见王猛，不待斯而葬景王，则以子朝之争国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见王”而已。孰谓成、康无事之时而行此变礼也？《书》之脱简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为尚有阙文。《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月日，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盖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宾牟贾言：“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余于《顾命》敢引之，以断千载之矣。○矫虔《说文》：“矫，从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义。《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曰：“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周语》注：“以诈用法曰矫。”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铁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明明常，鳃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十年，王师伐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元年，王东徙雒邑。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以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其旨微矣。《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幽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顽，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秦誓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诗，故录《秦诗》。述而不作也。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圣人矣。秦穆公之盛，仅霸西戎，未尝为中国盟主，无论齐桓、晋文，即亦不敢望楚之灵王、吴之夫差，合诸侯而制天下之柄。秦秋以后，秦盖中衰。吴渊颍曰：“秦之兴，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蚕食六国，并吞二周。”战国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恶知周之必并于秦哉！若所云“后世男子，自称秦始皇，入我房，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于图澄、宝志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诸侯之事也。并存之，见诸侯之事可以继天子也。《费誓》、《秦誓》之存犹是也。

　　○古文尚书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序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此今文与古文为二也。又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常授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又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菜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为二也。《后汉书·儒林传》曰：“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又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然则孔僖所受之安国者，竟无其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安国之传，而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此则孔、郑之学又当为二，而无可考矣。《刘陶传》曰：“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汉末之乱，无传。若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开元之时，尚有其书，而未尝亡也。按陆氏《释文》言马、郑所注二十九篇，则亦不过伏生所传之二十八，而《泰誓》别得之民间，合之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谓得多十六篇者，不与其间也。《书·经籍志》曰：马融、郑玄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子旧书，自余绝无所师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伪《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为篇，则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阙，取王肃本“慎徽以下之传续之。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者，于大航头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之朝，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异之，刘炫遂以列诸本第。然则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

　　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世更三圣，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

　　○丰熙伪《尚书》《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这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诊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

　　●卷三○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入乐者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云者，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庸阝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

　　○四诗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

　　○孔子删诗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了民。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何彼农矣《山堂考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农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农矣，唐棣之华。曷不肃，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乎？是讥之也。”按此说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邶、庸阝以讫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钟》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南”，《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录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而为是纷纷之说，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德可知矣。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麇》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谣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说也。《何彼农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

　　○邶庸阝卫邶、庸阝、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庸阝、卫。

　　邶庸阝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庸阝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礼观乐于鲁，为之歌邶庸阝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曰邶庸阝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意者西周之时，故有邶庸阝之诗，及幽王之亡而轶之，而大师之职犹不敢废其名乎？然名虽旧而辞则今矣。

　　邶、庸阝之亡久矣，故大师但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卫人之作。桧之亡未久，而诗尚存，故别于郑，而各自为风。匪风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邶、庸阝、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国，今其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并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其地绵广，不得为邶、庸阝、卫也。○黎许二国许无风，而《载驰》之诗录于庸阝。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录于邶。圣人阐幽这旨，兴灭之心也。

　　○诸姑伯姊《泉水》之诗，其曰“诸姬”，犹《硕人》之“庶姜”。古之来媵而为侄娣者，必皆同姓之国。其年之长幼，序之昭穆，则不可知也，故有诸姑伯姊之称，犹《礼》之言伯父、伯兄也。贵为小君，而能谦以下其众妾，此所谓“其君这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于大国，朝聘会盟征伐之事，谓之王事。其国之事，谓之政事。

　　○朝齐于西“朝齐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礼》十晖注，以齐为虹是也。谓不终朝而雨止则未然。谚曰：“东虹晴，西虹雨。”盖虹霓杂乱之交，无论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气。楚襄王登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所谓朝云者也。

　　○王邶、庸阝、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而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庸阝、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录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大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说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

　　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之诗亡矣。春秋时，君卿大夫之赋诗无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见也，是故诗无正风。

　　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周颂，西周之诗也。鲁颂、东周之诗也。成康之世，鲁岂无诗？而今迹已亡矣。故曰诗亡，列国之诗亡也。其作于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颂，则固未尝亡也。

　　○日之夕矣“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当归之时也。至是而不归，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于文“日夕为退”。是以樽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

　　○郑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师这次序。先邶、庸阝、卫，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东都也。何以知其为周初之次序？邶、庸阝也，晋而谓之唐也，皆西周之旧也。惟郑乃宣王所封，中兴之后始立其名于大师。而列于诸国之先者，郑亦王畿之内也，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时，其诗不存，故首《缁衣》也。

　　○楚吴诸国无诗吴、楚之无诗，以其僭王而删之与？非也，太师之本无也。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者乎？滕、薛之无诗，微也。若乃虢、郐皆为郑灭，而虢独无诗；陈、蔡皆列《春秋》之会盟，而蔡独无诗，有司失其传尔。○豳自周南至豳，统谓之国风。此先儒之误，程泰之辨之详矣。豳诗不属于国风，周世之国无豳。此非太师所采，周公追王业之始，作为《七月》之诗，兼雅颂之声，而用之祈报之事。《周礼·章》：“逆暑迎寒，则歙豳诗；祈年于田祖，则歙豳雅；祭蜡则歙豳颂。”雪山王氏曰：“此一诗而三用也。”《鸱》以下或周公之作，或为周公而作，则绵附于豳焉。虽不以合乐，然与二南同为有周盛时之诗，非东周以后列国之风也，故他无可附。

　　○言私其<豕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豕从>，献<豕开>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

　　○承筐是将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篚”。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远财而养耻也。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宁，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愧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远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

　　○罄无不宜“罄无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孙，宜民人也。“吉蠲为饣喜，是用孝享，礻龠祠尝，于公先王”，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斫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

　　群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质矣，兼百官与庶人而言，犹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步乘相资，短长相卫，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葛之战，郑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已异矣。大卤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于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远矣。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

　　○变雅《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宣王中兴之作，何以为变雅乎？《采芑》传曰：“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观夫《鹿鸣》以下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曲当而未尝有夸大之辞。大雅之称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过曰“会朝清明”而止。然则宣王之诗不有侈于前人者乎？一传而周遂亡。呜呼，此太子晋所以谓“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固不待沔水之忧、祈父之刺而后见之也。

　　○大原“薄伐严狁，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是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严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在原乎？

　　吾读《竹书纪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祸也，盖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戎于太原。以黩武之兵而为徙戎之事，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则是昔日所内徙者，今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与后汉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于是关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间，而陕东之申侯至与之结盟而入寇，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戎之所由来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弧之谣皆适会其时者也。然则宣王之功计亦不过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犹鲁人之颂僖也，事劣而文侈矣。书不尽言，是以论其世也如毛公者，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莠言自口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鹑奔》之诗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谑浪之辞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慢，宋玉登墙之见，淳于灭烛之欢，遂乃告之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叙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言，发自临丧之际；啮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于是摇头而舞八风，连臂而歌万岁，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臧孙纥见卫侯于来阝，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何以复国？”以粪土喻其言，犹诗之莠言也。

　　○皇父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逼，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孥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古时用钱未广，《诗》、《书》皆无货泉之文，而问卜者亦用粟。汉初犹然。《史记·日者传》：“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孔氏曰：“私人，皂隶之属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故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所以辩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县，魏是以削。贱妨贵，小加大，古人死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讥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而多端，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举贤材，慎名器，岂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耻“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得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以六千里而为仇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载“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成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

　　○王欲玉女《民劳》本召穆公谏王之辞，乃托为王意，以戒公卿百执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犹之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夸毗“天之方忄齐，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以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须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

　　○流言以对“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诵。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杀幽王乃未几而为楚所病，戍申之诗作焉。当宣王之世，周兴而申以强；当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庄王之世，而申为楚县矣。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读二诗者，岂徒论二王之得失哉！

　　○德如毛“德如毛”，言易举也。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韩城《水经注》：“圣水径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韩城东。《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王肃曰：‘今汲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按《史记·燕世家》：“易水东分为梁门。”今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即汉之方城县也。《水经注》亦云：“显水径良乡县这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旧说以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韩，其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为司空，王命以燕众城之。”窃疑同州去燕二千余里，即令召公为司空，掌邦土，量地远近，兴事任力，亦当发民于近甸而已，岂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召伯营申，亦曰“因是谢人”；齐桓城邢，不过宋、曹二国；而《召诰》“庶殷攻位”，蔡氏以为此迁洛之民，无役纣都之理。此皆经中明证。况“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国不到，亦似谓韩土在北陲之远也。又考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汉时去古未远，当有传授，今以《水经注》为定。

　　按毛传梁山、韩城皆不言其地，郑氏笺乃云：“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至“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则郑已自知其说之不通，故训燕为安，而曰：“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惟王肃以梁山为汲郡方城县之山，而以燕为燕国。今于梁山则用郑说，于燕则用王说，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为司空之说，可谓甚难而实非矣。双“其追其貊”，郑以经传说貊多是东夷，故职方掌四夷九貉，郑志答赵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隶”注云：“征东北夷所获。”而汉时所谓貊者，皆在东北。因于笺末添二语云：“其后追也貊也，为严狁所逼，稍稍东迁。”此又可见康成之不自安而迁就其说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山之苞”，营法也；“如川之流”，陈法也。古之善用师者，能为营而后能为陈。故曰“师出以律”，又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代，乃止齐焉”。管子霸国之谋，且犹作内政，以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溪矣。

　　○不吊不祥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德也。

　　○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来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厩有肥马、野有饥莩而能国者也。

　　○实始翦商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巳六百余年，作诗这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

　　○玄鸟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ず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忄栗忄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鸟鸟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戌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

　　○敷奏其勇“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而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

　　○鲁颂商颂《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此最学者之大病也。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

　　○诗序《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闪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皆刺厉王之诗。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

　　●卷四○鲁之春秋《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

　　杜预《春秋》后序曰：“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ぶ郑父，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有一月壬戌”，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后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为今年之事。新君入国之日，反为旧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经乃错简，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曰：“九月，晋惠公卒。”晋之九月，周之冬也。

　　《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传作“秋”。刘原父曰：“《左氏》日月与经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经所云‘冬’，传谓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则建酉之月，周以为冬，宋以为秋矣。”

　　《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作“春”。刘原父曰：“传所据者以夏正纪时也。”

　　《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在九月，传作七月。

　　《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为周正，则麦禾皆未熟。《四年》：“秋，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盖芟践之。”终是可疑。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间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闰月《左氏传·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并是鲁历。春秋时，各国之历亦自有不同者，经特据鲁历书之耳。《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传在上年闰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传在上年闰月。皆鲁失闰之证。杜以为从告，非也。

　　《史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则以鲁历为周历，非也。平王东迁以后，周朔之不颁久矣，故《汉书·律历志》六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其于左氏之言失闰，皆谓鲁历。盖本刘歆之说。

　　○王正月《广川书跋》载《晋姜鼎铭》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论之曰：“圣人作《春秋》，于岁首则书王说者，谓谨始以正端。今晋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当时诸侯皆以尊王正为法，不独鲁也。”李梦阳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权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观之，《春秋》‘王正月’，必鲁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别于夏、殷，并无他义。刘原父以‘王’之一字为圣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于此见之。”

　　赵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诸侯，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庙，所谓禀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传》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经之善，后人辨之累数百千言而未明者，传以一字尽之矣。

　　未为天子，则虽建子而不敢谓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为天子，则谓之“正”，而复加“王”以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春秋时月并书《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滕》：“秋，大熟，未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召诰》：“三月惟丙午フ。”《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言月则不言时。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

　　建子之月而书春，此周人谓之春矣。《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熊朋来《五经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此之谓天统。”

　　○谓一为元杨龟山《答胡康侯书》曰：“蒙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徐无党注曰：“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闲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吕伯恭《春秋讲义》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训》也。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盖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说《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元’，殆欲深求经旨，而反浅之也。”

　　○改月三代改月之证，见于《白虎通》所引《尚书大传》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氏引《伊训》、《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为商人不改月之证，与孔传不合，亦未有明据。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为证，则不然。《汉书·高帝纪》“春正月”注，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叔孙通传》：“诸侯群臣朝十月。”师古曰：“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岁之礼，史家追书十月。”

　　○天王《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是也。○邾仪父邾仪父之称字者，附庸之君无爵可称，若直书其名，又非所以待邻国之君也，故字之。卑于子男，而进于蛮夷之国，与萧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贵之”，《公羊》曰“褒之”，非矣。

　　邾仪父称字，附庸之君也。阝犁来来朝称名，下矣。介葛卢来不言朝，又下矣。白狄来，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衤遂。”曰僖公成风者，僖公之母成风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说得之。《左氏》以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礼尊其母，又未薨而，皆远于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鲁有两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而隐之夫人又是子氏。二传所闻不同，故有纷纷之说。

　　此亦《鲁史》原文，盖鲁有两仲子，不得不称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宫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辞也。

　　《释例》曰：“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如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是也。妾不得体君，不得已而系之子。仲子系惠公而不得，系于孝公；成风系僖公而不得，系于庄公，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见于经者：桓夫人文姜，庄夫人哀姜，僖夫人声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齐姜，皆书薨书葬。文夫人出姜不书薨、葬。隐夫人子氏书薨不书葬。昭夫人孟子变薨言卒，不书葬，不称夫人。其妾母之见于经者，僖母成风，宣母敬赢，襄母定姒，昭母齐归，皆书薨书葬，称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变薨言卒，不称夫人小君。其他若隐母声子、桓母仲子、闵母叔姜，皆不见于经。定母则经传皆阙。而所谓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夫人者，隐公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则书，葬君之母则书，葬妻则不书，所以别礼之轻重也。隐见存而夫人薨，故葬不书。注谓“隐弑贼不讨，故不书”者非。

　　○成风敬嬴成风、敬嬴、定姒，齐归之，书“夫人”，书“小君”，何也？邦人称之，旧史书之，夫子焉得而贬之。在后世则秦芊氏、汉薄氏之称太后也，直书而失自见矣。定姒书“葬”，而不书“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孟子则并不书葬，不成丧也。

　　○君氏卒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从《左氏》为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系之君以为别，犹仲子之系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则当举其名，不但言氏也。

　　或疑君氏之名别无所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盖当时有此称。然则去其“夫人”，即为“君氏”矣。

　　夫人子氏，隐之妻，嫡也，故书薨。君氏，隐之母，惠公之继室，妾也，故书卒。

　　不书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远，嫡、妾之分尚严，故仲子别宫而献六羽，所谓犹秉周礼者也。僖公以后，日以僭逾，于经可见矣。

　　○滕子薛伯杞伯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贬之乎？贬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尽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犹今也。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之人无字之者，言及之则名之，名之者恶之也，恶之则名之焉尽之矣。若降其少师而为太子少师，降其尚书而为侍郎、郎中、员外，虽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则三国之降焉何？沙随程氏以为是三国者，皆微困于诸侯之政而自贬焉。春秋之世，卫称公矣；及其末也，贬而侯，贬而君夫滕、薛、杞犹是也，故鲁史因而书之也。

　　小国贫，则滕、薛、杞降而称伯称子；大国强，则齐世子光列于莒、邾、滕、薛、杞、小邾上，时为之也。左氏谓以先至而进之，亦托辞焉尔。

　　○阙文桓公四年、七年阙秋冬二时，定公十四年阙冬一时，昭公十年十二月无“冬”，僖公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无“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无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无“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有日而无事，皆《春秋》之阙文，后人之脱漏也。《谷梁》有“桓无王”之说，窃以为夫子于继隐之后而书公即位，则桓之志见矣，奚待去其王以为贬邪”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阙文也。若曰以其锡桓而贬之，则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书楚子，商人而书齐侯，五等之爵无所可贬，孰有贬及于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不言“氏”。此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孙忌不言“何”同，皆阙文也。圣人之经，平易正大。

　　邵国贤曰：“‘夏五’，《鲁史》之阙文欤？《春秋》之阙文欤？如谓《鲁史》之阙文者，笔则笔，削则削，何独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乎？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推不诚伯高之心，是不诚于后世也，圣人岂为之哉。不然，则‘甲戌’、‘己丑’、‘叔喜生’、‘仲孙忌’又何为者？是故‘夏五’，《春秋》阙文也，非《鲁史》之阙文也。”

　　范介儒曰：“‘纪子伯’、‘郭公’、‘夏五’之类，传经者之脱文耳。谓为夫子之阙疑，吾不信已。”

　　○夫人孙于齐《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复称姜氏，见鲁人复以小君待之，忘父而与仇通也。先孙后会，其间复归于鲁，而《春秋》不书，为国讳也，此夫子削之矣。

　　刘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谓鲁人绝文姜，不以为亲，乃中礼尔。然则母可绝乎？宋襄之母获罪于君，归其父母之国。及襄公即位，欲一见而义不可得，作《河广》之诗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为尝试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废命也。孔子论其诗而著之，以为宋姬不为不慈，襄公不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绝不为亲，何伤于义哉！”

　　《诗》序《猗嗟》：刺鲁庄公不能防闲其母赵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诚敬以事母，威刑以驭下之说。此皆禁之于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于鲁，必其与公之丧俱至。其孙于齐，为国论所不容而去者也，于此而遂绝之，则臣子之义伸，而异日之丑行不登于史策矣。庄公年少，当国之臣不能坚持大义，使之复还于鲁。凭君母之尊，挟齐之强，而恣睢淫佚，遂至于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左氏》“绝不为亲”一言，深得圣人这意。而鲁人既不能行，后儒复昧其义，所谓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岂不信夫。

　　○公及齐人狩于禚《庄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冬，公及齐人狩于禚。”夫人享齐侯，犹可书也；公与齐侯狩，不可书也。故变文而曰“齐人”，“人”之者，仇之也。杜氏以为微者，失之矣。

　　○楚吴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于吴、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与之也。楚之见于经也，始于庄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于其来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复称“荆”而不与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称“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二十一年，会于盂，始书“楚子”。然使宜申来献捷者，楚子也，而不书“君”。围宋者子玉，救卫者子玉，战城濮者子玉也，而不书“帅”。圣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吴之见于经也，始于成之七年，曰“吴”而已。襄之五年，会于戚，于其来听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复称“吴”，殊会而不与其“人”也。二十五年，门于巢卒，始书“吴子”。二十九年，使札来聘，始有“大夫”。然灭州来，败鸡父，灭巢，灭徐，伐越，入郢，败李，伐陈，会且，会曾阝，伐我，伐齐，救陈，战艾陵，会橐皋，并称“吴”，而不与其“人”。会黄池，书“晋侯及吴子”而殊其会。终《春秋》之文，无书“帅”者，使之终不得同于中夏也。是知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于中国矣。以后世之事言之，如刘、石十六国之辈，略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于史。辽、金亦然。此夫子所以录楚、吴也。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圣人之心盖可见矣。

　　○亡国书葬纪已亡而书“葬纪叔姬”，存纪也。陈已亡而书“葬陈哀公”，存陈也。此圣人之情而见诸行事者也。

　　○许男新臣卒许男新臣卒，《左传》传曰：“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而经不言于师，此旧史之阙，夫子不敢增也。谷梁子不得其说，而以为内桓师，刘原父以为去其师而归卒于其国，凿矣。

　　○于太庙用致夫人“于太庙，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鲁人有疑焉，故不于姑，至是因而致之，不称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与弑二君，而犹以之配庄公，是乱于礼矣。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致夫人也，跻僖公也，皆鲁道之衰，而夫子所以伤之者也。胡氏以夫人为成风；成风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顺也。

　　以成风称小君，是乱嫡妾之分。虽然，犹愈于哀姜也。说在乎汉光武之黜吕后，而以薄氏配高庙也。

　　○及其大夫荀息晋献公之立奚齐，以王法言之，易树子也；以臣子言之，则君父之命存焉。是故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卫《春秋》之文有从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二十年》：“齐人、狄人盟于邢。”并举二国，而狄亦称“人”，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则不称“人”，《十八年》“狄救齐”，《二十一年》“狄侵卫”是也。《谷梁传》谓：“狄称‘人’，进之也。”何以不进之于救齐，而进这于伐卫乎？则又为之说曰：“善累而后进之。”夫伐卫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不称“于越”而称“越人”，亦同此例。

　　○王入于王城不书襄王之复，《左氏》书“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经不书。其文则史也，史之所无，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为襄王未尝复国，而王子虎为之居守，此凿空之论。且惠王尝适郑，而处于栎矣。其出不书，其入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出，未尝入也。庄王、僖王、顷王崩皆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崩也，而可乎”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尝告难于诸侯，故仲尼据策而书之。其入也，与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尝告于诸侯，策所不载，仲尼虽得之传闻，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则仲尼所见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诸侯，况天王乎？策之所具盖昭如也，故狄泉也书，成周也书。

　　事莫大于天王之入，而《春秋》不书，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星孛《春秋》书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不言及汉，重不在汉也。

　　○子卒叔仲、惠伯人君而死，义张，而国史不书。夫子平日未尝阐幽及之者，盖所谓匹夫匹妇之谅，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者也。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孔宁仪、行父从灵公宣淫于国，杀忠谏之泄治，君弑不能死，从楚而入陈，《春秋》之罪人也，故书曰：“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杜预乃谓二子托楚以报君之仇，灵公成丧，贼讨国复，功足以补过。呜呼：使无申叔时之言，陈为楚县矣，二子者，楚之臣仆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复封，成公反国。二子无秋毫之力，而杜氏为之曲说，使后世诈谖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呜呼：其亦愈于已为他人郡县而犹言报仇者与？

　　与楚子之存陈，不与楚子纳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陈忄希矣。”○三国来媵十二公之世，鲁女嫁于诸侯多矣，独宋伯姬书“三国来媵”，盖宣公元妃所生。

　　庶出之子不书生，故子同生特书。庶出之女不书致，不书媵，故伯姬归于宋特书。

　　《卫·硕人》之诗曰：“东宫之妹。”正义曰：“东宫，太子所居也。系太子言之，明与同母，见夫人所生之贵。”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独子也，女亦然矣。

　　○杀或不称大夫凡书“杀其大夫”者，义系于君，而责其专杀也。盗杀郑公子、公子发、公孙辄，文不可曰“盗杀大夫”，故不言大夫。其义不系于君，犹之盟会之卿，书名而已。胡氏以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阍弑吴子余祭。”言吴子，则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吴阍弑其君”也。《谷梁子》曰：“不称其君，阍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来会公《定公十四年》：“大搜于比蒲，邾子来会公。”《春秋》未有书来会公者，来会非朝也，会于大搜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复来朝。

　　○葬用柔日《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赢，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迟而至于明日者，事之变也，非用刚日也。汉人不知此义，而长陵，以丙寅，茂陵。以甲申，平陵，以壬申，渭陵，以丙戌，义陵，以壬寅，皆用刚日。

　　《穆天子传》成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收为后人伪作。

　　○诸侯在丧称子凡继立之君，逾年正月乃书即位，然后成之为君；未逾年则称子，未逾年又未葬则称名。先君初没，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称名，《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则子道毕，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卫子，《二十八年》陈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则已成之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卫侯，《宣公十一年》陈侯，《成公三年》宋公、卫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鲁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传》曰：“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陈子，是也，所以从同也。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别也。

　　“郑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郑世子忽复归于郑”者，已葬未逾年之子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圣人之抑忽而进突也。

　　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者，未葬居丧之子也。里克“弑其君卓”者，逾年已即位之君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谷梁传》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非也。

　　○未逾年书爵即位之礼，必于逾年之正月，即位然后国人称之曰君。春秋之时，有先君已葬，不待逾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齐侯使国佐来聘。”《成公四年》：“郑伯伐许。”称爵者，从其国之告，亦以著其无父之罪。

　　○姒氏卒《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书薨，不称夫人，葬不称小君，盖《春秋》自成风以下，虽以妾母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后称之。以姒氏之不称者，本无其事也。后世之君多于柩前即位，于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为皇太后。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贰于君，子疑于父，而先王之礼亡矣。

　　○卿不书族《春秋》之文，不书族者有二义。无骇卒；挟卒；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溺会齐师伐卫：未赐氏也。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晋；至自晋：一事再见，因上文而略其辞也。

　　春秋隐、桓之时，卿大夫赐氏者尚少，故无骇卒，而羽父为之请族，如挟、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庄、闵以下，则不复见于经，其时无不赐氏者矣。刘原父曰：“诸侯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大国之卿三命，次国之卿再命，小国之卿一命。其于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称了。周衰礼废，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尽如古，见于经者亦皆当时之实录也。故隐、醒之间，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颇有存者，是以鲁有无骇、柔、挟，郑有宛、詹，秦、楚多称人。至其晚节，无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转从小国之例称人而已。说者不知其故，因谓曹、秦以下悉无大夫，患其时有见者害其臆说，因复构架无端，以饰其伪，彼固不知王者诸侯之制度班爵云尔。”

　　或曰：不称公子何与？杜氏曰：“公子者，当时之宠号。”之称公子也，桓赐之也。其终隐之篇不称公子者，未赐也。若专命之罪则直书而自见矣。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赐氏也。卫州吁弑其君完，未赐氏也。胡氏以为以国氏者国及乎上，称公子者诛及其身，此求其说而不得，故立此论尔。

　　○大夫称子周制、公侯伯子男为五等之爵，而大夫虽贵，不敢称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以伯、仲、叔、季为称。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孙氏之称子也自蔑也，叔孙氏之称子也自豹也，季孙氏之称子也自行父也。晋之诸卿在文公以前无称子者，魏氏之称子也自也，栾氏之称子也自枝也，赵氏之称子也自衰也，却氏之称子也自缺也，知氏之称子也自首也，范氏之称子也自会也，韩氏之称子也自厥也。晋、齐、鲁、卫之执政称子，他国惟郑间一有之，余则否，不敢与大国并也。鲁之三家称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称焉，不敢与三家并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称之，如赵孟知伯死，则谥之而后子之，犹国君之死而谥称公也，于此可以见世之升降焉。读《春秋》者，其可忽诸？春秋时，大夫虽僭称子，而不敢称于其君之前，犹之诸侯僭称公，而不敢称于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卫孔悝之《鼎铭》知之，曰“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兴旧耆欲”。成叔，孔成子Θ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犹有先王之制存焉。至战国，则子又不足言，而封之为君矣。

　　《洛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犹《春秋》传之言群子也。唐孔氏以为大夫皆称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后，而执政之卿始称子。其后则匹夫而为学者所宗亦得称子，老子、孔子是也。又其后则门人亦得称之，乐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故《论语》之称子者，皆弟子之于师。《孟子》之称子者，皆师之于弟子，亦世变之所从来矣。《论语》称孔子为子，盖夫子而省其文，门人之辞也。亦有称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叹曰”，“夫子不答”，“夫子莞尔而笑”，“夫子怃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辞也。

　　○有谥则不称字《春秋》传，凡大夫之有谥者则不书字；外大夫若宋、若郑、若陈、若蔡、若楚、若秦，夫谥也，而后字之。内大夫若羽父，若众仲，若子家，无谥也，而后字之。公子亦然。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谥，康王、灵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无谥而后字之，子干、子是也。他国亦然，陈之五父，郑之子、子仪是也。卫州吁、齐无知。贼也，则名之。作传者于称名之法，可谓严且密矣。○人君称大夫字古者人君，于其国之卿大夫皆曰伯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独诸侯然也，《曲礼》言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革，然而天子接之犹称其字。《宣公十六年》：晋侯使士会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闻乎？”《成公三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曰：“巩伯实来。”《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诸乎？”周德虽衰，辞不失旧，此其称字，必先王之制也。周公作立政之书，若侯国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并列于王官之后，盖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遗小国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贰于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左氏之记周事曰：“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之尊，而日贰，日叛，若敌者之辞，其不知《春秋》之义甚矣。

　　○星陨如雨“星陨如雨”，言多也。《当书·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言：‘《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庄以来至今再见。’”此为得之。而后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织”，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纵横查余”，皆其类也。不言“石陨”，不至地也。传曰：“与雨偕也。”然则无雨而陨，将不为异乎？

　　○筑“筑，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旧唐书·礼仪志》太常博士顾德章议引此，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曰城，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义亦知其不可通，而曲为之说。

　　○城小谷“城小谷，为管仲也。”据经文，小谷不系于齐，疑《左氏》之误。范宁解《谷梁传》曰：“小谷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谷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当即此地。杜氏以此小谷为齐邑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同。按《春秋》有言“谷”不言“小”者。《庄公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谷。”《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文公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成公五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四书“谷”，而一书“小谷”，别于谷也。又《昭公十一年》传曰：“齐桓公城谷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则知《春秋》四书之谷及管仲所封在济北谷城，而此之小谷自为鲁邑尔。况其时齐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见于天下，岂遽勤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齐人杀哀姜哀姜通庆父，弑闵公，为国论所不容，而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义也。而传谓之“已甚”，非也。

　　○微子启“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何孟春曰：“按《书》，殷纣无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应当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后，无复还之理。而牧野之战，亦必不从人而伐其宗国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托之古人以规楚子乎？”

　　徐孚远曰：“《史记》言微子持祭器造于军门，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后武庚之郑，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

　　○襄仲如齐纳币经书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齐纳币，则但书“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于十一有，而犹在二十五月之内，恶得谓之礼乎？

　　○子叔姬卒据《传》，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鲁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鲁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于鲁而再出之，必无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误重书之尔。且文公十二年，经书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为杞妇乎？赵子曰：“书卒义与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为时君之女，故曰‘子’，以别其非先君之女也。”

　　○齐昭公《齐公十四年》：“齐侯潘卒。”传以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经书“齐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当以先君之名为谥。疑《左氏》之误。然僖公十七年传曰：“葛嬴生昭公。”前后文同，先儒无致疑者。

　　○赵盾弑其君《太史书》曰：“赵质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笔也。“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此董狐之巽辞也。传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为越境，乃免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讨穿犹不得免也。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

　　○临于周庙《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杜氏以为文王庙也。《昭公十八年》：“郑使祝史徙主于周庙。”劳动致富氏以为厉王庙也。传曰：“郑祖厉王。”而《哀公二年》，蒯聩之祷亦云；“敢昭祖也。始封之君谓之祖。虽然，伯禽为文王之孙，郑桓为厉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国也，将何祭哉？天下有无祖考之人乎？而况于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庙以祀文王、厉王，而谓之周庙欤？汉时有郡国庙，其亦仿古而为之欤？

　　《竹书纪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大于周公庙。”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周公未薨，何以有庙？盖周庙也。是则始封之君有庙，亦可因此而知之说。

　　○栾怀子晋人杀栾盈，安得有谥？传言“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岂其家臣为之谥，而遂传于史策邪？

　　○子大叔之庙《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即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十八年》：“简兵大搜，将为搜除。子太叔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斯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此亦一事，而记者或以为葬，或以为搜，传两存之，而失删其一耳。

　　○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传：“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卫彪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传“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干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两收，而失删其一。周之正月，晋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斯，计徒庸，虑财用，书侯粮，以令役于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几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传分为两年，岂有迟之两月而始栽，宋仲几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过三旬而毕矣。

　　○五伯五伯之称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杜元凯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台卿注：“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二说不同。据国佐对晋人言，其时楚庄之卒甫二年，不当遂列为五，亦不当继此无伯而定于五也。其通指三代无疑。《国语》：“祝融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其后八姓，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庄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轨注：“彭祖名铿，尧臣，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年七百岁。”是所谓五伯者，亦商时也。是知国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称五伯，而以桓公为盛，则止就东周以后言之。如严安所谓“周之衰三百余岁，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赵氏以宋襄并列，亦未为允。宋襄求霸不成，伤于泓以卒，未尝霸也。《史记》言越王句践“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伯”。子长在台卿之前，所闻异辞。然则言三代之五伯，当如杜氏之说；言春秋之五伯，当列句践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庄、阖闾、句践为五伯，斯得之矣。

　　○占法之多以日占事者，《史记·天宫书》：“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时占事者，《越绝书》公孙圣：“今日壬午，时加南方”，《史记·贾谊传》“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为占，《史记·龟策传》：“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汉书》翼奉言：“白鹤馆以月宿，亢灾”，《后汉书》苏竟言：“白虹见时，月入于毕”是也。《周礼·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则古人之法可知矣。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占愈凿，加以日时、风角、云气迟疾变动，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于此者或迕于彼，岂非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台；而太史公亦谓皋、唐甘、石书传，凌杂米盐，在人自得之于象占之外耳。干宝解《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曰：“一卦六爻则皆杂有八卦之气，若初九为震爻，九二为坎爻也。或若见辰戌言艮，己亥言兑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离，以子位名坎。或若得来为恶物，王相为兴，休废为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义，君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形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说《易》如此，小数详而大道隐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验，天文亦然。

　　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以日同为占裨灶以逢公卒于戊子日，而谓今七月戊子，晋君将死。苌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谓毛得杀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于古人者为占，又是一法。

　　○天道远春秋时，郑裨灶、鲁梓慎最明于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灾，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子产不从，亦不复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将水。”叔孙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虽二子之精，亦有时而失之也。故张衡《思玄赋》曰：“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

　　○一事两占《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郑皆饥。一事两占，皆验。

　　○春秋言天之学天文王行之说，愈疏则多中，愈密则愈多不中。春秋时言天者，不过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验之日食、星孛之类而已。五纬之中但言岁星，而余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简也。而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这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故其说也易知，而其验也不爽。扬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尽信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列国官名春秋时列国官名，若晋之中行，宋之门尹，郑之马师，秦之不更庶长，皆他国所无。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尹、右尹、连尹、针尹、寝尹、工尹、卜尹、芋尹、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嚣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厩尹、监马尹、杨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异于他国。

　　○地名《左传·成公元年》：“战于鞍，入自丘舆。”注云：“齐邑。”《三年》：“郑师御晋，败诸丘舆。”注云：“郑地。”《哀公十四年》：“坑氏葬诸丘舆。”注云：“坑氏，鲁人也。泰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又是鲁地。是三丘舆为三国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莅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战于鄢陵。”注云：“郑地，今属颍川郡。”是二鄢陵，为二国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或林，为二国地也。《襄公十七年》：“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齐地。”是二重丘，为二国地也。《定公十二年》：“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无注，当是鲁地。《哀公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东阳大末县。”是二姑蔑，为二国地也。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卫太子蒯聩献盂于齐。”卫之盂也。而晋则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为盂大夫。”今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高阝、逆、阴人、盂、壶口。”此盂当在邢、洛之间。

　　州国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国在城阳淳于县。”《十一年》：“郧人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注：“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

　　○昌[A227]《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阅来聘，飨在昌蜀、白、黑、形盐。”注曰：“昌蜀，昌蒲菹。”而《释文》蜀音在感反，正义曰：“齐有邴蜀，鲁有公父蜀，其音为触。《说文》：“蜀，盛气怒也。从欠，蜀声。’此昌蜀之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与彼为同为异。”今考顾氏《玉篇》有“[A227]”字：“：徂敢切，昌蒲俎也。”然则传之昌[A227]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误作“蜀”。是知南北之学陆、孔诸儒犹有不能遍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见之君将之。”今本作“[A11M]”，《广韵》注曰：“《说文》从口。”盖经典之误文不自天宝、开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义曰：“此与二十一年频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缣以代简，纸以代缣，多历世代，转写谬误，失其本真，后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论。考《魏书》江式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考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世谓之古文。”自古文以至于今，其传写不知几千百矣，安得无误？后之学者，于其所不能通，必穿凿而曲为之说，其为经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颜氏家训》曰：“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皮、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文字不同《五经》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经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见于卫诗，而鲁则为“ホ”；“鬯弓”著于郑风，而秦则为“”《左氏》一书，其录楚也“氏”或为“氏”，“箴尹”或为“针尹”，况于钟鼎之文乎！《记》曰“书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见异辞孔子生于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则所闻也，隐、桓、庄、闵、僖则所传闻也。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均匀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互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阙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公子益师之卒，《鲁史》不书其日，远而无所考矣。以此释经，岂不甚易而实是乎？何休见《桓公二年》会稷之传，以恩之浅深，有“讳”与“目言”之异，而以书日不书日，详略之分，为同此例，则甚难而实非矣。窃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三语必有所本。而齐、鲁诸儒述之，然其义有三：阙文，一也；讳恶，二也；言孙，三也。从前之一说，则略于远而详于近；从后之二说，则晦于近而章于远。读《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汉书》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学。夫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曾子且闻而未达，非子游举其事实之，亦乌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乱。○纪履纟俞来逆女“何以不称使？昏礼不称主人。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笃曰：“此言经所以不书纪侯者，以见母虽不通，而纪侯有母，则不得自称主人，以别于宋公之无母也。

　　○母弟称弟“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公羊传：“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何休以为：“《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疏，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由此。诗人美鸠均爱七子，岂有于父母则望之以均平，于兄弟则教之以疏外，以此为质，是所谓直情而径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说，则异母兄弟不谓之兄弟乎？”程子曰：“《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说，其曰同母弟，盖谓嫡耳，非以同母弟为加亲也。若以同母弟为加亲，则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兽也。”

　　○子沈子《隐公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后师，明说此意者。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按传中有“子公羊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何后师之多欤然则此传不尽出于公羊子也明矣。

　　○谷伯邓侯书名“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称侯、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其义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时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说，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恶人之说。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贬归之于天道矣。

　　○郑忽书名“郑忽出奔卫。”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传文简而难晓。李因笃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是则公、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也。故子产曰：‘郑伯、男也。’遭丧未逾年之君，公侯皆称子，如宋子、卫子、陈子之类是也。以其等本贵于伯、子、男，故降而称子。今郑，伯爵也，伯与子、男为一等，下此更无所降，不得不降而书名矣。名非贬忽之辞，故曰‘辞无所贬。’”○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从逆者而言，谓之王后；从归者而言，谓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犹《诗》之言“为韩吉相攸”也，犹《左氏》之言“息妫将归过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国之号，此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为“王者无外，其辞成矣”，又以为“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是其说经虽巧，而非圣人之意矣。今将曰“逆季姜于纪”，则初学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将曰“王后归于京师”，则王后者谁之女？辞穷矣。公羊子盖拘于在国称女之例，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顺者也。

　　传文则有不同者，《左氏·庄公十八年》：“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争门《公羊·闵公二年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或曰自鹿门至于争门者是也，或曰自争门至于吏门者是也。”注：“鹿门，鲁南城东门也。”据《左传》“臧纥斩鹿门之关出奔邾”是也，争门、吏门并阙。按《说文》：“净，鲁北城门池也。从水、争声。士耕切。”是争门即以此水名，省文作“争”尔。后人以“氵静”字省作“净”，音才性切。而梵书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为才性之净，而鲁之争门不复知矣。

　　○仲婴齐卒鲁有二婴齐，皆公孙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婴齐卒。”其为仲遂后者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于。”则子叔声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赐氏。故其子即以父字为氏。生而赐氏，非礼也。以父字为氏，亦非礼也。《春秋》从其本称，而不没其变氏，其生也书“公子遂”，其死也书“仲遂卒于垂”；于其子也，其生也书“公孙归父”，其死也书“仲婴齐卒。”

　　《公羊传》：“仲婴齐者何？公孙婴齐也。”此言仲婴齐，亦是公孙婴齐，非谓子叔声伯。故注云：“未见于经，为公孙婴齐；今为大夫死见经，为仲婴齐。”此汉人解经之善。若子叔声伯，则战鞍、如晋、如莒，已屡见于经矣。

　　“为人后者为之子”，此语必有所受。然婴齐之为后，后仲遂，非后归父也，以为为兄后则非也。传拘于孙以王父字为氏之说，而以婴齐为后归父，则以弟后兄，乱昭穆之伦矣，非也，且三桓亦何爱于归父而为之立后哉。

　　◎隐十年无正隐十年无正者，以无其月之事而不书，非有意削之也。谷梁以为隐不自正者，凿矣。赵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旧史阙也。”得之矣。○戎菽《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传曰：“戎，菽也。”似据《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为之说。桓公以戎捷夸示诸侯，岂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诗曰：“艺之荏菽，荏菽旃旃。”传曰：“荏菽，戎菽也。”《尔雅》：“戎菽谓之荏菽。”则自后稷之生而已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陨石于宋五《公》、《谷》二传，相传受之子夏，其宏纲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数十条。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辩，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陨石于宋五，六退飞过宋都”，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六”，而夫子改这“六”也。谷梁子曰：“陨石于宋五，后数，散辞也。”“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辞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聚辞乎？初九潜龙，后九也；九二见龙，先九也。世未有为之说者也。

　　石无知，故日之；然则梁山崩不日，何也？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则有ず鹆来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无，其文则史也。故刘敞谓：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与陨石同日，书“是月”以别之也。

　　○王子虎卒《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谷梁以为叔服。按此后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成公元年，刘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明叔服别是一人，非王子虎。

　　○谷梁日误作曰《谷梁传·宜公十五年》：“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婴儿贤也。”疏解其迂，按传文“曰”字误，当作“其日，潞子婴儿贤也”。

　　●卷五○阍人寺人阍人、寺人属于冢宰，则内廷无乱政之人；九嫔、世妇属于冢宰，则后宫无盛色之事。太宰之于王，不惟佐之治国，而亦诲之齐家者也。自汉以来，惟诸葛孔明为知此义，故其上表后主，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而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攸之、衤韦、允三人。于是后主欲采择以充后宫，而终执不听；宦人黄皓终允之世，位不过黄门丞。可以为行周礼之效矣。后之人君以为此吾家事，而为之大臣者亦以为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执而问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国之能理乎？魏杨阜为少府，上疏欲省宫人，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然后知阍寺、嫔御之系于天官，周公所以为后世虑至深远也。

　　汉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然则奄寺之官犹隶于外廷也。○正月之吉《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即此是古人三正并用之验。《逸周书·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享，犹自夏焉。”正谓此也。《豳诗·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北史·李业兴传》：“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文祖，此时何正？’业兴对曰：‘此夏正月。’梁武帝问：‘何以得知？’业兴曰：‘案《尚书》中《候运衡篇》云日月营始，故知夏正。’又问：‘尧时以前何月为正？’业兴对曰：‘自尧以上，书典不载，实所不知。’梁武又云：‘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尧典》，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业兴对曰：‘虽三正不同，言时节者皆据夏时正月。《周礼》仲春二月，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虽自《周书》，月亦夏时。尧之日月亦当如此。’”

　　○木铎金铎所以令军中，木铎所以令国中，此先王仁义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刚柔别焉，其可以识治民之道也欤？

　　鼓吹，军中之乐也，非统军之官不用，今则文官用之，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遍于国中，而兵由此起矣。

　　后魏孝武永熙中，诸州镇各给鼓吹。寻而高欢举兵，魏分为二。唐自安史之乱，边戍皆得用这，故杜甫诗云：“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粗厉之音，形为乱象，先王之制，所以军容不入国也。

　　《诗·有瞽》笺云：“箫，编小竹管，如今卖糖者所吹也。汉时卖糖止是吹竹，今则鸣金。

　　○稽其功绪已成者谓之功，未竟者谓之绪。《说文》：“绪，丝端也。”《记》曰：“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

　　○六牲古之为礼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执豕于牢”，称公刘也；“尔牲则具”，美宣王也。至于邻国相通，则葛伯不祀，汤使遗之牛羊；而卫戴公之庐于曹，齐桓归之牛羊豕鸡狗皆三百。其平日，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用大牲则卜之于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载齐国之制，公膳止于双鸡。而诗人言宾客之设，不过兔首い鳖之类。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齐灵公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之，索马牛皆百匹；而吴人征鲁百牢，始于贪求，终于暴殄。于是范蠡用其霸越之余谋以畜五，而泽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权不在国而在民矣。

　　《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秦德公用三百牢于。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

　　○邦飨耆老孤子春飨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飨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国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遍飨也。故国老庶老则飨之，而其他则养于国、养于乡而已。死事之孤则飨之，而其他则养幼少、存诸孤而已。一以教孝，一以劝忠，先王一举事而天道人伦备焉，此礼之所以为大也与？

　　○医师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夫药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则用有多少，有强弱则剂有半倍。多则专，专则效速；倍则厚，厚则其力深。今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杀人为贤，岂知古之上医不能无失。《周礼·医师》：“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犹用之。而淳于意之对孝文，尚谓：“时时失这，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蛊，往见吝。”奈何独取夫裕蛊者，以为其人虽死而不出于我之为。呜呼，此张禹之所以亡汉，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

　　《唐书》许胤宗言：“古之上医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璧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之，术亦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后汉书》：“华佗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夫《师》之六五任，九二则吉，参以三、四则凶。是故官多则乱，将多则败，天下之事亦犹此矣。○造言之刑舜之命龙也曰：“朕圣谗说殄行，震惊朕师。”故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造言之刑次于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诛庶民之作言语而不信者。至于讹言莫惩，而宗周灭矣。

　　○国子世子齿于学，自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保氏掌养国子以道，而教之六艺。而王世子不别置官，是世子之与国子齿也。是故诸子掌国子之ヘ，“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习之深，乌能得其用乎？后世乃设东宫之官，而分期职秩。于是有内外宫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死政之老死国事者之父，如《史记·平原君传》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后汉书·独行传》小吏所辅捍贼，代县令死，除父奉为郎中；《蜀志·庞统传》统为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议郎，迁谏议大夫是也。若父子并为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于伏隆，先朝之于张五典。

　　○凶礼《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其别有五：曰死亡、凶札、祸、围败、寇乱。是古之所谓凶礼者，不但于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丧之丧者，缘是而起也。《记》曰：“年不顺成，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又曰：“年不顺成，君衣布，本。”《周书》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无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素服”注曰：“大，水火为害，君臣素服缟冠，若晋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宫灾，三日哭。”此祸之服也。《记曰》：“国亡大县邑，公卿大夫士厌冠，哭于太庙。”又曰：“军有忧，则素服哭于库门之外。”《大司马》：“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春秋传》：“秦穆公败于ゾ，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此围败之服也。若夫《曲礼》言：大夫士去国，“素衣，素裳，素冠，彻缘，屦，素袜，乘髦马”。孟子言三月无君则吊，而季孙之会荀跞，练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晋侯，免服衰；卫侯之念子鲜，税服终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灭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围吴，而赵孟降于丧食。此与国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巳。《记》有之曰：“无服之丧，以蓄万邦。”

　　○不入兆域《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战败无勇，投诸茔外以罚之。”《左氏》赵简子所谓：“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而《檀弓》死而不吊者三，其一曰畏，亦此类也。若敝无存死，而齐侯三衤遂之，与之犀轩与直盖而亲推之。三童汪死，而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岂得以此一概。隋文帝仁寿元年，诏曰：“投生殉节，自古称难。陨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达大义，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至坟茔独在其外？自今以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谓达古人之意。又考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而有阳处父之葬，则得罪而见杀者，亦未尝不入兆域也。

　　○乐章《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贼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

　　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古人必先有诗，百后以乐和之。舜命夔都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应之，是之谓以乐从诗。古之诗大抵出于中原诸国，其人有先王之风，讽诵之教，其心和，其辞不侈，而音节之间往往合于自然于律。《楚辞》以下，即已不必尽谐。降及魏晋，彦羌戎杂扰，方音递变，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协之音，而名为乐府，无以异于徒诗者矣。人有不纯，而五音十二律之传于古者到今不变，于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声，而谓之以诗从乐。以诗从乐非古也，后世之失，不得巳而为之也。

　　《汉书》：“武帝举司纪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论律吕，以合八吕之调”，是以诗从乐也，后代乐音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庙之正乐，如三百篇之颂。其他诸诗，所谓赵、代、秦、楚之讴，如列国之风。

　　十九章，司马相如等所作，略论律吕，以合八音者也。赵、代、秦、楚之讴，则有协有否。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采其可协者以被之音也。

　　《乐府》中如清商、清角之类，以声名其诗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类，以舞名其诗也。以声名者必合于声，以舞名者必合于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声亡矣，于是乎文章之传盛，而声音之用微，然后徒诗兴而乐废矣。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对诗而言则所谓乐者，“八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也，分诗与乐言之也。专举乐则诗在其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也，合诗与乐言之也。

　　《乡饮酒》：“礼工四人，一瑟。”二瑟，二人鼓瑟，则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与歌并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汉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卫灵公听新声于濮水之上，而使师延写之，则但有曲而无歌，此后世徒琴之所由兴也。

　　言诗者大率以声音为末艺，不知古人入学自六艺始，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后人之学好高，以此为瞽师乐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于两京，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而声音之学遂为当今之绝艺。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阴阳”，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两骖如舞”，御也。“止戈为武”，“皿虫为蛊”，书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数也。古之时人人知之，而今日遂为绝学。且曰：艺而已矣，不知之无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斗与辰合《周礼·大司乐》注：“此据十二辰之斗建与日辰相配合，皆以阳律为之主，阴吕来合之。”是以《大师》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怕。”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大吕，丑之气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故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大蔟，寅之气也，正月建焉，而辰在И訾。应钟、亥之气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应钟，以祀地。如洗，辰之气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气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寿里。故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蕤宾，午之气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林钟，未之气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鹑火。故奏蕤宾，歌函钟，以祭山川。仲吕，巳之气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实沈。夷则，申之气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鹑尾。故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夹钟，卯之气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无射，戌之气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无射，歌夹钟，以享先祖。《太玄经》所谓：“斗振天而进，日违天而退。”先王作乐，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凶声“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凶声如殷纣好为北鄙之声，所谓亢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者也。注谓：“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此则一淫声已该之矣。

　　○八音先王之制乐也，具五行之气。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于金，寓水于石。凫氏为钟，火之至也。泗滨浮磬，水之精也。

　　土鼓，乐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悦耳，存其质也。《国》“令州鸠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赞之。”今之大乐久无匏、土二间，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谓：“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见。”吾有感于其言。

　　○用火有明火，有国火。明火以阳燧取之于日，近于天也，故卜与祭用之，国火取之五行之木，近于人也，故烹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于木，而复有四时五行之变。《素问》：黄帝言：“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季春出少，贵其新者，少火之义也，今人一切取之于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之多，年寿之减，有自来矣。

　　邵氏《学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语》曰：‘钻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谓光融天下者于是乎在。《周礼》司ピ氏所掌及《春秋》宋、卫、陈、郑所纪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犹夫古也，而火独缺焉。饮知择水而亨，不择火以祭以养，谓之备物可乎？或曰：庭燎则有司矣。虽然，此火之末也。”○莅戮于社《大司寇》：“大军旅莅戮于社。”注：“社谓社主在军者也。”《书·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字国云：“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亲祖严社之义也。”《记》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为阴主，若其司刑杀之柄者，故祭胜国之社则士师为之尸。而王奔之将亡，赦城中囚徒，授兵杀，饮其血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于社，而亡曹之梦亦曰：“立于社官。”宰我战栗之对，有自来矣。○邦朋《士师》掌士之八成，七曰为邦朋。太公对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誉，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诸侯，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诛华士也。世衰道微，王纲驰于上，而私党植于下，故箕子之陈《洪范》，必皇建其有极，而后庶民人无淫朋比德。《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庄子》：“文王寓政于臧丈人，而列士坏植散群。”

　　荀悦论曰：“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为太息者此也。

　　○王公六职之一“坐而论道，谓之王公。”王亦为六职之一也，未有无事而为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奠挚见于君士冠，士之嫡子继父者也，故得奠挚见于君。

　　○主人“主人爵弁，裳，缁施。”注：“主人，婿也。婿为妇主。”“主人筵于户西。”注：“主人，女父也。”亲迎之礼，自夫家而行，故婿称主人；至于妇家，则女父又当为主人，故不嫌同辞也。女父为主人，则婿当为宾，故曰：“宾东面答拜。”注：“宾，婿也。对女父之辞也。至于宾出而妇从，则变其文而直称曰“婿”。婿者，对妇之辞也。曰主人、曰宾、曰婿，一人而三异其称，可以见礼时为大，而义之由内矣。

　　○辞无不腆无辱“归妹，人之终始也。”先王于此有省文尚质之意焉，故辞无不腆无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礼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为嗣续之基，故以内心为主，而不尚乎文辞也，非徒以教妇德而已。

　　○某子受酬《乡饮酒礼》：“某子受酬。”注：“某者，众宾姓也。”《乡射礼》：“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无称姓者，从《乡射礼》注为得。如《左传》叔孙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类。

　　○辩《乡饮酒礼》、《乡射礼》其于旅酬皆言“辩”，注云：“辩众宾之在下者。”此辩非“辩察”之辩，古字辩与“遍”通。经文言辩者非一。《燕礼》注：“今文‘辩’皆作‘遍’”是也。《曲礼》”主人延客，食，然后辩ゾ。”《内则》：“子师辩告诸妇诸母名。”“宰辩告诸男名。”《玉藻》：“先饭，辩饮而俟。”《乐记》：“其治辩者其礼具。”《左传·定公八年》：“子言辩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史记·礼书》：“瑞应辩至。”

　　○须臾“寡君有不腆之酒，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使某也以请。”古者乐不逾辰，燕不移漏，故称须臾，言不敢久也。《记》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而《书·酒诰》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卫帮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岂待初筵之规，三爵之制，而后不得醉哉。○飧不致《聘礼》：“管人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宾不拜，沐浴而食之。”即孟子所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恐劳宾也。○三年之丧今人三年之丧，有过于古人者三事。《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檀弓》曰：“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王肃云：“是祥之月而礻覃，礻覃之明月可以乐矣。”又曰：“鲁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尔责于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巳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逾月则其善也。’”《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曰：“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孔字国《书传·太甲篇》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郑玄谓二十四月再期，其月余日不数，为二十五月。中月而礻覃，则空月为二十六月。出月礻覃祭，为二十七月。与王肃异。按《三年问》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从郑氏之说，三年之丧必二十七月。《仪礼·丧服篇》曰：“疏衰掌，齐牡麻，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期者，父在为母。”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礼记·杂记》下篇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礻覃。”注云：“此谓父在为母也。”《丧大记》曰：“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父在，为母，为妻。”又曰：“期居庐，终丧不御于内者，父在，为母，为妻。”《丧服四制》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丧服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今从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其过于古人，二也。《丧服篇》又曰：“不杖麻屦者，妇为舅姑。”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宫舀之妻之姑之丧，夫子诲之ヮ，曰：‘尔毋从从尔，尔毋扈扈尔。’盖榛以为笄，长尺而总八寸。”正义谓以其为期之丧而杀于斩衰之服。《丧服小记》曰：“妇人为夫与长子稽颡，其余则否。”今从后唐之制，妇为舅姑亦服三年。其过于古人，三也。皆后儒所不敢议，非但因循国制，亦畏宰我短丧之讥。若乃日月虽多，而衰戚之情不至焉，则不如古人远矣。

　　古人以祥为丧之终，中月而礻覃则在除服之后。故《丧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终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有子盖既祥而丝屦组缨。又曰：“祥而外无哭者，礻覃而内无哭者，乐作矣故也。”自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逾月则其善。”而孟献子礻覃县而不乐，孔子曰：“献子加于人一等矣。”于是自礻覃而后，乃谓之终丧。王肃据《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之文，谓为二十五月。郑玄据《服问》“中月而礻覃”之文，谓为二十七月。《孝经援神契》曰：“丧不过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义断仁，示民有终。”故汉人丧服之制，谓之五五。《堂邑令费凤碑》曰“菲五五，衰杖其未除”，《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离母忧，五五断仁”是也。

　　为父斩衰三年，为母齐衰三年，此从子制子也。父在为母齐衰杖期，此从夫制之也。家无二尊，而子不得自专，所谓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审此可以破学者之疑，而息纷纭之说矣。

　　父在为母，虽降为期，而心丧之实未尝不三年也。传曰：“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假令娶于三年之内，将使为之子者何服以见，何情以处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于期，而申其父之不娶于三年。圣人所以损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檀弓》上篇：“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此自父在为母之制当然，疏以为出母者非。

　　《丧服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礻覃。”山阴陆氏曰：“在父之室，为未娶者也。并礻覃祭不举，厌也。”

　　唐时武、韦二后皆发妇乘夫，欲除三纲，变五服，以申尊母之义。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中宗神龙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圣于天皇，陪南郊以亚献，而况区区之服制乎？玄宗开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礼，历代不刊。子夏为传，孔门所受。格条之内，有父在为母齐衰三年。此有为而为，非尊厌之义。与其改作，不如师古，诸服纪宜一依《丧服》旧文，可谓简而当矣。”奈何信道不笃，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从韦纟舀之言，加舅母堂姨舅之服。天宝六载，又令出母终三年之服。而太和、开成之世，遂使附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礼教之沦有由来矣。

　　自古以来，奸人欲蔑先王之礼法而自为者，必有其渐。天后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之请，其意在乎临朝也。故中宗景龙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内外五品以上母妻务加邑号一等，无妻者听授其女，而安乐公主求立为皇太女，遂进鸩于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

　　洪武七年，虽定为母斩衰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丧，次年正旦，皇太子、亲王、附马俱浅色常服，则尊厌之礼未尝不用也。惟夫二十七月之内，不听乐，不昏嫁，不卦举，不服官，此所谓心丧，固百世不可改矣。

　　《丧服小记》曰：“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郑氏曰：“祖父在，则其服如父在为母也。此祖母之丧，厌于祖父者也。”

　　妇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于期，不贰斩也，然而心丧则未尝不三年矣，故曰：“与更三年丧不去。”

　　吴幼清《服制考详序》曰：“凡丧礼，制为斩、齐、功、缌服者，其文也；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者，其实也。中有其实而外饰之以文，是为情文之称；徒服其服而无其实，则与不服等尔。虽不服其服而有其实者，谓之心丧。心丧之实有隆而无杀。服制之文有杀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尝谓服制当一以周公之礼为正，后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实，而不究古人制礼之意者也。为母齐衰三年，而父在为母杖期，岂薄于期母开，盖以夫为妻之服既除，则子为母之服亦除，家无二尊也。子服虽除，而三者居丧之实如故，则所杀者三年之文而已，实固未尝杀也。女子子在室为父斩，既嫁则为夫斩，而为父母期，盖子曰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于夫，则降其父。妇人不贰听者，不贰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为夫之父母亦期，期人之后夫未除服，妇巳除服则居丧之实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实三年也，岂必从夫服斩而后为三年哉。丧服有以恩服者，有以义服者，有以名服者，有以义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为父母之类是也。义者，妇为舅姑之类是也。名者，为从父从子之妻之类是也。从父之妻名以母之党而服，从子之妻名以妇之党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党，其无服者，推而远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妇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己虽无服，必不华靡于其躬，宴乐于其室，如无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缌，朋友尚加麻，邻丧里殡犹无相杵巷歌之声，奚独于兄嫂弟妇之丧，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礼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浅识窥也。夫实之无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杀者，义之精。古人制礼之意盖如此。后世父在为母三年，妇为舅姑从夫斩齐并三年，为嫂有服，为弟妇亦有服，意欲加厚于古，而不知古者子之为母、妇之为舅姑、叔之于嫂未尝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实，而不究古人制礼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丧之实也，自尽于己者也；后世所加者，丧之文也，表暴于人者也。诚伪之相去何如哉。”

　　○继母如母继母如线，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贵父之命民。然于其党则不同矣。《服问》曰：“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郑氏注曰：“虽外亲，亦无二统。”夫礼者所以别嫌明微，非圣人莫能制之，此类是矣。

　　○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因为人后而推言之，所后者有七等之亲，皆当如礼而为之服也。所后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连言之，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从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从父昆弟之子也。正义谓“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

　　○女子子在室为父郑氏注言：“在室者，关巳许嫁。关，该也。谓许嫁而未行，遭父之丧，亦当为之布总箭笄ヮ三年也。”《内则》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问》：孔子曰“女有涂，而女之父母死，则女反”是也。

　　○慈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养于父妾，父卒，为之三年，所以报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严父而不敢自专其报之义也。父命妾曰：“女以为子。”谓怜其无母，亲之如子长之育之，非立之以为妾后也。《丧服小记》以为为慈母后，则未可信也。

　　《礼记·曾子问篇》：“子游问曰：‘丧慈母如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鲁昭公少丧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也，欲丧之。有司以闻，曰：古之礼，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乱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遗后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练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练冠以丧慈母。”丧慈母，自鲁公始也。然但练冠以居，则异于如母者矣，而孔子以为非礼。《南史·司马筠传》：梁天监七年，安成国太妃陈氏薨，诏礼官议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郑玄说：“服止在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为不然，曰：“礼言慈母有三条：一则妾子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子，命为子母，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子无母，使妾养之，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无服，则此慈母亦无服张。《内则》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此其明文言择诸母，是择人而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答，岂非师保之慈母无服之证乎？郑玄不辩三慈，混为训释，引彼无服以注慈己。后人致谬，实此之由。”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丧服小记》曰：“为慈母之父母无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也。”然则虽云如母，有不得尽同于母者矣。

　　○出妻之子为母“出妻之子为线”，此经文也；传曰：“出妻之子为母期，则为外祖父母无服。”此子夏传也。传曰：“绝族无施服亲者属。”此传中引传，援古人之言以证其无服也，当自为一条。“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此又经文也；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此子夏传也，当自为一条，今本乃误连之。

　　○父卒继母嫁“父卒，继母嫁，从。”“从”字句，谓年幼不能自立，从母而嫁也。母之义已绝于父，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犹在于子，不可以不为之服也。报者，母报之也，两相为服也。

　　○有适子者无适孙冢子，身之副也。家无二主，亦无二副。故有适子者，无适孙。唐高宗有太子，而复立太孙，非矣。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隋书》刘子翊云“‘其’者，因彼之辞”是也。后儒谓以所后为父母，而所生为伯叔父母，于经未有所考，亦自“尊无二上”之义而推之也。宋欧阳氏据此文，以为圣人未尝没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数千言，然不若赵瞻之言辞穷直书为简而当也。按经文言其父母、其昆弟者，大抵皆私亲之辞。

　　《黄氏日钞》曰：“欧公被阴私之谤，皆激于当日主濮议之力。公集濮议四卷，又设为或问以发明之，滔滔数万言，皆以礼经‘为其父母’一语，谓未尝因降服而不称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后者三年，而于所生者降服，则尊无二上明矣。谓所生父母者，盖本其初而名之，非有两父母也。未为人后之时，以生我者为父母；已为人后，则以命我者为父母。立言者于既命之后，而追本生之称，自宜因其旧以父母称，未必其人一时并称两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于困辱危身哉。况帝王正统相传有自，非可常人比邪。”

　　观先朝嘉羰之事，至于入庙称宗，而后知圣人制礼，别嫌明微之至也。永叔博闻之儒，而未见及此。学者所以贵乎格物。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谓所生之父母报之，亦为之服期也，重其继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继父同居者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虽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无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无再适人之妇。且有前后家东西家而为丧主者矣。假令妇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岁之子，则其本宗大功之亲自当为之收恤；又无大功之亲，而不许之从其嫁母，则转于沟壑而已。于是其母所嫁之夫，视之如子而抚之，以至于成人。此子之于若人也名之为何，不得不称为继父张。长而同居，则为之服齐衰期；先同居而后别居，则齐衰三月，以其抚育之恩次于生我也。为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劝天下之人不独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货财为之筑宫庙，此后儒不得其说而为之辞。

　　○宗子之母在则不为宗子之妻服也正义谓“母年未七十尚与祭”，非也。《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是以’舅殁则姑老”，明其不与祭矣。虽老，固尝为主祭之人。而礼无二敬，故为宗子之母服则不为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为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从服议》一条，云：“孔瑚问虞喜曰：‘假使玄孙为后，玄孙之妇从服期，曾孙之妇尚存，缠缌麻，近轻远重，情实有疑。’喜答曰：“有嫡子者无嫡孙；又若为宗子母服，则不服宗子妇。以此推之，若玄孙为后，而其母尚存，玄孙之妇犹为庶，不得传重。传重之服，理当在姑矣。’”宋庾蔚之。谓：“舅殁则姑老，是授祭事于子妇；至于祖服自以姑为嫡。”与此条之意互相发明。

　　○君之母妻与民同者，为其君齐衰三月也；不与民同者，君之母妻，民不服，而尝仕者独为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见小君之礼，而妻之爵服则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无服。

　　○齐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宋沈括《梦溪笔谈》曰：“丧服但有曾祖、曾孙而无高祖、玄孙。或曰：经之所不言，则不服，是不然。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孙而下者皆曾孙也，虽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则必为服丧三月。故虽成王之于后稷亦称曾孙，而祭礼祝文无远近皆曰曾孙。”

　　《礼记·祭法》言：“适子、适孙、适曾孙、适玄孙，适来孙。”《左传》：王子虎盟诸侯，亦曰：“及而玄孙，无有老幼。”玄孙之文见于记、传者如此。然宗庙之中并无此称。《诗·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郑氏笺曰：“曾犹重也，自孙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称曾孙。”《礼记·郊特牲》“称曾孙某”注：“谓诸侯事五庙也，于曾祖已上称曾孙而已。《左传·哀公二年》：卫太子祷文王，称“曾孙蒯聩”。《晋书·钟雅传》：无帝诏曰：“礼事宗庙，自曾孙已下。”皆称曾孙，义取于重孙，可历世共其名，无所改也。

　　曾祖父母齐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非经文之脱漏也，盖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孙相见，其得至于五世者，鲜矣。寿至八九十而后可以见曾孙之子，百有余年而曾孙之子之子亦可矣。人之寿以百年为限，故服至五世而穷。敬六世而相见焉。其服不异于曾祖也。经于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观于祭之称曾孙，不论世数，而知曾祖之名统上世而言之矣。

　　○兄弟之妻无服“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盖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为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阂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远。《记》曰“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夫外亲之同爨犹缌，而独兄弟之妻不为制服者，以其分亲而年相亚，故圣人嫌之。嫌之故远之，而大为之坊，不独以其名也，此又传之所未及也。存其恩于娣姒，而断其义于兄弟，夫圣人之所以处此者精矣。嫂叔虽不制服，然而曰：“无服而为位者惟嫂叔。”《奔丧》。子思之哭嫂也为位，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阙也。然而郑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与弟之妻，则不能也。”此又足以补《礼记》之不及。

　　○先君余尊之所厌尊尊亲亲，周道也。诸侯有一国之尊，为宗庙社稷之主，既没而余尊犹在，故公之庶子于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为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诸侯，既没，则无余尊，故其庶子于父卒，为其私亲，并依本服如邦人也。亲不敌尊，故厌；尊不敌亲，故不厌，此诸侯、大夫之辨也。后魏广陵侯衍为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请解州，诏曰：“先君余尊之所厌，礼之明文。季末陵迟，斯典或废。侯既亲王之子，宜从余尊之义，便可大功。”饶阳男遥官左卫将军，遭所生母忧，表请解任。诏以余尊所厌，不许。

　　晋哀帝欲为皇太妃服三年，仆射江[A170]启：“于礼应服缌麻。”又欲降服期，[A170]曰：“厌屈私情，所以上严祖考。”乃服缌麻。

　　○贵臣贵妾此谓大夫之服。贵臣，室老士也；贵妾，侄娣也。皆有相助之义，故为之服缌。《谷梁传》曰：“侄娣者，不孤子之意也。”古者大夫亦有侄娣，《左传》：“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生纥”是也。备六礼之制，合二姓之好，从其女君而归焉，故谓之贵妾。士无侄娣，故《丧服小记》曰：“士妾有子而为之缌。”然则大夫之妾虽有子，犹不得缌也；惟夫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无子，妾杜氏生子愿，诏以为嫡子。及杜之卒也，赠郑国夫人，而晟为之服缌。议者以为，准《礼》“士妾有子而为之缌”，《开元新礼》无是服矣，而晟擅举复之，颇为当时所诮。今之士大夫缘饰礼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

　　○外亲之服皆缌外亲之服皆缌。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从母以名，加故小功。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制：“令礼官议加服制。”太常卿韦纟舀请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袒免。太子宾客崔沔议曰：“礼教之设本于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贰，总一定义，理归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厌降，内有齐斩，外服皆缌，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来久矣。昔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贞观修礼，特改旧章，渐广渭阳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后，唐元之间，国命再侈于外族矣。礼亡征兆傥见于斯。开元初，补阙卢履冰尝进状，论丧服轻重，敕令佥议。于时群议纷拿，各安积习。太常礼部奏依旧定，陛下运稽古之思，发独断之明，特降别敕，一依古礼，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图异议，窃所未详。愿守八年明旨，以为万代成法。”职方郎中韦述议曰：“天生万物，惟人最灵。所以尊尊亲亲，别生分类。存则尽其爱敬，殁则尽其哀戚。缘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圣讨论，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以及其身，谓之九族。由近而及远，称情而立文，差其轻重，遂为五服。虽则或以义降，或以名加，教有所从，理不逾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敌言之，外祖则祖也，舅则伯叔父之列也。父虽之恩不殊，而独杀于外氏者，所以尊祖祢而异于禽兽也。且家无二尊，丧无二斩。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为人后者，减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杀其本家之丧。盖所存者远，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于服纪之内，则中外之制相去几何？废礼徇情，所务者末。且五服有上杀之义，必循原本，方及条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从父昆弟亦大功九月，并以上出于祖，其服不得过于祖也。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于曾祖，服不得过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缌麻三月，以出于高祖，服不得过于高祖也。堂舅姨既出于外曾祖，若为之制服，则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则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缌麻。若举此而舍彼，事则不均；弃亲而录疏，理则不顺。推而广之，则与本族无异矣。且服皆有报，则堂外甥，外曾孙侄女这子皆须制服矣。圣人岂薄其骨内，背其恩爱？盖本于公者薄于私，存其大者略其细。义有所断，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减也。往圣可得而非，则《礼经》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谓之彝伦，奉以周旋，犹恐失坠，一紊其叙，庸可止乎！”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曰：“按《仪礼》为舅缌，郑文贞公、魏徵议同从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虽文贞贤也，而周、孔圣也；以贤改圣，后学何从？今之所请，正同徵论。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岂不加报于外孙乎，外孙为报服大功，则本宗庶孙又用何等服邪？窃恐内外乖序，亲疏夺伦，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丧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不忍。’子路除之，此则圣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记》不云乎：‘毋轻议礼。’”时玄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为小功，舅母缌麻，堂姨堂舅袒免。宣宗舅郑光卒，诏罢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让上言：‘人情于外族则深，于宗宙则薄。所以先王制礼，割爱厚亲。士庶犹然，况于万乘亲王公主宗属也。舅氏，外族也。今郑光辍朝日数与亲王、公主同，非所以别亲疏，防僭越也。’优诏报之，乃罢两日。”夫由韦述、杨仲昌之言，可以探本而尊经；由崔沔、李景让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乱。岂非能言之士深识先王之礼，而亦目见武、韦之祸，思永监于将来者哉。宗庙之制，始变于汉明帝；服纪之制，始变于唐太宗。皆率一时之情，而更三代之礼，后世不学之主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唐人所议服制，似欲过于圣人。嫂叔无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旧服三月，增为五月；嫡子妇大功，增为期；众子妇小功，增为大功；舅服缌，增为小功；父在为母服期，高宗增为三年；妇为夫之姨舅无服，玄宗令从夫服；又增舅母缌麻，堂姨舅袒免。而宏文馆直学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丧为三十六月。皆务饰其文，欲厚于圣王之制，而人心弥浇，风化弥薄。不探其本而妄为之增益，亦未见其名之有过于三王也。是故知庙有二主之非，则叔孙通之以益广宗庙为大孝者绌矣；知亲亲之杀，礼所由生，则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诸亲之服者绌矣。《唐书·礼乐志》言：“礼之失也，在于学者好为曲说，而人君一切临时申其私意，以增多为尽礼，而不知烦数之为黩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贤者过之。”夫贤者率情之偏犹为悖礼，而况欲以私意求过乎三者哉。

　　宋熙宁五年，中书门下议不祧僖祖。秘阁校理王介上议曰：“夫物有无穷，而礼有有限，以有限制无穷，此礼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庙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见，则闻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则固有无穷之祖矣。圣人制为之限，此天子七庙，所以自考庙而上至显祖之外而必祧也。自显祖之外而祧，亦犹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礼为之界也，五世而斩故也。丧之三年也，报罔极之恩也；以罔极不恩为不足报，则固有无穷之报乎？何以异于是，故丧之罔极而三年也，族之久远而九也，庙之无穷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过焉者也。”《记》曰：“品节斯，斯之谓礼。”《易》于《节》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唐宋之君岂非昧于节文之意者哉。贞观之丧服，开元之庙谥，与始皇之狭小先王之宫廷而作为阿房者，同一意也。

　　○报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所后者，谓所后之亲；所为后，谓出而为后之人。

　　为人后者，于兄弟降一等，自期降为大功也。兄弟之子报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为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孙报之亦一等，自小功降而为缌也。

　　○庶子为后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服与尊者为一体，不敢以外亲之服而废祖考之察，故绌其服也。言母党，则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犹《易》言“斡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也。降者，骨肉归复于土也。《记》曰：“体魄则降。”人死则魂升于天，魄降于地。《书》曰：“礼陟配天。”陟言升也。又曰：“放勋乃徂落。”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无方也，可以两在而兼言之。

　　○噫歆《士虞礼》“声三”注：“声者，噫歆也，将启户警觉神也。”《曾子问》“祝声三”注：“声，噫歆，警神也。”盖叹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犹《诗》“顾予尝”之意也。丧之皋某复，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辞。

　　《既夕礼》“声三”注：“旧说以为噫兴也。”噫兴者，叹息而欲神之兴也；噫歆者，叹息而欲神之歆也。

　　●卷六○毋不敬“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俨若思，安定辞，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女子子“女子子”，谓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别于男子也。古人谓其女亦曰子，《诗》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论语》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别，故加“女子”于“子”之上以明之。下乃专言兄弟者，兄弟至亲，兄弟之于姊妹犹弗与同席、同器，而况于姑乎？况于女子子乎？不言从子、不言父，据兄弟可知也。《丧服小记》言：“女子子在室，为父母杖。”然则女子子为己所生之子明矣。

　　《内则》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则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姓之为言生也。《诗》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专则不生，两则生，故叔詹言：“男子同姓，其生不蕃。”而子产之告叔向云：“内官不及同姓，美先尽矣，则相生疾。”晋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异德合姓。”郑史伯之对桓公曰：“先王聘后于异姓，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是知礼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独也。故《典礼》：“纳女子天子，曰备百姓。”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亲也。”《易》曰：“男女暌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参一族，其所以合阴阳之化，而助嗣续之功者，微矣。古人以异姓为昏姻之称。《大戴礼》：“南宫纟妥，夫子信其仁，以为异姓。”谓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礼·司仪》：“时揖异姓。”郑氏注引此。

　　姓之所从来本于五帝，五帝之得姓本于五行，则有相配相生之理。故《传》言：“有妫之后，将育于姜。”又曰：“姬、结耦，其生必蕃。”而后世五音族姓之说自此始矣。晋嵇康论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

　　春秋时最重族姓，至七国时则绝无一语及之者；正犹唐人最重谱谍，而五代以后则荡然无存，人亦不复问此。百余年间，世变风移，可为长叹也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当，而以尊临卑，则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当祭则有代之者矣。此别是一条，说者乃蒙上“余不祭”之文而为之解，殆似山东人作“不彻姜食，不多食”义，即谓“不多食姜”同一谬也。○檀弓读《檀弓》二篇及《曾子问》，乃知古人于礼服讲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汉书》言夏侯胜善说礼服，萧望之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唐开元《四部书目》，《丧服传义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专以丧服名家者，其去邹鲁之风未远也。故萧望之为太传，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隐士雷次宗诣京邑，筑室于钟山西岩下，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齐初，何佟之为国子助教，为诸王讲丧服。陈后主在东宫，引王元规为学士，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魏孝文帝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而《梁书》言始兴王忄詹薨，昭明太子命诸臣共议，从明山宾、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辞宜终服月。夫以至尊在御，不废讲求丧礼，异于李义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国恤》一篇者矣。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执丧，宁宗嗣服，已服期年丧，欲大祥毕更服两月。监察御史胡言：“孙为祖服已过期矣。议者欲更持礻覃两月，不知用何典礼？若曰嫡孙承重，则太上圣躬亦已康复，于宫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丧有二孤也。”诏侍从、台谏、给舍集议。时朱熹上议，以言为非，而未有以折之。后读《礼记正义·丧服小记》“为祖后者”条，因自识于本议之末。其略云：准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嫡孙为祖，法意甚明。而《礼经》无文，传云：“父殁而为祖后者服斩。”然而不见本经，未详何据。但《小记》云：“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可以傍照。至“为祖后者”条下，疏中所引郑志，乃有“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不任丧事”之问，而郑答以“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之文，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时，无文字可检，又无朋友可问，故大约且以礼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当承重者，时无朋友可问，故大约且以礼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当承重者，时无明白证验，但以礼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归来稽考，始见此说，方得无疑。乃知学之不讲，其害如此，而《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所断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也。呜呼！若曾子、子游之伦，亲受学于圣人，其于节文之变，辨之如此其详也。今之学者生于草野之中，当礼坏乐崩之后，于古人之遗文一切不为之讨究，而曰：“礼吾知其敬而已，丧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学而议朝章，以清谈而干王政，是尚不足以窥汉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论语》之言“斯”言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语音轻重之间，而世代之别从可知已。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太公，汲人也。闻文王作，然后归周。史之所言已就封于齐矣，其复入为太师，薨而葬于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择地之常尔。《记》以首丘喻之，亦已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齐之去周二千余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触冒寒暑，自东徂西，以葬于封守之外，于死者为不仁。古之葬者祖于庭，崩于墓，反哭于其寝，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使齐之孤重趼送葬，旷月淹时，不获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于生者为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见天子则不度；离其丧次，而以衰见则不详；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摄之则不恭；劳民伤则不惠。此数者无一而可。禹葬会稽，其后王不从，而ゾ之南陵有夏后皋之墓，岂古人不达礼乐之义哉。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于庙，而不于墓。圣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则太公无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扶君“扶君，卜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君薨以是举。”此所谓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缀衣、虎贲皆惟吉士，与汉高之独枕一宦者卧异矣。《春秋传》曰：“公薨于小寝，即安也。”魏中山王哀疾病，令官属以时营东堂，堂成，舆疾往居之。其得礼之意者与？

　　○二夫人相为服“人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从母之夫与谓吾从母之夫者相为服也，舅之妻与谓吾舅之妻者相为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语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闻一知二，吾于《孟子》以纣为兄之子言之。

　　○同母异父之昆弟同母异父之昆弟不当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此是正说。而又曰：“鲁人则为之齐衰。”则多此一言矣。狄仪从而行之，后人踵而效之。今之齐衰，狄仪之问也，以其为大贤之所许也，然则鲁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无轻议礼。

　　广安游氏曰：“后世所承传之礼，有出二代之末，沿礼之失而为之者。不丧出母，古礼之正也。孔氏丧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为法。今礼家为出母服齐衰杖期，此后世之为，非礼之正也。同母异父之昆弟，子游曰：‘为之大功。’鲁人为之齐衰，亦非礼之正也。昔圣人制礼，教以人伦，使之父子有亲，男女有别，然后一家之尊知统乎父，而厌降其母，同姓之亲厚于异则虽异父之子，以母之故，亦为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统之尊，不别同姓、异姓之亲而致然也。及后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异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类亦相缘而升。夫礼者，以情义言也。情义者有所限止，不可遍给也。母统于父，严于父则不得不厌降于其母，厚于同姓则不得不降杀于异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妇卑，君尊而臣卑，皆顺是而为之也。今子游欲以意为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来浸远，后世不考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子卯不乐古先王之为后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见之也，故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乐，稷食菜羹，而太史奉之，以为讳恶。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义也。汉以下人主莫有行之者。后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诏曰：“道德交丧，礼义嗣兴，褒四始于一言，美三千于为敬。是以在上不骄，外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于焉义安。故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明并日月，道错四时。朕虽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苌宏表昆吾之稔，杜蒉有扬觯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仪紊毁，此典茫然，已坠于地。昔周王受命，请闻颛顼庙有戒盈之器，室为复礼之铭。矧伊末学，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后昆，殷鉴斯在。

　　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谓：“子为贪狼，卯为阴贼，是王者忌子卯，《礼经》避之，《春秋》讳焉。”此术家之说，非经义也。

　　○君有馈焉曰献“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示不纯臣之道也。故哀公执挚以见周丰，而老菜子之于楚，王自称曰“仆”，盖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经》之序，先尊贤而后敬大臣。尊贤，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访于箕子，变“年”称“祀”，不敢以维新之号临之，恪旧之心，师臣之礼，又不可以寻常论矣。

　　○邾娄考公“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注：“考公，隐公益之曾孙。‘考’或为‘定’。”按隐公当鲁哀公之时，传至曾孙考公，其去春秋已远。而鲁昭公三十年，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戍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之处之。是已失国而为寓公，其尚能行王礼于邻国乎？定公在鲁文、宣之时，作“定”为是。

　　○因国有胜国，有因国。《周礼·媒氏》：“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丧祝》：“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士师若祭胜国之社稷，则为之尸。”《书序》言汤既胜夏，欲迁其社；又言武王胜殷。《左传》凡胜国曰“灭之”是也。《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左传》：“子产对叔向曰：‘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齐晏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是也。”

　　○文王世子“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不独文王之孝，亦可以见王季之其勤也。为父者未明而衣，则为子者鸡鸣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养也。是以《小宛》之诗必曰“夙兴夜寐”；而管宁三日晏起，自论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

　　○武王帅而行之文王之孝可谓至矣。“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忧复膳之节皆不敢有过于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后人之立意欲以过于前人者，皆有所为而为之也。故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三代以前，择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诗》：“吉日惟戊，既伯既祷。”《梁传》：“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系牲。”《月令》：“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仲丁，命乐正入学习乐。季秋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春秋》焉：“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蛊卦》：“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之类是也。秦汉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戌腊、三月上巳祓除。及正月刚卯之类是也。《月令》：“择元辰，躬耕帝藉。”卢植说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干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此汉儒之说。考之经文，无用支之证。

　　○社日用甲《月令》：“择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据《郊特性》文，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正义曰：“《召诰》：‘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公告营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你祝社。”疑不可信。汉用午，魏用未，晋用酉，各因其行运。潘尼《皇太子社诗》：“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则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长寿元年制，更以九月为社；玄宗开元十八年诏，移社日就千秋节，皆失古人用甲之义矣。

　　○不齿之服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则入乎凶。惰游之士缟冠垂，不齿之人玄冠缟武。以其为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纯吉，而阿乎凶之服。

　　○为父母妻长子礻覃礻覃者，终丧之祭。父母之丧，中月而礻覃固已，妻与长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为妻父为长子，丧之主也；服除而礻覃，非夫、非父，其谁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则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礻覃。父在为母，则从乎父而礻覃。

　　○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殇无为人父之道，而有为殇后者，此礼之变也。谓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殇，取殇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为后，则以为人后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殇而杀，重大宗也。若鲁之闵公，八岁而薨，僖为之后是已。夫礼之制殇，所以示长幼之节而杀其恩也。大宗重则长幼之节轻，故殇之服而有时不异乎成人，不以宜杀之恩而亏尊祖之义，此所谓权也。若曰服其本服云尔，《记》何必言之，而亦乌有为殇后者哉。

　　○庶子不以杖即位古之为杖，但以辅病而已，其后以杖为主丧者之用。丧无二主，则无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

　　夫为妻杖，则其子不杖矣。父为长子杖，则其孙不矣。《杂记》曰：“为长子杖，则其子不以杖即位。”

　　○妇人不为主而杖者无杖则不成丧，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无男昆弟，则女子杖。其曰“一人”，明无二杖也。

　　姑在为夫杖，必其无子也。母为长子削杖，必其无父也。此三者皆无主之丧，故妇人杖。

　　○庶姓别于上庶姓者，子姓也。《特牲馈食礼》言“子姓兄弟”，注曰：“所祭者之子孙。言子姓者，子之所生。”《玉藻》、《丧大记》并言“子姓”，注曰：“子姓，谓众子孙也。”故《诗》言“公姓以继公子”，而“同父”之变文则云“同姓”。此所云“庶姓别于上”者，亦“子姓”之姓，与《周礼·司仪》之云“土揖庶姓”者，文同而所指异也。

　　○爱百姓故刑罚中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而犹有不帅教者，然后归之士。然则人君之所治者约矣，然后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夫然，刑罚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风欲之醇，科条之简，有自来矣。《诗》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

　　○庶民安故财用足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本俗六，安万民……三曰联兄弟，而乡三物之所兴者。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至于《葛ぱ》之刺兴，《角弓》之赋作，九族乃离，一方相怨，而瓶交耻，泉池并竭，然后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为周且豫矣。

　　○术有序《学记》“术有序”注：“‘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周礼》：‘万二千五百家为遂。’”按《水经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礼》遂人之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ガ，五ガ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又按《月令》：“审端经术。”注：“‘术’，《周礼》作‘遂’。夫间有遂，遂上有经。经，小沟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公羊传》、《汉书·五行志》并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术音遂。此古术、遂二字通用之证。陈可大《集说》改“术”为“州”，非也。

　　《周礼·州长》：“会民射于州序。”陈氏《礼书》曰：“州曰序。《记》言遂有序何也？《周礼》遂官各降乡官一等，则遂之学亦降乡一等矣。降乡一等而谓之州长，其爵与遂大夫同，则遂之学其名与州序同可也。”

　　○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三代之世，凡民之后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治国平天下之事。孔子之于弟子也，四代之礼乐以告颜渊，五至三元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则内而圣，外而王，无异道矣。其系《易》也曰：“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故曰：“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

　　○肃肃敬也肃肃，敬也；雍雍，和也。《诗》本“肃”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长言之也。《诗》云“有有溃，”毛公传之曰：“，武也；溃溃，怒也。”即其例也。○以其绥复男子以车为居，以弓矢为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死也，设决，丽于，比葬则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饰焉，亦张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复。以车者，男子之居也。

　　升车必正立执绥。以其绥复者，象其行也；象其行，所以达其志也。于是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矣。邾娄复之以矢，犹有杀敌之意焉。此亡于礼者之礼也。

　　○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亲丧外除”者，祥为丧之终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礻覃。“兄弟之丧内除”者，如其日月而止。

　　○十五月而礻覃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礻覃。孔氏曰：“此言父在为母，亦备二祥节也。盖以十月当大丧之一周，逾月则可以练矣，主曰十一月而戏剧。以十二月当大丧之再周，逾月则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又加两月焉，则与大丧之中月同，可以礻覃矣，故曰十五月而礻覃。

　　父在为母，其礻覃也，父主之，则夫之为妻亦当十五月而礻覃矣。晋孙楚《除妇服诗》，但以一周而毕，盖不数礻覃月。

　　其他期丧祥礻覃之祭，皆不在己，则亦以十一月而戏剧，十三月而除可知。故郑氏曰：“凡齐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吊。”

　　○妻之党虽亲弗主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弗主。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此文以姑姊妹发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丧也。夫宁使疏远之族人与邻家、里尹，而不使妻之党为之主，圣人之意，盖已逆知后世必有如王奔假母后之权，行居摄之事，而篡汉家之统，而豫为之坊者矣。别内外，定嫌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党。”是恶知礼意哉！

　　○吉祭而复寝“礻覃而从御，吉祭而复寝。”互言之也。郑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为四时之祭，虽礻覃之后，必待四时之祭讫，然后复寝，非也。礻覃即吉祭也，岂有未复寝而先御妇人者乎？

　　○如欲色然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则其诚无以加矣。

　　○先古《祭义》：“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诗》曰：“以似以续，续古之人。”亦谓其先人也。近曰先，远曰古，故周人谓其先公曰“古公”。

　　○博受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左右就养无方，谓之博爱。

　　○以养父母日严“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孩提之童，如爱而已；稍长，然后知敬；知敬，然后能严。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故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衣燠寒；疾痛苛养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敬之终也。日严者，与日而俱进之谓。◎致知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为谓止，知止然后谓之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

　　《诗》曰：“天生民，有物有则。”《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昔者武王之访箕子之陈；曾子、子游之问，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

　　惟君子为能体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记》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

　　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听论者与国人交之，一事也。

　　○顾讠是天之明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其在于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诗》、《书》之训，有曰“顾讠是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刘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相”，而以为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怀昏姻也”，而以为不知命。然则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贞，妇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为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求命于冥冥之表，则离而二之矣。“予迓续乃命于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气亦至焉。是以含章中正，而有陨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佑。

　　○桀纣帅天下以暴《仲虺诰篇》曰：“篇贤附势，实繁有徒。”《多方篇》曰：“叨忄质日钦，劓割夏邑。”此桀民之从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殷。”此纣民之从暴也。故曰：“幽、厉兴则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而不使民之陷于邪僻者，何哉？上无礼，下无学。贱民兴，丧无日矣。《天保》之诗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辞，而要其指归，不过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然则人君为国之存亡计者，其可不致审于民俗哉！

　　○财者末也古人以财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财之职。《周官》财赋之事，一皆领之于天官冢宰，而六卿无专任焉。汉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禄勋，三卫尉，四太仆，五廷尉，六鸿胪，七宗正，八大农，大农掌财在后，少府掌天子之财又最后。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禄，三卫尉，四宗正，五太仆，六大理，七鸿胪，八司农，九大府，大略与汉不殊。而户部不过尚书之属官，故与吏、礼、兵、刑、工并列而为六。至于大司徒教民之职，宰相实总之也。罢宰相，废司徒，以六部尚书为二品，非重教化、后财货之义矣。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治化之隆，则遗秉滞穗之利及于寡妇；恩情之薄，则Θ箕帚之色加于父母。故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敛之臣，则财足而化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时中《记》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丧祭之用，宾客之交，义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余，此之谓称也。古之圣人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称也，此所谓“君子而时中”者也。故《易》曰：“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子路问强《洪范》“六极……六曰弱”，郑康成注：“愚懦不毅为弱。”故子路问强。○鬼神王道之大，始于闺门。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顺，道之迩也，卑也；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道之远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修之为经，布之为政，本于天，ゾ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谓庸德之行而人伦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之有父母也，鸡鸣问寝，左右就养无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与声不可得而接，于是或求之阴，或求之阳，然后优然必有见乎其位，然后乃凭工祝之传而致赉于孝孙。生而为父母，殁而为鬼神。子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此之谓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由顺父母而推之也。

　　《记》曰：“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其文王与？”《诗》云：“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文王之诗也。夫惟文王生而事亲如此之孝，故殁而祭如此之忠，而如亲之或见也；苟其生无养志之诚，则其殁也自必无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为能飨亲。”而夫子之告子路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庸德之行，莫先于父母之顺；而郊社之礼，尝之义，缘之以起。明此而天下国家可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顺乎亲，而后可以事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顺乎亲，而后可以获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一章，斯为切当。如二子之说，则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鬼神也；其可见、可闻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见、弗闻，知其为祭祀之鬼神也。

　　质诸鬼神而无疑，犹《易·乾·文言》所谓与“鬼神合其吉凶”。

　　○期之丧达乎大夫《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者，说者以为期已下之丧，皆其臣属，故不服。然制礼之意，不但为此。古人有丧不祭，诸侯有山川、社稷、宗庙之事，不可以旷，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与于其君骏奔在庙之事，但人数多，不至于旷，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义，后人不知，但以为贵贵而已。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于国君，尊同则不降。《记》特举其大概言之尔。○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即解上“三年之丧，达乎天子”一句，此举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丧，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穆后与太子王后，谓之三年者，据达子之志而言，其实期也。是天子亦有期丧。

　　○达孝达孝者，达于上下，达于幽明，所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者也。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无丰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众仲之所以对鲁隐也。“以客为臣’，子游之所以规文子也。亲亲之道，赖贤人而明者多矣。汉哀帝听冷褒、段犹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唐高宗听李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祸且至于ル伦乱纪而不顾，可不慎哉。

　　人伦之大，莫过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贤贤易色，何也？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亲，长幼之序，男女之别，非师不明。教人以礼者，师之功也。故曰：“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与无妄，而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诚也。故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五品之人伦，莫不本于中心之仁爱，故曰：“拜稽颡，哀戚之至隐也。稽颡，隐之甚也。”又曰：“其道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无所得之也，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亡矣丧矣，不可复见已矣！故哭泣辟踊，尽哀而止矣。心怅焉怆焉，惚焉忾焉，心绝志悲而已矣。”此于丧而观其仁也。“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心诚必信，忽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认，忽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忄交乎？”此于葬而观其仁也。”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祭之日，入室，优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声不绝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曰，明发不寐，飨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此于祭而观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亲亲而仁民，会与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故曰：孝弟为仁之本。

　　●卷七○孝弟为仁之本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之谓孝弟为仁之本。

　　○察其所安“求仁而得仁，安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安之也。使非所安，则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张问十世《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子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自春秋之并为七国，七国之亲为秦，而大变先王之礼。然其所以辨上下，别亲疏，决嫌疑，定是非，则固未尝有异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自古帝王相传之统，至秦而大变。然而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则亦不待谶讳而识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奥奥何神哉？如祀灶，则迎尸而祭于奥，此即灶之神矣。时人之语谓：“媚其君者，将顺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时也。”注以奥比君，以灶比权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语意。

　　○武未尽善观于季札论文王之乐，以为美哉，犹有憾，则知夫子谓武未尽善之旨矣。犹未洽于天下，此文之犹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尽善也。《记》曰：“乐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武王当日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而宝龟之命曰：有大艰于西土，殷之顽民迪屡不静。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视舜之从欲以治四方风动者何如哉。故《大武》之乐虽作于周公，而未至于世风移之日，圣人之时也，非人力之所能为矣。

　　○朝闻道夕死可矣“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不知年数不足也，亻免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

　　○忠恕延平先生《答问》曰：“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以贯之者，未尝不一也。曾子答门人之问，正是发其心尔，岂有二邪？若以为夫子一以贯之之旨甚精微，非门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圣贤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则非圣人不能尔。”朱子又尝作《忠恕说》，其大指与此略同。按此说甚明，而《集注》乃谓借尝得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为下学之事，不足以言圣人之道也。然则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溪黄氏曰：“天下之理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贯之者也。”

　　元载侗作《六书故》，其训“忠”曰：“尽己致至之谓忠。”《语》曰：“为人谋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记》曰：“丧礼，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传》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属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观于此数者，可以知忠之义也。反身而诚，然后能忠；能忠矣，然后由己推而达之家国天下，其道一也。其训恕曰：“推己及物之谓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达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圣人者，何以异于人哉，知终身可行，则知一以贯之之义矣。

　　《中庸》记夫子言，君子之道四，无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龙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违道不远”，曰：此犹之云“巧言令色，鲜矣仁”也。岂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为未至首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仁义岂有二乎！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疑其有隐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贡之意，犹以文章与性与天道为二，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无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りり，无一而非天也。

　　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为尧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翟，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则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系辞》为夫子言性与天道之书。愚尝三复其文，如“鸣鹤在阴”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往来”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学《易》者，无不在于言行之间矣。故曰：“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认。”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复礼。有异道乎？今之君子学未及乎樊迟、司马牛，而欲其说之高于颜、曾二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

　　朱子曰：“圣人教人，不过孝弟忠信。持守诵习之问，此是下学之本。今之学者以为钝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又曰：“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又曰：“圣贤立言本身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

　　黄氏《日钞》曰：“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通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

　　刘、石孔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变齐变鲁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博学于文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斯之谓礼。”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记》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而《谥法》：“经纬天地曰文。”与弟子之学《诗》、《书》六艺之文，有深浅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让《皇矣》之诗曰：“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则泰伯之时，周日以强大矣。乃托之采药，往而不反。当其时，以国让也；而当其时，让王季也；而自后日言之，则让于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后而让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记其功，彝鼎不铭其迹，此所谓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时，以与王季，而王季以与文王，文王以与武王，皆泰伯启之也，故曰三让。”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兴，虽谓以天下让可矣。太史公序《吴世家》云：“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甚当。

　　高泰伯之让国者，不妨王季，《诗》之言“因心则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诗》之言“上帝临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将称泰伯之德，而行色奔、操之志加诸太王，岂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论语或问》，不取翦商之说，而蔡钟默传《书·武成》曰：“太王虽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业之成实基于此。”仲默，朱子之门人，可谓善于匡朱子之失者矣。《或问》曰：“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非礼也。泰伯又控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死不赴，伤毁发肤，皆非贤者之事。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为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非有爱憎之间，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为狷；王秀受之，而不为贪；父死不赴，伤毁发肤，而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其与鲁隐公、吴季子之事盖不同矣。”

　　○有妇人焉“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陈师誓众之言，所谓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宫壶之内，必不从军旅之事，亦必不以後《山东并数之以足十臣之数也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妇人为纣罪矣，乃周之功业必藉于妇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传写之误，阙疑可也。○季路问事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养无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可以谓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以谓之知死矣。

　　○不践迹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所谓践迹也。先王之教，若《说命》所谓“学于古训”，《康诰》所谓“绍闻衣德言”，以至于《诗》、《书》六艺之文，三百三千之则，有一非践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学礼，笃实而未日新，虽其天资之美，亦能暗与道合；而足己不学，无自以入圣人之室矣。治天下者迹然。故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则以汉文之几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异乎三子者之撰夫子“如或知尔”之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也；曾点浴沂咏归之言，“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去兵去食“乃积乃仓，乃裹侯粮，于橐于囊。”国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国所以足兵，而不淮夷之役也。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Θ白梃可以为兵，而不可阙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为食，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张空，罗雀鼠，而民无贰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此又权于缓急轻重之间，而为不得已之计也。明此义，则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庙，至于舆台、牧圉之贱莫不亲其上，死其长，所谓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岂非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挞秦、楚”，亦是可以无待于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礼》“司右五兵”注引《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诘尔戎兵”，诘此兵也。“踊跃用兵”，用此兵也。“无以铸兵”，铸此兵也。秦汉以下，始谓执兵之人为兵。如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见于太史公之书，而《五经》无此语也。

　　以执兵之人为兵，犹之以被甲之士为甲。《公羊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

　　○荡舟《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楚辞·天问》：“覆舟斟，何道取之？”正此谓也。汉时《竹书》未出，故孔安国注为“陆地行舟”，而后人因之。

　　古人以左右冲杀为荡陈，其锐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晋书·载记》：“陇上健儿歌曰：丈八蛇矛左右荡，十荡十决无当前。”《唐书·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坚突众，敌因而败者曰跳荡。”荡舟盖兼此义，与蔡姬之“乘舟荡公”者不同。

　　○管仲不死子纠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谓管仲之于子纠未成为君臣者，子纠于齐未成君，于仲与忽则成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从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毛、偃为重耳之臣，而仲与忽不得为纠之臣，是以成败定君臣也，可乎？又谓桓兄纠弟，此亦强为之说。

　　论至于尊周室，存华夏之大功，则公子与其臣区区一身之名分小矣。虽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谓之无罪，非也。

　　○予一以贯之“姑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传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以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性相近也“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远，远于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灭若敖氏是也。然此千万中之一耳，故公教子所述之三说，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盖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论其变也。若纣为炮烙之刑，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此则生而性与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岂可以一而概万乎？故终谓之性善也。

　　孟子论性，专以其发见乎情者言之。且如见孺子入井，亦有不怜者；呼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变也。若反从而喜之，吾知其无是人也。

　　曲沃卫嵩曰：“孔子所谓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谓之相近乎？如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若汤、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于尧、舜邪？汤、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说；汤、武之不即为尧、舜，而必待于反之，即性相近之说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史记》：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按此则仲雍为吴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孙也。殷时诸侯有虞国，《诗》所云“虞芮质厥成”者。武王时国灭，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论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谓仲雍为虞仲，是祖孙同号，且仲雍君吴，不当言虞，古“吴”、“虞”二字多通用。窃疑二书所称“虞仲”，并是“吴仲”之误。又考《吴越春秋》：“太伯曰：“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则仲雍之称吴仲，固有徵矣。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太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续汉·郡国志》：“太阳有吴山，上有虞城。”虞城”之书为“吴城”，犹“吴仲”之书为“虞仲”也。杜元凯《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别封西吴。”

　　○听其言也厉君子之言，非有意于厉也，是曰是，非曰非。孔颍达《洪范》正义曰：“言之决断，若金之斩割。”

　　居官，则告谕可以当鞭朴：行师，则誓戒可以当甲兵。此之谓“所其言也厉”。○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者也。故曰：“约之以礼。”又曰：“知崇礼卑。”

　　○梁惠王《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而孟子书其对惠王无不称之为“王者，则非追尊之辞明矣。司马子长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书出于当时，不容误也。杜预《左传集解·后序》言：“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产，即《纪年》所谓今王，无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

　　《秦本纪》：“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称王改元之证，又与魏惠王同时。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之地。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今按《孟子》书，惠王自言西丧地于秦七百里，乃悟《史记》所书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后五年，后七年也，以《孟子》证之而自明者也。

　　据《纪年》，周慎靓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又二年，为赧王之元年，齐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与《孟子》这书先梁后齐，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国皆不久，书中齐事特多，又尝为卿于齐，当有四五年。若适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谓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误以惠王之后元年为襄王之元年故也。

　　孟子为卿于齐，其于梁则客也。故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不遗亲，不后君，仁之效也。其言义何？义者，礼之所从生也。昔者齐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而惧其国之为陈氏也，曰：“是可若何？”对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了民。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于未形，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不动心凡人之动心与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枉道事人，曲学阿世，皆从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

　　○市朝“若挞之于市朝”，即《书》所言“若挞于市”。古者朝无挞人之事，市则有之。《周礼·司市》：“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又曰：“胥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是也。《礼记·檀弓》：“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丧，哭辟市朝。”奔丧亦但过市，无过朝之事也。其谓之市朝者，《史记·孟尝君传》：“日莫之后，过市朝者掉臂不顾。”索隐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众整如此。”后代则朝列之参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文节谓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忘，勿助长也。传写之误，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养浩然之气，必当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当勿助长也。叠二“勿忘”，作文法也。按《书·无逸篇》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亦是叠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发言亦多有重说一句者。《礼记·祭义》“见间以侠С。”郑氏曰：“见间当为<间见>。”《史记·蔡泽传》：“吾持梁刺齿肥。”索隐曰：“刺齿肥，当为肥。”《论语》：“五十以学《易》。”朱子以为“五十”当作“卒”，此皆古书一字误为二字之证。

　　○文王以百里“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为此言以证王之不待大尔。其实文王之国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歧迁丰，其国巳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举属之周。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东临上党，无非周地；纣之所有，不过河内殷墟，其从之者亦但东方诸国而已。一举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书》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尝不藉力哉。○廛无夫里之布有夫布，有里布。《周礼·地官》载师职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职曰：“凡无职者，出夫布。”郑司农云：“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诗》云：‘抱布贸丝。’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传》曰：‘买之百两一布。’”又廛人职：“掌敛市之纟欠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玄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闾师》文，今人遂以布专属于里。

　　○孟子自齐葬于鲁孟子自齐葬于鲁，言葬而不言丧，此改葬也。礼记改缌，事毕而除，故反于齐，止于嬴，而充虞乃得承间而问。若曰奔丧而还，营葬方毕，即出赴齐卿之位，而门人未得发言，可谓“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丧，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实皆什一也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故《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匀匀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画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盖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异度数。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而当日因时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时土旷人稀，故其亩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亩渐小。以夏之一亩为二亩，其名殊而实一矣。国佐之对晋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岂有三代之王而为是纷纷无益于民之事哉！

　　○庄岳“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注：“庄岳，齐街里名也。”庄是街名，岳是里名。《左传·襄二十八年》：“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注云：“六轨之道。”反陈于岳”注云：“岳，里名。”

　　○古者不为臣不见观乎孔子之见阳货，而后知逾垣闭门为贤者之过，未合于中道也，然后世之人必有如朝广被中庸之名，冯道托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见诸侯，一见诸侯而怀其禄利，于是望尘而拜贵人，希旨以投时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谄。”又曰：“上弗援，下弗惟。”后世之于士人，许之以自媒，劝之以干禄；而责其有耻，难矣。

　　○公行子有子之丧《礼》：父为长子斩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丧，而孟子与右师及齐之诸臣皆往吊。

　　○为不顺于父母《虞书》所载，帝曰：“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义，不格奸。”是则帝之举舜，在瞽瞍底豫之后。今《孟子》乃谓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犹不顺于父母，而如穷人无所归，此非事实。但其推见圣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为人子者处心积虑出乎此，而后为大孝耳。后儒以为实，然则“二嫂使治朕栖”之说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舜都蒲阪，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处，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泻卤，人民寡，而《孟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夫尊为尚父，亲为后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后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周室班爵禄为民而立之君，故斑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费惠公《孟子》“费惠公”注：“惠公，费邑之君。”按春秋时有两费，其一见《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殄灭我费滑。’”注：“滑国都于费，今河南缑氏县。”《襄公十八年》：楚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盖本一地，秦灭之而后属晋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齐乘》：“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鲁季氏吧了。”在子思时，滑国之费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后，而僭称公者。鲁连子称陆子谓齐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而楚人对顷襄王有邹、费、郯、邳，殆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费本鲁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称小国之君，曾子书亦有费君、费子之称。盖季氏专鲁，而自春秋以后，计必自据其邑，如附庸之国矣。大夫之为诸侯，不待三晋而始，然其来亦渐矣。”

　　季氏之于鲁，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国而不敢篡位，愈于晋、卫多矣。故曰：“鲁犹秉周礼。”

　　○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先生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于心。以为之裁制。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义，而举酌乡人、敬尸二事，皆礼之也，而莫非义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虚之教至于槌提仁义，绝灭礼乐，从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其不流于异端而害吾道者几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言我也。”此与孟子之言相发。

　　○以纣为兄之子以纣为弟，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王子比干。并言之，则于文有所不便，故举此以该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杌于四裔”，不言浑敦、穷奇、饕餮。后之读书者不待子贡之明，亦当闻一以知二矣。

　　○才人固有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是以禽兽之人，谓之未尝有才。

　　《中庸》言能尽其性，《孟子》言不能尽其才能。尽其才则能尽其性矣，在乎扩而充之。

　　○求其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可不必于学问乎？与孔子之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盖曰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具学，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之方，悉雁行之势”，亦必不能从事于奕。

　　○所去三免死而已矣，则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视欣然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欣然，则过人远矣，不敢自大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则可谓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则可谓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变也。今之学者非自小则自大，吾见其同为小人之归而已。

　　○士何事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化八材，计亦无多人尔。武王作《酒诰》之书，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此谓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人而先王之法坏矣，彭更之言，王子垫之问，其犹近古之意与？○饭糗茹草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孟子外篇《史记》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扬子《法言·修身》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人不思之尔。”《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孟子》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颜氏家训》引《孟子》曰：“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广韵》“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诗·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宫也。”《正义》引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谱》云：‘子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则又有孟仲子之书矣。

　　○孟子引论语《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

　　○孟于字样九经《论语》皆以汉石经为据，故字体未变，《孟子》字多近今，盖久亦于魏、晋以下之传录也。然则石经之功亦不细矣。

　　《唐书》言：州故作“豳”，开元十三年，以字类“幽”，故为“”。今惟《孟子》书用“”字。

　　《容斋四笔》言《孟子》“是由恶醉而强酒”，“见且由不得亟”，并作“由”，今本作“犹”。是知今之《孟子》又与宋本小异。

　　○孟子弟子赵岐注《孟子》，以季孙、子叔二人为孟子弟子。季孙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异哉，弟子之所闻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为可就之矣。“使己为政”以下，则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于，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齐人也。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他术。”又曰：“盆成括，尝欲学于孟子，问道，未达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东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乘阳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记索隐》曰：“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并轲之门人。”《广韵》又云：“离娄，孟子门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吴莱著《孟子弟子列传》二卷，今不传。

　　《晏子书》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贫成适尝为孔子门人，尤误。

　　○荼“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荼”，其说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今按《尔雅》“荼”“氵荼”字凡五见，而各不同。《释草》曰：“荼，苦菜。”注引《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艹票}、、荼。”注云：“即{艹刀}。”疏云：“按《周礼·掌荼》及《诗》‘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艹票}也、也其别外。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氵荼，虎杖。”注云：“似红草而粗大，有细刺，可以染赤。”疏云：“氵荼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壮如大马蓼，茎斑而叶圆是也。”又曰：“氵荼，委叶。”注引《诗》“以{艹休}氵荼蓼。”疏云：“氵荼一名委叶。”王肃《说诗》云：“氵荼，陆秽草。”然则氵荼者原田芜秽之草，非苦菜也。今《诗》本“{艹休}”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释木》曰：“贾，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Η，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诗》考之，《邶·谷风》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绵》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又借而为“荼毒”之荼。《桑柔》、《汤诰》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茵著用荼，实绥泽焉”，《诗·鸱》“捋荼”，传曰：’荼，萑苕也。”《正义》曰：“谓之秀穗。茅之秀，其物相类，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为方陈，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视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叶之氵荼也。唯虎杖之氵荼与贾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Η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王褒《僮约》，前云“炮鳖烹荼”，后云“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

　　《唐书·陆羽传》：“羽嗜荼，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菜。至明代，设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言右补阙綦毋性不饮茶，著《茶饮》，序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害远难见？”宋黄庭坚《茶赋》亦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贼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鸟可>《尔雅》“舒雁，鹅。”注：“今江东呼<鸟可>。”即“”字。《左传》：“鲁大夫荣鹅。”《方言》：“雁自关而东谓之<鸟可>鹅。”《太玄经》：“装次二，鹅惨于冰。”一作“哥鹅。”司马相如《子虚赋》：“弋白鹄，连鹅，双下，玄鹤加。”《上林赋》：“鸿鹄鸨，鸨鹅属玉。”扬雄《反离骚》：“凤皇翔于蓬者兮，岂鹅之能捷。”张衡《西京赋》：“鹅鸿军。”《南都赋》：“鸿鸨鹅。”杜甫《七歌》：“前飞鹅后。”《辽史·穆宗纪》：“获鹅，祭天地。”《元史·武宗纪》：“禁江西、湖广、汴梁私捕鹅。”《山海经》：“青要之山，是多驾鸟。”郭璞云：“未详。或者骈当作‘’，其从‘马’者，传写之误尔。”

　　○九经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并不列于学官。杜氏《通典》：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越，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唐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无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唐书》：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请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人抱遗经、扶微学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废之，盖必当时之士子苦四经之难习，而主议之臣徇其私意，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之为五，而义有并存，不容执一，故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礼》，各自为书。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礼〉札子》：“遭秦灭学，礼乐先坏，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性、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己甚。”是则《礼记》之废乃自安石始之，至于明代，此学遂绝。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曰：“谢绰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间，闻读书声，入而视之，《仪礼》也。以时方专治王氏学，而独能尔，异之，即与俱归，勉其所未至，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绝响矣。

　　○考次经文《礼记·乐记》“宽而静”至“肆直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宽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

　　《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为今考定《武成》最为得体。

　　其他考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历数”之下；改《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曰《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鸣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于王风。仁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几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以为传之四章，释“格物致和”，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说可从。

　　凤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已下七节，自‘天佑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于义亦通。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

　　●卷八○州县赋税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进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ㄌ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ㄌ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贼，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降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立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叛兼理刑。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且商、洛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于济南，颍、毫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昔仲长统《昌言》谓：“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范晔《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旷远，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既平交耻，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华阳国志》：“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邓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太守行农桑，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欲请分为二郡。’其后遂为三巴。”《水经注》：“山阴县，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赫连子悦除林虑守，世宗往晋阳，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觉损。’子陪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属县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远过十县者。此其大小相维，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见于前事乎？后代之王犹可取而镜也。但其中一二县之郡亦有可并。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州，制曰：“分疆设都，盖资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将惩难以销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贾生之议，以楚益梁；宋氏之规，割荆为郢。酌于前事，宜有变通。”此虽一时之言，亦经邦制郡之长策也。

　　○州县品秩汉时县制，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实录》：“吴元年，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已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已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已下为下县，知县正七品，丞薄如中县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下府为三等，粮二十万石已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已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石已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后乃一齐其品，而但立繁简之目，才优者调繁，不及者调简。古时列爵惟五之意，遂尽亡之矣。◎府汉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薄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之地也。后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后唐以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至宋，而大郡多升为府。王明清《挥麈录》曰：“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创业，升宋州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储，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以齐州为兴德军。神自颍王升储，升汝阴。为顺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储，升延州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羰州为肇庆府。钦宗自定王建储，前已升定州为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兴，升唐州为德庆府。今上以建王建储，升建安为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刑州民董世多进状，以英宗尝为钜鹿郡公；又知岳州职勰进言，英宗尝为岳州防御使，诏加讨论。时刑州巳升安国军，遂以刑州为信德府，岳州为岳阳军。是岁十月，又诏以列圣潜邸所领地，再加讨论。以真宗尝为襄王，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尝为庆国公，升庆国为庆阳府。英宗尝为宜州刺史，以宜州为庆远军。神宗尝为安州观察使，以安州为德安府；又尝为光国公，以光州为光山军。哲宗尝为东平军节度使，以郓州为东平府；尝为均国公，以均州为武当军。徽宗尝为宁国公，以宁州为兴宁军；又尝为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并升为府。又以太宗尝为睦州防御使，升睦州为遂昌军。今上即位之初，升隆兴、宁国、常德诸府，皆以藩拥麾之地也。”《玉照新志》曰：“徽宗尝封遂宁郡王，升遂州为遂宁府；尝封蜀国公，升蜀州为崇庆府。沿至于今，无郡不府。而狭小之处，如滁、和、泽、沁、郴、靖、邛、眉之类，犹以州名。又有隶府之州，特异其名，而亲理民事与县尹无别。”县之隶于州者，则既带府名，又带州名，而其实未尝管摄于州，体统乖而名实淆矣。窃以为宜仍唐制，凡郡之连城数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统县，惟京者乃称府焉，岂不画一而易遵乎？

　　○乡亭之职《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三百石。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夫职听论，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纪》：“二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为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敖、子产之伦，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而《周礼·地官》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ガ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赵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祥，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后魏太和中，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孝文从之，诏曰：“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斡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爱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笃，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

　　汉时啬夫之卑，犹得以自举其职。故爰延为外黄乡啬夫，仁化大行，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而朱邑自舒桐乡啬夫，官至大司农。病县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二君者，皆其县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岂其然哉。

　　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亦古者悬法象魏之遗意也。今之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惟其大小之相维，详要之各执，然后上不烦而下不扰。唐至大历以后，干戈兴，赋税烦矣。而刘长卿之《题溪李明府》曰：“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盖县令之职犹不下锓，而小民得以安其业，是以能延国命百有余年，迄于僖、昭而后大坏。然则鸣琴载星有天下者，宜有以处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置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

　　汉世之于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而文帝之诏，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礼之者甚优，是以人知自好，而贤才亦往往出于其间。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而遂以收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明戾太子之冤，史册炳然，为万世所称道。近世之老人，则听役于官，而靡事不为，故稍知廉耻之人不肯为此，而愿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势以陵百姓者也。其与太祖设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多或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得朝见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庐陵、吉水二县耆民，六年四月，词讼，把持官府。累经整饬，而其患少息，然未尝以是而罢粮长也，惟老人则名存而亡矣。

　　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里甲常熟陈梅曰：“《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过五人，盖于详密之中而得易简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后也人才远不如古，乃欲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时，虽欲不丛脞，其可得乎！愚故为之说曰：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视所谓不过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详密，亦自易简，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乡几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圆。十甲千户，不得增损，何也？稽成数也，法用方。

　　○掾属《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汉碑皆然，不独此庙。盖其时惟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守、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故广汉太守陈宠入为大司农，和帝问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则已。”帝乃大陪。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晋委功曹岑蛭，并谣达京师，名标史传。而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日不给。又其变也，铨注之法改为掣签，而吏治因之大坏矣。《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请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汉县有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乃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

　　唐高宗时，魏玄同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闻傅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已久。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庚之器，所积者宁多？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从，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不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亦将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举笔，看势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于一面，具僚庶吕专断于一司，其亦难矣。天祚大圣，比屋可封。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坎复增多。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阿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居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贬未明，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特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疏奏不纳。玄宗时，张九龄为左拾遗，上言：“夫吏部尚书、侍郎，以贤而授者也。虽知人之难，岂不能拔十得五？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若刺史、县令，必得其人于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以所用多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今日之繁矣。”

　　○都令史《通典》：“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旧用人常轻，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浪，以尽时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谓都令史者，犹为二百石之秩，而间用士流为之。然南齐陆慧晓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历政以来，咨执选事，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人语慧晓曰：“都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慧晓曰：“六十之年，不复能咨都令史，为吏部郎也。”故当日之为吏部者，多克举用人之职。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悄，渐为卑冗，不参官品。至于今世，则品弥卑，权弥重，八柄诏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旧唐书》：“许子儒居选部，不以藻鉴为意，有令史缑直，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笔，子儒但高枕而臣，语缑直云‘平配’。由是补授失序，传为口实。”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缑直为当官，以平配为著令也。

　　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开诚布公，以任大臣；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巳。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

　　唐郑余庆为相，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往请，必得。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宪宗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久之，复拜尚书左仆射。韦处厚为相，有汤铢者为中书小胥，其所掌谓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内状出，即召铢至延英门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机权自张，广纳财贿。处厚恶之，谓曰：“此是半装滑涣矣。”乃以事逐之。夫身为大臣，而有甘临之忧，系Т之疾，则今之君子有愧于唐贤多矣。

　　谢肇氵制曰：“从来仁宦法罔之密，无如今日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由也。”

　　又曰：“国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为之，以其地多赋税，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窦皆由吏胥，堂司官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可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者矣。”

　　○法制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ウ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以蕞尔之蜀，犹得小康。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毛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有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诬也。”又曰：“万里之远，颦呻动息，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

　　陈亮《上孝宗书》曰：“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务更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即依律断决，不须转发。果有违枉，从御史、按察司纠劾。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光武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鄣塞破坏，亭燧绝灭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流民。帝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国及官僚，屡见于史。而总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少事。今也文书日以繁，狱讼日以多，而为之上者主于裁省，则天下之事必将丛脞而不胜，不胜之极必复增官，而事不可为矣。

　　晋荀勖之论，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

　　○选补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徵张敞，拜胶东相。请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台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是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软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择其人之材，而以探筹投钩为选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于是烦剧之区遂为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汉时之吏多通经术，故张弊得而举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则吾又不识用之何从也。于慎行《笔麝》言：“太宰富平孙公丕扬，患中人请托，难于从违，大选外官，立为掣签之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诵，而不知其非体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以为一吏足矣。奈何衡鉴之地，自处于一吏之职，而无所秉成，亦已陋矣。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资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乃一付之于签，是掩镜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从古以来，不闻此法。”

　　南人选南，北人选北，此昔年旧例。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今之选人，动涉数千里，风士不谙，语音不晓，而赴任宁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公邪？夫人主苟能开诚布公，则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无不可信之人。而铨选之外有不必在京师者。唐贞观元年，京师谷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至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里迢递，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谓之东选。是东都一掌选也。黔中、岭南、闽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士人补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强明清正官充南选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专委南选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岭南、闽中各一掌选也。《李岘传》曰：“代宗即位，征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又曰：“罢相为吏中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于洪州。”《刘滋传》曰：“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旱蝗，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选也。宋神宗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令转运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选。是亦参用唐人之法。今之议者必曰：如此，多请托之门，而启受赇之径。岂唐人尽清廉，而今人皆贪浊邪？夫子之告仲弓曰：“举尔所知。”今之取士，礼部以糊名取之，是举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签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及乎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则吏治堕，吏治堕则百姓畔，百姓畔则干戈兴。于是乎军前除吏，而并其所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岂若廓然大公，使人举其所知，而明试以功，责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令，宜诏五品已上各举一人。”有明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擢用。夫欲救今时之敝，必如此而后贤才可得，政理可兴也。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举债方得到官。而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尝暂一行之于岭南矣。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伏以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人瘼。且岭中往日之弊是南选，今时之弊是北资。臣当管二十二州，惟韶、广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选授，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臣到任四年，备知情状。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拟，且委本道求才。若摄官廉慎有闻，依前许观察使奏正。事堪经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此固昔人以为敝法而改弦者矣。处台衡者，其可不用读书人哉。

　　掣签之法未行，选司犹得意为注阙，虽多有为人择地，亦尚能为地择人。自新法既行，并以听之不可知之数，而敏剧之区，有累任不得贤令，相继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为尝试。昔唐皎为吏部侍郎，当引入铨，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言亲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史书以为讥笑。以此用人，岂能致太平之理哉！《实录》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蕲之广济，请终养。诏改麟为蕲州府知府，俾就养其母。圣主之兴，坦怀待物，其所以劝群臣者至矣。

　　万历末，常熟顾大韶作《竹签传》，其文仿《毛颍传》为之。谓签对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选，下而乡会议取士，台皆用臣，臣乃得殿其材。”此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晓人，可谓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厌纽，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廑廑施之选人乎？

　　唐时所谓铨者，有留有放。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宋白曰：“长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选，放者不得入选。已定注，则过门下、侍中、给事中按阅，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云中，以宋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宋时此法犹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诏未铨试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禄，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于后魏崔亮。今读亮本传，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传曰“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众情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沈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以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治道；产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于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谁复修厉名行哉！’亮答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徼幸，得为吏部尚书。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乃其本愿。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史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惟可广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责以治效，是所谓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设令千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犹是也，但令将来君子知吾意焉。”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然观其答书之指，考其时事，由羽林之变既姑息于前，武人之除复滥开于后，不得已而为此例。今也上无陵压之勋人，下无噪呼之叛党，何疑何惮，而不复前王之制，乃以停年为断乎！

　　《魏书·辛雄传》：上疏言：“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将为乱，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呜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欤？《北齐书·文襄帝纪》：“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总章二年，裴行俭为司列少常伯，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官资高下升降，以为故事，其后莫能革焉。至玄宗开元十八年，行俭子光庭为侍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亲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不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才这方失矣。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资之制大抵皆本于光庭也。”

　　宋孙洙《资格论》曰：“三代以下选举之法，其始终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格之制乎！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废驰，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贤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将使之辅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独乐其身，将以振生民之穷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贵仕，君子侧身而困卑位，贤者戴不肖于上，而愚者役智者于下，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贤才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岁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称其位，增累考级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实。故曰：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今夫计岁阀而争年劳者，日夜相斗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级，则摄衣而群争诉矣。其甚者或怀黄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义去市贾者亡几耳。故曰：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来而暴一邑，既岁满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赃败，至死不黜。虎吏靡刂牙而食于民，贤者郁死于岩穴，而赤子不得爱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资格之人众也。夫资格之法起于后魏崔亮，而复行之于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当世固已罪之，不待后人之讥矣。然而行之前世，不过数十年者也。后得称职者矫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资格之弊，流漫根结，踵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昔不知非，来者不知矫，故曰：万事抚弊，百吏废驰，法制颓烂决溃而不之救也。虽然，不无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废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国家焉则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选部者，亦以是法为简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复铨叙人物而综核功实，一吏在前勘薄，呼名而授之矣。坐庙堂者亦以是法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职，列籍按氏，差第日月，Ш然而宜大蠲弊法，简拔异能，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深资入考者为优选。智愚以别，善否陈前，而万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尝闻也。”

　　金章宗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循资之法起于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张汝霖对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绵非常之材与？”

　　○铨选之害宋叶适论铨选之害曰：“夫甄别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务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贤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窃怪人主之立法，浑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贤才，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铨选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处也。尚书、侍郎者，天子贵近之臣也。处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与之以甄别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贤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远近，其资之先后，其禄之厚薄，其阙之多少，则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详，曲折诘难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举措手足者，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呜呼，与人以官，赋人以禄，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举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缚蔽蒙之，乃为天下大弊之源乎？虽然是几百年于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学士大夫勤身苦力，诵说孔孟，传道先王，未尝不知所谓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为是官，噤舌拱手，四顾吏胥，以问其所当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视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当守此法而已。嗟夫，岂其人这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为鼓舞群动之具，与夺进退，以叙天下，何忍袭数百年之弊端，汨没于区区坏烂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则治道安从出，而治功安从见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犹有可考，今之所循者春衰乱之余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于陛下而不复也。”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为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这有求于吏部，有持牒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诘，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小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这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薄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薄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薄尉，自薄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软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薄，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薄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寇菜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邪？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员缺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晋书·王蕴传》：“迁尚书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辈。”《魏书·元修义传》：“迁吏部尚书。时上党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赵憬审官六议，遂有人少阙多、人多阙少之语。而崔以中书侍郎知吏部选事，至逆用三年员阙。今狐亘在吏部，杨炎为侍郎，至分阙，以恶阙与炎。其名相传，至今不改矣。

　　《旧唐书·德宗纪》：“御史大夫崔从奏：‘兵戎未息，仕进颇多。比来每至选集，不免据阙留人。尝叹遗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选也。《大唐新语》：“刘思立为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訾，亦超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谓载能振理风俗。自今言之，不过索一丁忧之阙，亦何至见摈于清议邪？不知由是心推之，有其亲未死而设为机阱以谋夺其处，亦人情之所必至得矣。孟子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愿后之持铨衡者常以正风俗为心，则国家必有得人之庆矣。”

　　●卷九○人才宋叶适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这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辄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这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之士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故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

　　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则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其君子工于绝而不能获敌之首，其小人善于盗马而不肯救君之患。诚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吕氏春秋》所云：“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又如刘ナ所云：“谋不足以剪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者，呜呼！吾有以见徒法之无用矣。

　　《实录》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罢朝，御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侍。上问：‘庶官之选，何术而可以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举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荐而欲保其终身，不亦难乎”朕以为教养有道，人材自出。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论也。徒循三载考绩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虽尧舜，亦不能以成允厘之治矣。’”

　　○保举《宋史》：“元初，司马光为相，奏曰：‘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故孔门以四科取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叶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学士至待制，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案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著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诰命仍备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谬举之罪。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得才。”光又言：“朝廷执政惟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其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谴责无所宽宥，则不敢妄举矣。”

　　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韩非子》云：“王登为中牟令，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见之，我将以为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执要之论也。善乎！子夏之告樊迟也，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唐书》：崔甫为相，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多称允当。帝尝谓曰：“人言卿拟官多亲旧，何邪？”对曰：“陛下令臣进拟庶官，夫进拟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闻，何由得其实？”帝以为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犹能听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

　　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能政司左通政陈恭言：“古者择任庶官，悉由选部，是以职任专而事体顷者令朝臣各荐所知，恐开私谒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乞令杜绝，一归铨部。”事下，行在吏部尚书郭等覆奏曰：“往时朝廷虑典铨者未尽知人，故敕廷臣各举所知，其法良矣。脱有徇私，邦宪昭然，谁肯同蹈？今恭听流言而尼良法，未见其当也。”乞令仍旧，从之。

　　○关防《隋书·酷吏传》：“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僮仆无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为异事，岂非当日法制虽严，而关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习浇讹，防闲日甚，少不禁饬，则奸宄之待投间抵隙，无所不至。长吏到官，以关防为第一义。然愚以为但无至公之心以御之尔。《世说》：“晋文王亲爱阮嗣宗，阮从容言：‘尝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王从其意。阮骑驴径到郡，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一郡清肃。十余日，复骑驴去。”唐姚合为武功尉，其《县居诗》曰：“朝朝门不闭，长似在山时。”在旷达之士犹且为之，而况于大贤也”

　　《大唐新语》：“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服。”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谓刑部尚书唐铎、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于文籍设关防印记者，本以绝欺蔽，防奸伪，特一时权宜尔。果正人君子，焉用是为？自今六科有关防印记俱销之，仍移文诸司，使知朕意。’”

　　○封驳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齐景公燕赏于国内，万钟者三，千钟者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此《畜君》之诗所为作也。汉哀帝封董贤，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自是封驳之事多见于史，而未以为专职也。唐制：凡诏敕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著于《六典》。如袁高、崔植、韦弘景、狄兼、郑肃、韩、韦温、郑公舆之辈，并以封还敕书，垂名史传。亦有召对慰谕，如德宗之于许孟容；中使嘉劳，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而元和中，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五代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抄参这力，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语录》曰：“王安石荐李定时，陈襄弹之，未行。已擢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词头，辞职，罢之。次直吕大临，再封还之。最后付苏子容，又封还之。更奏，复下，至于七八。子容与大临俱落职奉朝请，名誉赫然。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与齐太史见杀三人，而执笔如初者何异？”

　　○部刺史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本自秦时遣御史出监诸郡。《史记》言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盖罢侯置守之初而已设此制矣。成帝末，翟方进、何武乃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轩轨不胜。”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刘昭之论，以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合二者之言观之，则州牧之设，中材仅循资自全，强者至专权裂土。然后知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脚史乎？至于秩止七品，与汉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金华应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又有监以临之，盖方伯权重则易专，大夫位卑则不敢肆。此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之微意也，何病其轻重不相准乎？夫不达前人立法之意，而轻议而邑志载之。变更，未有不召乱而生事者。吾于成、哀之际，见汉治之无具矣。”

　　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亲自临决，牧守已下以贤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已后频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抚。至玄宗天宝五载正月，命礼部尚书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及黜陟官吏，此则巡按之名所由始也。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诏曰：“言念苍生，心必遍于天下；自古良牧，福犹润于京师。所以历选列城，聿求连率；岂徒刺察，将委辑宁。朝散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关内宣论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任寄已深，声实兼茂。咸贯通于理道，益纯固于公心。或华发不衰，或白圭无玷。可以轨仪郡国，康济黎元。间岁已来，数州失稔，颇致流冗，能勿轸怀？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诚须矫过，必在任贤。庶蠲疾苦之源，以协大中之义。若令行一道，利乃万人。朕所设官，以俟能者。”

　　于文定《笔麝》曰：“元时风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在外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长、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谓行台御史者，竟属行台，岁以八月出巡，四月还治，乃长官差遣，非由朝命，其体轻矣。本朝御史总属内台，奉命出按，一岁而更，与汉遣刺史法同，唐宋以来皆不及也。”

　　《金史·宗雄传》：“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

　　○六条之外不察汉时，部刺史之职不过以六条察郡国而已，不当与守令事。故朱博为冀州刺史，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鲍宣为豫州牧，以听讼所察过诏条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翟方进传》言：“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始不可为，天下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谕按治江西监察御史花纶等，自今惟官吏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问，其细事毋得苛求。”

　　○隋以后刺史秦置御史以监诸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下，为刺史持节都督。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后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非旧刺史之职，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汉之刺史犹今之巡按御史，魏晋以下之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之刺史犹今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也。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疏言：“昔自秦开郡置守。汉以天下为十三郡，命刺史以领之。自后因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降及唐氏，亦尝变更，曾未数年，又仍旧贯。今多命省署之职出为知州，又设通判之官以为副贰。此权宜之制耳，岂可为经久之训哉。臣欲乞诸州并置刺史，以户口多少置其俸禄，分下、中、上、紧、望、雄之等级，品秩之制率如旧章，与常参官比视阶资。出入更践，省去通判之目，但置从事之员，建廉察之府以统临，按舆地之图而区处。昔太平兴国初，诏废支郡，出于一时。十国为连，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寻。至若号令之行，风教之出，先及于府，府以及州，州以及县，县及乡里，自上而下，由近及远，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废也明矣。臣欲乞复置支郡，隶于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运之统临，名分有伦，官业自举。又睹唐制，内外官奉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奉钱并减其半，自余别给一切权停。今郡官于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奉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云：‘吏能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奉，著于策书。窃见今之结发登朝，陈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僚之师长，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后百官奉禄、杂给并循旧制，既丰其稍入，可责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员，理当减于旧费。”观此，则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余弊矣。

　　○知县知县者，非县令，而使之知县中这事。杜氏《通典》所谓“检校、试摄、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为武功尉，作诗曰：“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唐人亦谓之“知印”，其名始于贞元已后。其初尚带一“权”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曰：“华阴令卒，非选补时。调租勉农，政不可缺。前镇国军判官大理评事裴克谅，久佐本府，颇有勤绩。属邑利病，尔必周知。宜假铜墨，试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议正名。”是权知者，不正之名也。至于普设知县，则起自宋初。《本朝事实》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优诨之言，多以令长为笑。”

　　建隆三年，始以朝官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宋史》言：“宋初，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建隆四年，诏选朝士，分治剧邑。大理正奚屿知馆陶，监察御史王知魏，杨应梦知永济，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常参官宰县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调，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自此以后，遂罢令而设知县，沿其名至今。”

　　《云麓漫钞》曰：“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李翱任工部，志文云‘摄富平尉知县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县，差选人曰令，与唐异矣。”宋时结衔，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县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县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今则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县知县，文复而义舛矣。

　　北齐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五代选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来，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琐者，有此二败。以今准古，得无同之。

　　○知州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姑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监当知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块然徒管空诚，受词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别设知州以代其权。后则罢刺史而专用知州，以权设之名为经常之任矣。

　　《新唐书》：“元和初，李吉甫为相。病方镇强恣，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宋祖之以京官临制州县，盖赵公开其端矣。

　　○知府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尝为开封府尹，后无继者，乃设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崇宁三年，蔡京乞罢权知府，置牧、尹各一员。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是权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则直命之为知府，非也。

　　○守令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则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空虚，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灾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宋理宗淳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此数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旧唐书·乌重胤传》：“元和十三年，为横海节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从之。由是法制修立，各归名分。是后虽幽、镇、魏三州以河北旧风自相更袭，在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赐敕，然无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将之任，以廉州密迩珠池，喉襟交址，近为广西流贼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请赐敕。从之。吉安府知府许聪将之任，以吉安多强宗豪右，词讼繁兴，亦请赐敕，俾得权宜处置。从之。

　　○刺史守相得召见两汉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当日太守常得召见，或赐玺书，堂陛之间，不甚阔绝。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赐严助书：“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赐吾丘寿王书：“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纵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光武劳郭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天下之大不过数十郡国，而二千石之行能皆获简于帝心，是以吏职修而民情达。以视后世之寄耳目于监司，饰功状于文簿者，有亲疏繁简之不同矣。其在唐时，犹存此意。玄宗开元十三年，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饯于洛滨，御书十韵诗赐之。宣宗时，李行言自泾阳县令除海州刺史，李君自醴泉令除怀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笔。入谢之日，处分州事，万里之远，如在阶前。夫人主而欲亲民，必自其亲大吏始也。

　　《册府元龟》：“宪宗元和三年二月，敕许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于宣政门外谢，便进状辞。其授官于朝常礼谢，并不须侯假开。国朝旧制，凡命都督、刺史，皆临轩册拜，特示恩礼。近岁虽不册拜，而牧守受命之后，皆便殿口对赐衣，盖以亲人之官，恩礼不可废也。时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复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适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请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旧典也。”今日则名为陛辞，而不得一见天颜。堂廉内外之分，益为邈绝。

　　○汉令长汉时令长，于太守虽称属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为上官所夺。如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遂趋出，欲去官。明旦诏召入，拜为司隶校尉。育过扶风府，门官属掾吏数百人拜谒车下。陶廉为舒令，太守张磐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尝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转，磐曰：“不当转邪？”谦曰：“不可转，转则胜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难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汉时长吏之能自树立，可见于此矣。

　　《宋史·司马池传》：“授永宁主簿。与令相恶。池以公事谒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论事，不为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通典》言：晋制，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魏肃宗时，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郡县选举，由来共轻，宜改其弊。分郡县为三等，三载黜陟，有称职者方补京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唐张九龄言于玄宗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从之。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亲人之官，急为政之本。自浇风久扇，此道浸消，颉颃清涂，便臻显治人之术未尝经心，欲使究百姓艰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轩墀近臣，盖备顾问，如不知人疾苦，保以膺朕眷求？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未曾任刺史、县令者，宰臣不得拟议。”宋孝宗时，臣僚言：“吏事必历而后知，人才必试而后见。为县令者，必为丞、簿；为郡守者，必为通判；为监司者，必为郡守，皆有差等。未历亲民，不宜骤擢。”因定知县以三年为任，非经两任，不除监察御史。此开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独高于近代也。明代纶扉之地，必取词林，名在丙科，始分铜墨。于是字人之职轻，而簿书钱谷之司一归之俗吏矣。汉谚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而宋神宗尝谓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战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后之人君，其以斯言书之坐右乎？

　　贞观初，马周上言：“古者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臣，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马周犹有此言，则知重内轻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亲民，必先亲牧民之官，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汉唐之制，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汉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无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绵为光禄大夫，辟强守长乐卫尉。孝平元始元年，诏宗室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宗正荐四从叔前奉天令知正，四从叔前祁县令志远，五从弟洛阳尉遇，六从弟酸枣丞良，五从弟武进尉フ，五从侄郑县尉瞻，五从侄前宋州参军承嗣，皆授台省官及法官京县。官诏曰：“至公之用，本无偏党；惟善所在，岂隔亲疏？四从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见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远之资。朕每虑同盟，不勤于德；常县右职，以劝其从。先委宗卿，精为内举，量能考行，历任逾时，名数则多，升闻益寡，光膺是选，谅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迁于台阁，将观志于七子，冀藉名于八人。《书》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与！违道漫常，义无私于王法：修身效节，恩岂薄于他人。期于帅先，励我风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宝三年正月，诏皇五等以下亲及九庙子孙，有材学政理，委宗正寺拣择闻荐。德宗贞观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长史嗣虢王则之为左金吾大将军，谓宰臣曰：“朕不欲独用外戚，故选宗室子有才行者奖拔之。”昭宗乾宁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户部尚书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曰：“支度牢笼之务，弛张经制之宜，当择通才，俾继成绩。佥曰叔父，膺予简求，匪私吾宗，示张王室。”故终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而旧史赞之曰：“我宗之英，曰皋与勉。”宋子京以为：“周、唐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曹ぁ所谓：“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正有明当日之事也。崇祯时，始行换授之法，而教之无素，举之无术，未见有卓然树一官之绩者。三百年来，当国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独断行之，而已晚矣。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

　　光武中兴，实赖诸刘之力。乃即位已后，但有续封之典，而无举贤之诏。明章已下，恩泽教训，徒先于四姓小侯，而不闻加意于宗属者。然而亲疏并用，犹法西京，故灵、献之世，荆表、益焉各专方镇，而昭烈乘之以称帝于蜀，若颠木之有由蘖。其与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维城录》，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使得自树功名，如曹王皋者三五人，参错天下，为牧师，亦何至大盗覆都，强臣问鼎，而十六宅诸王并歼于逆竖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启二年开科，得进士一人。朱慎{坎金}列名奄案，为宗人羞，此不教不学之所致也。崇祯中，得进士十二人，惟朱统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国子监察酒。而其始馆选时，尚有以宗生为疑，吏部尚书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换授甚多，然当板荡之际，才略无闻。

　　张邦基《墨庄漫录》言：“国朝宗室，例除环卫裕陵，始以非袒免补外官，继有登科者，然未有为侍从。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继而子氵直亦除。八年，又除子栎，乃靖康之变已不旋踵。有明之事，与宋一辙。

　　昔后魏元志为洛阳令，不避强御。孝文帝谓邢峦曰：“此儿竟可。所谓王孙公子，不镂自雕。”峦曰：“露竹霜条，故多劲节。非鸾则凤，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属，岂必无才能优于庶姓者哉。

　　闵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诗，以亲其兄弟，此周之所以兴。惩吴、楚七国之变，而抑损诸侯，至于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此西汉之所以亡也。夫惟圣人以至公之心，处亲疏之际，故有国长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国公，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兴初，国事危急，曹王出质，已卧疾，求入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奏曰：“闻讹可欲议和。讹可年幼，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有急则投之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哀宗虽亡国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祸卒至于此，岂非后王之永鉴哉！

　　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而有明之待亲王及其宗属也，则位重而愈疏，禄多而愈贫。诚有如汉哀帝时杜业上言：“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者。”《英宗实录》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陕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介，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请如诏于军民之家自择昏配。’从之。时其长女年四十，长子年三十六矣。”此去开国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孙，而怨旷之感不得上闻已如此，又况数传而下者乎！于其请名、请昏无不有费，而不副其意，即部中为之沈阁。

　　《宋史·赵希曜传》：“宗姓多贫，而始生有训名，为人后有过礼，吏受赇无艺，莫敢自陈。”《云麓漫钞》言：“宗籍凡袒免亲以上，皆赐名。乃有寓不典之言，乃取怪僻字样，以为戏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鲜修饬，而朝臣视之若非其同类者。《唐书》言：“德宗初政，诸王有官者皆令出阁就班，岳阳等一十县主，在诸王院，久而未适人者，悉命以礼出降。二百年来，无有以建中故事为朝廷告者。”崇祯中？唐王作书，述阁老于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孙院，皆在京师。凡有所请，皆赂韩、虢而后得。宪宗时，诸王久不出阁，亦必厚赂宦官始得所请。”彼以宗室近属，且聚居都邑，犹不免于夤缘；况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属，有不结纳左右以为倚托哉！呜呼！文定之言‘结纳左右而得请’，犹未亵也；今之恳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则终不得请，不愈甚乎？又曰：“汉臣之言曰：有白头老人教臣言。呜呼！余继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为亏；今且穷阎屋，犹得被云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思泽之所不周，未有甚于皇族者。《杖杜》作而晋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为后王之殷鉴矣。”

　　○藩镇明代之患，大略与宋同。岳飞说张所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敢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除藩镇，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今宜分境内为四镇，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则敌不难却也。”呜呼，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兴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说》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Г、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请盟，于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后、朱滔据赵、燕，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尔，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不独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镇之势重也。王应麟曰：“郡县削弱，则戎翟之祸烈矣。”

　　《宋史》：刘平为延路副总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国多事，惟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俸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馈粮，兵民并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袭而府州存，继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为后人之鉴也，择其族大有劳者为首帅，如河东折氏之比，庶可以为藩篱之固。”

　　《路史·封建后论》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为谏院，建言：‘恩州自皇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伏见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虑，可责办治，乞令久任。’然事势非昔，今不从其大而徙举三二州为之，以一篑障江河，犹无益也。请以昔者河东之折、灵武之李，与夫冯晖、杨重勋之事言之。冯晖，节度灵武；而重勋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晖卒，太祖乃徙其子冯翊，而以近镇付重勋。于是二方始费朝廷经略。折、李二姓，自五代来，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于是俾其世袭，每谓边寇内入，非世袭不克。守世袭，则其子孙久远家物，势必爱吝，分外为防，设或叛涣，自可理讨；纵其反噬，原陕一帅御之足矣。况复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则圣人之深谋，有国之极算，固非流俗浅近者之所知也。厥后议臣遽以世袭不便，折氏则以河东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陕西，因兹遂失灵夏。国之与郡，其事固相悬矣。议者以太祖之惩五季，而解诸将兵权，为封建之不可复。愚窃以为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实固已默图而阴用之矣。李汉超齐州防御监关南兵马，凡十七年，敌人不敢窥边。郭进以洛州防御守西山巡检，累二十年。贺惟忠守易，李谦溥刺隰，姚内斌知庆，皆十余载。韩令坤镇常山，马仁守瀛，王彦升居原，赵赞处延，董遵诲屯环，武守琪戍晋，何继筠牧棣若张美之守沧、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得，贾易之权，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诱募骁通，以为爪牙，军中之改俱以便宜从事。是以二十年间，无西北之虞。深机密策，盖使人由之而不知尔。胡为议者不原其故，遂以兵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宝元、康定，以中国势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难，长驱百舍，进捣梁师，荡然无有藩篱之限，卒之横溃，莫或支持。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齿。呜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务之下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郑公，韩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责难其主，而为是寻常苟且之治也。”

　　《黄氏日抄》曰：“太祖时，不过用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不接于庙堂。三代以来，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

　　藩镇既罢，而州县之任处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上言：“《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计，亦匪得其中道也。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不可胶柱。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望陛下特纡宸断，许江淮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进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掠之虞矣。”呜呼！人徒见艺祖罢节度，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夺州县之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陆士衡所谓“一夫从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

　　○辅郡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请以昌平、通、易、霸四州为四辅，宿重兵以卫京师。奉旨嘉纳。下部议覆，事不果行。《魏书》言：灵太后时，四中郎将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东中带荣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居之，配以强兵，则深根固本之计也。”灵太后将从之，以议者不同而止。乃尔朱荣至河阴，遂无一兵拒敌，亦已事之明验矣。

　　金都大梁，贞四年，元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御史台言：“兵逾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分兵攻击州县，是亦围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师，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契丹。太祖奖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帐前树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尔。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夫逾山绝河，深入二三千里，至于淮、岱之间，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谋国之臣竟无一策，以御其来而击其去，此则郡县之守不足恃，而调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诗》曰：“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后之为国者盍鉴于斯？

　　○边县宋元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汉晁错与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广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敌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奏凡两上，皆不服。此宋时弓箭社之法，虽承平废弛，而靖康之变，河北忠义多出于此。有国家者，能于闲暇之时而为此寓兵于农之计，可不至如崇祯之末，课责有司，以修练、储备之纷纷矣。

　　○宦官汉和熹邓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秦苻坚选奄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授经。若夫巷伯能诗，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艺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共隋蔡允恭为起成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耻之，数称疾。宋贾昌朝为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而实教授内侍，谏官吴育奏罢之。以宣庙之纳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论及此者，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周礼》：“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内竖，倍寺人之数。”当时蛰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妇寺之权衰矣。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玄宗时，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是知宦官之盛，由于宫嫔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则当以过色为本。

　　王元美《笔记》曰：“高帝时，中人不得预外事，见公侯大臣叩首惟谨。至永乐初，狗儿诸奄稍稍见马上之绩。后以倦勤朝事，渐寄笔札，久乃称肺腑矣。太监郑和等以奉命，率舟师下海中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将多洪武旧人，意不能无疑，思以腹心参之，而中人有镇守者矣。王振时，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径行者矣。”

　　《国史》所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诈传诏旨，擅役军民，此即弄权之渐。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尽撤回京。其见于诏书者，有采宝石、采金珠香货、采铁黎木，而《太宗实录》多讳之不书。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买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扰，有供应之烦。朝廷所需甚微，民间所费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买纳。”诏从之。乃犹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书：管事袁琦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内使，陵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以至磔死，而其党十余人皆斩者。呜呼！作法于凉，其敝犹贪。至于万历中年，矿税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于祖宗之成例，则外廷之臣交章争之，而无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迩”。

　　中官典兵，亦始于永乐。《仁宗实录》言：“某肃总兵官都督费不能专断军政，悉听中官指使。敕责其低眉俯首，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言：“交耻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人，劲勇善战。贵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为中官马骐夺去，贵与贼战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敕责中官山寿曰：“叛贼黎利，本一穷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雏。尔乃妄执己见，再三陈奏，惟事招抚，以致养祸遗患。及方政等进讨，尔拥官军一千余人，坐守义安，不往来策应，视其败衄。”是则交耻之失，实本于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谯责而已。王振之专，土木之难，此非其渐乎？

　　交耻一事，中官之恶，《实录》不尽书。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言：“臣思永乐年间，克平交耻，设置郡县，夷人服从。后因镇守内臣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议不已。”即此数言，可以想见。《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岂不信夫！

　　成祖天威远加，无思不服；遏密未几，遂弃交耻。齐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春秋》已志之矣。故《后》之初六一阴始生，而周公戒之。正统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等，统兵出境，剿兀良哈三卫。勇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怀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是时王振擅权，乃有此遣，而后遂以为例。至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而宋谦、朱冕全军覆没矣。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工部办事吏徐镇言：“刑余之人，不侍君侧。太祖高皇帝惩汉唐之弊，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门传命而已。迩者奸监王振，乘机专政，依势作威，王爵天宪悉出其口，生杀予夺任己爱憎。又多引同类如郭敬等，以为心腹，出监边事。皇上临御之初，乞监前失，宦官有参预朝政及监军镇守者，悉令还内，各守本职。如此则宦官无召衅之端，国祚有过历之兆矣。”事寝不行。六月乙酉，陕西兰县举人段坚，论宦寺监军之失。

　　庚子，肃府仪卫司余丁聊让，请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萧敏，陈内官苦害军民十事。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言：“正统末年，王振专权，使先帝远播，宗社几危。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举兵焚关，欲危宗社。今日朱玉专权，谋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贻笑于四方，取议万世者也。臣请自今以后，一不许内官与国政，二不许外官与内官私相交结，三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产业。自古内官贤良者万无一人，无事之时似为谨慎，一闻国政，便作奸欺。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臣与闻国政者，此也。内官侍奉陛下，朝夕在侧。文武大臣不知廉耻者，多与之交结。有馈以金宝珠玉，加之婢膝奴颜者，内官便以为贤，朝夕在陛下前称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者，内官便以为不贤，朝夕在陛下前非毁之。陛下天纵圣明，固不为惑；日加浸润，未史致疑。称美者骤逾显位，非毁者久屈下僚，急归朝廷，恩结宦寺，而内官之祸起矣。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外官与内官交结者，此也。内官弟侄人等，授职任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家人百数，赀货万余，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内官因有此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虽在内，心实在外，内外相通，内祸乱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家产者，此也。陛下果能鉴彼三人于既往，行此三事于方今，则祸乱自然不作，实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则祸起萧墙，变生付腑腋，异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举朝廷之所讳。臣等虽愚，亦知避祸。但受恩朝廷，无以为报；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即臣等虽死而无悔矣。”上责徽等妄言要誉，命吏部俱调州判官。

　　中都之变，宦官偾事之前车也。不一年，而监守之遣四出，以外廷无人甚也。平阴之役，夙沙卫殿殖绰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天子以耻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为耻，且群然攻之。廷论虽哗，上心弗信。及暂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于是乎再任宦者，而国事已不可为。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故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呜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于宦官乎？内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无人，而国事又将谁属乎？至于昭王叹息，思良将之已亡；武帝咨嗟，虑名臣之欲尽。而燎原靡扑，过涉终亡，可为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于多难之时，而得贤臣之助者，以其养豫而储之广也。《传》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为子孙之虑者，则必在于人才矣。”

　　《金史·完颜讹可传》：“刘祁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应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哀宗因之不改，终至亡国。论曰：夫以蛰御治军，既掣之肘，又信其谗以杀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谕礼部并在内各监局等衙门：“官常典制，内外攸分，本职之外，岂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独严近习之防，敕内官毋预外事。一时朝政清明，法纪整肃，拔本澄源，意甚深远。朕鉴后追前，凛持祖训。自今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衙门，或典礼缮戎，或鸠工管钥，或司膳服，或办文书，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职业，不许违越祖制，干预在外政事，违者即以乱政参拿处斩。仍详察旧典，开无职掌具奏。”礼部右侍郎蒋德疏言：“周官内职不满百人，纠禁王官，掌于小宰。古圣垂法，下戒将来，盖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实详监于往代，而取衷焉。其设内官也，监司局库各有定员，秩不过四品，俸不过一石。而且纠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谨内外之防，杜假窃之渐。至尚论汉、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渊哉天训，亘古不易矣！虽二十五年曾遣太监聂庆童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番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然往谕属番，于军民无与，且不假事柄，亦暂往即还。终洪武之世，无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肃之治，而开万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圣缵承，宫府之大防无改；而时事偶异，中外之任使间闻，永乐中，始有遣使外国及遣往甘肃巡视者。洪熙中，始有守备南京者。正统中，始有率兵讨贼防边及各省镇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营，或称监枪者，然仍听尚书于谦等节制。至正德中，边关始置内监，且令提督禁兵内操，分坐勇士四卫军营，益非祖宗之旧矣。他如监工、监器，会同审录，苏杭织造，榷税开矿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设旋止，操纵在握，一时暂托权宜，而事任递迁，易世每多厘正。惟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独断于先；我皇上剪除逆，媲美于后。总之禀成于高皇帝训谕，‘内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结’二语，足括千古治乱之源矣。臣等伏读宝训，深溯治谋，不使有功，自无窃柄之患；尝令畏法，实杜乱政之阶。故委腹心则威福移，寄耳目则罗织启；遵典章则职守自属，严内外则侵越不生。此实鉴古酌今，可以无敝，而神孙圣祖于焉一揆者也。谨遵圣谕，备察旧章，将各监局职掌著为令甲，可考见者，胪列上呈现，恭候圣明裁夺。”得旨申饬。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赐王振始也。至魏忠贤则生而赐祠，且遍于天下矣。故圣人戒乎作俑。

　　○禁自宫《实录》：“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南海子种菜。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必俘获之奴，或罪极当死者。出其死而生之，盖重绝人之世，不忍以无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凯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

　　《余冬序录》曰：“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差别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宏治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其禁止乎未残者，法甚严也。永乐二十三年。兴州左屯卫军徐翼，有子自宫，入为内竖。翼奏乞除军籍，上曰：“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尔有子不能教，自残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化，皆原于尔，尚敢希除军籍邪？”出其子使代军役。宣德二年，令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元伍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邻佑一体治罪。正统元年闰六月，时军民多自宫希进，间有以赦而获免罪者。刑部请依旧制，不论赦前赦后，俱论以不孝重罪，从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民徐义自宫其幼子以求进，诏发充广西南丹卫军，妻及幼子皆随往。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史、锦衣卫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元管官司点闸知在，不许容纵。十三年，令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满朝，金玉塞涂，至今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继嗣，太常博士吴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绝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况无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尔。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今以祖宗时较之，当日宦官几何人？今几何人？臣愚以为胎卵刳伤，凤凰不至；继嗣未育，殆由于此。伏愿浚发德音，详为条禁，权罢宦官进献。有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继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无先此者。”帝异其言，权罢内臣进养子。

　　●卷十○治地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也，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袭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斗斛丈尺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地亩大小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平面自金、元之末，城邑丘，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ㄜ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札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科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著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

　　《宋名》言：“宋时田制不立，川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わ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威县之间，有新河县。地；清河、威县之间，有冠县。地；郓城、范县之间，有邹县，地；清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里，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有如沈丘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

　　○后魏田制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渐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华亭一县，即公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氵荧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氵荧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右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名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三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佗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佗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独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张田，以供中宫；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管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周阿不刺、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钟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用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嬴绌，率数十年而一变。柰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这不杏劝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四百余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因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转相典卖，不异民田。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匀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升五勺。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王弼《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第，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豫借唐玄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遂为后代豫借之始。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三四月之间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今之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殴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

　　○纺织之利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识，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为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识。”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为公子裳。”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庞之化，岂难致哉！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意亦可行之会乎？

　　○马政“析因夷奥”，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驿传《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时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入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则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奏：“县在山谷，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此一事，而当时储畜之裕，法令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听，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不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艰厄，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

　　《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

　　○漕程《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

　　○行盐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更稻来东吴”为证。余于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盐吏多则州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上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

　　宋嘉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

　　●卷十一○权量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尺一尺二寸当今一尺。”《左传·定公八年》正义曰：“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隋书·律历志》言：“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初依复古称。”令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记·秦始皇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则十二万斤。《汉旧仪·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重八百斤。”不应若此之重！《考工记》曰：“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С。”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壶大一石，五升曰散，瓦С五斗。《诗》曰：“无姑酌彼金。”毛说：“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每食四簋。”正义：“簋，瓦器，容斗二升。”不应若此之巨！《周礼·舍人》：“丧纪共饭米。”注：“饭，所以实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一饭斗米。”《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计一人三百日食，用备十八斛。”不应若此之多！《史记·河渠书》：“可令亩十石。”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晋书·傅玄传》：“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今之收获最多亦不及此数。《灵枢经》：“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两曰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食可几何？’对曰：‘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用虚谒，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居鲁，奉粟六万。”索隐曰：“当是六万斗。”正义曰：“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当一之验。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权量之属，每代递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权衡并依两、小两之名，而后代则不复言矣。

　　《山堂考索》：“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盖古用之斗小。”

　　欧阳公《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铭曰：“谷口铜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权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吕氏《考古图》汉好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今六两当汉之一斤。又曰：“轵家釜三斗弱，轵家甑三斗一升。”当汉之一石，大抵是三而当一也。

　　古以二十四铢为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铢。今称得十枚，当今之一两弱。又《汉书·王莽传》言：“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顷富平民掊地，得货布一罂。所谓长二寸五分者，今钞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广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铢者，今称得百分两之四十二。是则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矣。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是悬象无所容其谬。施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纟圭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其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

　　○大斗大两《汉书·贷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己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

　　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钟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汉禄言石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钟，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钟。”皆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钟”，“县石铸钟ね”，“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

　　叶梦得《岩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赋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ㄤ。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ㄤ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至于面言斛石，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锤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有。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所谓二铢四萦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萦百、萦千以至于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历志》：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义，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或自钱始，则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盖取《汉志》子谷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就成二术。因度尺而求牦，自积黍而取萦以牦、萦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下别出一星，星等五萦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萦。末毫至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萦。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萦，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厘、黍、萦、铢，各定一钱之则。毫则百，牦则十。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黍以二千四百杖为一两，萦以二百四十，铢以二十四，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为五分，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线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萦之数极矣。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萦，二铢四萦为钱，二萦四黍为分，一萦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则黍萦之数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所措，中外以为便。是则今日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十分为钱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历志》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历志》：“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艹票}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石。”此则权之名。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矣。

　　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区，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至有百。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赎铜。”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投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元史》：“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

　　《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甍ㄆ栾楹，全以金饰，所费钜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银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乃仓米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氵荧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

　　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旱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仓无见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鸸赠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覆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是诸税悉收、帛、细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右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监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吴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忄林，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这数，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这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这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

　　○五铢钱今世所传五铢钱，皆云汉物，非也。南北朝皆铸五铢钱，《魏书》言：“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错，并不听用。然竟未施行。”《隋书》：“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币始台，百姓便之。”是则改币之议，始于齐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两是六十六两，每一枚当重六分六厘，今五铢钱正符此数，不知汉制如何。

　　古钱惟五铢及开元通宝最多。五铢，隋开皇元年铸；开元，唐武德四年铸。○开元钱自宋以后，皆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唐之开元，则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旧唐书·食货志》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十钱重一两。”又曰：“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马永卿曰：“开元通宝，盖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洛、并、幽、桂等处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号偶相合耳。”《旧唐书》：“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铸乾封泉宝钱。二年正月，罢乾封钱，复行开元通宝钱。”

　　○钱法之变《太祖实录》：“岁辛丑二月，置宝元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之钱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加重半铢，而前代之钱通行不废。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皆备，间有一二唐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只为奸蠹之窟。故尝论古来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昔时钱法之弊，至于鹅眼、纟延环之类，无代不有。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其必用开皇之法乎？

　　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于史，魏熙平初，尚收令任城王澄上言：“请下诸州方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诏杂用古今钱。《宋史》言：“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则断新钱，专用古钱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矣。昔之贵古钱如此。近年听炉头之说，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钱销尽，新钱愈杂。地既爱宝，火常克金，遂有乏铜之患。自非如隋文别铸五铢，尽变天下之钱，古制不可得而复矣。

　　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之物而销毁之，自钱文之有年号始也。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宋考武帝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考建”。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铸钱，文曰“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更铸永安五铢。此非永世流通之术，而高道穆乃以为：“论今据古，宜载年号。”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盐铁论》言：“币数变而民滋伪。”亮哉，斯言矣！○铜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

　　○铜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属，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

　　唐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考禁铜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铜器。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铜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然今日行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惟有销钱、铸钱，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钱固无长存之术矣。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也，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有古掘铜坑井，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道也。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炉铸钱，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并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迹。

　　《通监》：“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钱面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处为背。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氏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未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

　　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钱以有字处为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钞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妙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舍烹鲜之理，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其不达于天听，不登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钱。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又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又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并纳钞。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边远，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

　　《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脏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武帝元鼎五年，钦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这法，置之重辟，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

　　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官》“职金”之遗意。

　　●卷十二○财用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纟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纟强百万。”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以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有潢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古人其知之矣。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义雠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而宋元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盖川中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云浙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余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用，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孛，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其所记万历时事如此。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天启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工模范。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著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又闻南京内库，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未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时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犹所未尽也。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钅共、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ピ赫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有司备员不复事。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娼，以想屠灭，四族皆覆，为天下笑。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呜呼，芮良夫之刺厉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车覆而后不知诫，人臣以丧其躯，人主以忘其国，悲夫！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莫先乎此。

　　○俸禄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薄尉二万。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而白居易《为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

　　《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氵荧，奏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析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氵荧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氵荧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作十五贯。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后双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臣闻之《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事下行在户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梦琐言》：“唐毕相П家本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日，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岂有外甥为宰相邪？’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俗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汉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诚清吏之本务。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助饷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这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旧唐书·柳浑传》：“浑为宰相，奏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亦可惩劝。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货之主，而犹能听宰相之方，不受伯强之献，后之人群可以思矣。王明清记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上以国用稍集，却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与？

　　江武尊卜式，以风天下，犹是劝之以爵。今乃怵这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门曰“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书》言后主之世，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其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呜呼！此所谓府库财非其财者矣。

　　贼犯京师，史公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军饷告绌，乃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其略曰：“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韬；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逢卜式。”桐城诸生姚士晋之辞也。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黄金者，有司以进于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无谓也。”命归之民。天启初，辽事告急，有议及捐助者，朝论以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请灵鹫废寺所存男亩变价助工。奉旨：“詹以晋垂涎贱价，规夺寺业，可削籍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变佃为民业者，责令赎还本寺，以为言利锱铢之戒。”以权奄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

　　○馆舍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

　　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也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具举者以此。

　　○街道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于效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效关，污秽钟于辇毂。《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卷言顾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谓与？《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这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也。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明制，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官树《周礼·野庐氏》：“比国效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旬之芘矣。《续汉·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是昔人固有专职。后周书·韦都宽传》：“为废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六街树。《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曰：“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这政也人矣。

　　○桥梁《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几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产，秋水时至，年年隐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籍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栗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人聚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皓发之老未尝识郡朝。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历以後，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元结作《时化》之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时见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泊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已而山有负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在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于郊垌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谣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于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回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当，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载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访恶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敝者乃并访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传》曰：“子产间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鸽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盐铁论》曰：“水有扁狙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盗贼课《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後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禁兵器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弯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柔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鸣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宏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弯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水利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後，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义焉得而无水旱乎？崇帧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後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乾时著于齐人，枯济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读，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划门县，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门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竞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俊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径之利，自兹厥後，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恤。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吹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亢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别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馀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读此诏书，然後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零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後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六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鸣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阕自陈。後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後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河渠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肭，至于大丕；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人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矩野，通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烁。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後，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後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读视诸侯。谓之读者，独也，以其独人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读。”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读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请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人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怀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怀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时，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日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了是数者，而後谓之治。故日所求之功大于禹。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故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後钟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兴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运。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梁山烁者，将在今淮、泅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後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又曰：“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见者也。《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于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烁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

　　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日决、日溢。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频岁有之。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贾让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决，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了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众多之口，而创非常之原者哉。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宋开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後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敦也。

　　因河以为槽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後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卷十三○周未风俗《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弊，贪饕险波，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後，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借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右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纪会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风俗，在泰山则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褐石门则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如此而已。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挈诚。夫为寄瑕，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杀也？考之《国语》，自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後，惟恐国人之不善，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勾践以寡妇淫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以此与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并提而论，且不著之于燕、齐，而独著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两汉风俗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後，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跃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梯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後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正始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後，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日咸、日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馀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占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馀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人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馀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上，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後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宋世风俗《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岂非荆公教揉之效哉。

　　《苏轼传》：“熙宁初，安石创行新法，拭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徕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东轩笔录》：“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侍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士也。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骤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荆公复相，承党人之後，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当日唯与其子机谋，而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久之，得会灵观使。”其发明荆公情事，至为切当。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而《大戴礼》言：“有人焉，容色辞气其人人甚愉，进退周旋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变土习、蠢民生，而已亦不飨其利。《书》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东轩笔录》又曰：“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试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矣。”

　　苏子瞻《易传兑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兑之小人，以说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处于二阳之间，以求说为兑者故日‘来兑’，言初与二不招而自来也，其心易知，其为害浅，故二阳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为兑者也，故曰‘引兑’，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难知，其为害深。故九五孚于剥，虽然其心盖不知而贤之，非说其小人之实也，使知其实则去之矣，故有厉而不凶。然则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难进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兑则其道光矣。”此论盖为神宗用王安石而发。《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荆公当日处卑官，力辞其所不必辞；既显，宜辞而不复辞。矫情干誉之私，固有识之者矣。夫子之论观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则欺世盗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陆游《岁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清议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于刍荛。然则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傥亦四聪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阙也。

　　陈寿居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坐是沈滞者累年，阮简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霍，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温峤为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留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谢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馀首，文行于世，坐废不豫荣伍。张率以父忧去职，其父侍伎数十人，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聘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宅，玩之为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高祖惜其才，寝其奏，然犹致世论，服阕後久之不仕。官职之升沈本于乡评之与夺，其犹近古之风乎？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凡十恶、好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书之申明亭。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後之人视为文具。风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名教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後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日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旧唐书》：薛谦光为左补阙，上疏言：“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厉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後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诬其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假有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後为府寺所辟。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沦，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攵，驱驰府寺之门，出人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自求之称也。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挹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故选司补置，喧然于礼闱；州贡宾上，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渐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则徼幸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修名则兆庶蒙其福，风化之渐，靡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谓切中今时之弊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

　　宋范文正《上晏元献书》曰：“夫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法，祭、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

　　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笃信好学，至老不倦，卓然可当方正有道之举者，官之以翰林、国子之秩，而听其出处，则人皆知向学，而不竞于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洁己爱民，以礼告老，而家无儋石之储者，赐之以五顷十顷之地，以为子孙世业，而除其租赋，复其丁徭，则人皆知自守而不贪于货赂矣。岂待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优孟陈言，始录负薪之允。而扶风之子，特赐黄金；琢郡之贤，常颁羊酒。遂使名高处士，德表具僚，当时怀稽古之荣，没世仰遗清之泽，不愈于科名、爵禄劝人，使之干进而饕利者哉？以名为治，必自此涂始矣。

　　汉平帝元始中，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馀，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其赐弘後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赐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家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诏曰：“故处士李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唐六典》：“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赐谥曰先生。”以余所见，崇祯中尝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院待诏。

　　《唐书》：“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则知隋之赐田，至唐二百年而犹其子孙守之，若金帛之颁，廪禄之惠，则早已化为尘土矣。国朝正统中。以武进田赐礼部尚书胡氵荧，其子孙亦至今守之，故窃以为奖廉之典莫善于此。

　　○廉耻《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于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光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于》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後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後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矣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钅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人厩；使金如粟，不以人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央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亻必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ヂ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亻必贪而无谋，先厚遣之，然後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亻必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流品晋，宋以来，尤重流品，故虽蕞尔一方，而犹能立国。《宋书·蔡兴宗传》：“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竞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後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渭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张敷传》：“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时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人辞，文帝令以後め载沙门。敷不奉诏，曰：‘臣性不耐杂迁。’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其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说》：“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尝请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至此，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学攵，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攵，登榻坐定。学攵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书·羊侃传》：“有宦者张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床非阉人所坐。’”自万历季年，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亻不之吴语，郑綮之歇後，薛昭纬之《烷溪沙》，李邦彦之俚语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芘矣。及乎板荡之後而念老成，播迁之馀而思耆，庸有及乎？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侯景数梁武帝十失，谓皇太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论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有如北齐阳俊之所作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者，诱惑後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之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之每出人，自扶接者常数人，後皆诛死。而魏文帝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是以享国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为貌之不恭。昔子贡于礼容俯仰之间，而知两君之疾与乱，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扬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四明薛冈谓：“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推是言之，可谓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谚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养蒙之道也。南齐陈显达语其诸子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即取于前烧除之。

　　○耿介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人尧舜之道矣。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则谓之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

　　○乡原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君》、《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

　　《卜居》、《渔父》，法语之言也；《离骚》、《九歌》，放言也。

　　○俭约国奢示之以俭，君子于之行宰相之事也。汉汝南许劭，为郡功曹。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入郡界，乃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遂以单车归家。晋蔡充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为人所惮。高平刘整，车服奢丽，尝语人曰“纱，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经日不自安，”北齐李德林父亡，时正严冬，单衰徒跣，自驾灵舆，反葬博陵。崔谌休假还乡，将赴吊，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馀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笃业，不应辟命。尚书袁叔德来候僧伽，先减仆从，然後入门。曰：“见此贤令，吾羞对轩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时，毛为东曹掾，典选举，以俭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唐大历未·元载伏诛，拜杨绾为相。绾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撤。中书令郭子仪，在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每出入，驺从百馀，亦即日减损，惟留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毡车子一乘。使者到门，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缕，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归，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改节。此则禁郑人之泰侈，奚必于三年；变洛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

　　○大臣《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阳黄金之论，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则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人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悉仰于家，自有馀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而左氏称之为忠，孔明以为无负者，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夫居尊席腆，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後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污，则可以审择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开无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贪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有者乃长流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然犹有左降遐方，谪官蛮徼者。而卢怀慎重以为言，谓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术。是知乱政同位，商後作其丕刑；贪以败官，《夏书》训之必杀。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赃七十馀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赃其一也。天圣以後，士大夫皆知饰簋而厉廉隅，盖上有以劝之矣。于文定谓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世，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轻重胥失之矣。盖自永乐时，赃吏谪令戍边，宣德中改为运砖纳米赎罪，浸至于宽，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鸣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谓大臣者皆刀笔筐箧之徒，毛举细故，以当天下之务，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梦琐言》；“後唐明宗尤恶墨吏。邓州留後陶，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长流绥州。毫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旧将之子，又是附马石敬塘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

　　《册府元龟》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告陈不公，大理寺断上赎铜。敕旨：‘李商招愆，惧在案款。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圣相承，溥天无事，人皆知禁刑，遂从轻。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朕一临寰海，四换星灰，常宣无外之风，每革从前之弊，惟期不滥，皆守无私。李商不务养民，专谋润己，初闻告不公之事件，决彼状头；又为夺有主之庄田，挞其本户。国家给州县篆印，抵为行遣公文，而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据兹行事，何以当官？宜夺历任官，杖杀。’”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刺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皆可除名。”夫以赃吏而祸及其子，似非恶恶止其身之义，然贪人败类，其子必无廉清，则世宗之诏亦未为过。《汉书》言李固、杜乔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诏有曰：“赃吏子孙不得详举。”岂非汉人已行之事乎？《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赃罪轻者诀杖，重者处死，”

　　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穆宗初，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中贵人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Г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汉书》称袁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尝以赃罪鞫人，此近日为宽厚之论者所持以为口实。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弛，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谓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舍有罪为仁，此犹人主之以行赦为仁也。孙叔敖断两头蛇而位至楚相，亦岂非阴德之报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也。

　　○贵廉汉元帝时，贡禹上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人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鸣呼，今日之变有甚于此。自神宗以来，赎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书》曰：“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议今亦可行。自万历以後天下水利、碾、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禁锢奸臣子孙唐太宗诏禁锢字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等子孙，不令齿叙。武後令杨素子孙不得任京官及侍卫。至德中，两京平，大赦，惟禄山支党及李林甫、杨国忠、王钅共子孙不原。宋高宗即位，诏蔡京、童贯、王黼、朱π、李彦、梁师成、谭稹皆误国害民之人，子孙更不收叙，而章子孙亦不得仕于朝。明太祖有天下，诏宋未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杌之名楚书，古人盖有之矣。窃谓宜令按察司各择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尽者，刻其名于狱门之石，以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人仕，九刑不忘，百世难改，亦先王树之风声之意乎？

　　《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辛卯，诏曰：“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论之道斯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後。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鸠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罔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忘蔑君亲，潜图拭逆，密伺间隙，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迁配州，”

　　《册府元龟》：“权万纪为治书待御史。贞观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弃君亲，首为弑逆，人臣之所同疾，万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卫左右，请从屏黜，以为惩戒。制可。”

　　《杨元禧传》载，武後制曰：“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怀谄佞之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宁惟掘蛊之祸；诱扇後主，卒成请蹯之衅。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斯则奸逆之谋是其庭训，险薄之行遂成门风。刑戮虽加，枝胤仍在，岂可复肩随近侍，齿迹朝行。朕接统百王，恭临四海，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常欲从容于万机之馀，褒贬于千载之外，况年代未远，耳目所存者乎？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并不得令任京官及待卫。”

　　宋末蒲寿庚叛逆之事，皆出于其兄寿{山成}之画。是时寿{山成}佯著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为寿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门潜出，送款于唆都。其後寿庚以功授平章，富贵冠一时，而寿{山成}亦居甲第。有投诗者云：“剑戟纷纭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呜呼，今之身为戎首而外托高名者，亦未尝无其人也。或欲盖而弥章，则无逃于三叛之笔矣。

　　○家事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木问范武子之德于赵孟，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晋国之霸，士大夫之居家岂细行乎！

　　《史记》之载宣曲任氏，曰：“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汉书》载张安世曰：“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後汉书》载樊宏父重曰：“世善农稼，好货殖，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鲜，故富贵不三四传而衰替也。

　　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踏大夫门，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从宾客浆酒藿肉，此董贤之所以败也。然则今日之官评，其先考之《憧约》乎？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艳妻行路，祸及其君；以小心谨慎之霍光，而阴妻邪谋，至于灭族。夫纲之能立者鲜矣。

　　戎王听女乐而牛马半死。楚铁剑利而倡优拙，秦王畏之。成帝宠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而汉业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乱。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安得不亡？身安得无败，○奴仆《颜氏家训》：“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唐李义府多取人奴婢，乃败，各散归其家。时人为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人。”太祖数凉国公蓝玉之罪，亦曰：“家奴至于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则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于出处语默，无一不受其节制。有甘于毁名丧节而不顾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来矣。

　　《汉书·霍光传》：“任宣言：大将军时，百官已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又曰：“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夫以出入殿门，进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于此。今时士大夫之仆，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宠。夫上有渔色之主，则下必有弑之臣。“清斯催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闺门，必自简童仆始。

　　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滨”。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辱，至斯而甚。异日媚阉建祠，非此为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其专恣暴横，亦惟吴中为甚。有王者起，当悉免为良而徙之，以实远方空虚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仆役，并令出赀雇募，如江北之例。则豪横一清，而四乡之民得以安枕。其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于人，可以勉而为善。讼简风淳，其必自此始矣。

　　○阍人《颜氏家训》：“昔者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见七十馀人。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待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史记》：“郑当时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後汉书》：“皇甫嵩折节下士，门无留客。”而《大戴礼》：“武王之门铭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则古已言之矣。观夫後汉赵壹之于皇甫规，高彪之于马融，一谒不面，终身不见。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汉书·梁冀传》：“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鸣钟吹管，或连继日夜。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今日所谓门包，殆于此。○田宅《旧唐书》：“张嘉贞在定州，所亲有劝立田业者，嘉贞曰：‘吾天忝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何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乃身殁後，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叹服。”此可谓得二疏之遗意者。若夫世变日新，人情弥险，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无立锥之地者，亦不可不虑也。书又言马燧赀货甲天下。既卒，子畅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曹志廉讽畅，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畅。中贵人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吝。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後，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也。土锷家财富于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宪宗欲遣中使诣东都简括，以裴度谏而止。稷後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教本州军作乱杀稷，纳其室女，以伎媵处之。吾见今之大家，以酒色费者居其一，以争阋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夺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孙微矣。

　　○三反今日人情有三反，日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

　　○召杀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

　　○南北风化之失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很劫杀，安、史诸凶之馀化也。

　　○南北学者之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范文正公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而文正自作《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兹方面，宾客满坐，钟鼓在庭，自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欣然忘天下之际乎？”马文渊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犹思建功边陲。而浪泊西里，见飞鸢ㄢㄢ堕水中，终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辙，阮嗣宗《咏怀诗》所云：“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鹊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者也。若夫知几之神，处亢之正，圣人当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辛幼安词：“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此非用姜伯约事也。《吴志》：“太史慈，东莱黄人也。後立功于孙策，曹公闻其名，遗慈书，以箧封之。发省，无所道，但贮当归。”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尔。观其与陈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士大夫晚年之学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闲，正宜进德修业，以补从前之阙，而知不能及，流于异端，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而已矣。《宋史·吕大临传》：“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位之进退、年之盛衰而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人于庄，则人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惟悴，此老成大人侧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弼谢之。”以达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规，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虢州朱阳县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是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可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还妻子，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争涉左道，深ル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後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溺，’”

　　唐制，百官斋日虽在寺中，不得过僧。张籍《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宫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

　　《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以右丞相张诰、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

　　○贫者事人贫者不以货事人，然未尝无以自致也。江上之贫女，常先至而扫室布席。陈平侍里中丧，以先往往罢为助。古人之风，吾党所宜勉矣。

　　○分居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当日江左之风便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梦，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轻急，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册府元龟》：“唐肃宗乾元元年四月，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宋史》：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已，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诏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于教民厚俗之意，可谓深且笃矣。若刘安世劾章，“父在，别籍异财，绝灭义礼”，则史传书之，以为正论，马亮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别财异居。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而老成之士，有谓二女同居，易生嫌竞，式好之道莫如分梦者，岂君子之言与？《史记》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言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以为国俗之敝。而陆贾家于好，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後人或谓之为达。至唐姚崇，遗令，以达官身後子孙失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欲仿陆生之意，预为分定，将以绝其後争。呜呼，此衰世之意也。

　　汉桓帝之世，更相滥举，时人为之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当世之俗，犹以分居为耻。若吴之陈表，世为将督。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力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母若不能，直当出别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见东汉之流风矣。

　　《陈氏礼书》言：“周之盛时，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习以为俗。而时君所以统驭之者，特服纪之律而已。间有纠合宗族，一再传而不散者，则人异之，以为义门，岂非名生于不足欤？”应劭《风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岂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为难能者哉？《五杂俎》言：“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问之，书‘忍’字百馀以进。其意美矣，而未尽善也。居家御众，当令纪纲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郑氏对太祖之言，曰：‘臣同居无他，惟不听妇人言耳。’此格论也，虽百世可也。”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敕：“如闻百姓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己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赋丁孝假与免差科。”

　　谓得化民之术者矣。

　　○父子异部《三国志》言：“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今之江浙之间多有此风，一人门户，父子兄弟各树党援，两不相下。万历以後，三数见之。此其无行谊之尤，所谓“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者矣。

　　○生日生日之礼，古人所无。《颜氏家训》曰：“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因成宴会。自兹以後，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饮食之事。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尝设斋讲。自阮修容薨後，此事亦绝。”是此礼起于齐梁之间。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崇饰。此日开筵召客，赋诗称寿，而于昔人反本乐生之意，去之远矣。○陈思王植陈思王植初封临侯，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文帝恨之。司马顺，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膝王瓒，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将总朝政。瓒闻召，不从，曰：“作随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广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称帝，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愿者乃在于兴代之懿亲，其贤于裸将之士、劝进之臣远矣。

　　○降臣《记》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说苑》言：“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战国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下及汉魏，而马日、于禁之流，至于呕血而终，不敢腼于人世。时之风尚从可知矣。後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一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雠，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齐人歼于遂。”《梁传》曰：“无遂则何以言遂？其犹存遂也。”故王死而田单复齐，弘演亡而桓公救卫，此足以树人臣之鹄，而降城亡子不齿于人类者矣。楚汉之际，有郑君，事项籍，籍死属汉。高祖悉令诸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于是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金哀宗之亡，参政张天纲见执于宋，有司令供状书金主为“虏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呜呼，岂不贤于少事伪朝者乎？

　　唐肃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诏：“自开元已来，宰辅之家不为逆贼所污者，与子孙一人官。”

　　○本朝古人谓所事之国为本朝。魏文钦降吴，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又如吴亡之後，而蔡洪《与刺史周浚书》言：“吴朝举贤良”是也，《颜氏家训》：“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未，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效卜地烧砖。值本朝沦没，流离至此。”之推仕历齐、周及隋，而犹称梁为“本朝”，盖臣子之辞无可移易，而当时上下亦不以为嫌者矣。

　　《旧唐书》，刘句撰，句为石晋宰相，而其《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

　　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书成于元至元时，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释地理皆用宋州县名。惟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曰“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注曰“今大元辽阳府”，二百六十八卷“顺州”下曰“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二百八十六卷“锦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于锦州置临海节度，领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大定府路”，以宋无此地，不得已而书之也。

　　○书前代官陶渊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颜延之身为宋臣，乃其作诔，直云“有晋徵士”。真定府《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立，其末云“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齐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犹书齐官。韩自书《裴郡君祭文》，书“甲戌岁’，书“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是岁朱氏篡唐己八年，犹书唐官，而不用梁年号。

　　《宋史·刘豫传》：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赵俊书甲子不书僭年，豫亦元如之何。

　　●卷十四○兄弟不相为後商之世，兄终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甲，兄弟三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庙制何。《商书》言“七世之庙”，贺循谓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唐书·礼乐志》：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庙，睿、肃、代以次迁。至武宗崩，德宗以次当迁，而于世次为高祖，礼官始觉其非，以谓兄弟不相为後，不得为昭穆，乃议复代宗。而议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复入太庙。”礼官曰：“昔晋元明之世，已迁豫章、颖川，後皆复。此故事也。”议者又言：“庙室有定数，而无後之主当置别庙。”礼官曰：“晋武帝时，景、文同庙，庙虽六代，其实七主，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故贺循曰：“庙以容主为限，而无常数也。”于是复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何休解《公羊传·文公二年》“跻僖公”谓：“惠公与庄公当同南面西上，隐、桓与闵、僖当同北面西上。”据大如此，则庙中昭穆之序亦从之而不易矣。鄞万斯《大本之立说》谓：“庙制当一准《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为父死子继之常也，则一庙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为兄弟相继之变也，则同庙异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观《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世室明堂皆五室，则知同庙异室，古人或已有通其变者，正不可指为後人之臆见也。《记》曰：‘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然则贺循之论，可为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左传·昭十九年》：郑驷偃卒，生丝弱，其父兄立于瑕。子产对晋人谓：“私族于谋，而立长亲。”是叔父继其兄子。唐宣宗之为皇太叔，盖于此矣。○继兄子为君晋元帝大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理不安。”乃行亲献。可谓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号，犹周曰“太王”也。汉则以为生号，而後代并因之矣。

　　《曲礼》：“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或举武王为难，郑康成答赵商曰：“周道之基，隆于二王，功德繇之，王迹兴焉，不可以一概论也。若夏禹、殷汤则不然矣，”据此，则汉高帝于太上皇尊而不谥，乃为得礼。其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当亦号而非谥也。

　　○皇伯考魏孝庄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後。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或表谏曰：“汉祖创业，香街有太上之庙；光武中兴，南顿立春陵之寝。元帝之于光武，疏为绝服，犹身奉子道，入继大宗。高祖之于圣躬，亲实犹子，陛下既纂洪绪，岂宜加伯考之名？且汉宣之继孝昭，斯乃上後叔祖，岂忘宗承考妣，盖以大义所夺及金德将兴，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盛权，景、文二王，实倾曹氏，故晋武继文祖宣，于景王有伯考之称。以今类古，恐或非俦。又臣子一例，义彰旧典，失序，致讥前经。高祖德溢寰中，道超无外，肃祖虽勋格宇宙，犹曾奉贽称臣；穆皇後禀德坤元，复将配享乾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历观坟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懿，乃有皇号，终无帝名。若去帝称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不纳。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与此正同，袭典午之称名，用孝庄之故事，盖并非张桂诸臣之初意矣。

　　○除去祖宗庙谥汉惠帝从叔孙通之言，郡国多置原庙。元帝时，贡禹以为不应古礼。永光四年，下丞相韦玄成等议。以“《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请勿复修。”奏可，因罢昭灵後、武哀王、昭哀後、卫思後，戾太子、戾後园，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贵嫔杜氏，魏郡邺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为穆皇後，配享太庙，又立後庙于邺。高宗时，相州刺史高闾表修後庙，诏曰：“妇人外成，礼无独祀，阴必配阳，以成天地。未闻有莘之国立太姒之飨。此乃先皇所立，一时之至感，非经世之远制，使可罢祀。”是古人罢祖宗之庙而不以为嫌也。王莽尊元帝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後汉和帝号穆宗，安帝号恭宗，顺帝号敬宗，桓帝号威宗；桓帝尊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後，安帝尊祖母宋贵人曰敬隐皇後，顺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後。献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将蔡邕议：“孝和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臣下懦弱，莫能执正。据礼，和、安、顺、桓四帝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後并非正嫡，不合称後，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谥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开元六年，将作大匠韦凑上言：“准礼，不合称宗。”于是停义宗之号。是古人除祖宗之号而不以为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无损。德宗初立，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壶，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未，奸臣窃命，列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列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兵部侍郎袁亻参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谥也。自此宗庙之广，谥号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议矣。

　　称宗之滥，始于王莽之三宗；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唐王彦威所谓“叔世乱象，不可以训”者也。

　　汉人追尊之礼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节侯、郁林太守、巨鹿都尉、南顿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汉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议也。

　　○谥法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为隐讳，亦无一人更言泉鸠里事，此见汉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寻，反复之报，中于国、家者多矣。

　　季孙问于荣驾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将焉用之？”乃止。然谥之曰昭，亦但取其习于威仪尔。《谥法》：“容仪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复；晋昭侯、郑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见弑于其臣，是昭非飨国克终之谥也。此外齐、晋、曹、许皆有昭公，亦无可称。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见杀。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汉孝昭帝，始以为美谥。而唐之昭宗亦见弑。

　　○追尊子弟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无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赐谥为公，唐代宗追谥其弟故齐王亻炎为承天皇帝。

　　○内禅《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内禅之始。

　　《竹书纪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逊位于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唐玄宗于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谒。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庙之礼，人臣不敢轻议。然窃以为两庙二主，非严敬之义。盖《唐书》所谓王屿缘生事亡，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国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赵府有江宁王，代府有溧阳王，辽府有句容王，韩府有高淳王。而杨洪封昌平伯，石亨、李伟封武清伯，张︼封文安伯，曹义封丰润伯，施聚封怀柔伯，金顺、罗秉忠封顺义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蒋轮封玉田伯，此皆赤畿县名，而以为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齐书》：文惠太子子昭秀封临海郡王，通直常侍庚昙隆启曰：“周定洛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汉都咸阳，三辅为社稷之卫，中晋南迁，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国食。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未年，分树宠子，苟申私爱，有乖训准。隆昌之元，特开母弟之贵，窃谓非古。圣明御寓，礼旧为先，畿内限断，宜遵昔制，赐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为巴陵王，当时临海郡属杨州，王畿故也，岂有以神皋赤县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宋时封国大小之名，皆有准式。而陆务观谓：曾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阳夏县伯。曲阜，今仙源县，阳夏，今城父县。方疏封时已无此二县，以为司封之失职，有明则草略殊甚，即郡王封号，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县，或以占县，或但取美名，初无一定之例。名之个正，莫甚于此。

　　○乳母《旧唐书》：哀帝天二年九月，内出宣旨：“奶婆杨氏，可赐号昭仪；奶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奶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杨氏例改封。”中出门下秦曰：“臣闻周制宫职，夫人只例三人。汉氏後宫之号，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至于列妾，纵称夫人，亦无裂土割郡之号。以胡组、郭徵卿保养宣帝之功，子孙但受厚赏，而无封爵。後汉顺帝封阿母宋氏为山阳君，则致汉阳地震。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师。晋室中兴，乳母阿苏有保元帝之功，赐号保圣君。初非爵邑，但择美名。至高齐陆令萱，以乾阿奶授封郡君，寻乱制度。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景龙四年，封尚食高氏为修国夫人。封爵之失，始自于此。後睿宗下诏，封玄宗乳母蒋氏为吴国夫人，莫氏为燕国夫人，历载以来，浸为讹弊。伏以陛下重兴宝运，再阐丕图，奉高祖、太宗旧章，行往代贤君故事，今则宣受乳母为郡夫人，窃意四海九州之内有功劳安社稷者，得不对室家而惭于所命之爵乎？臣等参详奶婆杨氏、王氏，虽居湿推燥，并彰保养之勤；而胙土分茅，且异疏封之例。况昭仪内侍燕寝，位列宫嫔；夫人则亚列妃嫱，供奉左右。岂可以嫔御之号增荣于阿保，揆之典礼，良有乖违。其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望赐号福圣君，第二王氏望赐号康圣君。”从之。当国命赘旒、权臣问鼎之日，而执议若此。有明自永乐中，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列宗因之，遂为成例，而奉圣夫人客氏遂与魏忠贤表里擅权，甚于汉之王圣矣。

　　○圣节《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谓司徒长孙无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其时无所谓圣节也。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寮于花萼楼下。百寮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仍编为令。从之。十八年闰六月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後坐饮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赋八韵诗，又制《秋景诗》。此节名、宴之所起也。肃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力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自後相沿以为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德宗贞元十二年，复命以儒士参之。此斋醮之所起也。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诞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用、珍玩、名马，计二十馀万。自是岁以为常，後增至百馀万。此进献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敕以“今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後于宫中上寿，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谓宰臣曰：“降诞日设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虽置斋会，惟对王源中等暂人殿。至僧道讲论，都不临听。”宰臣路随等奏：“诞日斋会，本非中国教法。臣伏见开元十六年张说、源乾曜请以诞日为千秋节，内外宴乐，以庆昌期，颇为得礼。”上深然之。宰臣因请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从之。开成二年九月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会宴蔬食，任陈脯酿，永为常例。”又敕：“庆成节，宜令京兆尹准上已、重阳例，于曲江会文武百寮，其延英奉筋权停。”自是武宗为庆阳节，宣宗为寿昌节，懿宗为延庆节，信宗为应天节，昭宗为嘉会节，哀帝为乾和节。然则此礼创于玄、文二宗，成于张说、源乾曜、路随三人之奏，而後遂编于令甲，传之百代矣。

　　《册府元龟》载：开元十七年，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後。故少吴著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钅彖。追始乐原，其义一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比大曲水楔亭，重阳射圃，五日采线，七夕粉筵，岂同年而语也。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令甲，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缓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玄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帝手诏报曰：“凡是节日，或以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当朕生辰，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胜地良游，清秋高兴，百毂方熟，万宝以成，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

　　《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罢天下进贺圣节、冬至羡笺，上曰：“正旦为岁之首，天运维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进表称贺，礼亦宜之。生辰、冬至，于文繁矣。昔唐太宗谓生辰是父母勋劳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于是日，不胜悲悼，忍受天下贺乎？宜皆罢之。”自是每圣节之日，斋居素食，不受朝贺。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累表上请，然後许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贺，宴群臣于谨身殿，岁以为常。然而不受献，不赋诗，不赐，不斋醮，则圣谕所云“勉从中制”者也。

　　○君丧世谓汉文帝之丧，以日易月。考之于史，但行于吏民，而未尝概之臣子也。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天子之丧当齐衰三月，而今以三曰，故谓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当临者，旦夕各十五举音。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已下者，下棺，谓已葬也。自始崩至于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纤，以示变除之渐。自始崩至于葬，既无定日；而已葬之後，变为轻服，则又三十六日。总而计之，则亦百徐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尝以日易月也。至于臣庶之丧，不为制礼，而听其自行，或厚或薄。然三年之丧，其能行者鲜矣，史书所记公孙弘後母卒，服丧三年。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後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原涉父死，行丧家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铫期父卒，服丧三年，韦彪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赢瘠骨立。鲍昂处丧，毁瘠三年，服阕，遂潜于墓次。薛包为父及後母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此从其厚者矣。翟方进後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此从其薄者矣。东海王臻及弟蒸乡侯俭，母卒，皆吐血毁眦，至服练红，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袁绍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阳长，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此失之前而追行于後者矣。薛宣为丞相，弟修为临淄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驳，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门之内，而厚薄各从其意者矣。然而哀帝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而应劭言：“汉律，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是其所以训之臣庶者，未尝不以三年为制也，若夫君丧之礼，自战国以来，固己久废。文帝乃特著之为令，以干百姓之誉，而反以蒙往代无穷之讥。至唐玄宗、肃宗之丧，遂改为初崩之後二十六日。盖变而逾短，而亦不无追咎夫汉文之作俑矣。

　　《晋书·羊传》：文帝崩，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未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玄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几而贾後杀姑，刘、石更帝，岂非治谋之不裕哉。後秦姚兴母她氏卒，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兴从之。若傅玄、羊之见，其不及姚兴之臣远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先王制礼，君服同于父，斩衰三年，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汉以来，不惟人臣无服，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宫中实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犹依汉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样。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此礼之无据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禅。禅，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後禅，此礼之不经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庙後即吉，才八月，而遽纯吉，无所不佩，此又礼之无渐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殡宫，是以吉服临丧；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宁宗小祥，诏群臣服纯吉，真德秀争之曰：“自汉文帝率情变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此千载无穷之憾。孝宗崩，从臣罗点等议，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释衰服，惟朝会治事权用黑带公服，时序仍临慰，至大祥始除。忙胃枋政，始以小祥从吉，且带不以金，呈不以红，佩不以鱼，鞍轿不以文绣，此于群臣何损？朝仪何伤？”议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圣王之遗意，而立为中制者。

　　杨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为君斩衰三年，礼也。四海遏密八音。礼不下庶人，且有农亩服贾力役之事，岂能皆服斩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当时君丧礼制。”

　　朱子作《君臣服议》，曰：“古之所谓方丧三年者，盖日比方于父母之丧云尔。盖事亲者，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也，事师者，师死而心丧三年，谓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得尽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丧三年，谓其服如父母，而分有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当参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降杀之节。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则宜自一月之外许军民，三月之外许士吏，复土之後许选人，庙之後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後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许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则并须禅祭然後行吉礼焉。官卑而差遣职事高者从高，迁官者从新，贬官者从旧。如此则亦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仓陆道威尝创为君丧五服之图，其略谓：嗣君及勋戚大臣斩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斩衰期年，四品以下斩衰九月，七品以下斩衰五月，士庶人斩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绝，而服有降杀，亦不至扦格难行。盖本朱子之意，而实出于魏孝文所云：“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眼之差，庶儿稍近于古，易行于今”之说，然三代之制，亦未尝不然。所谓为君斩衰三年者，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其主；若庶人之为其国君，但齐衰三月。而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则む衰裳，牡麻，既葬除之。《杂记》曰：“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大夫居庐，士居垩室。”《正义》以为位尊恩重、位卑恩轻之等。《檀弓》曰：“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是其所以别亲疏，明贵贱者，则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别无所谓国君，而等威之辨则未尝有异于古。苟称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礼复见于今日，而人知尊君亲上之义，亦厚俗之一端也。○丧礼主人不得升堂济阳张尔歧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于柩东，宾入门，北面而吊。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宾。相习以为定位，鲜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枢东时，妇女当在何所乎？女宾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宾又至，又将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宾拜谢之节，考之《士丧礼》：主人人坐于床东，众主人在其後，西面；妇人侠床，东面，此未敛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宾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拜之，固已不待宾于堂上矣。及其既敛而殡也，居门外，倚庐，唯朝夕哭，乃人门而奠，其入门也，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固不复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时即位于堂，南上者唯妇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枢东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妇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敛以前，则以床东为位；既敛而殡，则堂下直东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则内外之辨，宾主之仪，无适而不当矣。”

　　《南史》孔秀之遗今曰：“世俗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

　　○居丧不吊人礼，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有所专，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或疑未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设古之于丧也有重，于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大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往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

　　朱子自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颓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把山川制度，内筑坛，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字塑像，则礼制合经，神只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氵荧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其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

　　宋文烙《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把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

　　○从祀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俊，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十暂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予，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之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慈溪黄氏曰：“门人以有若言行气象类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有若之所学何如也？曾予以孔子自生民以来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继而止之，而非贬有若也。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低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据《孟子》此章，则子张正欲事有若者也。陆象山天资高明，指心顿悟，不欲人从事学问，故尝斥有子孝弟之说为支离。奈何习其说者不察，而创攻之于千载之下邪？当时之论如此。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曾子并称日‘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诛之；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厘正。”

　　○嘉靖更定从祀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日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王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甚、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逮、何休、上肃、王粥、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胃。自今有事于大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苟况、扬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把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从祀地也。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淳元年，进周颐、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拭、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唯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诗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亦羽翼《六经》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未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棒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

　　嘉靖之从祀进欧阳修者，为大礼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进陆九渊者，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与宋人之进荀、扬、韩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时奏谓：“汉晋之时，道统无传，所幸有专门之师讲诵圣经，以诏学者，斯文赖以不坠。”此马融、范宁诸人虽学行未纯，亦不得而废。○祭礼陆道威著《思辨录》，欲于祭礼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谓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又一岁四合族众，繁重难举，无差等隆杀之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岁始则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与，大宗主之。仲春则祭四代，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众，继高之宗主之。仲夏则祭三代，以曾祖为主，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众，继曾之宗主之。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众，继祖之宗主之。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合同父昆仲弟，继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馀子则献物以助祭。不惟爱敬各尽，而祖、考、高、曾隆杀有等，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于古礼初无所偌。或曰：高、曾、祖、考祭则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当随时加损。答之曰：凡礼皆以义起耳，《礼》有云“上杀，旁杀，下杀”，《中庸》言“亲亲之杀”，是古人于礼，凡事皆有等杀，况丧礼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则齐衰三月，是丧礼已有等杀，何独于祭礼不可行乎？此虽创举，恐不无补于风教也。

　　○女巫《周礼》女巫舞雩，但用之旱之时。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阴也。《礼记·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无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证也。汉因秦灭学，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礼，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後肃拜。杜歧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为雄武之主。其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多是谋猷之士，少有通儒硕学，所以郊祀上帝，六宫及女巫预焉。”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把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牲歌舞，倡优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往，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大金国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诏曰：“囊者边场多事，南方未宾，致令孔庙颓落，礼典陵迟，女巫杂觋，淫祀违札。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

　　《唐书·黎斡传》：“代宗时，为京兆尹。时大旱，斡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

　　●卷十五○陵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左传》曰：“骰有二陵，其南陵，夏後皋之墓也。”《书》传亦言：“桐宫，汤墓。”《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并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宋施宿《会稽志》曰：“自先秦古书，帝王墓皆不称陵，而陵之名实自汉始。”非也。

　　○墓祭太甲之书曰：“王祖桐宫居忧。”此古人庐墓之始。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此古人祭墓之始。《记》言古不墓祭，宗于去在他国，事之变也；将祭而为坛，礼之权也。秦兴西戎，宗庙之礼无闻，而特起寝殿于墓侧。《宋书·礼志》：“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前庙後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寝也。庙以藏主，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汉之西京已崇此礼，《叔孙通传》言：“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韦玄成传》言：“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词，便殿岁四祠。”後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而上陵之礼始兴。曰：“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寮就园陵而创焉。每正月上丁，把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八月，饮酌礼亦如之。洛阳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妆具。而十六年正月，明帝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後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後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妆具，左右皆位，莫能仰视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之以为盛节。故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滨，敬之衰也。蔡邕以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殆曲为之说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晋宣王遗令子弟群臣，并不得谒陵。犹为近古。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谒陵。唐太宗、玄宗亦并行之。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编人五礼，永为恒式，而陵寝亦有衣冠嫔御之制。韩退之《丰陵行》曰：“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盖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亦庶几得礼之中者与？

　　古人于墓之礼，但有奔丧、去国二事。《记》曰：“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北面坐哭尽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又曰：“若除丧而後归，则之墓哭，成踊。束括发，袒，拜宾成踊，送宾反位，又哭尽哀，遂除于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丧，先之墓而径之家，为位而哭。所知之丧则哭于宫，而後之墓。”又曰：“去国则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鲁昭公之孙于齐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吴延州来、季子之于王僚也，复命哭墓。是则古人之至于墓，皆有哭泣哀伤之事。而祭者，吉礼也，无舍庙而之墓者也。

　　孟子言：“孔子没，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後归曲沃。”卫嵩曰：“古人为庙以依神，无庐墓之事。门人既不得奉其庙祀，而但庐于冢上，以尽其情，此亡于礼者之礼也。汉以来，乃有父母终而庐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欤？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词堂欤？是视其体魄反过其神也。而悫者以此悸先王之礼，伪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于今而此风犹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尝庐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岂有庐墓之事哉。”

　　《史记·孔子世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夫礼教出于圣人之门，岂有就冢而祭？至乡饮、大射尤不可于冢上行之。盖孔子教于诛泗之间，所葬之家在讲堂之後，孔子既殁，弟子即讲堂而祀之，且行饮射之礼。太史公不达，以为祭于冢也。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是也。有上家而会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楼护为谏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班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大守、都尉以下会是也。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董贤为侍中、驸马都尉，上冢有会，辄大官为供是也。有赠溢而赐之于墓者，阴兴夫人卒，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追溢兴日翼侯是也。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阳，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曹昭《东征赋》：“速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飨其丘坟”是也。人情所趋，遂成习俗。其流之弊，有如杨伦行丧于恭陵者矣，有如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徐年者矣。至乃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礼教于斯大坏矣。

　　招魂之葬，于古未闻。《三辅黄图》言：“汉太上皇陵在栋阳北原，在东者太上皇，在西者昭灵後”，则疑其始于此矣。晋东海王越柩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庙，仿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失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

　　唐高宗显庆三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副总管萧嗣业擒阿史那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勋破高丽，俘高藏、男建、男产等至京师，献于昭陵。许敬宗言：“古者军凯旋则饮至于庙，未闻献馘于陵者。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谓自我作古者矣。

　　唐时陵寝尝有鹰犬之奉，玄宗开元二年四月辛未，诏曰：“园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昔戒禽荒，既非寻常所用；远惟龙驭，每以仁爱为心。彼耕象与耘鸟，且增哀慕；岂飞苍而走黄，更备畋猎；有乖仪式，无益崇严，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

　　天宝二年八月，制曰：“祀者，所以展诚敬之心；荐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届期，商风改律，载深追远，感物增怀。且《诗》著授衣，令存休烷。在于臣子，犹及恩私。恭事园陵，未标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贻范千载，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无典实，传之浅俗，遂乃移风。况乎以孝道人，因亲设教，感游衣于汉纪，成献报于礼文。宣示庶僚，令知朕意。”今关中之俗，有所谓送寒衣者，其遗教也。

　　○厚葬《晋书·索传》：“建兴中，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按《史、己·孝文纪》言：“治霸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而刘向《谏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为後王之则。然考之《张汤传》，则武帝之世己有盗发孝文园瘗钱者矣。盖自春秋列国以来，厚葬之俗，虽以孝文之明达俭约，且犹不能尽除，而史策所书，未必皆为实录也。《左传·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吕氏春秋·节丧篇》曰：“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虑。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扣扣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淹。此则善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弋也，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之患，此弋之大者也。慈亲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缕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奈孝子之心也。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势肝以求之。野人之无闻者，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无此之危，无此之丑。其为利甚厚，乘车食肉，泽及子孙，虽圣人犹不能禁，而况于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淳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好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以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寅也。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好玩、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们，们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是无不们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扌日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乡里之所釜者而逐之。惮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穷屈，无以为之。于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豪朴击遏夺，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扌日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尧葬于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陵隰则同乎陵隰，此之谓爱人，夫爱人者众，知爱人者寡，故宋未亡而东冢扌日，齐未亡而庄公家扌日。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夫爱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人门而左，从容也。主人以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

　　○前代陵墓汉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厘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後，其与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以与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诏曰：“昔汉高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闰月王午朔，诏曰：“晋世帝後及藩王诸陵守卫，宜便置格。其名贤先哲见优前代，或立德著节，或宁乱庇民，坟墓未远，并宜洒扫。主者具条以闻。”南齐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诏曰：“旧国都邑，望之怅然，况乃身经南面，负宸居，或功济当时，德章一世，而莹垄茔秽，封树不修，岂直嗟深牧竖，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之始，简文遗咏在民，而松门夷替，埏路棒芜，虽年代殊往，抚事兴怀。晋帝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卫。”梁武帝天监六年，诏曰：“命世兴王，嗣贤传业，声称不朽。人代徂迁，二宾以位，三恪义在，时事浸远，宿草棒芜，望古兴怀，言念枪然。晋、宋、齐三代诸陵，有司勤加守护，忽令细民侵毁。作兵有少，补使充足。前无守视，并可量给。”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诏曰：“先贤列圣，道冠生民，仁风盛德，焕乎图史，暨历数永终，迹随物变，陵隧杳霭，鞠为茂草。古帝诸陵多见践藉，可明敕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而各五十步，勿听樵牧。”隋场帝大业二年十二月庚寅，诏曰：“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莹兆湮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怆于怀，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唐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诏：“自古圣帝明王陵墓，有颓毁者，宜令管内量事修茸，仍明立标记，禁其樵采。”古人于异代山陵，必为之修护若此。

　　宋熙宁中，兴利之臣建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唐之诸陵悉见芟削，昭陵乔木翦伐无遗。”传》。小民何识，自上导之，靡存爱树之思，但逐樵苏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

　　金太宗天会二年二月，诏：“有盗发辽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诏：“禁医巫阎山辽代山陵樵采。”独元之世祖纵杨琏真伽发宋会稽攒宫不问，此自古所无之大变也。《实录》：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国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视历代帝王陵寝，命百步内禁人樵牧，设陵户二人守之，有经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时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极诏书并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鲜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诏曰：“诸有旧墓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丸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陈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诏曰：“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纸，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气，无赖之属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更四代，岁逾二百。若其经纶王业，绅民望，忠臣孝子，何世无之？而零落山丘，变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残。玉杯得于民间，漆简传于世载。无复五株之树，罕见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启，恭惟揖让，爰暨朕躬，聿修祖武。虽复旌旗服色，犹行杞、宋之封；每车驾巡游，眇瞻河洛之路。故桥山之祀，苹藻弗亏；骊山之坟，松柏恒守。惟戚藩旧垄，士子故茔，掩堇未周，樵牧犹众。或亲属流隶，负上无期；子孙冥灭，手植何寄？汉高留连于无忌，宋祖惆怅于子房，丘墓生哀，性灵共侧者也，朕所以兴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坟冢被发，绝无後者，可简行修治，墓中树木勿得樵采。庶幽显式畅，称朕意焉。”

　　唐太宗贞观四年九月王午，诏曰：“钦若稽古，缅想往册，英声茂实，志深褒尚。始兹巡省，眺瞩中涂，汉氏诸陵，北阜斯托，寂寥千载，邈而无祀。历选列辟，遗迹可观；良宰名卿，清徽不灭，宜令所司，普加研访。爰自上古，泊于隋室，诸有明王圣帝，盛德宠功，定乱弭灾，安民济物，及贤臣烈士，立言显行，纬武经文，致君利俗，丘垄可识，茔兆见在者，各随所在条录申奏。每加巡简，禁绝刍牧，春秋二时为之致祭。若有毁坏，即宜修补。务令周尽，以称朕意。”是则不独前代山陵，即士大夫之丘墓并为封禁，亦兴王之一事，可为後法者矣。○停丧停丧之事，自古所无。自建安离析，永嘉播窜，于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炜言：“魏晋之制，祖父未葬者，不听服官。”而御史中丞刘隗奏：“诸军败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进宴乐，皆使心丧，有犯，君子废，小戮。”生者犹然，况于既殁？是以充州刺史滕恬丁零翟所杀，尸丧不反。恬子羡仕宦不废，论者嫌之，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乐嬉游，与常人无异，有司请加以清议。振武将军丘冠先为休留茂所杀，丧尸绝域，不可复寻。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人仕。当江左偏安之日，而犹申此禁，岂有死非战场，棺非异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为者哉！《晋书·贺循传》：“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旧唐书·颜真卿传》：“时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坦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终身不齿，下耸动。”《册府元龟》：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十一月丙午，敕“古者立封树之制，定丧葬之期，著在经典，是为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风化陵迟，亲殁而多阙送终，身後而便为无主，或羁束于仕宦，或拘忌于阴阳，旅榇不归，遗骸何托？但以先玉垂孝子因心，非以厚葬为贤，只以称家为礼。扫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负土成坟，所贵乎尽力。宜颁条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绝抱恨之魂，千里无不归之骨。绅人士，当体兹怀。应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选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贬官，刘兄弟以不葬父母夺职。後之王者，以礼治人，则周祖之诏、鲁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亲之子若孙，绅不许人官，士人不许赴举，则天下无不葬之丧矣。

　　张稷若尔歧，采皇甫谧之名，作《笃终论》。其下篇曰：“葬之习于侈也，于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备物丰仪之为厚义亲，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于礼也，先王之制丧礼，始死而袭，袭而敛，三日而殡，殡而治葬具，其葬也，贵贱有时，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先时而葬者，谓之得葬；後时而葬者，谓之怠丧。其自袭而敛，自敛而殡，自殡而葬，中间皆不治他事，各视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为所以计安亲体者，必至乎葬而始毕也。袭也，敛也，殡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殡则不可不葬，犹之袭则不可不敛，敛则不可不殡，相待而为始终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间也。今有人亲死逾日而不袭，逾旬而不敛，逾月而不殡，苟非狂易丧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于累年而不葬，则相与安之，何也？殡者必于客位，所以宾之也；父母而宾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为之者，以将葬，故宾之也，所以渐即乎远也，殡而不葬，是使其亲退而不得返于寝，进而不得即于墓，不犹之客而未得归，归而未得至者与？非人事之至难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与？《丧服小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音不除，其徐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谓有事碍不得依月葬者，则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丧者，谓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孙为祖，皆为丧主，不得除也。其徐谓期以下至缌也。《孔子丛子》：司徒文子问于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後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亲者，虽逾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于未葬，以为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与未及三月者同实，斯不得计时而即吉矣。何也？丧之即吉，始于虞而成于礻覃。虞之为礼，起于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为虞以安之。未葬则无所为而虞，不虞则卒哭而，皆无所为而举，卒哭与不得举，又何为而可以练？何为而可以祥且礻覃？故虽逾三年，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未及三月而欲举祥礻覃之礼，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与？斯其所以宁敛形还葬，县棺而封，而必不敢为溢望奢求，以至于久而不葬也与？由是言之，则人子之未葬其亲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浇风，举百王之坠制，必有圣人起而行之者。”

　　陈可大曰：“以麻终月数者，期以下至缌之亲，以主人未葬，不得变葛，故服麻以至月数足而除，不待主人丧後之除也。然其服犹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丧，期已下至缌之亲且不得变葛、而为之子者乃循葬毕之制，而练而祥而礻覃，是则今之人其无父母也久矣。’”

　　魏刘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则。及母丘俭败，仲武出其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母丘氏立别舍，而不告绝。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葬，陶不许。正舒不释服，讼于上下，位血露骨，衰裳缀络，数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丧去官，哀毁逾礼，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数合为粥，不进盐菜。所居屋败，不敝风日，兄子伯兴欲为耷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兴宗为会稽太守，甚加矜重，为营冢矿。梁殷不佞为武康令，会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绝，不得奔赴，四载之中，昼夜号泣。及陈高祖受禅，起为戎昭将军，除娄令。至是，四兄不齐始迎丧柩归葬。不佞居处礼节，如始闻丧，若此者又三年，唐欧阳通为中书舍人，丁母忧，以岁凶未葬，四年居庐，不释服。冬月，家人密以毡絮置所眠席下，通觉，大怒，遽令撤之。元孙瑾父丧，停柩四载，衣不解带。此数事可为不得已而停丧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礼之士，未克葬而不变服者。而或且讥之曰：夫饮酒食肉处内，与夫人间之交际往来，一一如平人，而独不变衣冠，则文存而实亡也。文存而实亡，近于为名。”然则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为不近名邪？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呜呼，夫习之难移久矣。自非大贤，中人之情鲜不动于外者。圣人为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胃以教武，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释衰麻，则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触于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谓以故兴物，而为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为其必去之也？《诗》曰：“庶见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哀公问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对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後之议礼者，必有能择于斯者矣。又考《实录入永乐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後丧再期。皇太子以母丧未葬，礻覃後仍素服视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後忌日，以未葬，礼同大祥。

　　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谓不可通于士庶人乎？

　　侈于殡埋之饰，而民遂至于不葬其亲；丰于资送之仪，而民遂至于不举其女，于是有反本尚质之思，而老氏之书，谓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则亦过矣。岂知《召南》之女，迫其谓之。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何至如《盐铁论》之云“送死殚家，遣女满车”；齐武帝诏书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者乎？马融有言：“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林放问礼之本，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其正俗之先务乎？

　　○假葬晋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马郄诜寄止卫国文学讲堂十馀年。母亡，不致丧归，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夕假葬。葬，携将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见于此。三年即吉，诏用为征东参军，论者以为不合礼。《郑志》曰：“赵商问：‘主丧者不除。今人违离邦族，假葬异国，礼不大备，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阂矣，可得除否？，答曰：‘葬者，送亲之终。假葬法後代巧伪，反可以难礼乎？’”○改殡古人改殡之礼，必反于宫寝，不拘即远之制。齐庄公以襄公二十五年为崔杼所弑，葬诸士孙之里。二十八年，崔庆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夫自郭外之葬，历三年之久。出而迁之路寝，为之改殡，不以宫廷为忌，不以兵死为嫌，古人送往慎终之礼如此。汉和帝以梁贵人酷殁，敛葬礼阙，乃改殡于承光官，追服丧制，盖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尽。若宋之高宗于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诚千古之罪人矣。

　　《册府无龟》载：“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琼往曹州，简行哀帝陵寝。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顾惟寡德，获嗣丕图，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诚靡怠。爱自重兴庙社，载展郊，旋荡涤于瑕疵，复涵儒于庆泽。盖忧劳静国，旷坠承桃，御朽若惊，涉川为惧，由是推移岁月，郁滞情怀。恭念昭宗晏驾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速殒龙髯，委冠剑于仇雠，托山陵于枭境。静惟规制，岂叶度程，存怆结以弥深，固寝兴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怀，宜令所司，别选园陵，备礼迁葬，贵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僚，体朕哀感。”虽有是命，以年饥财不足而止。

　　○火葬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宋史》：“绍兴二十六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死则潘而捐弃之。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职也。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从之。”“景定二年，黄震为吴县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曰：‘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馀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发。乃五月六日夜，凤雷骤至，独尽撤其所谓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秽气彰闻，冤魂共诉，皇天震怒，为绝此根。越明日，据寺僧发觉，陈状，为之备申使府，盖亦幸此亭之坏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嘱，行下本司，勒令监造！震窃谓此亭为焚人之亲设也，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谨案，古者小敛、大敛以至殡葬，皆僻踊，为迁其亲之尸而动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举其尸而界之火，惨虐之极，无复人道，虽量尤作五虐之法，商纣为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後也。展禽谓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烟彻于上，或者天实灾之，然谓之殃，则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师，子西戒不可，虽敌人之尸犹有所不忍也。卫侯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殆自古以来所无之事。田单守即墨之孤邑，积五年，思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激其民，故袭用其毒，误燕人掘齐墓，烧死人，齐人望之涕位，怒十倍，而齐破燕矣。然则焚其先人之尸，为子孙者所痛愤，而不自爱其身，故田单思之五年，出此诡计以误敌也。尉伦在粤，闻汉掘烧其先人冢，陆贾明其不然，与之要约，亦曰：‘反则掘烧王先人冢耳。’举至不可闻之事以相恐，非忍为之也。尹齐为淮扬都尉，所诛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说者谓其尸飞去。夫欲烧其尸，仇之深也；欲烧之而尸亡，是死而有灵，犹知烧之可畏也。汉广川王去淫虐无道，其姬昭信共杀幸姬王昭平、王地徐及从婢三人，後昭信病，梦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烧为灰，去与昭信旋亦诛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亦遂诛灭。

　　东海王越乱晋，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夫越之恶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为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于瘗，焚其衣冠斩之，所焚犹衣冠耳。惟苏峻以反诛，焚其骨。杨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惨虐之门既开，因以施之极恶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为仁寿宫，役夫死道上，杨素焚之，上闻之，不悦。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则痛莫甚于焚人者矣。蒋元晖渎乱宫闱，朱全忠杀而焚之，一死不足以尽其罪也。然杀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于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遗烬而弃之水，则宋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既焚而扬灰于河之故智也，惨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为佛法，然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孙邪？佛者外国之法，今吾所处中国邪？外国邪？有识者为之痛惋久矣。今通济寺僧焚人之亲以罔利，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天幸废之，何可兴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无知，念死者之何罪，备榜通济寺，风雷已坏之，焚人亭不许再行起置。其于哀死慎终，实非小补。然自宋以来，此风日盛，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设，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烧，名日火葬，习以成俗。谓宜每里给空地若干为义冢，以待贫民之葬，除其租税。而更为之严禁，焚其亲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礼教可兴，民俗可厚也。”呜呼！古人于服器之微犹不敢投之于火，故于重也埋之，于杖也断而弃之，况敢焚及于尸柩乎？茶毗之教始于沙门，塞外之风被于华夏，辛有之适伊川，其亦预见之矣。为国以礼，後王其念之哉！

　　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于其亡也，乃有杨琏真伽之事。

　　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

　　○期功丧去官古人于期功之丧，皆弃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弃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职。”考之于书，如韦义以兄顺丧去官，杨仁以兄丧去官，谯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丧去官，马融遭兄子丧自劾归，陈以期丧去官，贾逵以祖父丧去官。又《风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忧不行。”《刘衡碑》云：“为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忧，即日轻举。”《国令赵君碑》云：“司徒杨公，避以兄忧，不至。”则兄丧亦谓之忧也。《曹全碑》云：“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优，弃官。”则弟丧亦谓之忧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长，以从父忧，去官。”《杨著碑》云：“高阳令，遭从兄沛相忧，笃义忘宠，飘然轻举。”则从父、从兄丧亦谓之忧也。《陈重传》云：“举尤异，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则姊丧亦谓之忧也。《王纯碑》云：“拜郎，失妹宁归，遂释印绂。”晋陶渊明作《归去来辞》，自序曰：“寻程氏妹丧于武林，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则已嫁之妹，犹去官以奔其丧也。晋《嵇绍传》：“拜徐州刺史，以长子丧去职。”则子之丧亦可以去官也。後汉末时，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者。晋泰始中，杨族有伯母服未除而应孝廉，举博士，韩光议以宜贬。又言：天水大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期之丧而行，甚致清议。而潘岳《悼亡诗》曰：“期月周，戚戚弥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是则期丧既周，然後就官之证。今代之人躁于得官，轻于持服，令晋人见之，犹当耻与为伍，况三代圣贤之列乎！《晋书·傅咸传》“惠帝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悄乃造太傅杨骏。咸奏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旨未下，辄行造谒，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张辅传》：“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刘魄传》：“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并奏之。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ダ等三十余人同会。魄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ダ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从之。”《谢安传》：“期丧不废乐，王但之以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颇以此讥焉。”当日期功之丧，朝廷犹以为重，是以上挂弹文，下干乡议。其武安传》：“丞相语灌夫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索隐曰：“服谓期功之服。”是则汉时有服不预宴会之证。们日唐书·王方庆传》：“奏言：‘令杖期大功丧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会。比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断。’”唐时格令，未坠前经。今则有说齐衰而入大夫之门，停殡宫而召亲朋之会者，至乃泰踊方闻，衿ひ己饰，败礼伤教，日异岁深，宜乎《板荡》之哀，甚于永嘉之世。呜呼！有人心者则宜于此焉变矣。

　　裴庭裕《东观奏记》：“大中朝，有前乡贡进士杨仁赡女弟出嫁前进士于环。纳函之日，有期丧，仁赡不易其日，宪司纠论，贬康州参军，驰驿发遣。”《册府元龟》：“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马聂屿，擢从班列，委佐亲贤，不守条章，强买店宅。细询行止，颇骇听闻。丧妻未及于半年，别成姻媾；弃母动逾于千里，不奉晨昏。令本处赐死。”唐季五代之时其法犹重。

　　《册府元龟》：“唐薛膺为左补阙，弟齐临陈，为飞矢所中，卒。膺闻难，不及请告，驰马以赴，与弟褒、庠处丧如礼。膺去左补阙，库去河南县尉，直弘文馆，与褒皆屏居外野，布中终丧。蹈名教者推之。”

　　《宋史》：“王岩叟为径州推官，闻弟丧，弃官归养。”“吕祖俭监明州仓，将上，会兄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必欲终期丧，朝廷从之。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始。”然史之所书亦寥寥矣。

　　汉人有以师丧去官者，如延笃、孔昱、刘焉，并见于史。而苟淑之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则朝廷固已许之矣。其亦子贡筑室于场，二三子群居则之遗意也与？

　　○缌丧不得赴举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诸路贡举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见于崇政殿，时稹冒缌丧赴举，为同辈所讼。上命典谒诘之，引服。付御史台劾问，殿三举；同保人并赎金，殿一举。今制，非三年之丧皆得赴举。故士弥躁进，而风俗之厚不如昔人远矣。

　　○丧娶《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满二十五月。又礼，先纳采、问名、纳吉，乃纳币，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内，故云尔。然则纳市犹讥，而况于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将出降长孙氏，议者以时既公除，合行吉礼。于志宁上疏言：“《礼记》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郑玄云：‘有故，谓遭丧也。’《春秋》书鲁庄公如齐纳币，杜预云：‘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讥失礼，明故也。’此则史策具载，是非历然，断在圣情，不待问于臣下。其有议者云：准制公除之後，须并从吉。此汉文创制其仪，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斩衰，纵使服随例除，无宜情随例改。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惟违于《礼经》，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宝位，临统万方，理宜继美羲、轩，齐芳汤、禹。弘奖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愿遵高宗之令轨，略孝文之权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毕。”于是诏公主待三年服阕，然後成礼。岂非有国之典本于天经地义，故守礼之臣犹得引经而争者哉。

　　《晋书·载记》言：“石勒下书，禁国人不听在丧嫁娶。”《金史·章宗纪》：“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内昏娶听离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丧昏娶听离法。”僭国闰朝犹然，今人反不讲此。

　　《实录》：“正统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叔奏弟大冶王季Й择武昌护卫指挥同知翟政妹为妃。昏期在迩，不意叔崇阳王孟炜薨逝，季Й应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礼部议，言：‘王于崇阳王当服期年。缘崇阳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节册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月医满成昏。’从之。”

　　天顺三年十月庚戌，潘王佶享奏父康王存日，择潞州民李刚女为弟永年王妃，李磐为妹长平郡主仪宾，己受封册，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丧已越大祥，阴阳书谓明年为弟妹婚不利，乞允于今年择日嫁娶。礼部侍郎邹斡言：“三年之丧，礼之大者。服内成亲，律有明禁。今潘王与郡王、郡主俱父丧未终；乃惑于阴阳之说，而欲废此丧制；乞行长史司启王，惮待服阕成礼。”上曰：“是长史不能辅导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执问如律。”

　　十月癸丑，广灵王逊民薨。癸酉，敕灵丘王逊全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镇国将军，并女临城县主，俱已奏报，欲于本年九月後成婚。且尔兄初丧，正哀戚不暇之时，乃欲为男女成婚，以废大礼，岂是所忍为哉！”不允所奏。宪庙大婚在天顺八年之七月，虽托之遗诏，而士大夫多以为非。故南京礼部右侍郎章纶有请待来春之奏。

　　○衫帽入见《唐书·李训传》：“文宗召见，训以衰粗难入禁中，令戎服，号王山人。”《宋史·蔡挺传》：“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对便殿。挺时有父丧，听以衫帽人。”则唐宋有丧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谒官长，辄易青黑，与常人无异，是又李训之不如乎！

　　○奔丧守制《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以下。”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大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甲戌，除期年奔丧之制，先是，百官闻祖父母、怕叔父母、兄弟丧，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数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繁数，旷官废事。

　　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诏从之。”此出于一时权宜之政，沿习以来，至三百年，遂以不奔丧守制为礼法之当然，而倍死忘哀多见于绅之士矣。

　　《实录》又言：“二十六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监察御史陈德文奏言：‘嫁母刘氏卒，乞奔丧。’许之。德文四岁丧父，家贫，随母嫁陈氏，往年长归宗。至是其母卒，时已除奔丧之制，德文恳请甚至，上特怜而许之。”是圣祖虽依吏部之奏，而仍通于人子之情，固未尝执一也。

　　三代圣王教化之事，其仅存于今日者，惟服制而已。丧乱以来，浸已废坠。窃谓父母之丧，自非金革不得起复，著之国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丧，并依洪武初年之制，许令解官奔赴，服满补职。其他虽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及大功以下丧者，京官许以素服朝参，不预庆贺。在外诸司素服治事。祭祀宴会，俾佐贰摄之。未任之官无得谒选。生员但岁考，不赴科举。庶人之家不许嫁娶。十五月礻覃後，复故。其有期功丧，宴会作乐者，官员罢职，士子黜退。仍书之申明亭，以示清议，庶几民德归厚。若夤缘干请之风，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广西布政使臧哲以母丧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赐米六十石，钞二十五锭。自後，凡官以父母丧去职而家居者皆有赐焉。十六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

　　○丁忧交代昔时见有司丁父母忧，闻讣奔丧，不出半月。近议必令交代，方许离任。至有欠库未补，服阕犹不得归者。是则钱粮为重，伦纪为轻，既乖宰物之方，复失使臣之礼。其弊之由，始于刻削太过。盖昔者钱粮掌于县丞，案牍掌于主簿，税课掌于大使，令者稽其要而无所与焉。又皆俸足以赡其用，而不取之于库藏。故闻讣遄行，无所留滞，而亦不见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则州县之中，锥刃之未上尽取之，而大吏之诛求尤苦不给，库藏罄乏，报以虚文，至于近年，天下无完库矣。即勒令交代，亦不过应之以虚文，徒滋不孝之官，而无益于国计盈虚之数也。呜呼！君人者，亦知养廉为致孝之源乎？

　　陶侃谓王贡曰：“杜韬为益州刺史，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安有白头贼乎？”贡遂来降，而韬败走。今日居官之辈大半皆如杜韬，然如此之人作贼，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忧时，为齐随王镇西谘议参军，在荆镇仿佛奉问，便投剑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前行，愤风惊浪，不暂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庙，月中再过。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动左右。然则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遗小国之臣，必有使之各尽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诏百官，闻父母丧者，不待报，许即去官。时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闻父母之丧，必待移文原籍审核，俟其还报，然後奔丧。臣窃以为中外官吏去乡，或一二千里，或且万里。及其文移往复，近者弥月，远者半年，使为人子者衔哀待报。比还家，则殡葬已毕，岂惟莫睹父母容体，虽棺柩亦有不及见者。揆之子情，深可怜悯。臣请自今官吏，若遇亲丧，许令其家属陈于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核实。庶人子得尽送终之礼，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忧《晋书》言：“姚兴下书，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场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宋岳飞乞终母丧，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山。《元史》言：“成宗诏军官，除边远出征，其徐遇祖父母、父母丧，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则今制，武官不丁忧，非一道同伦之义也。《国史》言：“洪武二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枢归葬乡里。廷议勿许，上特可之。”岂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邪？

　　○居丧饮酒唐宪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陆赓男慎馀与兄博文居丧，衣华服，过坊市，饮酒食肉。”诏各决四十，慎徐流循州，博文递归本贯，十二年四月辛丑，附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宴饮。季友削官爵，苔四十，忠州安置。师笞四十，配流连州。于ν以不能训子，削阶。以礼坊民，而法行于贵戚，此唐室之所以复振也。

　　姚兴时，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洗，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洗闻而位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而逃匿，终身不敢见。僭乱之国犹有此人。

　　○匿丧俊唐明宗天成三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盂升匿母忧，大理寺断流。奉敕：“朕以允从人望，嗣守帝图，政必究于化源，道每先于德本，贵持国法，以正人伦。孟升身被儒冠，职居宾幕，比资筹画，以赞盘维。而乃都昧操修，但贪荣禄，匿母丧而不举，为人子以何堪，渎污时风，败伤名教。五刑是重，十恶难宽。将复投荒，无如去世，可赐自尽。”其观察使、判官、录事参军失于纠察，各有殿罚。

　　○国恤宴饮《春秋传》言：“吴公子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汉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饮者。《汉书·元後转》：“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王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就国。其兄子成都侯况免为庶人，归故郡，”《魏书·甄楷传》：“除秘书郎。世宗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是也，有国丧末期而宴饮者。《晋书·钟雅传》：“拜尚书左丞。奏言肃祖明，皇帝弃背万国，尚未期月，圣主缟素，百僚渗怆。尚书梅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伎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是也。有国忌而宴饮者。《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附马都尉郭暧、王士平及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饮，贬官归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举行者。礼者，君之大柄，可听其颓弛而不问乎？

　　○宋朝家法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入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未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俊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卷十六○明经今人但以贡生为明经，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日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当时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今罢诗赋而用经义，则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

　　唐时人仕之数，明经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议者病其不能通经，权文公谓：“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倘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然则今之进士又不如唐之明经也乎？

　　○秀才《旧唐书·社正伦传》“正伦，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唐登科记》：武德至永徽，每年进士或至二十余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社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古人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言：“国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将荐贤之道未至，岂使方称多士，遂缺斯人。请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唐人之于秀才，其重如此。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已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熟一经者，为进士。”《张昌龄传》：“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是则秀才之名乃举进士者之所不攻当也。又《文苑英华·判目》有云：“乡举进士，至省求试秀才，考功不听，求诉不已。赵判曰：‘文艺小善，迸士之能；访对不休，秀才之目。”是又进士求试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员而冒呼此名何也？

　　明初尝举秀才。如《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童权为杨州府知府，俱赐冠带。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是也。亦尝举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是也。此辟举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谓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非也。

　　○举人举人者，举到之人。《北齐书·鲜于世荣传》“以本官判尚书省右仆射事，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简试举人。”《旧唐书·高宗纪》“显庆四年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调露元年十二月甲寅，临轩试应岳牧举人”是也，登科则除官，不复谓之举人。而不第则须再举，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而传中有言举进士者，有言举进士不第者。但云举进士，则第不第未可知之辞，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谓之进士也。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进士即是举人，不若今人以乡试榜渭之举人，会试榜谓之进士也。

　　永乐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体朝廷求贤之盛心，苟图虚举，有稍能行文、大义未通者，皆领乡荐，冒名贡士。及至会试下第，其中文字稍优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国监。以致天下士子竞怀侥幸，不务实学。”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上言：“乞将前此下第举人通计其数，设法清理。”是明初才开举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举人犹令人监读书三年，许以省亲，未有使之游荡于人间者。正统十四年，存省京储始放回原籍，其放肆无耻者游说干渴，靡所不为已。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之奏。至于末年，则挟制官府，武断乡曲。于是崇祯中命巡按御史者察所属举人，间有黜革，而风俗之坏已不可复返矣。

　　○进士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唐人未第称进士，已及第则称前进士。《雍录》引唐人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通鉴》：“建州进士进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遏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是未及第而称进士也。试毕放榜，其合格者日赐进士及第，径又广之日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後谓之登科。所以异于同试之人者，在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乎进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议郎徐进士出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从之。

　　○科目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曰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佯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胃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谓之科目，非也。王维桢欲于科举之外仿汉唐旧制，更设数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进士偏重之弊，积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虽有他材，亦无由进用矣。

　　○制科唐制，天子自诏日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问，不为无得也。

　　宋初，承周显德之制，设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宫、黄衣草泽并许应诏。景德增为六科。熙宁以後，屡罢屡复。宋人谓之大科。

　　宋徐度《却扫编》曰：“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天圣七年复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井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候到下两省看详。如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闻奏。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御试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纳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看详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有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馀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中，悉罢之。而令进士廷试，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然未有应诏者。

　　高宗立博学宏辞科，凡十二题：制、浩、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则专重初场之过也。

　　○甲科社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两科。自武德以来，明经惟有丙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们日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四月甲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其登乙科者三十余人。”杜甫《哀苏源明诗》曰：“制可题未乾，乙科已大阐。”然则今之进士而概称甲科，非也。

　　《隋书·李德林传》“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摧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是则北齐之世，即已多无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见《汉书·儒林传》“平帝时，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传》“以射策甲科为郎，”《匡衡传》“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十八房今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八谓之十八房。嘉靖未年，《诗》五房，《易》、《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止十七房。万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减《书》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书》、《易》卷并多，仍复《书》为四房，始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诗》各一房，为二十房。天启乙丑，《易》、《诗》仍各五房，《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为十五房。崇帧戊辰，复为二十房。辛未《易》、《诗》仍各五房，为十八房。癸未，复为二十房。今人概称为十八房云。

　　《戒庵漫笔》曰：“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刻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经义论策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旁等为之。《宋史》：“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已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元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言：“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远，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非学问该洽，不能成章。请行祖宗三题旧法，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後全试三题。”是当时即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矣。陈後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之後，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赵鼎言：“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亦谓：“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而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诏文有曰：‘朕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读此制，真所谓求实用之上者矣。至十六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第一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未能者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论一道，诏浩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经史策五道，文辞增而实事废，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余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四书》疑犹唐人之判语，设为疑事间之，以观其学识也。《四书》义犹今人之判语，不过得之记诵而已。苟学识之可取，则刘赏之对止于一篇已足。盖一代之人才徒以记诵之多，书写之速，而取其长，则七篇不足为难，而有并作《五经》二十三篇，如崇帧七年之颜茂猷者，亦何稗于经术，何施于国用哉。《实录》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累赐罗绮袭衣中靴，礼遇甚厚。”是则圣祖所望于诸生者，固不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无通经之士，使一代吁俊之典但止于斯，可叹也！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庙谕大学士杨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当日贡举之行，不过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护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

　　○三场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後，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中，知谏院欧阳修上言：“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大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ウ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拟题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遇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後，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予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顾命》、《康王之浩》、《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读论惟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间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们四百六十余人也，请更其法，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五经》、又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如《易》之郑、王，《诗》之毛、郑，《春秋》之三传，以及唐宋诸儒不同之说。《四书》、《五经》皆依此发问，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所作，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验矣。又不然，则姑用唐宋赋韵之法，犹可以杜节抄剽盗之弊。盖题可拟而韵不可必，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誊一过而中式者矣。其表题专出唐宋策题，兼问古今，人自不得不读《通鉴》矣。夫举业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为无益于经学者也，今犹不出于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庄》诸书命题，如《卮言日出赋》，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今不过《五经》、益以《三礼》、《三传》，亦不过九经而已。此而不习，何名为上？《宋史》、“冯元，授江阴尉，时诏流内铨以明经者补学官，元自荐通《五经》、谢泌笑曰：‘古人治一经而至皓首，于尚少，能尽通邪？’对曰：‘达者一以贯之。’更问疑义，辨析无滞。”

　　《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可渐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惧。”今若责士子以兼通《九经》，记《通鉴》历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然则为不可之说以挠吾法者，皆不学无文之人也，人主可以无听也。

　　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晋元帝从孔但之议，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古之人有行之者。○题切时事考试题目多有规切时事，亦虞帝“予违汝弼”之遗意也。《宋史·张洞传》“试开封进士，赋题曰《孝慈则忠》。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英宗曰：‘张洞意讽朕。’宰相韩琦进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则尽官师之规，远则通乡校之论，此义立而争谏之途广也矣。

　　天启四年，应天乡试题《今夫奕之为数》一节，以魏忠贤始用事也，浙江乡试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以杖杀工部郎万憬也。七年江西乡试题《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建祠国学也。崇帧三年，应天乡试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开帝聪而持国是者。当时季集，而污水鹤鸣之义犹存于士大夫，可以想见先朝之遗化。若崇祯九年应天乡试《春秋》题《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以公孙缰比陈启新，是以曹伯阳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启七年，顺天乡试《书经》题《我二人共贞》，以周公比魏忠贤，则又无将之渐，亦见之弹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边，边臣不纳，虽有社稷为重之说，然当时朝论即有以奉迎之缓为讥者。顺天乡试题《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盖有讽意。○试文格式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後，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後，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亻面矩矣乎？

　　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後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试录文字之体，首行曰“第一场”，顶格写。次行日“《四书》”，下一格。次行题目，又下一格。《五经》及二、三场皆然，至试文则不能再下，仍提起顶格。此题目所以下二格也。若岁考之卷，则首行日“《四书》”，顶格写，次行题目，止下一格，经论亦然，後来学政苟且成风，士子试卷省却“《四书》”、“《五经》”字，竟从题目写起，依大场之式概下二格。圣经反下，自作反高，于理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异者，沿此之例不论古今，诗文概以下二格为题。万历以後，坊刻盛行，每题之文必注其人之名于下，而刻古书者亦化而同之。如题日《周郑交质》，下二格，其行未书“左丘明”。题曰《伯夷列传》，下二格，其行未书“司马迁”。变历代相传之古书，以肖时文之面貌，使古人见之，当为绝倒。

　　○程文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胃之墨卷。《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正月，礼部议：‘试录程文宜照乡试例删，原卷不宜尽掩初意。’从之。”十五年八月，命礼部会同翰林院，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时札部尚书为沈鲤，兼官翰林学士。

　　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後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未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晁董公孙之对，所以独出千古者，以其无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

　　○判举子第二场作判五条，犹用唐时铨试之遗意。至于近年，士不读律，止钞录旧本。入场时每人止记一律，或吏或户。记得五条，场中即可互换。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为可笑。“《通典·选人条例》：“其情人暗判，人间谓之判罗，此最无耻，请榜示以惩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奏：“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为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丧乱之余，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统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换，至一二百年，目为通弊，不行觉察。传之後代，其不为笑谈乎！试判起于唐高宗时。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犊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後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谓之人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日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引试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宜乎各记一曹，互相倒换。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不乖经义”者乎？○回经文字体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求其省记《四书》本经全文，百中无一。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简汰之法，是亦非难，但分为二场：第一场令暗写《四书》一千字，经一千字，脱误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贴出除名；第二场乃考其文义，则矍相之射，仅有存者矣。或曰：此未节也，岂足为才士累？夫周官教国子以六艺，射御之後，继以六书。而汉世试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以周官童子之课，而责之成人；汉世椽史之长，而求之秀士。犹且不能，则退之陇亩，其何辞之有，北齐策孝、秀于朝堂，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後，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潜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王，而不思除弊之方，课实之效，与天下因循干溷浊之中，以是为顺人情而已。权文公有言：“常情为习所胜。避患安时，俾躬处休，以至老死，自为得计，岂复有揣摩古今风俗，整齐教化根不·原始要终，长辔远驭者邪？”古今一揆，可胜慨思。

　　○史学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後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後魏、隋书《志》自宋以往，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徐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大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迸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惮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宫，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卷十七○主员额数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谓之员。《唐书·儒学传》“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大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此生员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仿之。

　　明初，诸生无不凛食于学。《会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差摇二丁。”

　　其後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亦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于是宣德元年，定为之额如廪生之数。其後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日附学，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异时每学生员不过数十人，故考试易精，程课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诏岁贡生员不中，其廪食五年者罚为吏，不及五年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诏生员食廪十年，学无成效者，罚为吏。成化初，礼部奏准，革去附学生员。己而不果行。而教官、提调官亦各有罚。取之如彼其少，课之如此其严，岂有如後日之滥且情者乎。个人于取进士用三场，动言遵祖制，而于此独不肯申明祖制，举一世而为姑息之政、侥幸之人，是可叹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氵荧奉旨，令各处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公同考试，食廪膳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发充吏。六年以下，追还所给凛米，黜为民。其时即已病生员之滥，而尚未有提学官之设，是以烦特旨而会多官也。

　　正统元年五月壬辰，始设提调学校官，每处添按察司官一员，南北御史各一员。修周洪谟请裁革各处提学官。天顺五年十一月庚申，复设提督学校官。其条例曰：“生员食凛六年以上，不语文理者，悉发充吏。增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诸文理者，罢黜为民当差，”又曰：“生员有阙，即于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考端重俊秀子弟补充。”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进附生乃有六年未满免黜之例，盖由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员太广，谓由汉至隋，未有多于今者。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即未至扰官害民，而已为游手之徒，足称五蠢之一矣，有国者苟知俊士之效赊，而游手之患切，其有不亟为之所乎。

　　其中之劣恶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噪。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凡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故十六年殿试策问，有曰“秀、孝间污演池”。呜呼，养士而不精，其效乃至于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邹斡等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愿纳米八百石，乞入监读书。今山东等处正缺粮储，宜允其请。”从之。并诏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员能出米八百石于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愿入监读书者听。此一时之秕政，遵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员纳米入监者，比前例减三百石。

　　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奏：“纳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闻以纳粟为贡士者，臣恐书之史册，将取後世作涌之讥。”部议仓廪稍实，即力停罢。八月癸已，礼部奏：“迩因济宁、徐州饥，权宜拯济，令生员输米五百石，入监读书。虽云权宜，实坏士习，请弛其令，庶生徒以学行相励。”从之。正统以後，京官多为其子陈情乞恩送监读书者，此大学之始坏。

　　天顺五年十月，令生员纳马廿匹，补监生。

　　《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未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教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矣。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故能风化淳一，运祚长远。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汉兴，杂三代之政，弘四科之举，西京始振经术之学，东都终持名节之行。至有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後专政，而社稷不陨，终彼四百，岂非兴学行道，扇化于乡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异术，苟济一时。自魏至隋四百余载，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窃号僭位，德义不修，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国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唤既宅，九州攸同，覆焘亭育，合德天地。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纵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则科举之弊必至于躁竞，而躁竞之归驯至于乱贼。自唐迄今，同斯一辙。有天下者，诚思风俗为人才之本，而以教化为先，庶乎德行修而贤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场者，谓之儒士科举。景泰间，陈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员之外，儒士报科举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负论》略曰：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库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献共治者也，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役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後升之。仍分为秀才、明经二科。而养之于学者，不得过二十人之数，无则阙之，为之师者，州县以礼聘焉，勿令部选。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吏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役寇贱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凡而用世之材出也。问曰：废天下之生员则何以取士？曰：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负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负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廪之学者为之限额，略防唐人郡县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上，约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阙则补，而罢岁贡举人之二法。其为诸生者，选其通隽，皆得就试子礼部。而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以平其贪躁之情。其设之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罢提学之官而领其事于郡守。此诸生中，有荐举而入仕者，有考试而成进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肆业愿给衣中以老者，阙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属之童生，取其通经能文者以朴之。然则天下之生员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为之师者，不烦于教。而向所谓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者，将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蕲王于成村，则当参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论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则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负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特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

　　○中式额数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著之于史。《旧唐书·王丘传》“开元初，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己後，凡数十年，无如丘者。”《严挺之传》“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人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陆贽传》“知贡举，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此进士登第之数。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此皆因减而精，昔人之所称善。今人为此，不但获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门生百数十人，虽至愚者不为矣。《高错传》“为礼部侍郎，凡掌贡部三年，每岁登第者四十人。开成三年，敕曰：‘进士每岁四十人，其数过多，则乖精选，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岁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文宗之识岂不优于宋大宗乎？

　　齐王融为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宋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速令释褐，而二年进士至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于是一代风流无不趋于科第。叶适作《制科论》，谓士人猥多，无甚于今世。此虽足以弘文教之盛，而士习之偷亦自此始矣。鲁哀公用庄子之言，号于国中曰：“无其道而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记》曰：“垂缕五寸，情游之士也。今将求儒者之人，而适得情游之士。”此其说在乎楚叶公之好画龙，而不好真龙也。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人。上谕考官杨士奇、金幼孜曰：“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

　　正统五年十二月，始增会试中式额为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百人，他处皆量增之。

　　天顺七年，有监察御史朱贤上言，欲多收进士，以备任使。上恶其干誉，下锦衣衙狱，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

　　○通场下第《册府元龟》：“唐天宝十载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举人。丙申、敕曰：‘朕只膺宝历，殷鉴远图，虑草泽之遗贤，降弓旌于屡辟。是以三纪于兹，群材辐凑，或一言可纪，必适轮辕；一善可经，每加奖进。庶六合之内靡然同风，四科之门咸能一贯。何兹意之缅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举人深乖宿望。朕之所问，必正经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独鉴未周，必资佥议，爱命朝贤三事，精加详择；咸以为阙于聚学，莫可登科。其怀材抱器举人，并放更习学。其有不对策罗嘉茂，既是白丁，宜于剑南效力。全不答所问崔慎感、刘湾等，勒为本郡充学生之数，勿许东西。其所举官各量贬殿，以示惩诫。”是通场皆下第也。然玄宗不因是而废此科，且黜落之举人犹称为“卿等”，既无峻切之文，亦不为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试黜落《宋史·仁宗纪》：“嘉二年三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试举人免黜落始此。《治谋录》曰：“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弃于殿试者，自张元以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嘉二年，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为天下後世士子无穷之利也。阮汉闻言，以张元而罢殿试之黜落，则惩黄巢之乱，将天下士子无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举宋初，约周显德之制，定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缪，殿五举。诸科初场十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殿三举。第一场至第三场九否，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今之科场有去取而无劝惩，故不才之人得以旅进。而言此者，世必以为刻薄矣。

　　《英宗实录》：“宣德十年九月，今天下岁贡生员从行在翰林院考试中式者，送南北国子监读书；不中者，发原籍住廪肄业，以待复试；再不中者，发充吏。提调教官如例责状。”今岁贡廷试亦无黜落，设科取士，大抵为恩泽之涂矣。○进士得人《唐书·选举志》“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谓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德裕之论偏异盖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来不一。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趋向然也。”

　　宋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数人者，其间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人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则失之矣，唐开元以前，未尝尚进士科，故天下名士杂出他涂，开元以後，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见矣。”

　　余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日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迸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史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人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既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大学，有任子，有郡县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後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矣。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崇祯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口交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消。呜呼，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防微虑始，有国者其为变通之计乎？

　　○大臣子弟人主设取士之科，以待寒，诚不宜使大臣子弟得与其间，以示宠遇之私；而大臣亦不当使其弟子与寒士竞进。魏孝文时，于烈为光禄勋卿，其子登引例求进，烈上表请黜落，孝文以为有识之言。虽武夫犹知此义也。唐之中叶，朝政渐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议。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子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弟殷士，皆及第，为段文昌所奏，指摘榜内郑朗等十四人，谓之子弟。穆宗乃内出题目重试，落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阂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会昌四年，权知贡举左仆射王起，奏所放进士有江陵节度使崔元式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儒女婿源重，故相窦易直子缄，监察御史杨收弟严，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敕遣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下三人，唯放杨严一人，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同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任，不敢选取。”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待郎韦琮考覆，敕放及第。大中末、令狐罢相，其子氵高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垣论氵高干挠主司，侮弄文法，请下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

　　後梁开平三年五月，敕礼部所放进士薛钧是、左司侍郎薛廷男，方持省辖，固合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开宝元年，权知贡举王摧进士合格者十人，陶子邴名在第六。翼日，人谢，上谓侍臣曰：“闻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书覆试，邴复登第。因下诏，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礼部具闻覆试。至太宗以往，科额日广，登用亦骤，而上下斤斤犹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之子宗谔、参政吕蒙正之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人等。上曰：“此并世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遂罢之是也。

　　有人臣守法而自罢者。唐义问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介引嫌欠之是也。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韩维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亿任执政，不就廷试。仁宗患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静守道者旌耀，则躁求者自当知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言：“维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录。”召试学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是也而赵兀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子弟多处管库，甚者不使应科举。自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今宜杜绝其源。”以此为防，犹有若秦桧子喜、孙埙试进士，皆为第一者。至于有明，此法不讲。又入仕之涂虽不限出身，然非进士一科不能脐于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来惟闻一山阴王文端子中解元，不令赴会试者，唐宋之风荡然无存。然则宽人仕之涂，而厉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宝二年，是时海内晏平，选人万计，命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考之。遥与晋卿苟媚朝廷，又无廉洁之操，取舍偷滥，甚为当时所丑。有张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麦，假手为判，特升甲科。会下第者尝为蓟令，以其事白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禄山恩宠崇盛，谒请无时，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升第者，十无一二焉。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帝大怒，遂贬遥为武当太守，晋卿为安康太守，复贬倚为淮阳大守。诏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士子皆以为戏笑，或托于诗赋讽刺。”考判官礼部郎中裴フ、起居舍人张ピ、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朝，皆贬官岭外。《石林燕语》曰：“国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盖恐其请托也。范果鲁公之兄子见知陶、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李内翰宗谔己过省，以文正为相，因唱名辞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试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两举。庆历以来，条令日备。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矣。”谢在杭《五杂俎》曰：“宋初进士科，法制稍密，执政子弟多以嫌，不令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庆历中，王伯庸为编排官，其内弟刘原父廷试第一，以嫌，自列降为第二。今制，惟知贡举典试者宗族不得人，其它诸亲不禁也。执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绝，顾其公私何如耳。杨用修作状头，天下不以为私，与江陵诸子异矣。万历癸未，苏工部浚人闱，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二公少同笔砚，至相善也，然苏取之不以为嫌，李魁天下而人无问言，公也。庚戌之役，汤庶子宾尹素知韩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议论蜂起，座主门生皆坐褫职。夫韩之才诚高，而汤之取未为失人，但心迹难明，卒至两败，亦可惜也，然科场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北卷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後见庸师应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二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善骄骄”之叹也。

　　汉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诏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尝建言：“河北、陕西、河东士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参用，而士有可进之路。”其亦汉人之意也与？○糊名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专以防好为主，如弥封、誊录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後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贞元中，陆贽知贡举，访士之有才行者于翰林学士梁肃，肃曰：“崔群虽少年，他日必至公辅。”果如其言。太和初，礼部侍郎崔郾试迸士东都，吴武陵出杜牧所赋《阿房宫辞》，请以第一人处之，传》，此知其贤而进之也。张昌龄举进士，与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对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後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温庭筠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举进士，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氵高之徒，相与υ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罗隐有诗名，尤长于咏史，然多讥讽，以故不中第。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陈彭年传》言：“景德中，彭年与晁迥同知贡举，请令有司详定考试条式。真宗命彭年与戚纶参定，多革旧制，专务防闲。其所取者不复选择文行，止较一日之艺，虽杜绝请托，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宋白传》言：“初，陈彭年举进士，轻俊，喜谤主司。白知贡举，恶其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待，为贡举条制，多所关防，盖为白设也。”《山堂考索》同。盖昔之取士，虽程其一日之文，亦参之以平生之行，而乡评士论一皆达于朝廷。故《王旦传》言：“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几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彭年皇恐而退。”而范仲淹、苏颂之议，并欲罢弥封、誊录之法，使有司考其素行，以渐复两汉选举之旧。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为数百年之成法，无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非有重门洞开之心胸，不能起而更张之矣。《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使一事，不合人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如举送以後事发，长吏停见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试官及司功官并贬降。”是进一不肖之人，考试之官皆有责焉。今则藉口于糊名，而曰：“吾衡其文，无由知其人也。”是教之崇败行之人而代为之追其罪也。

　　《容斋四笔》曰：“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荐达，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或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韩文公《与词部陆员外书》曰：‘执事之与司贡士者相知诚深矣，彼之所望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谓至而无问矣。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志在乎迸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此四者皆可以当首荐而极论者，期于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张宏。尉迟汾、李绅、张後馀、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馀则王皆与谋焉。陆相待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按《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惨员外通榜，韩文公荐十人于亻参，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徐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妃、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下放李绅。三年，又放张後馀、张弘。皆与《摭言》合。

　　○搜索《旧唐书·李揆传》“乾元初，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辞，深昧求贤之意也。及试进士，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引贡生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

　　《舒元舆传》“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因上书言：‘自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罗棘遮截，疑其为好，非所以求忠直也。’又言‘国朝校试，穷微探隐，无所不至，士至露顶跣足以科场，此先辈所以有投椠而出者。然狡伪之风所在而有，试者亚，而犯者众，桁杨之辱不足以尽辜。如主司真具别鉴，怀藏满箧，亦复何益？故搜索之法，只足以济主司之所短，不足以显才士这所长也。’”

　　今日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好之法有馀。宋元初，御史中丞刘挚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长者之道，则下必有君于长者之行应于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将以小人自为矣。况以此行于学校之间乎？诚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为先，贤才得而治具张，不难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简之法虽严，至于解发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礼。放大定二十九年已尝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从之。”

　　朱子论学校科举之弊，谓：“上以盗贼待士，士亦以盗贼自处。鼓噪迫胁，非盗贼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见矣，汉唐之事岂难仿而行之者乎？”○座主门主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党之祸。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後升于朝庭，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所以时风浸坏，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议，今日以往，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参谒，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奉敕宜依。後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时论以贡举官为恩门，及以登第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颜、闵、游、夏等并受仲尼之训，即是师门。大朝所命，春官不会。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诏及第举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及目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刘克庄《跋陆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为京教，考浙漕试；明年考省试。吕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与成公往还真迹，大父则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则云‘拜覆著作丈’，时犹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寻其言，盖宋末已有先生之称。而至于有明，则遂公然谓之座师，谓之门生，其朋党之祸亦不减于唐时矣。唐时风俗之敝，杨复恭至谓昭宗为门生天子。唐崔佑甫议，以为自汉徐孺子于故举主之丧，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则厚矣，其于传继非可也，历代莫之非也。汉书·樊传》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当时即有此说。近日张荆州九龄又刻石而美之。于是後来之受举为参佐者，报恩之分往往过当，或挠我王宪，舍其亲戚之罪负，举其不令子孙以窃名位，背公死党，兹或近之。时论从而与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夫参佐之于举主，犹蒙顾盼之恩，被话言之奖，陶熔成就，或资其力，昔人且有党比之讥。若科场取士，只凭所试之文，未识其名，何有师生之分？至于市权挠法，取贿酬恩，枝蔓纠连，根抵磐互，官方为之浊乱，士习为之颓靡，其与汉人笃交念故之谊抑何远哉！

　　《风俗通》记弘农太守吴匡，为司空王琼所举。班诏劝耕，道于渑池，闻琼薨，即发丧制服，上病，载辇车还府。论之曰：“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事，所当勤恤。而猥顾私恩，做狠自遂。若宫车晏驾，何以过兹？”论者不察，而归之厚。司空袁周阳，举苟慈明有道；太尉邓伯条，举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齐衰。若此类者非一，然苟皆通儒，于义足责。或举者名位斥落，子孙无继，多不亲至。然则隆情由乎显阀，薄报在乎衰门。此又私恩之一变，古今同慨者矣。

　　《後汉书》“周景为河内太守，好贤爱士。每至岁时，延请举吏人上後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克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南，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偏积一门？”是二公者，在人情虽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则有公私之别矣。

　　《记》言：“赵文子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呜呼！吾见今之举士者，交利而已，属子而已。

　　○举主制服《杂记》曰：“孔子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宦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尔也。”此虽前仕管氏，亦以举主而服之，然孔子以为有君命则可，盖亦有所不尽然之辞。

　　○同年今人以同举为同年。唐宪宗问李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识，情于何有然？”穆宗欲诛皇甫铺，而宰相令狐楚、萧悦以同年进士保护之矣。按汉人已有之。《後汉书·李固传》云：“有同岁生，得罪于冀，”《风俗通》云：“南阳五世公为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岁。”又云：“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又云：“萧令吴斌，与司让韩演同岁。”《三国志·魏武帝纪》云：“公与韩遂父同岁孝廉。”汉《敦煌长吏武班碑》云：“金乡长河间，高阳史恢等追惟昔日同岁。”《郎署考廉柳敏碑》云：“县长同岁健为属国赵台公。”《晋书·陶侃传》：“侃与陈敏同郡，又同岁举吏。”其云同岁，盖即今之同年也。私恩结而公义衰，非一世之故矣。

　　○先辈先辈乃同试而先得第者之称。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大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一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随後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後辈复试，试通者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後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摧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後辈复试，试通亦叙用。”故唐世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由此也。今考《吴志·阐泽传》言：“州里先辈丹阳唐固，修身积学。”《薛综传》言：“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晋书·罗宪传》言：“侍宴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复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人常忌、杜轸等。”是先辈之称，果起于三国之时。而唐李肇《国史补》谓互相推敬谓之先辈，此又後人之滥矣。

　　郑氏《诗·采薇》笺曰：“今蔽生矣，先辈可以行也。”是亦汉未人语。○出身授官史言开元以往，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文献通考》“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邵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赐进士诸科出身者五百余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历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大多，用人太骤，不听。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荣观史册，而不知侥幸之心，欲速之习，中于士人者，且数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紧县尉；判人第三等，授望县尉，五经出身，授望县尉；判人第三等，授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明经、进士，初除不过县尉。上今代则一人词林，更不外补，二甲之除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由。所以一第之後，尽弃其学，而以营升纳贿为事者，以其得之浅而贵之骤也。其于唐人举士之初制，失之远矣。《儒林公议》言：“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之职，赐以朱黻，尔後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当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今代状元及第之荣，一甲翰林之授，权舆于是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进士释褐，不试吏部，一也；献文得旨，召试除官，二也。今炫文之途已革，而入官之选尚轻，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烦治众，此夫子所谓贼夫人之子也。

　　○恩科宋时有所谓特奏名者。开宝三年三月庚戌，诏礼部阅进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司马浦等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谓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余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学。故天圣之诏曰：“狃于宽恩，遂隳素业，苟简成风，甚可耻也。”而元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别无所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後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当日之论如此。《语》不云乎：“及其老也，戒这在得。”故有杖乡之制以尊高年，至仕之节以养廉耻。若以宾王谒帝之荣，为闵老酬之具，恐所益于儒林者小，而所伤于风俗者多。养陋识于泥途，快膻情于升斗。岂有赵盂之礼绛人，穆公之思黄发，足以稗君德而持国是者乎？况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岂可使断断于阙里之旁，攘攘于桥门之下？宜著为令，凡中式举人，年至六十者，赐第罢归，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许再上。不但减百千默货之人，亦可以劝二三有耻之士，”

　　汉献帝初平四年，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皓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复元年，赦文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较书。此皆前代季朝之政，当丧乱之後，以此慰寒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实录》：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礼部尚书胡淡奏：“北京国子监生及见拨各衙门历事者，请令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给事中，公同监官拣选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貌陋不堪者，皆罢为民。”上从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国子监生亦准此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书蹇义奏：“拣择吏员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狠不谙文移者，皆罢为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两京国子监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者二百五十三人还乡为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礼部奏：“取天下生员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试，其中者人国子监读书，不中者罢归为民。”宣庙精勤吏治，一时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齿《记》曰：“四十曰强而仕，七十曰老而传。”是人生服官之日不过三十年。汉顺帝阳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史课笺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监四年，令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今则突而弁兮，已厕银黄之列；死期将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补官常，徒隳士习？宜定为中制，二十方许应试，三十方许服官。年至六十，见任官听其自请致仕，无官之人一切勒停。是虽蚤于占《记》之十年，要亦不过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复有三年大忧及期丧不得选补之曰，则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营竞之俗。洪熙元年四月庚戊，郑府审理正俞廷辅言：“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求其实才，十无二三。或有年才二十者，未尝学问。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治民，职事废隳，民受其弊。自今各处乡试，宜令有司先行审访，务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过二十五者，许令人试。”上虽嘉纳，而未果行。今则积习相沿二三百载，青云之路，跬步可阶。五尺之童，便思奔竞。欲以成人材而厚风俗，难矣。

　　○教官汉成帝阳朔二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古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遵道德也。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仁宗时，方以科举取士。虞集上议曰：“师道立则善人多。今天下学士，狠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日师，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师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为成德之君子者，身师尊之，以教于其郡邑；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当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而不可速得；若其次之三言，则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则亦不过以资格授之，而毫鄙之夫遂以学官为糊口之地，教训之员名存而实废矣。”明初教职多由儒士荐举。景泰二年，始准会试不中式举人考授。

　　天顺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县老人贺炀言：“朝廷建学立师，将以陶熔士类。奈何郡邑学校师儒之官，真材实学者百无二三，虚靡廪禄，狠琐贪饕，需求百计，而受业解惑莫措一辞。师范如此，虽有英才美质，何由而成？至于生徒之中，亦往往玩忄曷岁年，桃达城阙，待次循资，滥升监学，侵寻老耋，授以一官。但知为身家之谋，岂复有功名之念？是则朝廷始也聚群而饮啖，终也纵群狼以牧人。苟不严行考选，则人材日陋，士习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调学校例考之。

　　太仓陆世仪言：“今世天子以师傅之官为虚衔，而不知执经问道；郡县以簿书期会为能事，而不知尊贤敬老；学校之师以庸鄙充数，而不知教养之法；党塾之师以时文章句为教，而不知圣贤之道。慑捷者谓之才能，方正者谓之迂朴。盖师道至于今而贱极矣，即欲束修自厉，人谁与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当有品级，惟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定品，惟德是视。若使之有品级，则仆仆亟拜，非尊师之礼矣。至其官服亦不可同于职官，当别制为古冠服，如深衣幅中及忠靖中之类，仍以乡、国、天下为等。庶师道日振，儒风日振，而圣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黄祖爵言：“抱道怀德之士，多不应科目，老于韦布。乞访其学行修明，孝友纯笃者，县荐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异者，州以名闻，是亦乡举里选之意，”而朱子亦云：“须是罢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乡先生为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论即已及此。

　　《孟县志》曰：“高皇帝定天下，诏府卫州县各立学，置师一人或二人，必择经明行修者署之。有能举其职而最书于朝者，或擢为国子祭酒及翰林侍从之职。英宗以後，始著为令：府五人，州四人，县三人，例录天下岁贡之士为之，间有由举人、进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县长官及监司之临者，率以簿书升斗之吏视之，不复崇以体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气易衰。即有一二能诵法孔子，以师道闻，而得荐擢者，亦不过授以州县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滥，其待之也大卑，而其禄之也太轻，无怪乎教术之不兴，而人才之难就矣。”

　　士风之薄始于纳卷就试，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梁武帝所谓“驱迫廉，奖成浇竞”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养士而兴贤矣。

　　○武学《山堂考索》言：“武学置于庆历三年，阮逸为武学谕。未几省去，熙宁复置，选知兵书者判武学，置直讲，如国子监。靖康之变，不闻武学有御侮者。《实录》：正统六年五月，从成国公朱勇等奏、以两京多勋卫子弟，乃立武学，设教授、训导、如京府儒学之制。已而武生渐多，常至欺公挠法，正德中，钱宁已嗾武学生朱大周上疏劾杨一清矣。崇祯四年，南京武学生吴国麟等殴御史郭维，经掌都察院张延登奏黜，是则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贻之害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七月，礼部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大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把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分文武为二途，轻天下无全才矣，古之学者，文武皆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大公但以祀帝王庙，去武成王号，罢其旧庙。’于是勋戚子孙袭爵者习礼<矢聿>业于国子监，被选尚主者用仪制主事一人教习。”文事武备统归于一，呜呼，纯矣。

　　宋刘敞《与吴九书》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缝掖之人，居则有序，其术诗书礼乐，其志文行忠信，是以无鄙倍之色，斗争之声。犹惧其未也，故贱诈谋，爵人以德，褒人以义，轨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日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无贰心，是以其教而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未闻夫武学之科也。夫缦胡之缨，短後之衣，目而语难，按剑而疾视者，此所谓勇力之人也，将教之以术，而动之以利，其可得不为其容乎？为其容可得，无变其俗乎？而况建博士之职，广弟子之员，吾恐虽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战国之时，天下竞于驰骛，于是乎有纵横之师。技击之学以相残也，虽私议巷说，有司不及，然风俗犹以是薄，祸乱犹以是长，学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忧而辩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预其议而不能救与？吾所甚惑也。”

　　因勋卫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学，仍宜以孔子为先师，如前代国学祀周公，唐开元改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学，而况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学国子监监丞阎禹锡言：“古者庙必有学，受成、献馘于中，欲其先礼义而後勇力也。今本学见有空堂数楹，乞敕所司，改为文庙。”可谓得礼之意。

　　○杂流唐时凡九流百家之士，并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六典》：“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欧阳詹《贞元十四年记》曰：“我国家春享先师後，更日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礼记》。束修既行，筵肆乃设，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讲抗犊，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东，小司成率属列于西。国子师长序公侯子孙自其馆，大学长序卿大夫、子孙自其馆，四门师长序八方俊造自其馆，广文师长序天下秀彦自其馆，其馀法家、墨家、书家、算家术业以明亦自其馆。没阶云来，即席鳞差，攒弁如星，连襟成帷。”观此可见当日养士之制宽，而教士之权一，是以人才盛而艺术修，经学广而师儒重。今则一切摈诸桥门之外，而其人亦自弃，不复名其业，于是道器两亡，而行能兼废。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

　　○通经为吏汉武帝从公孙弘之议，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昔王粲作《儒吏论》，以为先王博陈其教，辅和民性，使刀笔之吏皆服雅训，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汉文翁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後汉奕巴为桂阳太守，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吴顾邵为豫章太守，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而梁任有厉吏人讲学诗。然则昔之为吏者，皆曾执经问业之徒，心术正而名节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东京之盛，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贞观之时，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岂不然乎？《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国，而陈其殷，置其辅。”後郑氏曰：“殷，众也。谓众七也。辅，府吏，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辅，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则人知自重矣。

　　欧阳公《集古录·晋南乡太守碑阴》：“官属何其多邪，盖通从史而尽列之，当时犹于其问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势然尔。”

　　《元史·顺帝纪》：“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属，于午後讲习经史。”其时朝纲己弛，人心将变，虽有此令，而实无其益。是以《太祖实录》言：“科举初设，上重其事，凡民间俊秀子弟，皆得预选。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

　　又诏：“凡选举，毋录吏卒之徒。”

　　然而尝与群臣言，元初有宪官疾，吏往候之。宪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宪官悟其意，他日见吏谢之。吏曰：“某为属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理体。”是则此辈中未尝无正直之人，顾上所以陶熔成就之者何如尔。

　　陆子静尝言：“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能于分别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

　　《大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都吏，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掾史、典吏，二品衙门令史，正八品出身，其与迸士不甚相远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员之与科第高下天渊矣，故国初之制，谓之三途并用。荐举，一途也；诏罢举保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以言者谓其奔竞冗滥，无稗实用也，进士监生，一途也；吏员，一途也。或以科与贡为二途，非也永乐七年，车驾在北京，命兵部尚书署吏部事方宾，简南京御史之才者召来，宾奏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问其出身，宾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由进士、监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常识，达治体，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遂黜秉等为序班，谕自今御史勿复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谕吏部：“往时选用严慎，吏员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满岁以千计，不分贤否，一概录用，廉能几何？贪鄙塞路，其可不精择乎。”苏州况钟、松江黄子威二郡守，并有贤名，而徐烯、万棋皆累官至尚书。

　　●卷十八○秘书国史汉时天子所藏之书，皆令人臣得观之。故刘欲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司马迁为太史令，细石室金匮之书。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班ヵ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东京则班固、傅毅为兰台令史，并典校书。曹褒于东观撰次礼事。而安帝永初中，诏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窦章之被荐，黄香之受诏，亦得至焉。晋、宋以下，此典不废，左思、王俭、张缵之流咸读秘书，载之史传。而柳世隆至借给二千卷。唐则魏徵、虞世南、岑文本、椿遂良、颜师古皆为秘书监，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手书缮写，藏于内库。而玄宗命弘文馆学士元行冲，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以阳城之好学，至求为集贤院吏，乃得读之。宋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谓之三馆，太宗别建崇文院，中为秘阁，藏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置直阁校理。仁宗复命缮写校勘，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藏于太清楼，而范仲淹等尝为提举。且求书之诏，无代不下，故民间之书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书亦往往传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干宝之《晋书》、柳芳之《唐历》、吴竟之《唐春秋》、李煮之《宋长编》、并以当时流布。至于会要、日历之类，南渡以来，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尝禁止。今则实录之进，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在朝之臣非预篡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是虽以夫子之圣，起于今世，学夏、殷礼而无从，学周礼而又无从也，况其下焉者乎！岂非密于禁史而疏于作人，工于藏书而拙于敷教者邢？遂使帷囊同毁，空闻《七略》之名；家壁皆残，不睹《六经》之字。鸣呼忄希矣！

　　○十三经注疏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歧注，皆汉人。《易》则王粥注，魏人。《系辞》，韩康伯注，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梁》则范甯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

　　《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布于天下。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高宗纪》：“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时但有《易》、《书》、《诗》、《礼记》、《左氏春秋》五经。永徽中，贾公彦始撰《周礼》、《仪礼》义疏。《宋史·李至传》：“判国子监，上言：‘《五经》书既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修，望令直讲崔颐正、孙、崔等重加雠校，以备刊刻。’从之。”今人但知《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作，不知非一人之书也，《新唐书》颖达本传云：“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判受诏撰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诏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

　　○监本二十一史宋时止有十六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但辽、金二史向无刻本，南北齐、梁、陈、周书人间传者亦罕，故前人引书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及诸书，亦不复采辽、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国于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欲差官购索民间古本，部议恐滋烦扰，上命将监中十七史旧板考对修补，仍取广东《宋史》板付监，辽、金二史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进。至万历中，北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板视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然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举一二。如《魏书·崔孝芬传》：“李彪谓崔挺曰：‘比见贤子谒帝，旨谕殊优、今当为群拜纪。”此《三国志·陈群传》中事，非为隐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当为绝群耳。”不知纪群之为名，而改“纪”为“绝”，又倒其文，此已可笑。

　　又如《晋书·华谭传》未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与谭齐名。”今本误于“始”字绝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题，而再以“淮”字起行。《齐王同传》末云：“郑方者，字子回。”此姓郑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而别叙其人与书及同答书于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郑方者”三字名题。《唐书·李敬玄传》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属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适足以彰大学之无人，而贻後来之栅笑乎？《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乡射礼》脱“士鹿中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至于历官任满，必刻一书，以充馈遗，此亦甚雅，而卤莽就工，殊不堪读。陆文裕《金台纪闻》曰：“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人谓之学祖，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工大者合数处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国学，今南监《十六史》诸书地里、岁月、勘校、工役并存可识也。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以供馈赆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复此非难也。而书之已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此非後之君子之责而谁任哉？

　　《旧日唐书》病其事之遗阙，《新唐书》病其文之晦涩，当兼二书刻之，为《二十二史》。如宋、魏诸国既各有书，而复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张参五经文字唐人以《说文》、《字林》试士。其时去古未远，开元以前未改经文之日，篆籀之学，童而习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书景龙观钟，犹带篆、分遗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远，而为说日以凿矣，大历中，张参作《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开成中，唐玄度增补，复作《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向无板本，间有残缺，无别本可证。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并属诸生补此书之阙，以意为之。乃不知此书特《五经》之文，非经所有者不载，而妄添经外之字，并及字书中泛博之训。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者，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

　　○别字《慢汉书·儒林传》：“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近鄙者，犹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

　　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梭序》：“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传》：“绍圣中，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好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读宗庙，脾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盖已不可究。质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辑而存之，岁久必致沦失。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招绅之祸无一得免者。”天启中，篡辑《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则後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以胜之。且如《要典》一书，其言未必尽非，而其意别有所为，继此之为书者犹是也。此国论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崇帧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准绳乎？

　　○密疏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对，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後《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从之。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後，重为奋笔之文，追遗议于後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

　　○贴黄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至。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辞。崇祯帝英年御宇，厉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数月之後，颇亦厌之，命内阁力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犊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後，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记注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後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後，大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惟奏辞见二事。其後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旧唐书·姚踌传》：“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後，谋议皆不预闻，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始也。”

　　○四书五经大全自朱于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後，黄氏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名日《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入像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篡疏》，吴氏《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溢，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入而定字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自永乐中命儒臣篡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倪氏《辑释》今见于刘用章所刻《四书通义》中。永乐中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外误。至《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曰”，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谨《诗传通释》，而改其中“愚按”二字为“安成刘氏曰”。其三经後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书传会选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书传》。上以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问亦有未安者，遂诏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凡蔡氏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颁行天下。今按此书若《尧典》谓“大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高宗肜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西伯勘黎》谓是武王，《洛浩》“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论。

　　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干字音、字体、字义辩之甚详。其传中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後学。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内典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夕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自老庄之学行于战国之时，而外义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庄子也。于是高明之士厌薄诗书，以为此先王所从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人中国，其所言清净慈悲之说，适有以动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诸君子从而衍之，由清净自在之说而极之，以至于不生不死人于涅，则杨氏之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说而极之，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则墨氏之兼爱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佛氏乃兼之矣。其传浸盛，後之学者遂谓其书为内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将内释而外吾儒乎？夫内释而外吾儒，此自缁流之语，岂得士人亦云尔乎，《黄氏日钞》云：“《论语·曾子三省章》集注载尹氏曰：‘曾于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语意已足矣。’又载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後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掸学之说耳。象山陆氏因谓曾子之学是里面出来，其学不传；诸子是外面人去。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凡皆源于谢氏之说也。後有朱子，当于集注中去此一条。”

　　褚少孙补《滑稽传》，以传记、杂说为外家，是以《六经》为内也。东汉儒者则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举图谶之文，一归之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今百世之下，晓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谓内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矣。

　　○心学《黄氏日钞》解《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尧命舜之辞，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详焉耳。尧之命舜曰：‘允执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语于‘允执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审择而能执中者也。此训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执中一语而发也。尧之命舜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今舜加‘无稽之言勿听，以至敬修其可愿’于‘天禄永终’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于困穷而永终者也’，此戒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永终’二语而发也，执中之训，正说也；永终之戒，反说也。盖舜以昔所得于尧之训戒并其平日所尝用力而自得之者，尽以命禹，使知所以执中而不至于永终耳，岂为言心设哉。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葵九峰之作《书传》，述朱子之言曰：‘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治之之法而并传之。’可谓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虽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国平天下之本，其说固理之正也。其後进此书传于朝者，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世之学者遂指此书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依矣。”愚按，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何传之云：“俗说浸淫，虽贤者或不能不袭用其语，故僭书其所见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亦是借用释氏之言，不无可酌。

　　《论语》一书言心者三，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乃“操则存，舍则亡”之训，门人未之记，而独见于《孟子》。夫未学圣人之操心，而骤语夫从心，此即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旦昼之所为有牿亡之者矣。

　　唐仁卿答人书曰：“自新学兴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学也则心而已矣。元闻古有学道，不闻学心；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学者，盖谓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虽上圣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学而遗心，孰若执事责以不学之易了，而元亦可以无辞于执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又已‘终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门诸子，日月至焉，夫子犹未许其好学，而况乎日至未能也，谓之不学可也。但未知执事所谓学者果仁邪？礼邪？事邪？抑心之谓邪？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虽执事亦知其不可；”执事之意必谓仁与礼与事即心也，用力于仁，用力于心也。复礼，复心也；行事，行心也。则元之不解犹昨也，谓之不学可也。”又曰：“孳革为善者心，孳孳为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别人禽，虽大圣犹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学乎？心学者，以心为学也。以心为学，是以心为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则是，求心则非；求心则非，求于心则是。我所病乎心学者，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与我同类；心果可学，则‘以礼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为心障与！”

　　《论语》：“仁者安仁。”集注：“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此皆庄、列之言，非吾儒之学。太甲曰：“顾讠是天之明命。”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则存，舍则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举业林文烙《福州府志》曰：“余好问长老前辈时事，或为余言林尚默，方游乡序，为弟子员，即自负其才当冠海内士云。然考其时，试诸生者则杨文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当时所习特举子业耳，而杨、金二学士皆文章宿老，蔚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节，何哉？当是时也，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习之，譬作车者不出门，而知适四方之合辙也，工德末，异说者起，以利诱後生，使从其学，毁儒先，低传汪，殆不啻弃髦矣。由是学者怅怅然莫知所从，欲从其旧说则恐或主新说，从其新说则又不忍遽弃传注也。己不能自必，况于人平？呜呼！士之怀瑾握瑜，范驰驱而不遇者，可胜道哉！是故射无定鹄，则羿不能巧；学无定论，则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风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又曰：“近日讲学之辈，弥近理而大乱真。士附其门者皆取荣名，于是一唱百和，始伐木者呼邪许，然徐而叩之，不过徽捷径于终南，而其中实莫之能省也。”东乡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呜呼！制举业中始为禅之说者，谁与原其始？盖由一二聪明才辩之徒，厌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之说，乐简便而畏绳束，其端肇于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杨氏之书为最著。国初，功令严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盖至摘取良知之说，而士稍异学矣，然予观其书，不过师友讲论立教明宗而已，未尝以人制举业也。其徒龙溪、绪山阐明其师之说，而又过焉，亦未尝以人制举业也。龙溪之举业不传，阳明、绪山班班可考矣。衡较其文，持详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异于朱氏之学者。然则今之为此者，谁为之始与？吾姑为隐其姓名，而又详乙注其文，使学者知以宗门之糟粕，为举业之偏者自斯人始。呜呼，降而为传灯，于彼教初说，其浅深相去已远矣，又况附会以援儒人墨之辈，其鄙陋可胜道哉。今其大旨不过曰‘耳自天聪，目自天明’，犹告子曰生之谓性’而已。及其厌穷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犹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学》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将有所论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学者可以废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援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坊刻中有伪作罗伦《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题曰：“良知者，廓于学者也。”按罗文毅中成化二年进士，当时士无异学，使果有此文，则良知之说始于彝正，不始于伯安矣。况前人作破亦无此体，以其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题用庄子《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大宗师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列子》曰：“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汉书·杨王孙传》曰：“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说文》曰：“真，仙人变形登天也。”徐氏系传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反人为亡，从目从匕，入其所乘也。”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真经”，皆本乎此也。後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李斯《上秦王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韩信请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又更东垣曰“真定”。窦融《上光武书》曰：“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而与老、庄之言真亦微异其指矣。宋讳“玄”，以“真”代之，故庙号曰真宗。玄武七宿改为“真武”，玄冥改为“真冥”，玄挎改为“真枵”。《崇文总目》谓《太玄经》为“太真”，则犹未离其本也。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庄子·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列子·仲尼篇》：“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始明以《庄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侦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

　　《孟子》言：“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爱亲敬长。若夫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则必待学而知之者矣。今之学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庄子》之真知。

　　○科场禁约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琦上言：“顷者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崇正辟邪，甚盛举也。臣窃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习浸淳，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是非廉耻为广大。取佛书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语道既为舂驳，论文又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臣请坊间一切新说曲议，令地方官杂烧之。生员有引用佛书一句者，廪生停廪一月，增附不许帮补，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书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许会试，多者黜革。伏乞天语申饬，断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对学必不明，世运必不劢。即能实诣其极，亦与国家无益，何况袭咳唾之余，以自盖其名利之迹者乎？夫道术之分久矣。自西晋以来，于吾道之外别为二氏；自南宋以来，于吾道之中自分两岐；又其後则取释氏之精蕴，而阴附于吾道之内；又其後则释氏之名法，而显出于吾道之外。非圣主执中建极，群工一德同风，世运之流未知所届。”上曰：“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用？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可开列条款奏来。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此稍为厘正，然而旧染既深，不能尽涤；又在位之人多以护借士子科名为阴德，亦不甚摘发也。至于未年，诡僻弥甚。

　　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崇帧三年，浙江乡试题“义用明俊民用章”。上文“岁月日时无易”，传曰：“不失其时也。”第三名龚广生文，误以为历家“一日十二时”之时，而取冠本经，刻为程文。九年，应天乡试题“‘王请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内有“以遏祖莒”，注曰：“‘莒’，《诗》作‘旅’，众也。”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误以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闻磨勘。诏令之不行至此。

　　○朱子晚年定论《宋史·陆九渊传》：“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辩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大极之辩，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

　　王文成所辑《朱子晚年定论》，今之学者多信之，不知当时罗文庄已尝与之书而辩之矣。其书曰：“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牍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八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直卿》一书，监本止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定本’二字，今所编增此二字，而序中又变‘定’字为‘旧’字，却未详‘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凡此，愚皆不能无疑，顾犹未足深论。窃以执事天资绝世，而日新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後，自以为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某固信其非虚语也。然又以为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悟，揆之于理，容有是邪？他说固未敢请，尝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与张南轩答问书。内第四书亦自以为：‘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与执事之所自序者无一语不相似也，书中发其所见，不为不明；而卷未一书，提纲振领，尤为详尽。窃以为千圣相传之心学，殆无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独不为执事所取？无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书为然，则《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不容别有一般道理；如其以为未合，则是执事精明之见，决与朱子异矣！凡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抵牾之大隙哉！又执事于朱子之後，特推草庐吴氏，以为见之尤真，而取其一说，以附三十余条之後。窃以草庐晚年所见端的与否，以未易知。盖吾儒昭昭之云，释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于此。即草庐所见果有合于吾之所谓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间钻研文义之效，殆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者也。盖虽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纯粹，又蚤获亲炙于濂溪，以发其吟风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诸《六经》而後得之。但其所禀邻于生知，闻一以知十，与他人极力于钻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钻研文义为非，而以堕此科臼为悔？夫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鱼兔之获，而反追咎筌蹄，以为多事，其可乎哉？东陈建作《学通辩》，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而为之，辩曰：‘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二家谱集具载甚明。近世东山赵氵方《对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岂鹅湖之论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此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依。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朱于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後学之深。故今编年以辩，而二家早晚之实，近儒颠倒之弊，举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不可强同。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之定论也。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乃或专言涵养，或专言穷理，或止言力行，则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药也。今乃指专言涵养者为定论，以附合于象山，其诬朱子甚矣！”又曰“赵东山所云，盖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没後乃臆料其後会之必同，本欲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人主。陆亘公谓其愚弄朝廷，甚于赵高指鹿为马。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弄後学，岂非吾道中之延龄哉！”又曰：“昔韩绛、吕惠卿代王安石执政，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愚谓近日继陆学而兴者，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墩则护法善神也。宛平孙承泽谓阳明所编，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纵之圣，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闻多见，曰博文约礼，至老删述不休，犹欲假年学《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进学必在致知，涵养必在主敬，德性在是，问学在是。如谬以朱子为支离，为晚悔，则是吾夫子所谓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文约礼皆早年之支离，必如无言、无知、无能为晚年自悔之定论也。以此观之，则‘晚年定论’之刻，真为阳明舞文之书矣。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後，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而王尚书发策谓：‘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发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便人不可诘。’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故王门高弟为泰州、龙溪二人。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篑。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而苏子瞻谓李斯乱天下，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困知之记》、《学之编》，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苏志》言姚荣国著书一卷，名曰《道馀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後，其友张洪谓人曰：“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馀录》，辄为焚弃。”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嘉靖二年，会试发策，谓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与？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与？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斥之，得无不可乎！当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论者，涓涓不塞，终为江河，有世道之责者，可无履霜坚冰之虑。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後贤乎！

　　○李贽《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耦，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已而贽逮至，惧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钟惺钟惺字伯敬，景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天启初，任福建提学副使，大通关节。丁父忧去职，尚挟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抚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闲，《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登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坐是沈废于家。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书盛行于世。已而评《左传》，评《史记》，评《毛诗》，好行小慧，自立新说，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论者遂忘其不孝贪污之罪，且列之为文人矣。

　　余闻闽人言，学臣之鬻诸生自伯敬始。当时之学臣，其于伯敬固当如茶肆之陆鸿渐，奉为利市之神，又何怪读其所选之诗。以为《风》、《骚》再作者耶？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故书其事于《五经》诸书之後。呜呼！“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窃书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世说》曰：“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後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旧唐书》：“姚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篡》多为後之注《汉书》者隐没名字，将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吾读有明宏治以後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勘书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Θ”，乃“环堵”之误。注云：“绪疑当作‘’。”“‘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後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是用《汉书·贾山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三辅决录》：“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为往来之径。”今误作“金槌”，而又改为“椎轮”。唐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著诗》：“还将贵公主，嫁与亻辱檀王。”是用《晋书·载记》：“河西王秃发亻辱檀”。今误作“耨檀”，而又改为“褥毡”，比于“金根车”之改“金银”，而又甚焉者矣。

　　《庄子》：“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一本作“所师”。盖魏晋以後，写书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讹“石”也。

　　○改书《东坡志林》曰：“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是知穿凿之弊自汉已然，故有行赂改兰台漆书，以合其私者矣。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後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後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易林《易林》疑是东汉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延寿在昭、宣之世。

　　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如曰“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曰“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寻传》语；曰“新作初陵，逾陷难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

　　●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文不贵多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馀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西京尚辞赋，故《汉书·艺文志》所载止诗、赋二家。其诸有名文人，陆贾赋止三篇，贾谊赋止七篇，枚乘赋止九篇，司马相如赋止二十九篇，儿宽赋止二篇，司马迁赋止八篇，王褒赋止十六篇，杨雄赋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则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而于《枚皋传》云：“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其文委<骨皮>，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不二十篇，其尤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是辞赋多而不必善也。东汉多碑诔书序论难之文；又其时崇重经术，复多训诂。凡传中录其篇数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馀篇，少者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余、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郑玄传》云：“玄依《论语》作《郑志》八篇，所注诸经百馀万言，通人颇讥其繁。”是解经多而不必善也秦延群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馀万言，但说“日若稽古”三万言，此颜之推《家训》所谓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者也。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

　　《隋志》载古人文集，西京惟刘向六卷，杨雄、刘歆各五卷，为至多矣，他不过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简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约至一百一卷，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著书之难子书自盂、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无，而後为之，庶乎其传也与？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後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成，门人请授，先生曰：“更俟学有所进。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亻免焉日孳孳，毙而後己。”

　　○直言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玄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尉，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禹维师民，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忄舀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

　　孔稚《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魂元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此皆古人风俗之厚。

　　立言不为一时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马朗有复井田之议，谓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今承大乱之後，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当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口分，世业之制自此而起，迄于隋唐守之。《魏书》：“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议，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人市用，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杂铅，并不听用。”当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铸新钱，文日“五铢”，重如其文。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而开通元宝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时犹仿之。

　　《唐书》：“李叔明为剑南节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可行之天下。诏下尚书省议，己而罢之。”至武宗会昌五年，并省天下寺观，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毁寺四千六百馀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馀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师恃东南运粮，竭民力以航不测。泰定中，虞集建言：‘京东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而授以地：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为征额；五年有积畜，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如此，可以宽东南之运，以纾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归，’事不果行。”及顺帝至正中，海运不至，从丞相脱脱言，乃立分司，农司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岁乃大稔，至今水田遗利犹有存者，而戚将军继光复修之蓟镇，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齐王犹反手也，若膝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鸣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诗传》，至于秦《黄乌》之篇，谓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历代相沿，至先朝英庙始革千古之弊。伏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书与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尝奏，葬择近地，从俭约，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归其家。”盖上御极之初，即有感于宪王之奏，而亦朱子《诗传》有以发其天聪也。呜呼，仁哉！

　　○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

　　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後生，故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下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孙弟，以至于弑父与君，皆好犯上好作乱之推也。自胁肩诌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于世。有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曰助}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故大禹谓之巧言令色孔壬而与兜、有苗同为一类。甚哉，其可畏也。然则学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国矣。

　　世言魏忠贤初不知书，而口含天宪，则有一二文人代为之。《後汉书》言梁冀裁能书计，其诬奏太尉李固时，扶风马融为冀章草。《唐书》言李林甫自无学术，仅能秉笔，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茸者代为题尺。又言高骈上书，肆为丑悖，胁邀天子，而吴人顾云以文辞缘泽其奸。《宋史》言章用事，尝曰：“元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乃使林希典书命，逞毒于元诸臣，呜呼，何代无文人，有国者不可不深惟华实之辨也，○文辞欺人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後，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乃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宸朝罢缀鹏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馀，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後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啖。”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辞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後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乐康、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赋。”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馀子学步邯郸之说也。洪氏《容斋随笔》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後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る《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抒、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る《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

　　如杨雄拟《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书》而作《大诰》，皆心劳而日拙者矣，《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简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後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市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间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间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上，《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後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虬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

　　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惜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

　　《糖书》：郑馀庆奏议类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

　　宋陆务观《跋前汉通用古字韵》曰：“古人读书多，故作文时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为工，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近时乃或钞掇《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见此书，为之太息，书以为後生戒。”元陶宗仪《辍耕录》曰：“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改之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奠可考矣。

　　何孟春《诗冬序录》曰：“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李姓者称‘陇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郑曰‘荥阳’，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未五季间孙光宪辈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毅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後将何所考焉？此所谓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者也。”

　　于慎行《笔麈》曰：“《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辞，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无冗复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後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後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

　　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见古人不必其文之出于己○书不当两序《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序其首，副柱考序其後，职也。凡书亦犹是矣。且如国初时，府州县志书成，必推其乡先生之齿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则官于其府州县者也。请者必当其人，其人亦必自审其无可让而後为之。官于是者，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不让于乡矣。乡之先生，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官不敢作矣。义取于独断，则有自为之而不让于乡与官矣。凡此者，所谓职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别有发明，则为後序。亦有但纪岁月而无序者。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

　　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盖始于子夏之序《诗》，其後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读此言，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为人立传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考。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梁任《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大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负版，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负版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太平御览》书目列古人别传数十种，谓之别传，所以别于史家。

　　○志状不可妄作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後人，为史之本。史以记事，亦以载言。故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谓是与？

　　名臣硕德之子孙，不必皆读父书；读父书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为人作志者，必一时文苑名士，乃不能详究，而曰：“子孙之状云尔，吾则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识字之子孙，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令之宗匠，乃欲使籍谈、伯鲁之流为文人任其过，嗟乎，若是则尽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润笔《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王《野客丛书》曰：“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观陈皇後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後复得幸。此风西汉已然，”

　　杜甫作《八哀诗》，李岂一篇曰：“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毯，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刘禹锡《祭韩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可谓发露真赃者矣。昔扬子云犹不肯受贾人之钱，载之《法言》，而杜乃谓之“义取”，则又不若唐寅之直以为利也。《戒庵漫笔》言：“唐子畏有一巨册，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

　　《新唐书·韦贯之传》言：“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今之卖文为活者可以愧矣。

　　《司空图传》言：“隐居中条山，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既不有其赠，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于许衡，衡戒之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观前代马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徐广为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陆游晚年再出，为韩诧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文公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是皆非其人而与之者也。夫祸患之来，轻于耻辱，必不得己，与其与也宁拒。至乃俭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则又贵知微之君子矣。”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亦不可轻作。《韩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实书》，曰：“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馀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好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于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为《顺宗实录》，书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则曰：“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腹，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力务聚敛征求，以给迸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仪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陵轹公卿已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之。尝有诏免畿内逋租，实不行，用诏书征之如初，小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与前所上之书迥若大渊矣。岂非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而不自觉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为戒。

　　○假设之辞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後之作者实祖此意，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又曰：“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亦是岁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陈王，岂可椅掖史传，以议此赋之不合哉。庚信《枯树赋》既言殷仲文出为东阳太守，乃复有桓大司马，亦同此例。而《长门赋》所云，陈皇後复得幸者，亦本无其事。徘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

　　陈後复幸之云，正如马融《长笛赋》所谓“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也。○古文未正之隐陆机《辨亡论》，其称晋军，上篇谓之“王师”，下篇谓之“强文信国《指南录序》中“北”字皆“卤”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谢皋羽《西台恸哭记》，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颜鲁公”，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鉴》，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辽灭晋，金破宋”，其下阙文一行，谓蒙古灭金取宋，一统天下，而讳之不书，此有待于後人之补完者也，汉人言《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其事皆见于书，故定、哀之间多微辞矣，况于易姓改物，制有华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习其读而不知，无为贵君子矣。”

　　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则今之集本或皆传书者所改。

　　《金史·纥石列牙吾塔传》“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完颜合达传》“北中大臣以舆地图指示之”，《完颜赛不传》“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盖“卤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辞未改。

　　《晋书》刘元海、石季龙，作史者自避唐讳，後之引书者多不知而袭之，惟《通鉴》并改从本名。

　　●卷二十○非三公不得称公《公羊传》曰：“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後称公。”天子三公称公，周公、召公、毕公、毛公、苏公是也。王者之後称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国诸侯其爵无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旧爵，或尝为天子之官，子孙因其号耳，非周之典制也。东迁而後，列国诸侯皆僭称公。”夫子作《春秋》而笔之于书，则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则公之；列国不公，鲁则公之，于是天子之事与人臣之礼并见于书，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汉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则置三公，之文如邓公禹、吴公汉、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伦、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苟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有书公者：《三国志》若汉之诸葛公亮、魏之司马公懿、吴之张公昭、顾公雍、陆公逊，《晋书》若卫公、张公华、王公导、庾公亮、陶公侃、谢公安、桓公温、刘公裕之类，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有书公者。史至于唐而书公，不必皆尊官。泊乎今日，志状之文，人人得称之矣。吁，何其滥与！何其伪与！

　　《大雅·古公直父》笺曰：“诸侯之臣称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于其国中皆褒其君为公，《诗》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公者，鲁人之称；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听无哗。”夫《秦誓》之书“公”，与《春秋》之书“秦伯”，不已异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册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誓》本国之书，孔子因其旧文而已。“公之媚子，从公于狩。”亦秦人之诗也。

　　平王以後，诸侯通称为公，则有不必专于本国者矣，《硕人》之诗曰：“谭公维私。”《左传》郑庄公之言曰：“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

　　周之盛时，亦有群公之称，见于康王之浩及诗之《云汉》，此犹五等之君，《春秋》书之，通日诸侯也。

　　《左传》自王卿而外无书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为王，则臣亦潜为公，《宣十一年》所谓“诸侯县公皆庆寡人”者也。传中如集公、析公、申公、郧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并边中国，白公边吴，盖尊其名以重边邑。而秦有キ公，吏失其姓名。”楚汉之际有膝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萧公、陈公、魏公、留公、方与公，高祖初称沛公，太上皇父称丰公，皆楚之遗名。此县公之公也。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记·秦始皇纪》侯公，《项羽纪》枞公、侯公，《高祖纪》单父人吕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纪》太仓令淳于公，《天官书》甘公，《封禅书》申公、齐人丁公，《曹相国世家》胶西盖公，《留侯世家》东园公，夏黄公，《穰侯传》其客宋公，《信陵君传》毛公、薛公，《贾生传》河南守吴公，《张敖传》中大夫泄公，《黥布传》故楚令尹薛公，《季布传》母弟丁公，《晁错传》谒者仆射邓公，《郑当时传》下わ翟公，《酷吏传》河东守胜屠公，《货殖传》朱公、任公，《汉书·高帝纪》终公，《艺文志》蔡公、毛公、乐人窦公、黄公、毛公、皇公，《张耳陈馀传》范阳令徐公、甘公，《刘欲传》鲁国桓公、赵国贯公，《周昌传》赵人方与公，《武五子传》瑕丘江公，《王褒传》九江被公，《于定国传》其父于公，《翟方进传》方进父翟公，《儒林传》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侠传》故人吕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郑君、卢生之比。本朝《实录》于孝慈高皇後之父亦不知其名，谓之马公，是史之阙文，非正书也。

　　大史公者，司马迁称其父谈，故尊而公之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战国策》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史记》文帝谓冯唐：“公柰何众辱我”是也。《汉书·沟洫志》“赵中大夫白公”，师古曰：“盖相呼尊老之称。”《项籍传》“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传》“东平赢公”，师古曰：“长老之号。”《元後传》“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吴志·程普传》“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晋书·乐志》：“项伯语项庄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汉书·何武传》：“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後汉书·李固传》：“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宦者传》：种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屐迎之，曰：“此王公孙也。”《晋书·陈骞传》：对父矫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过不作公耳。”《魏舒传》：夜闻人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舒自知当为公矣。《陆晔传》：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传》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北史·郑述祖传》：少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陶渊明《孟长史传》：从父太常夔尝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语，必三公方得称公也。《周书·姚僧垣传》：宣帝尝从容谓僧垣曰：“尝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乎？”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封长寿县公，邑一千户。

　　孔融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以为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说。据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辞也。《战国策》：“陈轸将之魏，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史记·留侯世家》：“吾惟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谓父为公。《宋书·颜延之传》：“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北齐书·徐之才传》：郑道育尝戏之才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

　　陆云作《祖父诔》曰“吴丞相陆公”，诔曰“维赤乌八年二月粤乙卯，吴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薨”；曰“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曰“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晋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于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张说作其父《赠丹州刺史先府君墓志》，每称必曰“君”。然则虽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称公，古人之谨于分也。

　　《史记·晁错传》：错父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人口议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呼错为公，盖以官称之。”

　　沙门亦有称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远公，惠远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志公，宝志也；澄公，佛图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鸠摩罗什也。当时之人嫌于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梁，陈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与字之，字之则不复公之矣。《宋史》丰稷驳宋用臣《谥议》曰：“凡称公者，须着宿大臣及乡党有德之士，然则今之宦竖而称公，亦不可出于士大夫之口。

　　○古人不以甲子名岁《尔雅》疏曰：“甲至癸为十日，日为阳；寅至丑为十二辰。辰力阴。”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岁则自有阏逢至昭阳十名为岁阳，摄提格至赤奋若十二名为岁名。後人谓甲子岁、癸亥岁，非古也。自汉以前，初不假借。《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贾谊《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许氏《说文》後叙：“粤在永元固顿之年，盂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岁阳岁名，不与日同之证。《汉书·郊祀歌》：“天马徕，执徐时。”谓武帝太初四年，岁在庚辰，兵诛大宛也。自经学日衰，人趋简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谓矣。

　　宋刘恕《通鉴外记目录序》曰：“庖牺前後逮周厉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是则岁之称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言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已。《隋书·律历志》：“王莽《铜权铭》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曰：“龙在己已，岁次实沈”是也。自此《後汉书·张纯传》言“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朱穆传》言“明年丁亥之岁”，苟悦《汉纪》言“汉元年，实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蜀郡造桥碑》云：“维延熹龙在甲辰”，而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岁，虽自东汉以下，然其时制诏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尝正用之，其称岁必曰元年、二年，其称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王午兵之类，皆日也。惟《晋书》王е上疏言：“臣以王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按怀帝以永嘉五年辛未为刘聪所执，愍帝以建兴元年癸酉即位，中间一年无主，故言壬申岁也。後代之人无大故而效之，非也。

　　自三国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号而称甲子。魏程晓赠傅休奕诗：“龙集甲于，四时成岁。”晋张华《感婚赋》：“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陆机《愍怀太子诔》：“龙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潜《祭从弟敬远文》：“岁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岁维丁卯，律中无射。”後周庚信《哀江南赋》：“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隐居《真诰》亦书“己卯岁”。至杜预《左传集解後序》则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大岁在王戌矣。

　　晋惠帝时，庐江杜嵩作《王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贾後弑杨太後于金塘城之岁。

　　唐人有以豫书而不称年号者。们日唐书·礼仪志》曰：“请以开元二十六年己卯四月，至辛已年十月；至甲申年四月又，至丙戌年十月又；至己丑年四月又谛，至辛卯年十月又。”其辛已以下不言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载《唐鉴铭》曰：“武德五年，岁次王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杨州总管府造青铜镜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贡。”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当时屡改年号故也。此一鉴而有正书、有豫书之不同，亦变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年。钟鼎之文则不尽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

　　《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锡◎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图》乃谓商建国始于庚戌，历十六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则凿矣。岂非迷于後世之以甲子名岁，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国皆自纪其年。发之于言，或参互而不易晓，则有举其年之大事而为言者。若曰“会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晋韩宣于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是也。又有举岁星而言，若曰“岁五及鹑火”、“岁及大梁”、“岁在娜訾之口”者。从後人言之，则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纪岁也。

　　《大祖实录》自吴元年以前皆书干支，不合古法。大祖当时实奉宋小明王之号，故有言当纪龙凤者。考之《史记》，高帝之初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制《滁州龙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窃意其时天下尚是元之天下，书至正，正合《史记》书秦之例。又有兼书者，《汉书·功臣侯表序》：“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是也。

　　○史家追纪月日之法或曰：“‘铸《刑书》之岁’，是则然矣，其下云：‘齐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则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缜密处；史之文有正纪，有追纪。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齐平。”“二月戊午，盟于儒上。”正纪也。此曰“齐燕平之月。王寅，公孙段卒。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追纪也。追纪而再云正月、二月，则嫌于一岁之中而有两正月、二月也，故变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传》追纪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传》：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谍。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漱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字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七年传》：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于罕止之。《十九年传》：于四月丁未，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二十五年传》：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二十六年传》：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馀以廪丘奔晋。《三十一年传》：公薨之月，于产相郑伯以如晋。《昭公七年传》：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又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周合生子，名之日元。皆是追纪。又如《书·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纪也。

　　○史家月日不必顺序占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属，不论月日，故有追书，有竞书。《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先书甲午晦，後书癸已。甲午为正书，而癸已则因後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扫甲戌，後书癸酉。甲成为正书，而癸酉则因後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之弑，先书五月癸亥，後书乙卯、丙辰。乙卯、丙辰为正书，而五月癸亥则因前事而竟书也，盖史家之文常念为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连属，故古人立此变例。

　　有先书以起事者。《通鉴》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书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沪水，于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书日《春秋·桓公十二年》书：“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重书日者，二事皆当系日。先书公者，先内而後外也。後人作史，凡一日再书，则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系年自《春秋》以下，纪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记·伍子胥传》：“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人郢。”则不月而日。《刺客传》：“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则不年而月，史家之变例也。盖二事已见于吴、楚二《世家》，故其文从省。

　　《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岁在寅日摄提格。孟，始也。正月为陬。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是也。或谓摄提，星名。《天官书》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非也。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古无一日分为十二时古无以一日分为十二时之说。《洪范》言岁月日，不言时。《周礼·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时。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时。吕才《禄命书》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时。

　　古无所谓时。凡言时若《尧典》之“四时”，《左氏传》之“三时”皆谓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岁、时、日、月、星、辰谓之六物。《荀子》曰：“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亦谓春夏秋冬也。自汉以下，历法渐密，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盖不知始于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废。

　　一日之中所以分纪其时者，曰日中，曰昼日，曰日昃，见于《易》；曰“东方未明”，曰“会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见于《诗》；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见于《书》；曰“朝时”，曰“日中”，曰“夕时”，曰“鸡初鸣”，曰“旦”，曰“质明”，曰“大听”，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侧”，曰“见日”，曰“逮日”，见于《礼》；曰“鸡鸣”，曰“日中”，曰“昼”，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见于《春秋传》，曰“晁”，日“薄暮”，曰“黄昏”，见于《楚辞》。纪昼则用日，《史记·项羽纪人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吕後纪》：八月庚申旦，平阳侯见相国产计事，日时，遂击产，《彭越传》：旦日，日出十余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传》：旦受沼，日食时上，《汉书·五行志人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哺时复；哺时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武五子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人山下是也，纪夜则用星，《诗》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春秋传》之言“降娄中而旦”是也。不辨星则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乡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详，于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礼·司寐氏》“掌夜时”注：“夜时谓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们又书·西域传》杜饮曰：“斥侯士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戊，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国志·曹爽传》：“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晋书·赵上伦传》：“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详，于是有言漏上几刻者。《五行志》：“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颇有光。”《礼仪志》：“夜漏未尽七刻，钟呜受贺。”《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西出。”《上尊传》：“漏上十门刻行临到。”《外戚传》：“昼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问》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无十二时之目也。”唯《历书》云：“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言子西午卯。《汉书·五行志》言“日加辰已”，又言“时加未”，《翼奉传》言“日加申”，又言“时加卯”。《王莽传》：“天文郎按┉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时加于巳。”《固髀经》亦有加卯、加西之言。若纪事之文，无用此者。《左氏传》：“卜楚丘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而杜元凯注则以为十二时，虽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时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失者未也，晡时者申也，日入者百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为十二，始见于此，考之《史记·天官书》曰：“旦至食，食至曰失，日失至，至下，下讪至日人。《素问·藏气法时论》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失”．曰“下脯”。《吴越春秋》有曰“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失”，“时加禺中”，则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记·孝景纪》：“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晋传》：“奏酒，至鸡鸣时罢。”《王莽传》：“以鸡鸣为时。”《後汉书·隗嚣传》：“至昏时遂溃围。”《齐武王传》：“至食时，赐陈溃。”《耿升传》：“人定时，步果引去。”《来歙传》：“臣夜人定後，为何人所贼伤？”《窦武传》：“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皇甫嵩传》：“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哺时，大破之。”《晋书·戴洋传》：“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时，有大风起自东南，折木。”《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时。

　　《淮南子》“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爱始将行，是谓フ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宴食。臻于衡阳，是谓禹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晡时。回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是谓下春，爱止羡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虞泉，是谓黄昏。渝于蒙谷，是谓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为十五时，而卜楚卜以为十时。未知今之所谓十二时者，自何人定之也。

　　《素问》中有言岁甲子者，有言寅时者，皆後人伪撰入之也。

　　○年月朔日子今人谓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类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类是也。《周礼·职内》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发檄时也。”汉人未有称夜半为子时者，误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几日，而又系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鲁相瑛《孔子庙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甘七日王寅”，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庙碑》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称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则有子而无日，《春秋》是也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见于《尚书》，则有兼日而书者矣。

　　《宋书·礼志》“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陈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刘之遴与张缵等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隋书》袁充上表称：“宝历之元改元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

　　时有十二，而但称“子”，犹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称“甲子”也。

　　汉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书一日者。广汉太守沈子据《绵竹江堰碑》云：“嘉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绥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计一年十回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则繁而无用，不若後人之简矣。

　　○年号当从实书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不过帝汉而伪魏、吴二国耳。自编年之书出，而疑于年号之无所从，而其论乃纷坛矣。夫年号与正朔自不相关，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则书之为鲁隐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鲁史也，据其国之人所称而书之，故元年也。晋之《乘》存，则必以是年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杌》存，则必以是年为武王之十九年矣。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与晋韩宣子书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则自称其国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对晋之辞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则两称其国之年也，故如《三国志》则汉人传中自用汉年号，魏人传中自用魏年号，吴人传中自用吴年号。推之南北朝。五代、辽、金并各自用其年号，此之谓从实。且王莽篡汉，而班固作传，其于始建国、天凤、地皇之号，一一用以纪年，盖不得不以纪年，非帝之也。後人作书，乃以编年为一大事，而论世之学疏矣。

　　《春秋传》亦有用他国之年者。齐襄公之二年，叟阝瞒伐齐，注云：“鲁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郑僖四年，鲁襄六年，郑简元年，鲁襄八年。”

　　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是也。《淮南·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谓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达，乃曰淮南王作书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僭号，此为未读《史记人们又书》者矣。赵明诚《金石录》有《楚钟铭》“惟王五十六祀”之论，正同此类。

　　又考汉时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元年”；“孝文後四年，简侯奇元年”是也。吕氏《考古图·周阳侯钅复铭》曰：“周阳侯家铜三习钅复，容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五年五月国铸第四。”《文选·魏都赋》刘良往：“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曰：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魏四年者，曹操为魏公之四年，汉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书二十八年”。自是以下，书日“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应昌”，是时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犹书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于圣裁，不独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

　　英宗命儒臣修《续通鉴纲目》，亦书“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书“吴元年”。

　　○史书一年两号古时人主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书“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书“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书“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书“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书“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书“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书“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书“显庆六年二月乙未”，下书“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书“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书“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书“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书“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书“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书“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上书“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书“永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类，并是据实而书。至司马温公作《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後一号冠诸春正月之前，当时已有识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义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于春夏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当名此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纪事。及史官定策，须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後，虽则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年也。”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温公《通鉴》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书“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黄初之号，则非《春秋》之义矣。岂有旧君尚在，当时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後之为史者顾乃追夺之乎！

　　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即书云：“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甚为无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然于《炀帝纪》书十三年，于《恭帝纪》书二年，两从其实，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实录》上书“四年六月己巳”，下书“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实书，与前代合，但不明书建文年号，後人因谓之革除耳。

　　《英宗实录》上书“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书“天顺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实。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为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则诏令文移一一皆当追改，且上诬先皇矣。故纪年之法，从古为正，不以一年两号、三号为嫌。

　　○年号古今相同《水经注·水下》“千金曷”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号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余，其见于文必全书，无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丰”、“政宣”、“建绍”、“乾淳”之语，已是不敬，然犹一帝之号自相连属，无合两帝而称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丰”以“元”字与“元枉无别，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称“永宣”、“成宏”、“嘉隆”，合两帝之号而为一称。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列圣年号昭然，如何说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称“庆历”、“启祯”，更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莱”、如“温台”，则可；如“真顺“、“广大”，则不通矣。然汉人己有之。《史记·大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传》：“夫燕亦勃褐之间一都会也。”注云：”勃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云：“巴郡宕渠县。”魏晋以下始多此语。常琚《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广。”是键为、广汉二郡，左思《蜀都赋》：“跨蹑犍。”是键为、二郡。《魏都赋》：“恒碣パФ于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传》以太、济水为“济”，《史记》以黄帝，老子为“黄老”，以王乔、赤松子为“乔松”，以伊尹、管仲为“伊管”，以绛侯、灌婴为“绛灌”。

　　○孙氏西斋录唐人作书无所回避。孙樵所作《西斋录》，乃是私史。至于起王氏已废之魂，上配天皇；条高後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义凛然。视孔子之沟昭墓道，不书定正，而抑且过之矣。

　　此说本之沈既济《驳吴兢史议》，谓当并天後于《孝和纪》，每岁书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後行某事，改某制，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後，名礼两得。至于姓氏名讳，人宫之由，历位之资，及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人《皇後传》，列于废後上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後》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通鉴书改元《晋书·载记》：十六国时，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连属书之，其实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国之中，数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亦必有逾年而称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录》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合。若从帝纪，则建武六年当是己亥，今此碑与《西门豹词殿基记》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纪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证。然《载记》亦不尽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岁月也。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为帝祥兴元年，非也。黄氵晋《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盖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兴”。以此推十六国事，必当同此。

　　○後元年汉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後人追纪之为中为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号，後人追纪之，则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年号《通鉴》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凤翔法门寺碑》，天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称秦王，则前乎同光之二年矣，盖必茂贞所自称。又史言茂贞奉天年号，此碑之未亦书“天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则并以天复纪年，至天复二十年止，亦与史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是时昭宗改元天，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前蜀世家》则云“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其说不同。按此碑则歧人亦称天复，史失之也。

　　又今阳城县有後周显德二年徐纶撰《龙泉禅院记》内述天十九年。按此地本属梁，此记乃追削梁号，而改称天者。

　　○通鉴书葬《通鉴》书外国之葬，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外于盛乐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为仿《春秋》之文，愚以为非也。《春秋》书“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皆鲁遣其臣会葬，故为此文。若南北朝时，本国自葬，则当书“魏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则得之矣。

　　○通鉴书闰月《通鉴》书闰月而不著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时，间未有不在岁终者。自《太初历》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著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後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新唐书》亦然，惟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无事，乃书曰：“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史书人君未即位史书人君未即位之例，《左传》晋文公未入国，称“公子”。己人国称“公”；《史记》汉高帝未帝称“汉王”，未王称“沛公”。五年，将战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于言为不顺矣。

　　沈约作《宋书》，于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书“进齐公爵为齐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书“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充州刺史”，自此以下，齐王之号累见于篇，此言之不顺也。

　　○史书一人先後历官《汉书·沟恤志》先称“博士许商”，次称“将作大匠许商”，後称“河堤都尉许商”，此书一人而先径历官不同之法。《书·君》：“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汤时未为保衡，至太甲时始为此官，故变文以称之也。

　　○史书郡县同名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後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郡国改名《後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乡为章陵县。”“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词旧宅。”又云：“乃悉为春陵宗室起词堂。”上言“章陵”，见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候之宗室，不可因县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当，当日东垣人。《卢绾传》“高帝十一年冬，更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师古曰：“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追言之也。”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後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後汉书·党锢传》：刘YY，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後别属博陵。”夏候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此郡国改名之例。

　　○史书人同姓名《史记》汉高帝时有两韩信，则别之曰“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刘歆，则别之曰“国师刘歆”。此其法本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两贾举，则别之曰“侍人贾举”。

　　《金史》有二讹可，日草火讹可、日板子讹可；有三娄室，日大娄室、曰中娄室、曰小娄室。

　　○述古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後可与进于学。

　　○引古必用原文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宏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後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引书用意《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喂。”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偶声律之文宜不屑为。而其《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李大白《黄鹤楼诗》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讥河古人，翻驳旧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宋洪迈从孙倬丞宣城，自作题名记：“迈告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盖以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也。夫以题目之同于文公，而以为犯不韪，昔人之谨厚何如哉。

　　○史书下两曰字注疏家凡引书，下一“曰”字；引书之中又引书，则下一“云”字。云、曰一义，变文以便读也，此出于《论语》“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记载之辞，可下两“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书家凡例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题古人作书，于一篇之中有分题，则标篇题于首而列分题于下。如《尔雅》“释天”一篇，下列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列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是也。疏家谓之题上事，谓标题上文之事。若《周公践昨》及《诗》篇章句，皆篇末题之，故此亦尔。今按《礼记·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践阼”；《乐记篇》有曰“子贡问乐”，亦同此例，後人误连于本文也。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于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华”、“美芳”二题，传写之误，遂以冠後。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後“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後，“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後，今国子监刻本皆改之。

　　●卷二十一○作诗之旨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自居易《与无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自叙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好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大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邪？”嗟乎，可谓知立言之旨者矣。

　　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诗不必人人皆作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尽，则亦无庸更续。是以虞廷之上。皋陶庚歌，而禹、益无闻，古之圣人不肯为雷同之辞、骈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矣。

　　尧命历而无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诗，不闻後世之人议其劣于舜与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统，乃其事在《六经》，而所自为歌止于“龟山”、“彼妇”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与？夫我则不暇与？

　　宋邵博《闻见後录》曰：“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

　　《五子之歌》适得五章，以为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见耳。

　　《胃阳》，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晋公子无一言。尹吉甫作《嵩高》之诗以赠申伯，《民》之诗以赠仲山甫，《韩奕》之诗以赠韩侯；而三人者不闻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诗不以无和答为嫌。

　　○诗题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赉》、若《般》，皆庙之乐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无有也。五言之兴，始自汉魏，而十九首并无题，郊祀歌、铙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杂诗》，而不必同其义，则亦犹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

　　杜子美诗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见李生久”，则以《不见》名篇；“近闻犬戎远遁逃，”则以《近闻》名篇；“往在西京时”，则以《往在》名篇；“历历开元事，”则以《历历》名篇；“自平宫中吕太一”，则以《自平》名篇；“客从南溟来”，则以《客从》名篇。皆取首二字为题，全无意义，颇得古人之体。

　　古人之诗，有诗而後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後有诗。有诗而後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後有诗者，其诗徇乎物。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古人用韵无过十字者，独《闷宫》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韵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于义必有不达，故末四句转一韵。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

　　叶少蕴《石林诗话》曰：“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各取其半，方为尽善。然此不可为不知者言也。”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韵中字几尽者，有用险韵者，有次人韵者，皆是立意以此见巧，便非诗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传》，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圣人无必无固，于文见之矣。

　　○诗有无韵之句诗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汉以上往往有之。“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两韵也，至当不可易。下句云：“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则无韵矣，亦至当不可易。古辞《紫骝马歌》中有“春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二句无韵。李大白《天马歌》中有“自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二句无韵。《野田黄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无韵。《行行且游猎篇》首二句“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无韵。

　　○五经中多有用韵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虽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诗，有韵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韵者，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韵者，如《思齐》之四章、五章，《召》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无韵者，《周颂·清庙》、《维天之命》、《吴天有成命》、《时迈》、《武》诸篇是矣。说者以为当有余声；然以余声相协而不入正文，此则所谓不以韵而害意者也。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大禹漠》：“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圣漠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太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玉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皆用韵。又如《曲礼》：“行前朱鸟而後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玄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磐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大之祜。”《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昌，疾不作而无妖祥，此之渭大当。然後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凡此之类，在秦汉以前诸子书并有之。太史公作赞，亦时一用韵，而汉人乐府诗反有不用韵者。

　　○易韵《易》之有韵，自文王始也，凡卦辞之繁者时用韵。《蒙》之“渎”、“告”，《解》之”复”、“夙”，《震》之“”、“哑”，《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则辞愈繁，而愈多用韵。疑古卜辞当用韵，若《春秋传》所载懿氏之“锵”“姜”、“卿”、“京”，骊姬之“渝”、“俞”、“莸”、“臭”，伯姬之“”、“贶”、“偿”、“相”、“姬”、“旗”、“师”，“丘”、“孤”、“弧”、“姑”、“逋”、“家”、“虚”，鄢陵之“蹙”’、“目”，孙文子之“陵”、“雄”，卫侯之“羊”、“亡”，“窦”、“逾”。又如《国语》所载晋献公之“骨”、“猾”、“ㄏ”，《史记》所载汉文帝之“庚”、“王”、“光”，《汉书·元後传》所载晋史之“雄”、“乘”，“崩”、“兴”，皆韵也。故孔子作《彖象传》用韵，盖本经有韵而传亦韵，此见圣入述而不作，以古为师而不苟也。

　　《彖象传》犹今之笺注者，析字分句以为训也；《系辞》、《文言》以下犹今之笺注于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书之义而通论之也，故其体不同。○古诗用韵之法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车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长发》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若《兔》及《采薇》之首章，《鱼丽》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若《车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为韵，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韵，而下分二节承之，若《有替》之篇者。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

　　先生《音学五书》序曰：《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咸然後被之乐，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之时，其文皆本于六书，其人皆出于族党库序，其性皆驯化于中和，而发之为音，无不协于正。然而《周礼》大行人之职，“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赓，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系，无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词赋日繁，而後名之曰韵，至宋周容、梁沈约，而《四声之谱》作。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体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韵。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徐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民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

　　○古人不忌重韵杜子美作《饮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无此体，遂欲分为八意，以为必分为八而後可以重押韵无害也，不知《柏梁台诗》三“之”、三“治”、二“哉”、二“时”、二“来”、二“材”已先之矣。“东川有杜鹃，西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求其说而不得，则疑以为题下注，不知古人未尝忌重韵也。故有四韵成章成唯用二字者，“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是也。有二韵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韵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

　　如《采薇》首章连用二“猃狁之故”句，《正月》一章连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连用二“而微”字，《车荦》三章连用二“庶几”字，《文王有声》首章连用二“有声”字，《召》卒章连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未用“露”字，又如《简兮》卒章连用三“人”字，《那》连用三“声”字。其重一字者，不可胜述。汉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诗》三“头”字，二“隅”字，二“馀”字，二“夫”字，二“须”字。《焦仲卿妻作》三“语”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归”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门”字，又二“言”字。苏武《骨肉缘枝叶》一首，二“人”字，《结发为夫妇》一首二“时”字。陈思王《弃妇词》二“庭”字，二“灵”字，二“鸣”字，二“成”字，二“宁”字。阮籍《咏怀诗·灼灼西颓日》一首，二“归”字。张协《杂诗·黑戾跃重渊》一首二“生”字。谢灵运《君子有所思行》二“归”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竞述怀诗》二“反”字。任《哭范仆射诗》二“生”字，三“情”字。沈约《钟山诗》二“足”字。然则重韵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诸葛孔明《梁父吟》云：“间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当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初唐诗最为严整，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用二“相”字，今人谓必字同而义异者方可重用，若此诗之二“相”固无异义也。且《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异义哉！

　　李太白《高阳歌》二“杯”字，《庐山谣》二“长”字；杜子美《织女诗》二“中”字，《奉先县咏怀》二“卒”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诗》张九龄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园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济”字，《宿凿石浦》二“系”字；韩退之《此日足可惜诗》二“光”字，二“鸣“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诗有以意转而韵须重者，如“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兮，犹求友声。”“有杖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监，我心伤悲。卉木萋止，汝心悲止。”于论鼓钟，于乐辟ń。於论鼓钟，于乐辟ń。”又若“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转者，不容别换一字。○七言之始昔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诗。余考七言之兴，自汉以前，固多有之。”《灵枢经·剌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团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绘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此皆七言之祖。

　　《素问·八正神明论》：“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慧然独悟，口弗能言，杰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侯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其文绝似荀子《成相篇》。

　　○一言《缁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还”字一句。若曰“敝予还予”，则言之不顺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为诗也？《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一句，“吴”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诗。○古人未有之格语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诗，而四字皆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庄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为一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孟尝君传》“长铁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铁归来乎，无以为家”是也。

　　○古人不用长句成篇古诗有八言者，“胡瞻尔庭有悬兮”是也。书》：“卢群在吴少诚席上作歌调之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此则通首八言。又如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之类，则不过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是也。然无用为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于歌也，长则意多冗，字多懈，其于文也亦难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则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诗之本义也。知此义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从来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为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汉人所以难之也。

　　○诗用叠字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え秽秽，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

　　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其前後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骏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瞿瞿。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後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後人辞赋亦罕及之者。

　　○次韵令人作诗动必次韵，以此为难，以此为巧。吾谓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诗言之，平声通用三十韵之中，任用一韵，而必无他韵可易；一韵数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无他字可易。名为易，其实难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凑足之，文或未顺则曰牵于韵耳，意或未满则曰束于韵耳。用事遣辞小见新巧，即可擅场。名为难，其实易矣。夫其巧于和人者，其胸中本无诗，而拙于自言者也。故难易巧拙之论破，而次韵之风可少衰也，、严沧浪《诗话》曰：“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至往复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启》曰：“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或相仿效，或力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是知元、白作诗次韵之初，本自以为戏，而当时即已取讥于人。今人乃为之而不厌，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也。

　　欧阳公《集古录》论唐薛苹倡和诗曰：其问冯宿，冯定、李绅皆唐显人，灵澈以诗名後世，然诗皆不及苹，盖倡者得于自然，和者牵于强作。”可谓知言。朱子《答谢成之书》谓：“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人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

　　○柏梁台诗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按《史记》及《汉书·孝景纪》：“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买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传》同。又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与太母争樽，公卿请废为庶人。天子曰：“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梁余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为元朔二年，来朝；其三十六年为太初四年，来朝，皆不当元封时。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鸿胪。治粟内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风。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往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又按《孝武纪》：“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定官名，则是柏梁既灾之後，又半岁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马，大将军青则薨于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後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阙下。”臣联曰：“天子副车驾驷马，此一时异数，平王安得有此？”

　　诗体代降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後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书法诗格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无不皆八分书者，是今之真书不足为字也。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皇朝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体之诗皆不收，是今之律诗不足为诗也？今人将由真书以窥八分。由律诗以学古体，是从事于古人之所贱者，而求其所最工，岂不难哉！

　　鄞人薛千仞冈曰：“自唐人之近体兴，而诗一大变，後学之士可兼为而不可专攻者也。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後生无不为七言律，似反以此为人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

　　○诗人改古事陈思王上书：“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注谓：“赦盗马，秦穆公事，秦亦赵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赵至《与嵇茂齐书》：“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梁鸿本适吴，而以为越者，吴为越所灭也。谢灵运诗：“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弦高所犒者秦师而改为晋，以避下“秦”字，则舛而陋矣。李大自《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子美《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改“黄犬”为“苍鹰”，改“玉碗”为“金碗”，亦同此病。

　　自汉以来，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本当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骥尾。使後人为之，岂不为人讥笑？谓高祖也。

　　○庾子山赋误庾子山《枯树赋》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记》：“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春二月，起建章宫。”《西京赋》：“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是灾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汉也。《哀江南赋》云：“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夜听捣衣曲》云：“栩阳离别赋。”按《汉书·艺文志》：“别栩阳赋五篇。”详其上下文例，当是人姓名，姓别，名栩阳也。以为“离别”之别，又非也。

　　○于仲文诗误隋于仲文诗：“景差方人楚，乐毅始游燕。”按《汉书·高帝纪》：“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齐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王逸《楚辞章句》：“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然则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为人楚，岂非梁、陈已下之人，但事辞章，而不祥典据故邪？

　　梁武帝天监元年，诏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贬。”此用孟子“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与此一类。

　　○李太白诗误李大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光禄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後单于竞北归庭。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赋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关与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颜氏家训》谓：“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其论梁简文《雁门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萧子晖《陇头水》，而云“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存中论白乐天《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谓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盖有同者。

　　梁徐徘《登琅邪城》诗：“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楼兰。”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楼兰为西域之国，在玉门关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无论也。

　　○郭璞赋误郭璞《江赋》：“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淮、泗并不入江，岂因盂于而误邪？

　　○陆机文误陆机《汉高帝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乃不考史书之误。《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後于小黄作陵庙。”《本纪》“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则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後崩，乃太上皇崩之误，文重书而未删也。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九月，归大公、吕後，并无皇温。

　　○字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易》：“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牛羊排字之。”《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皆训为乳。《书·康浩》：“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乐王鲋，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爱养之义，唯《仪礼·士冠礼》“宾字之”，《礼记．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之义稍近，亦未尝谓文为了也，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说文》序云：“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仪礼·聘礼》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此则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汉而显也与？

　　许氏《说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书谓之文，隶书谓之字。张揖《上博雅表》“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经字样》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计一文。”则通谓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二汉以上，言音不言韵，周容、沈约出，音降而为韵矣。

　　○古文古时文字不一。如汉汾阴宫鼎其盖铭曰：“汾阴供官铜鼎盖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铭曰：“汾阴供官铜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亍”。其未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铭三见而三不同。自唐以往，文字日繁，不得不归一律，而古书之不复通者多矣。

　　○说文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後之学者一点一画莫不奉之为规矩。而愚以为亦有不尽然者。且以《六经》之文，左氏、公羊、梁之传，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诸儒之训，而未必尽合；况叔重生于东京之中世，所本者不过刘欲、贾逵，杜林，徐巡等十惊人之说，而以为尽得古人之意，然与否与？一也，《五经》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传写人人各异，今其书所收率多异字，而以今经校之，则《说文》为短，又一书之中有两引而其文各异者，後之读者将何所从？二也。流传既久。岂无脱漏？即徐铉亦谓篆书湮替日久，错乱遗脱，不可悉究。今谓此书所阙者必古人所无，别指一字以当之，改经典而就《说文》，支离回互，三也。今举其一二评之。如秦、宋、薛皆国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为居，“薛”从辛为{自辛}，此何理也？《费誓》之费改为“{北米}”，训为恶米。武王“载旆”之旆改为“”，训为土。“威”为姑，也为女阴。“”为击声。“困”为故庐。“普”为日无色。此何理也？“貉”之为言恶也，视“犬”之字如画狗，“狗，叩也”，岂孔子之言乎？训“有”则曰“不宜有也”，《春秋书》“曰有食之”。训“郭”则曰“齐之郭氏善善不能迸，恶恶不能退，是以亡国”，不几于剿说而失其本指乎？“居”为法古，“用”为卜中，“童”为男有罪，“襄”为解衣耕，“吊”为人持弓会<区支>禽，“辱”为失耕时，“臾”为束缚ㄏ扌世，“罚”为持刀骂詈，“劳”为火烧门，“宰”为罪人在屋下执事，“冥”为十六日月始亏，“刑”为刀守井，不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乎！武空师之而制字，荆公广之而作书，不可谓非滥觞于许氏者矣，若夫训“参”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训“毫”为京兆社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书中所引乐浪事数十条，而他经籍反多阙略，此采摭之失其当者也，今之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可谓善学《说文》者与？《王莽传》：“‘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谶记》曰：“卯金修德，为天子。”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是古未尝无刘字也。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远，是古未尝无“斌”字也。

　　《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所定也。切字，铉等所加也。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之类，亦铉等加也，又云：“诸家不收，今附之字韵末”者，亦铉等加也。“始”字《说文》以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铉释之以“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不知经文乃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若用此解，必从男乃合耳。

　　○说文长笺万历末，吴中赵凡夫宦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乃以“青青子衤今”为淫奔之诗，而谓“衤今”即“衾”字，如此类者非一。其实《四书》尚未能成诵，而引《论语》“虎兕出于柙”，误作《孟子》“虎豹出亏■”然其于《六书》之指不无管窥，而适当喜新尚异之时，此书乃盛行于世。及今不辩，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後学之害不浅矣，故举其尤刺谬者十馀条正之。

　　《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宰臣判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九经者，《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又有《孝经》、《论语》、《尔雅》、其实乃十二经。又有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皆刻之于石，今见在西安府学，凡夫乃指此为“蜀本石经”。又云：“张参《五经文字》、唐彦升《九经字样》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经字法。”今此石经末有年月一行，诸臣姓名十行，大书“开成二年丁巳岁”。凡夫岂未之见而妄指为孟蜀邪？

　　又云：“孙忄面《唐韵》文、殷二韵三声皆分，独上声合一；咸严、洽业二韵平入则分，上去则合。”按今《广韵》即孙忄面之遗文，殷上声之合则有之，咸严、洽业则四声并分，无并合者。

　　切者，两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为盗窃之“窃”。于古未闻，岂凡夫所以自名其学者邪？

　　“瓜分”字见《史记·虞卿传》、《汉书·贾谊传》。“灶突”字见《汉书·霍光传》。今云瓜当作“瓜”，突当作“突”，然则鲍昭《芜城赋》所谓“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谓“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识字邪？按张参《五经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穴┧}者讹，”

　　顾野王，陈人也，而以为晋之虎头，陆龟蒙，唐人也，而以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为晋。王禹，宋人也，而以为南朝。此真所谓不学墙面者与？“晋献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晋书·虞啸父传》：“为孝武帝所亲爱，侍饮大醉，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啸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甚悦。”传首明有孝武帝字，引书者未曾全读，但见中间有贡献之“献”，适与“帝”字相接，遂以为献帝，而不悟晋之无献帝也。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凡夫著书之人乃犹如此！“恂”字笺：“汉宣帝讳。”而不知宣帝讳“询”，非询也。“衍”字笺：“汉平帝讳。”而不知平帝讳“衍”非衍也。

　　《後汉书·刘虞传》：“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引之云：“後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莽。”若以敦路为人名，而又以“葬”为“莽”，是刘幽州之首竟归之于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传》：“韩献子曰：‘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说文》{执}、垫二字两引之，而一作厄者，古隘、厄二字通用也。笺乃云：“未详何出。”“野”下引《左传》“身横九野”，不知其当为“九亩”；又《梁传》之文，而非左氏也。

　　“鹊臭，其飞也。”此《尔雅·释鸟》文，笺乃曰：“训词未详，然非後人语。”“燕马，白州也。”本之《尔雅·释畜》“白州，燕。”注：“州，窍也。谓马之白尻者。”笺乃云：“未详，疑误。”

　　中国之称夏尚矣，今以为起于唐之夏州，地邻于夷，故华夷对称曰华夏。然则《书》言“蛮夷猾夏”，《语》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其时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连勃勃建都于此，自号曰夏，後魏灭之，而置夏州，亦不始于唐也。

　　云：“唐中晚诗文始见‘簿’字，前此无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止祭器”，《史记·李广传》“急责广之莫府对簿”，《张汤传》“使使八辈簿责汤”，《孙宝传》“御史大夫张忠署宝主簿”，《续汉·舆服志》“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冯异传》“光武署异为主簿”，而刘公诗已云“沈迷簿领书，回回目昏乱”

　　“”字云：“字不见经。”若言《五经》则不载者多矣，何独字。若传记史书则此字亦非隐僻，《晋语》“被羽先升”注：“系于背，若今将军负矣。”《魏略》：“刘备性好结。”《吴志·甘宁传》：“负带铃。”梁刘孝仪《和昭明太子诗》：“山风乱采，初景丽文辕。”“祢衡为鼓吏，作《渔阳挝掺》。掺乃‘操’字。”按《後汉书》：“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而前。”注引《文士传》作“渔阳参槌”。王僧孺诗云：“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自注云：“参，音七绀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掺’。”後周庚信诗：“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新缓始欲缝，细锦行须，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隋炀帝诗：“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李颀诗：“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正音七绀反。今以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汉人书操固有借作“掺”者，而非此也。“叩，京兆蓝田乡。”笺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夫蓝田乃今之西安府属，而京口则今之镇江府，此所谓风马牛不相及者。凡此书中会意之解，皆“京口”之类也。

　　寸，十分也。《汉书·律历志》：“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无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为分，当言十分尺之一。”夫古人之书，岂可意为增改哉？○五经古文赵古则《六书本义》序曰：“魏晋及唐能书者辈出，但点画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犹赖《六经》之篆未易。至天宝间，诏以隶法写《六经》，于是其道尽废。”以愚考之，其说殆不然。按《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曰：“《孝经》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经》。”而不言其所出。又曰：“《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乱，则已焚烧无遗，《後汉书·杜林传》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是东京古文之传惟《尚书》而已。《晋书·卫恒传》言：“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未知所立几经。而唐初魏徵等作《隋书·经籍志》，但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则他经亦不存矣。《册府元龟》：“唐玄宗天宝三载，诏曰：‘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以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实称于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但以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写浸讹，有疑于後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其旧本乃藏之书府。是玄宗所改亦止于古文《尚书》，而不闻有他经也。夫诸经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谓《五经》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岂其然乎？

　　孔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是则西汉之时所云古文者，不过隶书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传；玄宗所谓六体奇文，盖正始之书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书》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经考异》之馀，因得此古文全篇于学宫，乃延士张{卣火}，仿吕氏所镂本书，丹刻诸石。方将配《孝经》、《周易》经文之古者，附于石经之列。”今其石当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见传之人间也。世无好古之人，虽金石其能保与？

　　○急就篇汉魏以後，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晋夏侯湛抵疑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儒林传》：“刘兰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北齐书》：李绘六岁未入学，伺伯姊笔牍之闲，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馀，便通。自唐以下，其学渐微。

　　○千字文《千字文》原有二本。《梁书·周兴嗣传》曰：“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亻垂制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之。”《萧子范传》曰：“子范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命记室蔡注释之。”《日唐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是兴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范所制者又一千字文也。乃《隋书·经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梁书》本传谓子范作之，而蔡为之注释；今以为子云注。子云乃子范之弟，则异矣。《宋史·李至传》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钟繇书破碑千馀字，命周兴嗣次韵而成。”本传以为王羲之，而此又以为钟繇，则又异矣。

　　《隋书》、《旧唐书》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淳化帖》有汉章帝书百馀字，皆周兴嗣《千字文》中语。《东观馀论》曰：“此书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录书者集成千字中语耳。欧阳公疑以为汉时学书者多为此语，而後村刘氏遂谓《千字文》非梁人作，误矣。”黄鲁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书也。”

　　○草书褚先生补《史记·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是则褚先生亲见简策之文，而孝武时诏即已用草书也。《魏志·刘е传》：“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令е通草书，”则汉魏之间笺启之文有用草书者矣。故草书之可通于章奏者谓之章草。赵彦卫《云麓漫钞》言：“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发夫讨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概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放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移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由去隶未远故也。右军作草，犹是其典型，故不胜为冗笔。逮张旭、怀素辈出，则此法扫地矣。

　　北齐赵仲将学涉群书，善草隶，虽与弟书，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须隶笔。”唐席豫性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细，卿何介意？”豫曰：“细犹不谨，而况巨邪！”柳仲郢手抄《九经》、《三史》，下及魏、晋、南北诸史，皆楷小精真，无行字。宋刘安世终身不作草字书，尺牍未尝使人代。张观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类其为人。古人之谨重如此。《旧唐书》：“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李玄道为长史。君廓入朝，玄道附书与其从甥房玄龄，君廓私发之，不识草字，疑其谋己，惧而奔叛。玄道坐流隽州。”夫草书之衅乃至是邪！

　　○金石录《金石录》有宋公亦饣束鼎铭云，按《史记·世家》，宋公无名亦者，莫知其为何人，今考《左传》，宋元公之太子栾嗣位，为景公。《汉书·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栾，则《史记·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头曼立。是兜栾之音讹为头曼，而宋公亦即景公也。

　　宗均之误为“宋”，不必证之碑及《党锢传》，即《南蛮传》云：“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事与本传合，而《南蛮传》作“宗”，本传作“宋”，其误显然，注未及正，房彦谦高祖法寿，自宋归魏，封壮武候，子孙承袭。魏、隋、唐三书皆同，独碑作“庄武”。按汉胶东国有壮武县，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曰：“《括地志》云：‘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後汉志》：“壮武，故夷国。’《左传·隐元年》‘纪人伐夷，是也。”《贾复传》：“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等六县。”晋张华亦封壮武侯，字并作“壮”，独此碑与《左传》杜氏注作“庄”。

　　○铸印作减笔字太原府徐沟县有同戈驿，其名本取洞涡水，此水出乐平县西四十里陡泉岭，经平定州寿阳、榆次至徐沟县入汾，今徐沟县北五里洞涡河，其阳有洞涡村是也。《水经》：“洞涡水出沾县北山，西过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西入于汾。”郦道元注：“刘琨之为并州也，刘渊引兵邀击之，合战于洞涡，即是水也。”《旧唐书·昭宗纪》：“天复元年四月，氏叔琮营于洞涡驿。”《新唐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涡，”《宋史·曹彬传》：“为前军都监，战洞涡河北。”《汉世家》：“李继勋败继恩兵于洞涡河。”後人减笔借书“同戈”字，而今铸印遂作“同戈”，以减借之字登于印文，又不但马文渊所言成皋印点画之讹而已。

　　今驿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驿传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扬州府曰广陵驿，镇江府曰京口驿，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沟无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画古人图画皆指事为之，使观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时，则周明堂之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负斧，南面以朝诸侯之图。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亻亻危，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秦汉以下见于史者，如《周公负成王图》，《成庆画》，《纣醉踞妲己图》，屏风图画列女，《宋公传》。戴逵画《南都赋图》之类，未有无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艺文志》所列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阎立德画《文成公主降蕃图》，《五华宫图》，《斗鸡图》，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范长寿画《风俗图》，《醉道士图》；王定画《本草训戒图》；檀智敏画《游春戏艺图》；殷<攴>、韦无忝画《皇朝九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董萼画《ひ车图》；曹元廓画後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间《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杨画《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画《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谈皎画《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妓女图》；韩画《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陈宏画《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瑞图》；王象画《卤簿图》；田琦画《洪崖子桔木图》；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韦画《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周画《扑蝶》、《按筝》、《杨真人降真五星》等图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蔼《记汉公卿祖二疏图》，舒元舆《记桃源图》。《通鉴》：蜀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後主三阁图》、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维传》：“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无差，”自实体难工。空摹易善，于是白描山水之画兴，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闻见後录》云：”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况其下者。”此可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宁三年，立画学，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此近于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谢在杭《五杂俎》曰：“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後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钅巢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古器洪氏《随笔》谓：“彝器之传，春秋以来固已重之，如郜鼎、纪之类，历历可数。不知三代逸书之目，汤有典宝，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职，祭祀而陈之，则固前乎此矣。故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须之鼓，阙巩之甲，班诸鲁公、唐叔之国，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图之属，陈设于成王之顾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来去不恒，成亏有数。是以宝出河，九鼎沦泗，武库之剑穿屋而飞，殿前之钟感山而响，铜人入梦，钟ね生毛，则知历世久远，能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书》：‘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西，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祸变，悉命毁之。’而《大金国志》载：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盖皆恣睢不学之主，而古器之销亡为可惜矣。”

　　读李易安《题金石录》，引王涯、元载之事，以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尝不叹其言之达。而元裕之作《故物谱》，独以为不然，其说曰：“三代鼎钟，其初出于圣人之制，今其款识故在，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岂圣人者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邪？自庄周、列御寇之说出，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虽圣哲之能事，有不满一叫者，况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饥而忘食也。则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于宝玉、大弓，窃之书，得之书。知此者，可以得圣人之意矣。”

　　●卷二十二○四海《书》正义言天地之势，四边有水。邹衍书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之，是九州居水内，故以州为名。然《五经》无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谓四海者，亦概万国而言之尔。《尔雅》：“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周礼·校人》：“凡将有事于四海山川。”注：“四海犹四方也。”则海非真水之名。《易》卦兑为泽，而不言海。《礼记·乡饮酒义》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则又以见右之无海矣。《虞书》禹言：“予决九川，距四海，”据《禹贡》，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犹之西河即此河尔。

　　《禹贡》之言海有二：“东渐于海”，实言之海也；“声教讫于四海”，概言之海也。

　　宋洪迈谓海一而已，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曰东海；无繇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之称四海，盖引类而言之。至于《庄子》所谓穷发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谓指西海以为期，皆寓言尔。程大昌谓条支之西有海，先汉使固尝见之，而载诸史。後汉班超又遣甘英辈亲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与海商皆常往来，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实临瀚海。苏武、郭吉皆为匈奴所幽、置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干国，在海北岸。然则《诗》、《书》所称四海，实环华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宁有青海，云南有滇海，安知汉、唐人所见之海非此类邪？

　　○九州九州之名始见于《禹贡》《周礼·职方氏》疏曰“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盖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此谎诞之说，固无足采。然中国之大，亦未有穷其涯域者，尹耕《两镇志》引《汉书·地理志》，言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而疑不尽于禹九州之内。且曰：以今观之，涿鹿，东北之极陬也，而黄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黄帝以之合符，则当时藩国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秦、汉以来，匈奴他部如尔朱宇文之类，往往祖黄帝，称昌意後，亦一证也。厥後昌意降居，帝挚逊位，至于洪水之灾，天下分绝，而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书》考之，禹别九州；而舜又肇十一州，其分为幽、并、营者，皆在冀之东北，必其前闭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则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後世幅员所以止于禹迹九州之内，而天地之气亦自西北而趋于东南，日荒日辟，而今犹未已也。驺子之言虽不尽然，亦岂可谓其无所自哉。

　　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先儒谓以冀、青二州地广而分之，殆非也。幽则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则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营则今辽东大宁之地。其山川皆不载之《禹贡》，故靡得而详，然而益、稷之书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则冀方之北不应仅数百里而止。《辽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营卫志》言冀州以南，历洪水之变，夏後始制城郭，其人士著而居。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或其说之有所本也。刘三吾《书》传谓孔氏以辽东属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远，非所谓因高山大川以为限之意，盖幽、并、营三州皆分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考。

　　禹画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肇，始也。昔但有九州，今有十二州，自舜始也。然则谓《禹贡》九州为尽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礼·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曰“分”，则不循于其旧可知矣。

　　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禹贡》“九州”，大名也。《周礼·大司徒》：“五党为州。”《州长》注：“二千五百家为州。”《左传·僖十五年》：“晋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昭二十二年》：“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哀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卫侯登城以望见戎州。”《国语》：“谢西之九州如何？”并小名也。陈祥道《礼书》：“二百一十国谓之州，五党亦谓之州；万二千五百家谓之遂，一夫之间亦谓之遂；王畿谓之县，五鄙亦谓之县，”○六国独燕无後春秋之时，楚最强，楚之官，今尹最贵，而其力令尹者皆同姓之亲。至于六国已灭之後，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尝考夫七国之时，人主多任其贵戚，如孟尝、平原、信陵三公子；毋论楚之昭阳，昭奚恤、昭睢，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公子成、赵豹，赵奢，齐之田婴、田忌、田单，单之功至于复齐国，至秦则不用矣，而径阳、高陵之辈，犹以擅国闻。独燕蔑有。子之之于王哙，未知其亲疏。自昭王以降，无一同姓之见于史者。及陈、项兵起，立六国後，而孙心王楚，儋王齐，咎王魏，已而歇王赵，成王韩，惟燕人乃立韩广，岂王喜之後无一人与？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岂下于怀王，而忍亡之也？盖燕宗之不振久矣，呜呼！楚用其宗而立怀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韩广者，燕也。然则晋无公族而六卿分，秦无子弟而阎乐弑，魏削藩王而陈留篡于司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诗》曰：“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人君之独也，可不畏哉！

　　○郡县《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後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县陈。”《十二年》：“郑伯逆楚下之辞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十五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成公六年》：“韩献子曰：‘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晋之别县，不惟州。’”《五年》：“启疆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又曰：“因其十家九县，其馀四十县。”《十年》：“叔向曰：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哀公十七年》：“子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其县十七。”《说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战国策》：“智过言于智伯曰：‘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吴世家》：“王馀祭三年，予庆封朱方之县。”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

　　《史记》：“吴王发九郡兵伐齐，”范对楚王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匈奴传》言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吴起为西河守，冯亭为上党守，李伯为代郡守，西门豹为邺令，荀况为兰陵令，城浑说楚新城令，卫有蒲守，韩有南阳假守。魏有安邑令。苏代曰：“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而齐威王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则六国之未入于秦，而固已先为守令长矣。故史言乐毅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而齐王遗楚怀王书曰：“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张仪说燕昭王曰：“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安得谓至始皇而始罢侯置守邪？传称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至周武王仅千八百国，春秋时见于经传者百四十馀国，又并而为十二诸侯，又并而为七国，此固其势之所必至。秦虽欲复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谓罢侯置守之始于秦，则儒生不通古今之见也。

　　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则因魏之故，云中、雁门、代郡则赵武灵王所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则燕所置。《史记》不志地理，而见之于匈奴之传。孟坚《志》皆谓之秦置者，以汉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赵、燕尔。

　　秦始皇议封建，实无其本。假使用淳于越之言，而行封建，其所封者不过如穰侯、径阳、华阳、高陵君之属而已，岂有建国长世之理。

　　○秦始皇未灭二国古封建之国其未尽灭于秦始皇者，《卫世家》言：“二世元年，废卫君角为庶人。”是始皇时卫未尝亡也。《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皇本纪》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汉兴，有东海王摇、闽越王无诸之属，是越未尝亡也。《西南夷传》又言：“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则谓秦灭五等而立郡县，亦举其大势然耳。

　　○汉王子侯汉王子侯之盛，无过哀、平之间。《王莽传》：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缓为民。《後汉·光武纪》：“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悯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没，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是皆绝于莽而复封于光武之时。然《汉书》表、传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绝”，而《表》言安众侯崇，居摄元年举兵，为王莽所灭。侯宠，建武二年，以崇从父弟绍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见。”师古曰：“作《表》时见为侯也。”《表》言“今见”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时侯身已没者，其子孙亦但随宜封拜而已。惟安众之以故国绍封者，褒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传》云：“嘉新公国师，以符命力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寇，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唯国师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武五子传》：“广阳王嘉以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氏，”《诸侯王表》：“鲁王闵献神书，言莽德封列侯，赐姓王。”“中山王成都献书，言莽德，封列侯，赐姓王。”《王子侯表》：“新乡侯佟，元始五年，上书言莽宜居摄，莽篡位，赐姓王。”若此之类，光武岂得而复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际，王莽摄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旋踵亦绝。”又可见莽摄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绍封也。夫惟于亲亲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则于安众之封见之。史文虽略，千载之下可以情测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不论。

　　《武五子传》：“昌邑王贺，废封为海昏侯，薨。元帝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表》云：“贺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三年，厘侯代宗，以贺子绍封，传至孙原侯保世嗣，传至曾孙侯会邑嗣，免，建武复封。”是光武之复封有此二人，安众以褒忠，海昏以尝居尊位故与？

　　《功臣表》：“萧何九世孙禹，王莽始建国元年更为萧乡侯。莽败，绝。”“曹参十世孙宏，举兵佐军，诏封平阳侯，十一世侯旷嗣，今见。”非光武之薄于■侯而厚于平阳也，非有功不侯，高帝法也。

　　红阳侯王泓，以与诸刘结恩，父丹降为将军，战死。富平侯张纯，以先来诣阙，皆得绍封，而杜宪、赵牧并以先降梁王，不得嗣，光武命功之典如此。○汉侯国《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并无侯国，以在畿内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阳陵侯傅宽、高陵侯王虞人，《恩泽侯表》有高陵侯翟方进，并左冯翊县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苏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风县名。而高陵下曰“琅琊”，二平陵下曰“武当”，则知此乡名之同于县者，而非三辅也。若後汉则新丰侯单超、新丰侯段、京兆县夏阳侯冯异、栎阳侯景丹、临晋侯杨赐，并左冯翊县。好侯耿、槐里侯万修，槐里侯窦武、槐里侯皇甫嵩、邑侯宋弘、侯董卓，并右扶风县。而嵩传云：“食槐里、美阳两县，八千户。”盖东都之後，三辅同于郡国矣。

　　《地理志》侯国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晓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据其时之见在者而书之乎？

　　○都《诗》毛氏传：“下邑曰都，”後人以为人君所居，非也。考之经，则《书》之云“大都小伯”，《诗》之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传》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曰：“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故晋二五言于献公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谓蒲也、屈也。士伯谓叔孙昭子曰：“将馆子于都。”谓箕也。公孙朝谓季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谓成也。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谓后阝也、费也、成也。莱章曰：“往岁克敌，今又胜都。”谓廪丘也。《孟子》：“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谓平陆也。《韩子》：“卫嗣君以一都买一胥靡。”谓左氏也。《史记》赵良劝商君归十五都，灌园于鄙。秦王谓蔺相如：召有司按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张仪说楚王，请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而陈恢见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于《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于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马，其後乃为大邑之称耳。故《诗》云：“彼都人士。”《礼记·月令》：“命农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群都县鄙之治。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禄，《史记》信陵君之谏魏王，谓所亡于秦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则皆小邑之称也。三代以上，若汤居毫，太王居，并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而项羽分立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为都。王莽下书言周有东都、西都之居，而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部，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为今代京师之号，盖习而不察矣。《史记·商君传》：“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上都，国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语。

　　《汉书·晁错传》言：“忧劳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国邑为都。《後汉书·安帝纪》：“徙金城郡，都襄武。”《庞参传》：“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始复得还都令居。”是以郡治为都。而《食贷志》言：“长安及五都。”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而长安不与焉，此又所谓通邑大都居一方之会者也。若後世国都之名，专于天子，而诸侯王不敢称矣。

　　《史记》：“孝景中三年，军东都门外。”此时未有东都，其曰东都门，犹言东郭门也。《三辅黄图》：“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

　　○乡里以县统乡，以乡统里，备书之者《史记》：“老子，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樗里子室在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是也。书县里而不言乡：《史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聂政，轵深井里人。”“淳于意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汉书》：“卫太子亡至湖泉鸠里”是也。亦有书乡而不言里：《史记》：“陈丞相平，阳武户牖乡人。”“王翦，频阳东乡人”是也。

　　古时乡亦有城。《汉书·朱邑传》：“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

　　○都乡《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汉济阴太守孟郁尧庙碑》：“成阳仲氏属都乡高相里。”

　　○都乡侯後汉封国之制，有乡侯，有都乡侯。传中言都乡侯者甚多，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赵忠、张让，削户六千，更封都乡侯。具珍有罪，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缓，诏贬为都乡侯。是都乡侯在列侯之下也。赵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延嘉八年，贬为关内侯。是都乡侯在关内侯之上也。良贺卒，帝封其养子为都乡侯，三百户。是都乡侯所食之户数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乡侯，是都乡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乡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

　　○封君七国虽称王，而其臣不过称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也。秦则有称侯者，如穗侯、应侯、文信侯，而蔡泽但为刚成君。汉兴，列侯曰侯，关内侯曰君。孔霸以师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其薨也，溢日烈君。

　　宋时《登科录》必书某县某乡某里人。《萧山县志》曰：“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嘉定县志》曰：“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今俗省作“‘■”。谢少连作《歙志》，乃曰：“■音鄙。《左传》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其说凿矣。

　　○亭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以今度之，盖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郑康成《周礼·遗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广宿亭下。张禹奏请平陵肥牛亭部处，上以赐禹，徙亭它所，而《汉书》注云：“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是也。如今之村堡。《韩非子入“吴起为魏西河守。秦有小亭，临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汉书》“息夫躬归国，未有第宅，守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反守之。”《匈奴传》“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叫麦汉书·公孙瓒传》“卒逢鲜卑数百骑，乃退人空亭”是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镇集。汉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谓之下亭，《风俗通》：“鲍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则如今之关厢。司马相如往临邛，舍都亭。严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并斩王林卿奴头，并所剥建鼓，置都亭下。《後汉书》：“陈王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会稽太守尹兴使陆续于都亭赋民饣粥。酒泉庞娥刺杀仇人于都亭。《吴志》：魏使邢贞拜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是也。京师亦有都亭。《後汉书》：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窦武召会北军五校士屯都亭，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王乔为叶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质《汉仪》：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人谓之旗亭。《史记·三代世表》，诸先生言：“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是也。後代则但有邮亭、驿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义矣。

　　○亭侯《通典》：“献帝建安初，封曹操为费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恐不然。灵帝以解读亭侯人继。《桓帝纪》：封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尹勋等七人为亭侯。列传中为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和以後。丁言能薄功微，得乡亭厚矣。樊宏愿还寿张，食小乡亭。则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

　　○社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大戴礼》：“千乘之国，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书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注：“二十五家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哀公十五年》：“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晏子》：“景公予鲁君地山阴数百社。”又曰：“景公禄晏予以平阴与槁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荀子》：“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战国策》：“秦王使公子他谓赵王曰：‘大国不义，以告敝邑，而赐之二社之地。’”《商子》：“汤武之战，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吕氏春秋》：“武王胜殷，诸大夫赏以书社。”又曰：“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又曰：“越王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青州乡镇犹以社为称。古者春秋祭社，一乡之人无不会集，《三国志》注：“蒋济为太尉，尝与桓范会社下”是也。《汉书·五行志》“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隋书·礼仪志》“百姓二十五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後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万历末，士人相会课文，各立名号，亦曰某社某社。崇祯中，有陆文升奏讦张溥等复社一事，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罚。《宋史·薛颜传》“耀州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曾巩传》“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石公粥传》“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号亡命社。”而隋末谯郡城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纪》：“禁饥民结扁担社，伤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启以後，士子书刺往来，社字犹以为泛，而曰盟，曰社盟，此《辽史》之所谓刺血友也。

　　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然丧其天下焉。○历代帝王陵寝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诏历代帝王陵寝，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岁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县常禁樵采；仍诏吴越国王钱淑修奉禹墓。其时天下未一，而首发此诏，可谓盛德之事。惜当日儒臣考之不审，以致传讹後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者，按刘向曰：“文、武、周公葬于毕。”《皮记·周本纪》“太史公曰：毕在镐东南杜中。”《皇览》曰：“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郭璞《山海经》注同。《书》序：“周公亮，成王葬于毕。”传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义曰：“按《帝王世纪》云：“文，武葬于毕，毕在杜南。”《晋书·地道记》亦云：“毕在杜南，与毕陌别。”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县之中甚明。而今乃祭于渭北咸阳县之北十五里，盖据颜师古《刘向传》注：“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之误。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纪》未正义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辩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诬乎！至云後魏孝文帝氏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尤谬。《魏书》言：帝孝于文明大後，乃于永固陵东北里馀营寿宫，遂有终焉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氵厘西，以为山陵之所，而方山虚宫，号曰万年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氵厘西者，洛阳也。孝文自代迁洛，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孙，名宝炬，以南阳王，为字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书》出于东朝，不载其事。而《北史》为立本纪，且曰：“尝登逍遥观，望嵯峨山，谓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脱屣之意。’”然则今富平县东南三十里之陵即永陵也。

　　上有宋碑，乃谬指为孝文之葬，而历代因之，岂非五代丧乱之馀，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尔颁行，不遑寻究，以至于今日乎？嗟乎，近事之著在史书灼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与之考桥山，订苍梧，其茫然而失据也宜矣！又考《册府元龟》：“唐高宗显庆二年二月，帝在洛阳宫，遣使以少牢祭汉光武、後魏孝文帝陵。”则孝文之祭在洛阳，于唐时未误。又曰：“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诏以周文王、武王柯在咸阳县，俾有司修饰。”则似已在渭北矣。《魏书》：“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澧、武王于镐。”《隋书》“把周文王、武王于澧、渭之郊。”《旧唐书》“周文王、大公配祭于澧，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镐。”并与《皇览》之言合，自古所传当在渭南。又韩文公《南山诗》“前寻径杜墅，堂蔽毕原陋。”亦谓其在杜中。韩即元和间人，或其遗迹未泯。宪宗之诏言词不言墓，非一地也。

　　乾德四年诏，误以魏孝文、文帝为一人。《淳化阁帖》误以梁高祖武帝为二人。

　　○尧家灵台《汉书·地理志》“济阴成阳有尧冢灵台。”《後汉书·章帝纪》“元和二年二月，东巡狩，使使者词唐尧于成阳灵台。”《安帝纪》“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皇览》云：“尧冢在济阴成阳。”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水经注》“城阳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于城为西南，称日灵台。乡日崇仁，邑号修义，皆立庙，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至丰鱼笋，不敢采捕。庙前并列数碑，括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尚修整。尧陵东城西五十徐步，中山夫人词，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南西北三面长栎联荫，扶疏里馀。中山夫人洞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破碎略尽。于城为西南，在灵台之东北，”《宋史》“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已卯，知催州韩锋言：‘尧陵在雷泽县东林山，陵南有尧母庆都灵台庙。请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户，免其租，奉洒扫，从之。”而《集古录》有汉尧祠及尧母词碑，是庙与碑宋时犹在也。然开宝之诏，帝尧之祠乃在郓州，意者自石晋开运之初，黄河决于曹、濮，尧陵为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复考正矣。

　　舜涉方乃死，见于《书》。禹会诸侯于涂山，见于《传》。惟尧不闻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此战国时人之说也。自此以後，《吕氏春秋》则曰“尧葬于林”，太史公则曰“尧作游成阳”，刘向则曰“尧葬济阴”，《竹书纪年》则曰“帝尧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涉于陶”。《说文》“陶，再成丘也，在济阴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而尧之家始定于成阳矣，但尧都、平阳相去甚远，毫期之年，禅位之後，岂复有巡游之事哉？囚尧惬朱之说，并出于《竹书》，而鄄城之迹亦复相近。《诗》、《书》所不载，千世之远，其安能信之？

　　《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注：“《吕氏春秋》曰：尧葬和林。”今成阳县西。东阿县城次乡中、储阳县湘亭南皆有尧冢。”

　　《临汾县志》曰：“尧陵在城东七十里，俗谓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广二百徐步，旁皆山石，惟此地为平土，深丈馀，其庙正殿三间，庞十间，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记。窃考舜涉方乃死，其後在九疑。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其陵在会稽。惟尧之巡狩不见经传，而此其国都之地，则此陵为尧陵无疑也。”按志所论，似为近理；但自汉以来，皆云尧葬济阴成阳，未敢以往人之言为信。

　　○主饲《汉书·万石君传》“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于定国传》“父于公为县狱吏，郡中为之立生饲，号曰于公洞。”《汉纪》“奕布为燕相，有治迹，民为之立生词。”此後世生祠之始。

　　今代无官不建生饲，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川日唐书》“狄仁杰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及去职，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则唐时已有之矣。《後汉书》“张翁为越太守，有遗爱。其子湍复为太守，蛮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後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蛮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则魏人之因子而毁其父祠，曾越售蛮人之不若邪。

　　○主碑《西京杂记》“平陵曹敞，其师吴章为王莽所杀，人无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师。敞时为司徒椽，独称吴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生为立碑于吴章墓侧。”此生立碑之始县。

　　《晋书》“南阳王模为公师藩等所攻，广平太守丁绍率众救模，模感绍德，敕国人为绍生立碑。”“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为立碑作颂。”史之所书，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後圣历二年，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刘君之德，诣县，请以金石刻，县令以状申于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谨按宝应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诏曰：可。”们日唐书·郑瀚传》“改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德者，瀚探得其情，条责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识。”是唐时颂官长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诏诸道长贰，有异政请立碑者，委参军验实以闻。”今世立碑不必请旨，而毕衮之权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无以风劝，而植于道旁，亦无过而视之者，不旋睡而与他人作镇石矣。

　　《册府允龟众“宋为相，奏言：‘臣伏见韶州奏事云：广州与臣立遗爱颂。夫碑所以颂德纪功，臣在郡日，课无所称，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书能，滥承恩施？见在枢密，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广府即停。’从之。时郑州百姓亦为前刺史孟温礼树碑，因是亦命罢之。”

　　张籍《送裴相公赴镇太原诗人“明年塞北清蕃落，应建生柯请立碑。”以晋公之勋名而颂祝之辞止此，当日碑词之难得可知矣。

　　○张公素《太明一统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张仲素。德宗时，以列将事卢龙军节度使张允伸，耀平州刺史。允伸卒，诏仲素代为节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旧《唐书》列传，则云：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破降回鹊，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子直方，多不法，畏下变起，奔京师军中，以张允伸总後务，诏赐族节，在镇二十三年，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张公素以军校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简会为副大使。公素以兵来会丧，简会出奔，诏以公素为节度使。性暴厉，眸子多白，燕人号白眼相公。为李茂勋所袭，奔京师，贬复州司户参军。按卢龙节度使前往三人皆张姓，日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详其历官，即公素也，又其逐简会，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时甚远，且又安取此篡夺暴戾之人而载之名宦乎？今滦州乃耙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贻千载之笑也已。

　　又考唐时别有一张仲素，字绘之。元和中为翰林学士，有诗名。《旧唐书·杨放陵传》所谓屯田员外郎张仲素，白居易《燕子楼诗》序所谓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绩之。即其人也，然非卢龙节度使。

　　○王亘《肇庆府志》“宋王亘，淳熙中为博罗令，筑随龙、苏村二堤，民赖其利。後知南恩。”《一统志》误作“王旦。”今《博罗名宦》称：“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罗令。”而不知文正未尝为此官。淳熙，又孝宗年号也。盖士不读书，而把典之荒唐也久矣。

　　●卷二十三○姓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妫，虞姓，出颛顼，封于陈。拟，夏姓，出颛硕，封于杞、部、越。子，殷姓，出高辛，封于宋。姬，周姓，出黄帝，封于管、蔡、邮、霍、鲁、卫、毛、呐、部、雍、曹、膝、毕，原、鄂、邮、邢、晋、应、韩。凡、蒋、邢、茅、昨、祭、吴、虞、虢、郑、燕、魏、芮、彤、荀、贾、耿、滑、焦、杨、密、随、巴诸国。任宿、须句、颓臾，风姓也，自大晦。秦、赵、梁、徐、邦、江、黄、葛、糜，赢姓也，自少。莒，己姓。薛，任姓。舒，吕、祝、终、泉、毕、过十四皆任姓。南燕，承姓也，自黄帝。邾、阝，曹姓，禹阝、Τ、阳，云姓，夷，董姓也，自祝融。齐、申、吕、许、纪、州、向，姜姓也，自炎帝。舒，舒鸠，偃姓也。自、咎、繇、胡，归姓。邓，曼姓。罗，熊姓。狄，隗姓。数，瞒，漆姓。阴戎，允姓。六者不详其所出，与此异，略举一二论之，则今之孟氏、季氏、孙氏、宁氏、游氏、丰氏皆姬。陈氏、田氏皆妨，华氏、向氏、乐氏、鱼氏皆子，崔氏、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羊，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赵、徐乃其後。凡注疏家所引姓氏，大抵出于《世本入》，今其书亡，不能备考。

　　○氏族《礼记·大传》正义：诸侯赐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于之于曰公孙，公孙之子其亲已远，不得上连于公，故以王父字为氏。若适夫人之子，则以五十字伯仲为氏，若鲁之冲孙、季孙是也，若庶子妾子，则以二十字为氏，则展氏、臧氏是也。若异姓，则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为氏。以官为氏者，则司马、司城是也，以邑为氏者，若韩、赵，魏是也。凡赐氏族者，比为卿，乃赐有大功德者。生赐以族，若叔孙得臣是也。是公子之孙，若有大功德，则以公干之字赐以为族，若仲遂是也。其无功德，死後乃赐族，若无骇是也。其子孙若为卿，其君不赐族，子孙自以上父字为族也。氏、族，对文为别，散则通也。故《左传》云：“问族于众仲”下云：“公命以字为展氏”是也。其姓与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战国时人大抵犹称氏族。姓也。汉人则通谓之姓，然氏族之称犹有存者。《汉书·恩泽侯表》“褒鲁节侯公子宽，以鲁顷公玄孙之玄孙，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于相如嗣，更姓公孙氏。後更为姬氏。”公子公孙，氏也，姬，姓也。此变氏称姓之一证。

　　《水经注》“汉武帝元鼎四年，幸洛阳，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询问耆老，乃得孽子嘉，封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谓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其後有子南劲。《纪年》“劲朝子魏，後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秦并六国，卫最後灭。疑嘉是卫後，故氏子南而称君也。据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即以其氏命之为爵。而《汉书·恩泽侯表》竟作“姬嘉”，则没其氏而书其姓矣，与褒鲁之封公孙氏更为姬氏者正同。

　　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日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日姓刘氏。

　　先生《原姓篇》曰：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践土之盟，其载书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称齐环，卫太子之称郑胜、晋午是也。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公子驱、公子益师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曰：诸候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若溢、若邑、官为氏。氏焉者，类族也，贵贵也。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女子则称姓。古者男女异长，在室也称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类是也。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江芈，息妫之类是也。于大夫则称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赵姬、卢蒲姜之类是也，在彼国之人称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卧若氏骊姬、梁赢之于晋，颜懿姬、声姬之于齐是也。既车也称姓，冠之以溢，成风敬赢之类是也。亦有无溢而仍其在室之称，仲子、少姜之类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上会之帑处秦者为刘氏。夫概王奔楚，为堂溪氏。伍员属其子于齐，为王孙氏。智果别族于大史，为辅氏。故曰氏可变也。盂孙氏，小宗之别为子月民氏、为南宫氏。叔孙氏，小宗之别为叔仲氏。季孙氏之支子曰季公鸟、季公亥。季寤称季不称孙。故曰贵贵也。鲁昭公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东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与东郭氏异，昭公之与夷昧代远，然同姓，下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变也。是故氏焉者，所以为另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

　　○氏族相传之讹氏族之书所指秦、汉以上者，大抵不可尽信。《唐书》表李氏则云：“纣之时有理徵，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寿《北史》序传。不知三代时无此名字，无此官爵也。表王氏则云：“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传、己亦无此事，王氏定著三房，一日琅邪，二日太原，皆出灵王太子晋，三日京兆，出魏信陵君。是凡王皆姬姓矣，乃王莽自为舜後，莽败，其族尚全，未必无後裔。而春秋吴有王犯，晋有王良，范氏这臣王生。战国齐有王斗、王、王，费有五顺，魏有王错，赵有王登，秦有王稽、王、王剪、王绾、王戊，亦未必同出于灵王也。韩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为姬姓，春秋时，王子成父败狄有功，因赐氏。”此语却有斟酌。

　　窦氏。古无所考，类族者不得其本，见《左传》有“後缗方娠，逃出自窦”之文，即为之说曰：“帝相妃有仍氏女，逃出自窦，奔归有仍，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龙，留居有仍，遂为窦氏。”此与王莽引《易》“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刘伯升也，何以异哉！乃韩文公作《窦牟墓志》：“後缗窦逃闵腹子，夏以再家窦为氏。”亦用此事，窃意古地以窦名者甚多，必是以地为氏。《路史》曰：“余尝考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于事者盖寡矣。而姓书氏谱一每为之曲说，至有弃其祖之所自出，又牵异类而属之，岂不悲哉！”正谓若此之类也。

　　汉时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据。如魏蒋济郊议称《曹腾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书》云：“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日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侠于邾。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而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锋之後。”陈思王作《武帝讳》曰：”于穆武王，胄稷允周。”则又姬姓之後，以国为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从高堂隆议，谓魏为舜後。诏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把圈丘，以始祖帝舜配。”後少帝《禅晋文》，亦称“我皇祖有虞氏”，则又不知其何所据。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岂不可笑？况于士大夫乎！

　　程氏。出程伯休父，大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应劭曰：：封为程国伯。休甫，字也。其後为司马氏。”而《左传·成十八年》：“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历公。”注：“程滑，晋大夫。”《襄二十三年》：“程、郑嬖于公。”注：“郑亦荀氏宗。”此则晋之程氏乃荀氏之别，不与休甫同出。今既祖休甫，又祖程婴，则误矣。”

　　沈氏。《宋书》沈约自序：“昔少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颛顼嘉之，封诸汾川。其後四国：沈，姒、蓐、黄。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春秋之时，列于盟会。定公四年，诸侯会召陵，伐楚，沈子不会。晋使蔡伐沈，灭之，以沈子嘉归。”按沈、姒、蓐、黄四国皆在汾水之上，为晋所灭。黄非“江人、黄人”之黄，则沈亦非“沈子嘉”之沈，休文乃并列而合之为一，误也。《唐宰相世系表》曰：“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冉叔季食采于沈，汝南平舆沈亭即其地也。”此为得之。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状》曰：“出于楚太于建之于白公胜。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白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见于僖之三十二年。白公之死，则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曾谓乐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

　　扬氏。《汉书·扬雄传》曰：“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食采于晋之杨，因氏焉。杨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杨氏或称侯，号曰杨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杨侯，杨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此误以杨侯与杨食我为一人也。《唐书·宰相世系表》曰：“杨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又云：“晋之公族食邑于羊舌，凡三县：一曰铜，二曰扬氏，三曰平阳。羊舌四族，叔向食采杨氏，其地平阳杨氏县是也。及晋灭羊舌氏，而叔向子孙逃于华山仙谷，遂居华阴。”用修据此，以杨、阳、扬、羊四姓为一，尤误。按杨城即今之洪洞县，本杨侯国。《左氏》女叔侯所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而子云《反离骚》亦云：“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未之杨侯。”不知其字何以为“扬”？及其灭于晋，而为大夫羊舌氏邑，则食我始见于《传》。而杨朱与老子同时，又非羊舌之族也。阳氏则以国为氏？以邑为氏？皆不可知。晋有阳处父，乃在叔向之前。而楚之阳，鲁之阳虎，非一阳也。宋之羊斟，邾之羊罗，非一羊也。安得谓阳为平阳，羊为羊舌，而并附之叔向乎？

　　段氏。《後汉书》：“段，其先出郑共叔段。”古人无以祖父名为氏者。凡若此类，皆不通之说，按段氏当出自段干。《史记》：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褚氏。《唐宰相世系表》云：“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师，号曰褚师。”按褚师乃官名，不独宋有此官，郑亦有之。《昭公二年》：“郑公孙黑请以印为褚师”是也。卫亦有褚师声子。

　　贺氏。《晋书·贺循传》曰：“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宋史》：“贺铸自言出王子庆忌，居越之湖泽，所谓镜湖，乃庆湖也。”按古但有以王父字为氏，无以名为氏者。庆忌，名也，不得为氏。而镜湖本名鉴湖，庆古音羌，声不相近。若齐之庆氏居吴朱方，见于《左传》。後人以庆封有弑君之恶，讳之，而欲更其祖，其不及宋司马华孙远矣。

　　刀氏。《姓谱》以为齐大夫竖刀之後。胡三省曰：‘竖刀安得有後？《汉书·货殖传》有刀间，愚按古书，刀与貂通，齐襄王时有貂勃。”

　　寇氏。《姓谱》：“出自武王弟康叔，为周司寇，後人因以氏焉。”按康叔为卫国之祖，必无以王官氏其支庶之理，此乃卫之司寇。《左传·哀二十五年》有司寇亥，即寇氏之祖也。《檀弓》有司寇惠子。

　　○孔颜孟三氏今之颜氏，皆云兖国之裔。考《仲尼弟子列传》，有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而孔子于卫，主颜雠由。此六人与雠由皆无後乎？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春秋齐有孔虺，卫有孔达，陈有孔宁，郑有孔叔、孔张，此五族者皆无後乎？且夫于出于宋，为子姓。而郑，姬姓；陈，妫姓；卫，吉姓，可合而为一乎？

　　颜鲁公作《家庙碑》云：“其先出于颛顼之孙祝融。融孙安，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颜。子友别封阝，为小邾子，遂以颜为氏。多仕鲁，为卿大夫。”按《左传·襄十九年》：“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其侄声姬。”注曰：“颜、皆姬母姓。”则颜之为姬姓，为鲁族，审矣。其出于邾之说，本自圈称、葛洪，盖徒见《公羊》于邾有颜公之称，而不考之于《左氏》也。莒之犁比公，岂必为犁弥之祖乎？

　　春秋时以孟为字者甚多，今之孟氏皆祖子舆，前代亦未之有也，《魏书》：“孟表，济北蛇丘人。自云本属北地，号索里诸孟。”

　　《元史·孔思晦传》：“五季时，孔未之後方盛，欲以伪灭真，害宣圣子孙几尽。至是，其裔复欲冒称宣圣後。思晦以为不早辨，则真伪久益不可明，彼与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与共拜殿庭，可乎？遂会族人斥之，而重刻宗谱于石。”然则今之以孔姓而滥通谱牒者，可以戒矣。

　　○仲氏汉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曰：“惟序仲氏，祖统所出，本继于姬，周之遗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兴，宣平功遂，受封于齐。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译居。帝尧萌兆，生长葬陵，在于成阳，圣化常存。慕巍巍之盛，乐风俗之美，遂安处基业，属都乡高相里，因氏仲焉，以传于今。”其阴列仲氏有名者三十余人。又《廷尉仲定碑》略同。汉时仲氏，自谓仲山甫之後，托基于帝尧之陵。而今则以为孔子弟子子路之後，援颜、曾、孟之例，而求为五经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尝封齐，则汉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

　　○以国为氏古人之氏或以谥，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无以国为氏者。其出奔他国，然後以本国为氏。敬仲奔齐，而为陈氏是也。其他若郑丹、宋朝、楚建，阝甲之类，皆是也。不然，则亡国之遗胤也。

　　今人姓同于国者，多自云以国为氏，非也。夏氏出于陈之少西，而非夏後氏之夏。齐氏出于卫之齐恶，而非齐国之齐。《左氏》、《史记》其最著明者矣。○姓氏书姚宽《西溪丛语》曰：“姓氏之学莫盛于《元和姓纂》，自南北朝以官职相高，沿至于唐，崔、卢、李、郑，纠纷可鄙。若以圣贤所本，如妫姓、子姓、姬姓、姜姓之类，各分次其所从来，以及《春秋》所纪，用《世本》、荀况《谱》、杜预《公子谱》为法，则唐虞三代列国诸侯惧可成书，此似太史公欲为而未就者耳。愚尝欲以经传诸书次之，首列黄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则三代以上之得国受氏，而後人因以为姓者；次则战国以下之见于传记，而今人通谓之姓者；次则三国南北朝以下之见于史者；又次则代北复姓，辽、金、元姓之见于史者；而无所考者别为一庆。此则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纷纷者皆无所用，岂非反本类族之一大事哉。”汉刘向撰《世本》二卷，其书不传。今《左传》注疏多本之，然亦未必无误。

　　○通谱同姓通族，见于史者，自晋以前未有。《晋书·石苞传》：“曾孙朴没于寇，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徒。”《南史·侯传》：“侯景以与己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此以殊族而附中国也。《晋书·孙传》：“子粥与弟子髦、辅、琰四人，并有吏材，称于当世，遂与孙秀合族。”《南史·周弘正传》：“谄附王伟，与周石珍合族。”《旧唐书·李义甫传》：“义甫既贵之後，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李辅国传》：“宰相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此以名门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书之，以志其非。今人好与同姓通谱，不知于史传居何等也。

　　北人重同姓，多通谱系，南人则有比邻而各自为族者。《宋书·上仲德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米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仲德闻土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魏书·崔玄伯传》：“崔宽自陇右通款，见司徒浩。浩与相齿次，厚抚之，及浩诛，以远来疏族，独得不坐。遂家于武城，以一子继浩弟览妻封氏，相奉如亲。”《北史·杜铨传》：“初，密太後杜氏父豹丧在濮阳太武，欲令迎葬于邺，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朕意欲取杜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令营护凶事。’浩曰：‘京兆为美，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後，于今为诸杜最。’召见铨，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送豹丧葬邺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正，何缘侨居赵郡？’乃延引同属魏郡。”《南史·韦鼎传》：“陈亡人隋。时吏部尚书韦世康兄弟显贵，文帝从容谓鼎曰：‘世康与公远近？’对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亲族，岂忘本也？’命官给酒肴，遣世康请鼎还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徐世，并考论昭穆，作《韦氏谱》七卷示之，欢饮十馀日乃还。”近日同姓通谱最为滥杂，其实皆植党营私，为蠹国害民之事，宜严为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于官，使谙悉古今者为之考定，岁终以达礼部，而类奏行之。其不请而私通者，屏之四裔。然後可革其弊。古之姓氏有专官掌之。《国语》曰：“使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只，氏姓之所出者，为之宗。”又曰：“司商协名姓。”《春官·宗伯》其属有都宗人、家宗人，而女官亦有内宗、外宗。今日姓氏、婚姻二事，似宜专设一官，方得教民之本。

　　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当日承唐馀风，犹重门荫，故史青唐、梁之际，仕宦遭乱奔亡，而吏部铨文书不完，因缘以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乱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豆卢革传》。《册府元龟》：“长兴初，鸿胪卿柳膺将斋郎文书两年卖与同姓人柳居则，大理寺断罪当大辟，以遇恩赦减死，夺见任官，罚铜，终身不齿。敕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讳，传于同姓，利以私财，上则欺罔人君，下则货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往，如有此弊：传者、受者并当极法。’”今则因无荫叙，遂驰：禁防，五十年来，通谱之俗遍于天下，自非明物察伦之主，亟为澄别，则滔滔之势将不可反矣。’”

　　唐朝已前最重谱牒，如《新唐书》言：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後刘库仁，柳城李氏世为契丹酋长，营州王氏本高丽之类，此同姓而不同族也，又如《魏书·高阳王雍传》言：博陵崔显，世号东崔，地寒望劣，此同族而不同望也。故《高士廉传》言：“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

　　异姓称族，自汉以来未有此事。杜子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诗云：‘与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圣贤冠史籍，枝派罗源津。”则杜与唐为兄弟矣。《重送刘十弟判官》诗云：“分源豕韦派，别浦雁宾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觉弟优。”则杜与刘为兄弟矣。韩文公《送何坚序》亦云：“何与韩同姓为近。”按《诗·扬之水》一章言戍申，三章言戍甫，三章言戌许。孔氏曰：“言甫、许者，以其俱为姜姓。既重章以变文，因借甫、许以言申，其实不戍甫、许也，”六国时，秦、赵同为赢姓，《史记》、《汉书》多谓秦为赵，亦此类也。《嵩高》言：“生甫及申。”孔氏曰：“此诗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岳，故连言之。”今人之于同姓，几无不通谱，何不更广之于异姓，而以子美、退之为例也？李华《淮南节度使崔公颂德碑》云：“惟申伯翼宣王，登南邦，兴周室，小白率诸侯征楚、翟，奉王职，与崔公叶德同勋，皆姜姓也。”

　　开元十九年，于两京置齐太公庙。建中初，宰相卢妃、京兆尹卢湛，以卢者齐之裔，乃鸠其裔孙若崔、卢、丁、吕之族，合钱以崇饰之。

　　元吴《送何友道游萍乡序》云：“袁柳抚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实一姬姓，文之昭由鲁之展而为柳，武之穆由晋之韩而为何，氏不同而姓同。”宋邵伯温《闻见录》云：“司马温公一日过康节先生，谒曰：‘程秀才既见。”则温公也。问其故，公笑曰：‘司马出程伯休父。’”

　　○二字改姓一字古时以二字姓改为一字者。如马宫本姓马矢，改为马。唐宪宗名纯，诏姓淳于者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钟离味二子，次日按，居颖州：长社，为钟氏。见之史册，不过一二。自洪武元年，沼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并中国所自有之复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于此。且如孙氏有二：卫之良夫楚之叔敖，并见于《春秋》，而公孙、叔孙、长孙、士孙、上孙之类，今皆去而为“孙”，与二国之孙合而为一，而其本姓遂亡。公羊、公沙、公乘之类，则去而为“公”；毋丘：毋将之类则去而为“毋”，而其本姓遂亡。司徒、司空之类，则去而为“司”，司马氏则去而或为“司”，或为“马”，而司马之仅存于代者惟温公之後。所以然者，盖因儒臣无学，不能如魏孝文改代北之姓，一一为之条理，而听其人之所自为也，然胡姓之改不始于是时。《唐书》：“阿史那忠以擒颉利功，拜左屯卫将军，妻以宗女定襄县主，赐名为忠，单称史氏。韩文公《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云：“其先姓乌石兰，从拓跋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乌’与‘兰’，独姓石氏。”刘静修《古里氏名字序》云：“吴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从中国姓，故古里氏例称吴。”则固已先之矣。

　　《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编修吴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术，如亻马尚未之录。今访之术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後，盖二字改为一字者而撰姓之时，尚未登于黄册也。以此知单姓之改并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

　　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者，禁中国人之更为胡姓，非禁胡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甲子，诏曰：“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原，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可谓正大简要。至九年三月癸未，以火你赤为翰林蒙古编修，更其姓名曰霍庄，盖亦仿汉武赐日碑姓金之意。然汉武取义于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国本无金姓也。今中国本有霍姓，而赐之霍，则与周霍叔之後无别矣。况其时又多不奉旨而自为姓者。其年闰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正言：“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人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宜令复姓，庶可辨识。又臣前过江浦，见塞外之俘累累而有，江统徙戎之论，不可不防。”至永乐元年九月庚子，上谓兵部尚书刘亻隽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宜赐姓以别之。”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给赐姓氏。从之。三年七月，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伦都儿灰名柴秉诚，保住名杨效诚。自此遂以为例，而华宗上姓与旃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使举籍蕃人之来归者，赐以汉姓所无，不妨如拓跋、字文之类二字为姓，则既不混于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知昭代远服四裔，其得姓于朝者凡若干族，岂非旷代之盛举哉！

　　○北方门族杜氏《通典》言：“北齐之代，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近将万室。”《北史·薛胤传》：“为河北太守，有韩、马两姓各二千馀家。”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蔓绝。其一登科第，则为一方之雄长，而同谱之人至为之仆役。此又风俗之敝，自金、元以来，凌夷至今，非一日矣。

　　○冒姓今人多有冒母家姓者。《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扶柳侯吕平，以皇太後姊长句子侯。”师古曰：“平既吕氏所生，不当姓吕，盖史家唯记母族也。”按是时太後方封吕氏，故平以姊子冒吕姓而封耳。《唐书·天後纪》：“圣历二年腊月，赐皇太子姓武氏。”然则有天子而令之冒母姓者与！

　　《汉书·景十三王传》：“赵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爱之，生一男，号淖子。”《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许荣上疏言：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是知冒母为姓，皆人伦之所鄙贱。然亦有帝子而称母姓者，如栗太子、卫太子、史皇孙之类，则以其失位而名之也。

　　吕平以太後姊长句子侯，此冒母姓之始。《史记·灌夫传》：“父张孟，为颖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大宛传》：“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汉拓注》：“服虔曰：‘堂邑，姓也，汉人。其奴名甘父。”师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盖取主之姓以为氏，而单称其名日父。”此冒主姓之始。先生《答毛锦衔书》曰：异姓为後，见于吏者：魏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吴朱然本姓施，以姊子为朱後，惟此二人为贤。而贾谧之後充，则有莒人灭曾阝之议矣。惟《晋书》有一事与君家相类云。吴朝周逸，博达古今。逸本左氏之子，为周氏所养，周氏自有子，时人有讥逸者，逸敷陈古事，卒不复本姓。学者咸谓为当然，亦未可引以为据，以经典别无可证也。

　　○两姓《汉书·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一姓繁。”○古人二名止用一字晋侯重耳之名见于经，而定四年，祝佗述践土之盟，其《载书》止日“晋重”，岂古人二名可但称其一与？《昭二年》：”莒展舆出奔吴。”传曰：“莒展之不立。”《晋语》：曹僖负羁称叔振铎为“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称其一也。《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梁传》作“蔡侯东出奔楚”，乃为之说曰：“东者，东国也。何为谓之东也？王父诱而杀焉，父执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东，恶之而贬之也。”然则以削其一名为贬也。

　　王莽孙宗得罪自杀，复其本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是又以增其一名为贬也。

　　班固《幽通赋》：“发还师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赋》：“重戮带以定襄，弘大顺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于践土载书，却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至岳为《关中诗》云：“纷坛齐万，亦孔之丑。”马氵督诔云：“齐万哮阚，震惊台司。”则不通矣，岂有以“齐万年”为“齐万”者邪？若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而诗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语。

　　班固《幽通赋》：“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缚兮桎桔，百贸易兮传卖。”遭桓缪兮识举，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体後汉人已开之矣。

　　《吕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惜誓》：“来革顺志而用国。”去“恶”字，此为剪截名字之祖。

　　文中并称两人，而一氏一名，尤为变体。杞殖、华还，二人也。而《淮南子》称为“殖华”。贾谊《新书》：“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参；勃，周勃也。《史记·孟子荀卿传》：“管婴不及。”管，管仲；婴，晏婴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周魏见辜。”周，周勃，魏，魏其侯窦婴也。扬雄《长杨赋》：“乃命骤卫。”膘，膘骑将军霍去病；卫，大将军卫青也。《杜钦传》：“览宗宣之飨国。”韦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徐乐传》：“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汤也，汤子姓。”班固《幽通赋》：“周贾荡而贡愤。”周，庄周；贾，贾谊也。《汉<广干>彰长碑》云：“丧父事母，有柴颖之行，”柴，高柴；颖，颖考叔也。夏侯湛《张平子碑》云：“同贯宰贡。”宰，宰我；贡，子贡也。《风俗通》：“清拟夷叔。”邵正《释讥》：“偏夷叔之高怼。”《傅子》：“夷叔迂武王以成名。”杜预《遗令》：“南观伊洛，北望夷叔。”陶潜诗：“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皆谓伯夷、叔齐。汉《广汉属国侯李翊碑》：“夷史之高。”《巴郡大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皆谓伯夷、史鱼，陶潜《读史》：“述九章程杵。”是程婴、公孙杵臼。《新唐书·尉迟敬德传》：“隐巢。”是隐太子、巢刺王，一溢一爵。

　　○古人谥止称一字古人谥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称一字者。卫之睿圣武公，止称武公。贞惠文子，止称公叔文子。晋赵献文子，止称文干。魏惠成王，止称惠王。楚顷襄王，止称襄王。秦惠文王，止称惠王。悼武王，止称武王。昭襄王，止称昭王。庄襄上，止称庄王。韩昭厘侯，止称昭侯。宣惠王，止称宣王。赵悼襄王，止称襄王。汉诸葛忠武侯，止称武侯。

　　○称人或字或爵颜、曾思、孟三人皆氏，而思独字，以嫌于夫子也。樊、郦、绎灌三人皆姓，而勃独爵，以功臣周姓者多也。

　　《史记》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孔将军，蓼侯孔聚也；费将军，费侯陈贺也。费独以爵者，以功臣陈姓者多也。

　　○子孙称祖父字子孙得称祖父之字。子称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日伯庸”是也。孙称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尧舜”是也。《仪礼》筮宅之辞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适尔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来日某齐尔于尔皇祖某甫。”字祖也。祭之祝曰：“适尔皇祖某甫以齐尔孙某甫。”两字之也。

　　字为臣子所得而称，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

　　○已祧不讳《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元年，礼仪使奏言：‘谨按《礼记》曰：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此谓已迁之庙，则不讳也。今顺宗神主升礼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请依礼不讳。’制可。”

　　文宗开成中，刻石经，凡高祖、太宗及肃、代、德、顺、宪、穆、敬七宗讳，并缺点画；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则不缺；文宗见为天子，依古卒哭乃讳，故御名亦不缺。

　　韩退之《辩讳》本为二名嫌名立论，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却犯正讳。盖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举张行素曰“文学治行众所推”，《平淮西碑》曰：“大开明堂，坐以治之。”《韩弘神道碑铭》曰：“无有外事，朝廷之治，”惟《讳辩》篇中似不当用。《杨氏曰》韩公是说汉人不讳“治”字耳，岂谓唐讳乎？

　　汉时祧庙之制不传，窃意亦当如此，故孝惠讳“盈”，而《说苑·敬慎篇》引《易》：“天道亏盈而益谦”四句，“盈”字皆作“满”，在七世之内故也。班固《汉书·律历志》：“盈元”、“盈统”、“不盈”之类，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馀见。何休注《公羊传》曰：“言于齐者，‘盈’讳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缨。”枚乘《柳赋》：“盈玉缥之清酒。”又诗：“盈盈一水间。”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後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书门下奏：“少帝册文内有‘基’字，是玄宗庙讳，寻常诏敕皆不回避，少帝是继世之孙，册文内不欲斥列圣之讳，今改为‘宗’字。”《宋史》：“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祷庙，翼祖当迁，以後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依。”

　　谢肇氵制曰：“宋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恒’字独不讳，盖当十宗之世，真宗已祧。

　　崇帧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嘉七宗庙讳，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须回避，盖唐、宋亦皆如此。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与亲王所同，则不讳。

　　○皇太子名不讳《册府元龟》：“唐王绍为兵部尚书，绍名初，与宪宗同。宪宗时为广陵王，顺宗即位，将册为皇太子，绍上言请改名。议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东宫之臣当请改尔，奈何非其属而遽请改名，岂为以礼事上邪？’左司员外郎李藩曰：‘历代故事，皆自不识大体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复；正无足怪也。’”《三国志》注言魏文帝为五宫中郎将，宾客如云，哪原独不往，太祖微使人间之，原答曰：“吾闻国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万历中年，往往有惜国本之名而以为题目者，得无有愧其言。

　　唐中宗自房州还，复立为皇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上言：“太子皇储，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晋尚书仆射山涛启事，称‘皇太子’而不言名。朝官犹尚如此，宫臣讳则不疑。今东宫殿及门名皆有触犯，临事论启，回避甚难。孝敬皇帝为太子时，改‘宏教门’为‘崇教门’；沛王为皇太子，改‘崇贤馆’为‘崇文馆’，皆避名讳以遵典礼。伏望依例改换。”制从之。史臣谓方庆欲尊太子，以示中兴之渐，然则方庆之言盖有为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亲王名俱今回避，盖失之不考古也，崇祯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贺良以避皇太子名，改名世寿。而光宗为太子，河南府及商州属县并未尝改。

　　《实录》言：“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给事中郑相同，请依古制，凡启事皇太子，惟东宫官属称臣，朝臣则否，以见尊无二上之义。诏下群臣议。翰林院编修吴沈言：‘太子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体宜同。’从之。”历代不称臣之制自斯而变。

　　亲王之名尤不必讳，而亦讳之。正统十二年，山西乡试《诗经》题内“维周之帧”，“帧”字犯楚昭王讳，考试及同考官俱罚俸一月。

　　○二名不偏讳二名不偏讳。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是其证也。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官，总万机，下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讳避。”《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名。上以贞观初不讳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从之。”

　　梭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敕曰：“古者酌礼以制名，惧废于物；难知而易讳，贵便于时，况徵彼二名，抑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登宝位，不改旧称，时则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闻曲避，止禁连呼。朕猥以渺躬，托于人上，祗遵圣范，非敢自尊。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若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字者，任自改更，务从私便，庶体朕怀。”

　　○嫌名卫桓公名完，楚怀王名槐，古人不讳嫌名，故可以为谥。

　　韩文公《讳辩》言：“不讳‘浒’‘势’‘秉’‘机’。”乃玄宗御删定《礼记·月令》，曰“野鸡人大水为蜃”，曰“野鸡始ず”，则讳“雉”，以与“治”同音也。李林甫序曰：“漩枢玉衡，以齐七政，”则讳“玑”。德宗《九月九日赐曲江宴诗》：“时此万枢暇，适与佳节并。”则讳“机”，以与“基”同音也。《南史》刘秉不称名而书其字白彦节，则讳“秉”，以与“”同音也。又如武後父讳士，而孙处约改名茂道，韦仁约改名思谦。睿宗讳旦，而张仁改名仁愿。玄宗讳隆基，而刘知几改名子玄，箕州改名仪州。德宗讳适，而括州改名处州。顺宗讳诵，而“斗讼”律改为“斗竞”。宪宗讳纯，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监察御史韦淳不改。既而有诏，以陆淳为给事中、改名质，淳不得已，改名处厚。而玄宗以南诏酋龙，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则退之所言，亦末为定论也。唐自中叶之後，即士大夫亦讳嫌名，故旧史以韩愈为李贺作《讳辩》为纰缪。而《贾曾传》则曰：“拜中书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名音同字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懿宗纪》则曰：“咸通二年八月，中书舍人卫洙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请改授闲官。’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己行，固难依允。’”是又以为不当讳也。

　　《册府元龟》：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溪进状曰：“臣准西台牒及金部称，奉六月二十七日敕，内园院郝景全事奏状内‘讼’字音与庙讳同，奉敕罚臣一季俸者。臣官位至卑，得蒙罚俸，屈与不屈，不合有言。而事关理体，若便隐默，恐负圣时，愿陛下宽其罪戾，使得尽言。臣前奏状称‘准敕因事告事，旁讼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语，臣状中具有‘准敕’字，非臣自撰辞句。臣谨按，《礼》不讳嫌名；又按《职制律》，诸犯庙讳嫌名不坐，注云：谓若‘禹’与‘雨’，疏云：谓声同而字异。注疏重复，至易分晓。伏惟皇帝陛下明过帝尧，孝逾大舜，岂自发制敕而不避讳哉。故是审量礼律，以为无妨耳。即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谓内园便有此论奏也。臣非敢诉此罚俸也，恐自此有援引敕格者，亦须委曲回避，便成讹弊。臣间赵充国为将，不嫌伐一时事，以为汉家俊法。魏徵为相，不存形迹，以致贞观太平。臣虽未及将相，忝为陛下持宪之臣，岂可以论俸为嫌，而使国家敕命有误也。愿陛下留意察纳，别下明敕，使自後章奏一遵礼律处分，则天下幸甚。”敕免所罚。

　　南唐元宗初名，避周信祖庙讳，改名景，是不讳嫌名。

　　按嫌名之有讳，在汉未之闻，晋羊祜为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及薨，荆州人为祜讳，名室户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此讳嫌名之始也。

　　後魏《地形志》：“天水郡上わ县，犯太祖讳，改为上封。”魏太祖名。宋代制，于嫌名字皆避之。《礼部韵略》凡与庙讳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讳匡胤，十《阳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晋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仿此。朱子《周易本义·后卦》下以“故为后”作“故为遇”，避高宗嫌名也。岂不闻《颜氏家训》所云：“吕尚之儿如不为‘上’，赵壹之子傥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者乎？”

　　明代不讳嫌名，如建文年号是也。

　　○以讳改年号唐中宗讳显，玄宗讳隆基，唐人凡追称高宗显庆年号多云“明庆”，永隆年号多云“永崇”，赵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而范文正公与元昊书亦改後唐明宗为“显宗”。

　　○前代讳孟蜀所刻石经，于唐高祖、太宗讳皆缺书。石晋《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南汉刘岩尊其父谦为代祖圣武皇帝，犹以“代”字易“世”。至宋，益远矣，而乾德三年卜《伏羲女蜗庙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孙冲序《绛守居园池记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其于旧君之礼何其厚与！

　　杨阜，魏明帝时人也，其疏引《书》：“协和万国”，犹避汉高祖讳。韦昭，吴後主时人也，其解《国语》，凡“庄”字皆作“严”，犹避汉明帝讳。唐长孙无忌等撰《隋书》，易《忠节传》以“诚节”，称苻坚为“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讳。自古相传，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移刺迪为常州路总管，刻其所点《四书章句或问集注》，其凡例曰：“凡序注或问中题头及空处并存其旧，以见当时忠上之意。近岁新刊《大学衍义》亦然。”时天历元年也。《资治通鉴·周太祖、世宗纪》。太祖皇帝皆题头，至今仍之。《孟子·见梁襄王章》。未注苏氏曰：“予观孟子以来，自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太祖”上空一字。永乐中修《大全》，于其空处添一“宋”字，後人之见，与前人相去岂不远哉！

　　○名父名君名祖《金膝》：周公之祝辞曰：“惟尔元孙某”；《左传》：荀偃济河而祷，称“曾臣彪”。名君也。《左传》：楚子围宋，申犀见王，称“无畏”；知荦对楚王，称“外臣首”；鄢陵之战，栾针曰“书退”，名父也。华耦来盟，称“君之先臣督”；栾盈辞于周行人，曰“陪臣书”，日“其子”，名祖若父也。○弟子名师《论语》：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孟子》：乐正子人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是弟子而名师也。

　　○同辈称名古人生不讳名，同辈皆面呼其名。《书》周公若曰“君”，《礼记·曾子间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论语》微生亩谓孔子曰“丘”是也。

　　○以字为讳古人敬其名，则无有不称字者。《颜氏家训》曰：“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吕後微时，尝字高祖为季。汉袁种，字其叔父盎曰丝。王丹与侯霸子语，字霸为君房。江南至今不讳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故有讳其名而并讳其字者，《三国志·司马朗传》：“年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客谢之。”《常林传》：“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虽当下拜，临子字父，何拜之有！’”《晋书·儒林刘兆传》：“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旧唐书·韩愈传》：“拜中书舍人，有不悦愈者，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椽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近者均于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至于山阳公《载记》言：“马超降蜀，尝呼先生字，关羽怒，请杀之。”此则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侪论矣。

　　○自称字《汉书》注：“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宏景自号华阳，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居’代名。”此自称字之始也。

　　《东观馀论》言：“古人或有自称字者。王右军《敬谢帖》云“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卢循《与远书》云“范阳卢子先叩首”，柳少师《与弟帖》云“诚悬呈”。今按唐权德舆《答杨湖南书》称“载之再拜”，柳冕《答郑衢州书》称“敬叔顿首”，白居易《与元九书》称“乐天再拜”，宋陈抟《谒高公诗》称“道门弟子图南上”。

　　唐张谓《长沙风土碑铭》：“有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理湘东”；张洗《济读庙祭器币物铭》：“濯缨不才，谬领兹邑”；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自书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称其字。

　　自称其字不始于汉人，家父、吉甫、寺人，孟子之诗已先之矣。

　　○人主呼人臣字汉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

　　晋以下，人主于其臣多小呼名。《南史》：“梁蔡撙为吏部尚书侍中。武帝尝设大臣饼，撙在坐，帝频呼姓名，撙竞不答，食饼如故。帝觉其负气，乃改唤‘蔡尚书’，博始放箸执笏曰‘尔’。帝曰：‘卿向何聋，今何聪？’对曰：‘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帝有惭色。”又南朝人加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谢景仁，北朝人如萧世怡、李元操之辈，名犯帝讳，即以字行，不复更名。魏王昕对汝南王悦自称“元景”，北齐祖︔对长广王湛自称“孝徵”，隋崔颐《答豫章王启》自称“祖浚”，王贞《答齐王柬启》自称“孝逸”，而唐太宗时如封伦、房乔、高俭、尉迟恭、颜籀，并以字为名，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其时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後世所不能及矣。

　　《因话录》：“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数道陈拾遗名，柳舍人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他字伯玉，亦应呼陈伯玉。’”

　　○两名《礼记》正义：“公羊说《春秋》，讥二名，谓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说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名为居，是为二名。许慎谨案云：“文武贤臣有散宜生，苏忿生，则公羊之说非也。”今按古人两名见于经传者，不止楚平王。如晋文侯名仇，而书云“父义和”。楚灵王名围，而《春秋》书“弑其君虔于乾溪”。赵简子名鞅，而铁之战自称“志父”。南宫敬叔名说，一名纟舀，字容，又字括，《蜚廉石棺铭》自称“处父”。屈原名平，其作《离骚》也，名正则，字灵均。《贾谊传》：“梁王胜”注：“李奇曰：《文三王传》言揖，此言胜，为有两名。”

　　○假名甲乙《史记·万石君传》：“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韩安国传》：“蒙狱吏田甲”，《张汤传》：“汤之客田甲”，《汉书·高五王传》：“齐宦者徐甲”，《严助传》：“闽越王弟甲”，疑亦同此。《任安传》：“某子甲何为不来乎？”《三国志》注：“许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传·文十四年》：“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犹言某甲。”《汉书·魏相传》：“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不应一时四人同以尧、舜、禹、汤为名，若有意撰而名之者。及读《急就章》，有云“祖尧舜，乐禹汤”，乃悟若此类皆古人所假以名之也。或曰：高帝时实有赵尧，然非谒者。

　　蜀汉费作《甲乙论》，设为二人之辞。晋人文字每多祖此，虚设甲乙。中书令张华造甲乙之问云：“甲娶乙为妻。後又娶丙。”博士弟子徐叔中《服议》，以母为甲，先夫为乙，後夫为丙，先子为丁，继子为戊。梁范缜《神灭论》有张甲、王乙、李内、赵丁。而《关尹子》云：“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关尹子》亦魏晋间人所造之书也。先秦以上即有以甲、乙为彼此之辞者，《韩非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

　　○以姓取名古人取名连姓为义者绝少，近代人命名，如陈王道、张四维、吕调阳、马负图之类，榜目一出，则此等姓名几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尝读《通鉴》至五代後汉，有虢州伶人靖边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优伶之名与姓通取一义，所以为谑也。”考之自唐以来，如黄幡绰、云朝霞、镜新磨，罗衣轻之辈，皆载之史书，益信其言之有据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则自嘉靖以来然矣。

　　○以父名子《左传·成十六年》：“潘之党”，潘之子名党也。《襄二十三年》：“申鲜虞之傅挚”，申鲜虞之子名傅挚也。按《仪礼·特牲馈食礼》：“筮某之某为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亦此类也。

　　○以夫名妻《左传·昭元年》：“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汉书·杜钦传》：“皇太後女弟司也君力。”《南齐书》：“周盘龙爱妾杜氏，上送金钗镊二十枚，手敕曰‘饷周公阿杜。’”《孔丛子》：“卫将军文子之内子死，复者曰，皋媚女复’。子思闻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妇人于夫氏以姓氏称，礼也。’”

　　○回兼举名字史文有一人而兼举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盂明视”之类，已于《左传》见之。若骈俪之文，必无重出，而亦有一二偶见者。《焦氏易林》：“申公颠倒，巫臣乱国。”刘琨《答卢谌诗》：“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谢惠连《秋怀诗》：“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沈约《宋书·恩幸传》论：“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皆一人而兼举其名、字也。古诗：“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下一“与”字，竟以公输鲁班为二人，则不通矣。

　　○排行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水经注》：“昔北平侯王谭不同王莽之政，子兴生五子，并避乱隐居。光武即帝位，封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显才蒲阴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撰妄说，东汉人二名者亦少。

　　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琦、刘琮，此後应璩、应。卫、卫之流，踵之而出矣。

　　今人兄弟行次称一为大，不知始自何时。汉淮南厉王常谓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二人同名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称之者。《左传·庄二十八年》：晋献公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晋人谓之“二五耦”。《战国策》：杜赫谓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齐田忌、邹忌为二忌。唐高宗显庆二年诏曰：“踪二起于吴、白。”盖仿此称。○字同其名名字相同，起于晋、宋之间。史之所载，晋安帝讳德宗，字德宗；恭帝讳德文，字德文；会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宋蔡兴宗，字兴宗；齐颜见远，字见远；梁王僧孺，字僧孺；刘孝绰，字孝绰；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师觉授，字觉授；北齐慕容绍宗，字绍宗；魏兰根，字兰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庆之，字庆之；崔彦穆，字彦穆之类，至唐时尤多。

　　《藩镇传》田绪，字绪；刘济，字济，此起家军伍，未曾立字，如李载义辞，未有字之比尔。史家例以为字，非也。且其文不可省乎？

　　○变姓名古人变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无所为而变者。范蠡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第五伦客河东，自称王伯。齐梁鸿适齐，姓运期，名耀。

　　○主而日讳生曰名，死曰讳。今人多生而称人之名曰讳。《金石录》云：“生而称讳，见于石刻者甚众。”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诏曰：“其更讳询”，以为西汉已如此。《蜀志》刘豹等上言：“圣讳豫睹，”许靖等上言：“名讳昭著。”《晋书》高κ言：“范伯孙恂。恂率道名讳，未尝经于官曹。”束《劝农赋》：“场功毕，租输至。录社长，召闾师。条牒所领，注列名讳。”

　　○主称谥《汉书·张敖传》：“吕後数言张王以鲁元故，不宜有此。”刘曰：“史家记事，或有如此追言谥者。”《史记》：贯高与张敖言，谓帝为“高祖”。《公羊传》：“公子与桓公言：吾为子口隐矣。”皆此类。今按传记中此例尚多，如《左氏传》：石昔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国语》：鲍国谓子叔声伯曰：“子何辞苦成叔之邑。”《战国策》：智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史记·秦本纪》：晋文公夫人请曰：“缪公怨此三人，人于骨髓。”《鲁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宋世家》：华督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楚世家》：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随入谢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随。”齐王遗楚王书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郑世家》：庄公曰：“武姜欲之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赵世家》：吴延陵季子使于晋，曰：“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後矣。”《韩世家》：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吴起传》：“公叔之仆曰：“君因先与武侯言。”《仲尼弟子传》：子羔曰：“出公去矣，而门己闭。”《鲁仲连传》：新垣衍谓赵王曰：“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诸先生补《梁孝王世家》：窦太後谓景帝曰：“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三王世家》：公户满意谓燕王曰：“今昭帝始立。”《荀子》：周公谓伯禽之傅曰：“成王之为叔父。”《吕氏春秋》：豫让欲杀赵襄子，其友谓之曰：“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淮南子》：先轸曰“昔吾先君与缪公交。”诸御鞅复于简公曰：“陈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僧也。”《吴越春秋》：子胥曰：“报汝平王。”《说苑》：景公曰：“善为我浮桓子也。”卫叔文子曰：“今我未以往，而简子先以来。”并是生时不合称谥。又如《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季桓子之丧，卫君请吊。哀公辞，不得命。公为主，客入吊，康子立于门右。”孔子没时，哀公、康子俱存，此皆後人追为之辞也。自东京以下，即无此语，文益谨而格卑矣。

　　“史记·田敬仲世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苏氏曰：“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称王公为君称周文王为文君，《焦氏易林》：“文君燎猎，吕尚获福。号称太师，封建齐国。”汉张衡《思玄赋》：“文君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名。”称晋文公为文君，《楚辞·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淮南子》：“晋文君大布之衣，牧羊之裘。”又云“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称宋文公为文君，《墨子》：“‘昔者宋文君鲍之时。”称楚庄王为庄君。《荀子》：“庄君之{勿月}。”称齐庄公为庄君，《墨子》：“昔者齐庄君之时。”称鲁昭公为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丧居。”称齐景公为景君，宋何承天《上陵篇》：“指营丘，感牛山，爽鸠既没景君叹。”称宋襄公为襄君，周庾信《入彭城馆诗》：“襄君初建国。”称宋元公为元君，《庄子》：“宋元君夜半而梦。”

　　●卷二十四○祖孙自父而上之皆曰祖，《书·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汤”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孙，《诗·宫》之篇曰：“後稷之孙，实维太王”；又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是也。

　　○高祖汉儒以曾祖之父为高祖。考之于传，高祖者，远祖之名尔。《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曰：‘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则以始祖为高祖。《书·盘庚》：“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康王之浩》：“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则以受命之君为高祖。《左传·昭公十五年》：“王谓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司晋之典籍。”则谓其九世为高祖。

　　○艺祖《书》：“归格于艺祖。”长。注以艺祖为文祖，不详其义。人知宋人称太祖为艺祖，不知前代亦皆称其太祖为艺祖。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义堂颂》曰：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宁，实惟艺祖储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艺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谓唐高祖。张说作《享太庙乐章》曰：“肃肃艺祖，滔滔浚源。有雄武剑，作镇金门。玄王贻绪，後稷谋孙。”此谓高祖之高祖讳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汉高祖乾元年，改元制祠：“昔我艺祖神宗开基抚运，以武功平祸乱，以文德致升平。”此谓前汉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册文》曰：“仰艺祖之开基，佳江神之效灵。”此谓金太祖。然则是历代大祖之通称也。

　　唐武宗会昌三年，讨刘稹制曰：“顷者烈祖在藩，先天启圣。”是以玄宗为烈祖。宋王旦《封祀坛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经制而未逞；神宗求至理，致升平，业成而中罢。”是以太祖为烈祖，太宗为神宗，亦古人之通称也。《左传·哀二年》：“卫太子祷曰：‘曾孙蒯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书·文侯之命》：“汝克昭乃显祖、烈祖。”显祖皆谓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称。

　　○冲帝幼主谓之冲帝。《水经注》：“汉冲帝诏曰：‘翟义作乱于东，霍鸿负倚芒竹。’”以孺子婴为冲帝。

　　○考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书·大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康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酒诰》：“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尹伯奇《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自《曲礼》定为生曰父，死曰考之称，而为人子者当有所讳矣。

　　○伯父叔父古人于父之昆弟必称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则是字之而已。《诗》所谓“叔兮伯兮”，“伯兮兮”，“叔于田”之类，皆字也。

　　今之天子称亲王为叔祖、曾叔祖，甚非古义。《礼》：“天子称同姓诸侯曰伯父、叔父，称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传·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谓籍谈曰：‘叔父唐叔。’”称其先君为伯父、叔父之证也。故《礼》有诸父，无诸祖。

　　○族兄弟《书》：“克明俊德，以亲九族。”郑康成谓：“九族者，据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孙之亲。”《左传·襄公十二年》：“凡诸侯之丧，同宗临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注：“同族谓高祖以下是也。”故晋叔向言之宗十一族。贾谊《新书》：“人有六亲。六亲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为从父昆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子从曾祖而昆弟，故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是同高祖之兄弟即为族，族非疏远之称。《颜氏家训》：“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皆云族人。河北虽二三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理未通。○亲戚《史记·宋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路史》谓：“但言亲戚，非诸父昆弟之称。”非也。古人称其父于兄弟亦曰亲戚。《韩诗外传》：“曾子曰：‘亲戚既没，虽欲孝，谁为孝？’”此谓其父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善屏周。”此谓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谓其弟员曰：‘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三国志》：“张昭谓孙权曰：‘况今奸宄兢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此谓其父兄。

　　○哥唐时人称父为哥。《旧唐书·王琚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剡传》：“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而称之为四哥、三哥，亦可谓名之不正也已。玄宗《与宁王宪书》称大哥，则唐时宫中称父、称兄皆曰哥。

　　○妻子今人谓妻为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韩非子》：“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象吾故。’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杜子美诗：“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

　　○称某经传称某有三义。《书·金滕》：“惟尔元孙某。”史文讳其君，不敢名也。《春秋·宣公六年，公羊传》：“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传：“失其名也。”《礼记·礼》：“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仪礼·士冠礼》：“某有“子某。”《论语》：“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

　　周人以讳事神。《牧誓》之言“今予发”。《武成》之言“周王发”，生则不讳也；《金滕》之言“惟尔元孙某”，追录于武王既崩之後，则讳之矣。故《礼》：“卒哭乃讳。”

　　○互辞《易》：“斡父之蛊，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书》：“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言“予”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後之劳尔先。”言“予”又言“我”。“越予冲人，不印自恤。”言“予”又言“”。《诗》：“岂不尔受，既其女迁。”言“尔”又言“女”。《论语》：“吾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言“我”又言“吾”。《左传》：“尔用而先人之治命。”言“尔”又言“而”。“女畏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记·张仪传》：“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言“若”言“汝”又言“而”。《诗》：“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言“公”又言“侯”。《梁传》：“言君之不取，为公也，”言“君”又言：“公”。《左传》：“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记·齐世家》：“子我盟诸田于陈宗。”言“田”又言“陈”。皆互辞也。

　　○豫名《诗》：“鸟乃去矣，後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为後稷也。“为韩吉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为韩吉也。皆因其异日之名而豫名之，亦临文之不得不然也○重言古经亦有重言之者。《书》：“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即“暇”也。《诗》：“无己太康”。“已”即“太”也。“既安且宁”。“安”即“宁”也。“既庶且多。”“庶”即“多”也。《左传》：“一薰一获，十年尚犹有臭。”“尚”即“犹”也。“周其有[A18F]王，亦克能修其职。”“克”即“能”也。《礼记》：“人喜则斯陶。”“则”即“斯”也。

　　○後《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称妃，周始立後。”今考帝喾四妃，帝舜三妃，以至周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无後名。而《诗》、《书》所云後，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後于纪。”《襄十五年》：“刘夏逆王後于齐。”于是始称後。《曲礼》：“天子有後，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後。”而宣王晏起，姜後脱簪，见于《列女之传》。此周人立後之据。惟《左传·哀元年》：“後缗方娠。”是夏时事，疑此後人追称之辞。自《春秋》以下之文，则有以君为後者，有以妃为後者，杂然于书传矣。

　　人君之号，唐虞曰帝，夏曰後，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专，後则诸侯皆得称之。故《书》言“肆觐东後”，“群後四朝”，“禹乃会群後，誓于师”。《伊训》之祠先王，“侯甸群後咸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呜呼群後。”而後夔、後羿、伯明後寒之称，皆见于传。《胤征》之篇亦称胤後。康王作《毕命》曰：“三後协心，同底于道。”穆王作《吕刑》曰：“乃命三後，恤功于民。”然则禹之降帝而称後，是禹之谦，禹之不矜也。

　　诸侯谓之群後，故天子独称元後。

　　汉时郡守之于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称府主为後者。汉《武都大守李翕西狭颂》云：“赫赫明後，柔嘉维则。”《桂阳太守周憬铭》云：“懿贤後兮发圣英。”晋应詹为南平太守，百姓歌之曰：“侥幸之运，赖兹应後。”《兰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诗云：“明後欣时丰，驾言映清澜。”

　　○王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称之；而禹之为王，未尝见于书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胤征》：“胤後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见于书者始此，然无称禹为王者。经传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後氏。

　　周人之追王止于太王，而组绀已上至後稷则谓之先公，《诗》：“礻龠祠尝，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则亦可称之为王。《书·武成》：“惟先王建邦启土。”《周语》：“太子晋谏灵王：‘自後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

　　王而尊之曰帝，黄歇《上秦昭王书》：“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是也。王而等之曰诸侯，汉王告诸侯曰：“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是也。

　　○君古时有人臣而隆其称曰君者，周公若曰“君”是也，篇中言君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书王若曰“君”，陈穆王之书王若曰“呜呼！君牙”，皆此例也，犹汉时人主称丞相为君侯也。《礼记·坊记》云：“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传中称君者，皆国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称为君者，《庄十一年》：“楚门廉语屈暇曰：‘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襄二十五年》：“郑子产对晋士庄伯曰：‘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至家臣则直谓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虑癸谓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晋祁盈之臣曰：‘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哀十四年》：“宋司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从吾君之命’”是也。《仪礼·丧服》篇：“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传曰：“君谓有地者也。”郑氏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丧大记》：“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称大夫为君。”《周礼·调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则上下之通称，不始于後代矣。

　　人臣称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漠盖都君。”

　　《汉书·高帝纪》：“爵或人君，上所尊礼。”师古曰：“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谓天子。”

　　汉时曹掾皆称其府主为君。至苍头亦得称其主人为君，《後汉书·李善传》：“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称其父为君，《汉书·王章传》：“我君素刚，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妇亦得称其舅为君，《尔雅》：“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列女传》：“我无樊、卫二姬之行，故君以责我”是也。

　　《丧服》：“妾为君。”郑氏注曰：“妾谓夫为君者，不得体之加尊之也，虽士亦然。”

　　○主春秋时称卿大夫曰主。故齐侯唁昭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而南唐降号江南国主，亦以奉中国正朔，自贬其号。若刘玄德帝蜀，谥昭烈，葬惠陵。初无贬绌，末帝降魏，封为安乐公，自可即以本封为号。陈寿作《三国志》，创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以晋承魏统，义无两帝。今千载之後，而犹沿此称，殊为不当。况改汉为蜀，亦出寿笔。当时魏已篡汉，改称昭烈为蜀，使不得附汉统。异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故，若杜甫诗中便称蜀主，殊非知人论世之学也。昔刘知几论《後汉书·刘元列传》：以为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後来所修理宜刊革。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马氏之臣，不当称昭烈为先主矣。诸葛孔明书中亦多有称先主者。本当是先帝，传之中原，改为先主耳。主者次于君之号。苏林解《汉书》“公主”云：“妇人称主，”引《晋语》：“主孟啖我”。

　　○陛下贾谊《新书》：“天子卑号称陛下。”蔡邕《独断》：“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于，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义也。”上书亦如之。乃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据此，则陛下犹言执事，後人相沿，遂以为至尊之称。

　　○足下今人但见《史记》秦阎乐数二世称“足下”，遂以为相轻之辞，不知乃战国时人主之称也。如苏代遗燕昭王书，乐毅报燕惠王书，苏厉与赵惠文王书，皆称“足下”。又如苏秦谓燕易王，范睢见秦昭王，苏代谓齐王，齐人谓齐王、孟尝君舍人谓卫君，张丐谓鲁君，赵郝对赵孝成王，郦生说沛公，张良献项王，亦皆称“足下”。《汉书·文帝纪》：“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朱虚侯臣章、东牟候臣兴、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书·西南夷传》载诸国表文，诃罗陀国称“圣王足下”，义称“天子足下”，阿罗单国称“大吉天子足下”，阎婆婆达国称“宋国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国称“大王足下”。《梁书·诸夷传》表文，盘盘国称“常胜天子足下”，干利国称“天子足下”，狼修牙国称“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国称“圣王足下”。

　　○阁下赵《因话录》曰：“古者三公开阁，郡守比古人之侯伯，亦有阁，故世俗书题有‘阁下’之称。前辈呼刺史太守亦曰‘节下’，与宰相人僚书往往称‘执事’，言阁下之执事人耳。刘子玄为史官，《与监修宰相书》称‘足下’，韩文公《与使主张仆射书》称‘执事’，即其例也。若记室本系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亦非所宜。执事则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侍者则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上下无别。其执事才施于举人，侍者止行于释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天壤矣。”

　　谢在杭《五杂俎》言：“阁，夹室也，以板为之。《礼记·内则》：‘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盖古人置此以度饮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阁，而後乃广之为楼观之通名，如石渠、天禄、麒麟之类。或以藏书，或以绘像，或以为登眺游览之所。阁者，门旁小户也。因设馆于其旁，即谓之阁。”《汉书·公孙宏传》：“开东阁以迎贤人。”师古曰：“阁者，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椽吏官属。”如今官署角门旁有延宾馆是也。故《萧望之传》言：“自引出阁。”而《隽不疑传》：“暴胜之为直指使者，不疑至门，胜之开阁延请。”是凡官府皆有阁，不独三公也。《韩延寿传》：“行县至高陵，入卧传舍，闭阁思过。”如今之闭角门，不听官属人也。《朱博传》：“召见功曹，闭阁数责。”此又是闭角门不听出也。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制仿之，以宣政为前殿，紫宸为便殿。前殿谓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谓之入阁，盖中门不启而开角门也。《尔雅》：“小闺谓之阁。”而室中之门亦或用此为称。是则二字之义本自不同。《汉旧仪》曰：“丞相听事门曰黄阁，不敢洞开朱门，以别于人主，故以黄涂之，谓之黄阁。”今代以文渊阁藏书，而大学士主之，故谓之阁老，盖亦论经石渠、校书天禄之遗意尔。然西京但有阁，而未以为官曹之称。至後汉始谓之台、阁。《古诗为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陈寿《三国志》评曰：“魏世事统台阁，重内轻外，故八座尚书即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曰：“薛夏为秘书丞，尝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而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移。推使当有坐者，夏报之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兰台屈，无以折。自是之後，遂以为常。”《唐书·职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然则今之内阁实本于此，而非取三公黄阁之义。其言入阁办事，谓入此内阁尔，而与唐之随仗入阁不相蒙也。阁下之称犹云台下，古今异名，亦何妨乎。

　　○相《管子》曰：“黄帝得六相。”《宋书·百官志》曰，“殷汤以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然其名不见于经，惟《书·说命》有“爱立作相”之文。而《左传·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礼记·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谓三公相王之事也。”正义曰：“案《公羊·隐五年》传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国时，一人知事者特谓之相，故《史记》称穰侯范雎、蔡泽皆为秦相，後又为丞相也。杜氏《通典》曰：“黄帝六相，尧十六相，为之辅相，不必名官。”是则三代之时言相者皆非官名，如《孟子》言：舜相尧，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汤，周公相武王，《礼记，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类耳。《左传·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庄公九年》：“鲍叔言于齐侯曰：‘管夷吾治于高，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谓赵文子曰：‘子相晋国。’”按当时官名皆不谓之相。是相矣。《哀公十七年》：“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则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会齐侯于夹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会仪也。如‘愿为小相焉’之相。”《史记·孔子世家》乃云：“孔子为大司寇，摄相事。”是误以“傧相”之相为“相国”之相。不知鲁无相名，有司寇而无大司寇也。○将军《春秋传》：“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是已有将军之文，而未以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阎没女宽对魏献子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正义曰：“此以魏子将中军，故谓之将军。”及六国以来，遂以将军为官名，盖其元起于此。《公羊传》：“将军子重谏曰。”《梁传》：“使狐夜姑为将军。”《孟子》：“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墨子》：“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庄子》：“今将军兼此三者。”《淮南子》：“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张武为智伯谋曰：‘晋六将军。’”又曰：“鲁君召子贡，授之将军之印。”而《国语》亦曰：“郑人以詹伯为将军。”又曰：“吴王夫差黄池之会，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将军。”《礼记·檀弓》：“卫将军文子之丧。”《史记·司马穰直传》：“景公以为将军。”《封禅书》：“杜主者，故周之右将军。”《越世家》：“范蠡称上将军。”《魏世家》：“令太子申为上将军。”《战国策》：“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汉书·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将军，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战国置大将军，楚怀王与秦战，秦败楚，虏其大将军屈丐。至汉则定以为官名矣。”○相公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若封王则称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号，则有公而无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尽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伦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长、徐达，三百年来有此二相公耳。魏王粲《从军行》：“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羽猎赋》：“相公乃乘轻轩，驾四骆。”相公二字似始见此。

　　○司业国子司业，以为生徒所执之业，非也。唐归崇敬授国子司业，上言：“司业义在《礼记》‘乐正司业’。正，长也。言乐官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版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设虚，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磐之и虚也。今太学既不教乐，于义无取，请改国子监为辟雍，祭酒为太师氏，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诏下尚书集百僚定议以闻。议者重难改作，其事不行。按《灵台》之诗曰：“虚业维枞。”即此“业”字。传曰：“业，大版也。所以饰为悬也。捷业如锯齿，或白画之。”《尔雅》：“大版谓之业。”《左氏·昭九年》传：“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礼记·檀弓》：“大功废业。”并谓此也。悬者，常防其坠。故借为敬谨之义，《书》之“兢兢业业”，《诗》之“赫赫业业”、“有震且业”是也。凡人所执之事亦当敬谨，故借为事业之义。《易》传之“进德修业”，“可大则贤人之业”，“盛德大业”；《礼记》之“敬业乐群”是也。然三代《诗》、《书》之文并无此义，而“业广惟勤”一语，乃出于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

　　梁刘勰《文心雕龙》谓：《沦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三论》後人追题，今《周官篇》有“论道经邦”之语，盖梅赜古文之书，其时未行。然即此二字，亦足以蔡时世言语之不同矣。

　　○翰林《唐书·职官志》曰：“翰林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争。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燕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任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後，始号北门学士。玄宗之代，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掌中外表疏批答应和文章。继以诏敕文告悉由中书，每多窒滞，始选朝官有辞艺学识者人翰林供奉，然亦未定名制。开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以独当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以後，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而其官不见于《唐六典》，盖书成于张九龄，其时尚未置也。

　　《旧书》言翰林院有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陆贽与吴通玄有隙，乃言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徒，待诏翰林，比无学士，请罢其官。其见于史者：天宝初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占星韩颖、刘ピ，贞元末奕棋王叔文，侍书王亻丕，元和未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宝历初善奕王倚、兴唐观道士孙准，并待诏翰林。又如黎斡虽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诏翰林。而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履冗食者四十二人。宝历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共一千二百七十人。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学之士矣。赵磷《因话录》云：“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续有待诏欲先赐，本司以名上，上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张灯，命翰林院词臣撰诗词。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论思代言为职。虽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经之词，岂宜迸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苏轼之教坊致语，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尝伏读宣宗章皇帝御制《翰林箴》，有曰：‘启沃之言，惟义与仁。尧舜之道，邹孟以陈。’今张灯之举，恐非尧舜之道；应制之诗，恐非仁义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陈于上，伏愿采萏荛之言，于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滴懋临武知县，仲昭湘潭知县，昶桂阳州判官，各调外用。已而谏官为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评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马《越语》：“句践身亲为夫差前马。”《韩非子》云：“为吴王洗马。”洗音铣。《淮南子》云：“为吴兵先马走。”《荀子》：“天子出门，诸侯持轮挟舆先马。”贾谊《新书》：“楚怀王无道，而欲有霸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滕、薛、卫、中山之君随而趋。”然则洗马者，马前引导之人也。亦有称马洗者，《六韬》：“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汉书·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先马。”张晏曰：“先马，员十六人，秩比谒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礼》：“齐右”职云：“凡有牲事则前马。”注：“王见牲则拱而式，居马前，却行，备惊奔也。”又“道右”职云：“王式则下前马。”是此官古有之矣。《庄子》：“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张若讠朋前马。”

　　○比部《周礼，小司徒》：“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注：“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郑司农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庄子》云：“礼法度数刑名比详。”唐时刑部有刑比都官司门四曹。《通典》：“比部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计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天宝十一载又改比部为司计，至德初复旧。”《旧唐书·职官志》：“比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通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杨炎传》：“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职官志》：“比部郎中、员外郎，掌勾覆中外帐籍，凡场务仓库出纳在官之物，皆月计季考岁会，从所隶监司检察以上，比部至则审覆其多寡登耗之数，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负。”《山堂考索》：“会计逋欠，每三月一比，谓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罚与赋检相为表里之说。今四曹改为十三司，而财计之不关刑部久矣，乃犹称郎官为比部，何邪？”○员外员外之官本为冗秩。《旧唐书·李峤传》：“峤为吏部时，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复居相位，奏置员外官数千人。以至官寮倍多，府库减耗。”事在中宗神龙二年。又有谓之员外置同正员者。迨乎玄宗，犹不能尽革。故肃宗乾元二年九月诏曰：“应州县见任员外官，并任其所适。其中有材识干济，曾经任使州县所资者，亦听量留，上州不得过五人，中州不得过四人，下州不得过三人，上县已上不得过一人。”今则副郎而取名员外，于义何居？当由定制之初，主爵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实。了不云乎：“必也正名。”则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遗号矣。○主事後汉光禄勋有南北庐主事，主三署之事，于诸郎之中察茂材者为之，然其职不过如椽史之等。故范滂迁光禄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亦不止。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谢之。而张霸，戴封、戴就、公沙穆并以孝廉为光禄主事，其他府寺则不闻有此名也。《宋书·百官志》：“中书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则于尚书诸司置主事令史。隋炀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时并流外为之。尚书省主事六人，从九品上，门下省主事四人，中书省主事四人，并从八品下。而刘祥道上疏言：“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省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纵欲参用士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厘革，稍清其选。”事竟不行。《宋史·职官志》：“门下省吏四十有九，录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书令史十有八人，守当官十有九人。”是在前代皆椽史之任也，明初设六部主事意亦仿此。永乐十四年，永新伯许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勘。

　　○主簿《周礼·司会》注：“主计会之簿书。”疏云：“簿书者，古有简策以记事，若在君前，以笏记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当持簿，簿则簿书也。”汉御史台有此官，御史大夫张忠署孙宝为主簿。而魏晋以下，则寺监以及州郡并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条下云：“主簿一人，录门下众事，省署文书，汉制也。历代至隋，皆有。”又引晋习凿齿为桓温荆州主簿，亲遇深密，时人语曰：“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在当时为要职，○郎中待诏北人谓医生为大夫，南人谓之郎中，镊工为待诏，木工、金工、石工之属皆为司务。其名盖起于宋时。《老学庵笔记》：“北人谓医为衙推，卜相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游卖术，故有此称，亦莫详其所始也。”《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

　　○外郎今人以吏员为外郎。按《史记·秦始皇纪》：“近官三郎”，索隐曰：“三郎谓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汉中郎将分掌三署，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无员，多至千人，掌门户，出充车骑，其散郎谓之外郎。”今以之称吏员，乃世俗相褒之辞。

　　○门子门子者，守门之人，《旧唐书·李德裕传》：“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是也。今之门子乃是南朝时所谓县僮，《梁书·沈璃传》：“为馀姚令，县南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执衣，皆中男为之。”○快手快手之名，起自《宋书·玉镇恶传》：“东从旧将犹有六队千馀人，西将及能细直吏快手复有二千馀人。”《建平王景素传》：“左右勇士数十人，并荆楚快手。”《黄回传》：“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亦有称精手者。沈约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齐高帝纪》：“王蕴将数百精手，带甲赴粲。”《梁书·武帝纪》：“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馀万人。”

　　○火长今人谓兵为户长，亦曰火长。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为伍，五长为伯，故称伍伯。一曰户伯。汉制：兵五人一户灶，置一伯，故曰户伯。亦曰火伯，以为一灶之主也。”《通典》：“五人为列，二列为火，五火为队。”《唐书·兵志》：“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大有长。”又云：“十人为人，五火为团。”则直谓之火矣。《宋书·卜天与传》：“少为队将，十人同火。”《木兰诗》：“出门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叱左右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或作”伙”，误。

　　○楼罗《唐书·回纥传》：“加册可汗为登里颉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含俱录，华言娄罗也，盖聪明才敏之意。”《酉阳杂俎》引梁元帝《风人辞》云：“城头网雀，楼罗人著。”《南齐书》顾欢论云：“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北史·王听传》：“尝有鲜卑聚语，崔昂戏问听曰：‘颇解此不？’听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五代史·刘铢传》：“诸君可谓楼罗儿矣。”《宋史》：“‘张思钧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质状小而精悍，太宗尝称其楼罗；自是人目为小楼罗焉。”

　　○自衣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处士而称之者。《风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史记·儒林传》：“公孙宏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後汉书·崔る传》：“宪谏以为不宜与白衣会”；《孔融传》：“与白衣称衡跌荡放言”；《晋书·阎缵传》：“荐白衣南安朱冲，可为太孙师傅”；《胡奋传》：“宣帝之伐辽东，以白衣侍从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称之者。《汉书·两龚传》：“闻之白衣，”师古曰：“白衣，给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固之属”；苏伯玉妻《盘中诗》：“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续晋阳秋》：“陶潜九月九日无酒，于宅边菊丛中坐．望见白衣人，乃王弘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幸传》：“宋孝武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书·恩幸传》：“赵修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肃宗时不受官，帝每与泌出，军人环指之曰：“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则天于前不禁白。《清波杂志》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马及吊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卫则不然。《史记·赵世家》：“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汉书·谷永传》：“摧之皂衣之吏。”

　　《诗》：“麻衣如雪，”郑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然则深衣亦用白。

　　○郎郎者，奴仆称其主人之辞。唐张易之、昌宗有宠，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等，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郑果谓宋憬曰：“中丞奈何卿五郎”？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禄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繇谓王钅共为“七郎”；李辅国用事，中贵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军中呼为“十郎”；陈少游谒中官董秀，称“七郎”是也。其名起自秦汉郎官。《三国志》：“周瑜至吴，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江表传》：“孙策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世说》：“桓石虔小字镇恶，年十六八，未被举，而僮隶已呼为镇恶郎。”《後周书》：“独孤信少年，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呼为独孤郎，”《隋书》：“滕王瓒，周世以贵公子，又尚公主，时人号曰杨三郎。”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时文武官人并未署置，军中呼太子、秦王为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仆称主人通谓之郎，今则舆台厮养无不利；之矣。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谓之郎。《北史·节义传》：“李宪为汲固长育，至十余岁，恒呼固夫妇为郎、婆。”

　　○门主《後汉书·贾逢传》：“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欧阳公《孔宙碑阴题名跋》曰：“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今宙碑残缺，其姓名邑里仅可见者才六十二人，其称弟子者十人，门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那寿传》：“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常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托。”《杨彪传》：“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宪，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传授之门生乎！

　　《南史》所称门生，今之门下人也。《宋书·徐湛之传》：“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而。每出人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後车载之。”《谢灵运传》：“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南齐书·刘怀珍传》：“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其人所执者奔走仆隶之役，《晋书·刘魄传》：“周嵩嫁女，门生断道，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南史·齐东昏侯纪》：“丹阳尹王志被驱急，狼狈步走，唯将二门生自随”；《後妃传》：“门生王清与墓工始下插”；《刘传》：“游诣故人，惟一门生持胡床随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钱为之，《宋书·颜竣传》：“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梁书·顾协传》：“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响，止送钱二千，协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传》：“有门生送南布一端，花练一疋，察厉声驱出”是也。故《南齐书·谢超宗传》云：“白从王永先。”又云：“门生王永先。”谓之自从，以其异于在官之人。而《宋书·顾琛传》：“尚书寺门有制，八座以下。门生随人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其冗贱可知矣。梁傅昭不蓄私门生，盖所以矫时人之弊乎？

　　守门之人亦有称门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馀祭。”《公羊传》：“间者何？门人也。”《韩非子》：“门人捐水而夷射诛。”○府君府君者，汉时太守之称。《三国志》：“孙坚袭荆州刺史王。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孙策进军豫章，华欲为太守，葛中迎策。策谓歆曰：‘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

　　○官人南人称士人为官人。《昌黎集·王适墓志铭》：“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是唐时有官者方得称官人也。杜子美《逢唐兴刘主簿诗》：“剑外官人冷。”

　　明制：郡王府自镇国将军而下，称呼止曰官人。

　　○对人称臣汉初，人对人多称臣，乃战国之馀习。《史记·高祖纪》：“吕公曰：‘臣少好相人。’”张晏曰：“古人相与言，多自称臣，犹今人相与言自称仆也。”至天下已定，则稍有差等，而臣之称惟施之诸侯王，故韩信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至文、景以後，则此风渐衰。而贾谊《新书》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称臣之说。《王子侯表》有利侯钉，坐遗淮南王书称臣弃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与淮南王女陵通，遗淮南王书称“臣尽力”，弃市。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赂，称臣，在赦前，免。皆在元狩元年。而《严助传》天于令助谕意淮南王，一则曰“臣助”，再则曰“臣助”，史因而书之，未尝以为罪，则知钉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往，廷臣之于诸侯王遂不复有称臣者尔。时有自称民者，《世说》：“陆太尉对王丞相曰：‘公长民短。’”然王官之于国君，属吏之于府主，其称臣如故。《宋书人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等奏：“郡县内史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诏可。齐、梁以往，王官仍复称臣，而属吏则不复称矣。

　　诸侯王有自称臣者，齐哀王遗诸侯王书曰：“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是也。天子有自称臣者，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景帝对窦太後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称其臣为卿，则亦可称其臣之父为先卿。《宋史·理宗纪》：“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此如《商书》之言“先正保衡”，盖尊礼之辞也。

　　○先妾人臣对君称父为先臣，则亦可称母为先妾。《左传》晏婴辞齐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战国策》匡章对齐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陈沈炯表言：“臣母妾刘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称臣下为父母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称。汉文帝问冯唐曰：“父老，何自为郎？”是称其臣为父也。赵王谓赵括母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是称其臣之母为母也。○人臣称人君人臣有称人君者。《汉书》高帝诏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礼。”师古曰：“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县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缭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水经注》引黄义仲《十三州记》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于君谓之郡。”

　　○上下通称《汉书·霍光传》：“数鸣殿前树上。”师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则通呼为殿耳，非止太子宫中。”《黄霸传》：“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者，为一辈，先上殿，”师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贤传》：“为贤起大第北阈下，重殿洞开。”《後汉书·蔡茂传》：“梦坐大殿。”《三国志·张辽传》：“为起第舍，又特为辽母作殿。”左思《魏都赋》：“都护之堂，殿居绮窗。”是人臣亦得称殿也。《鲍宣传》：“为豫州牧，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是人臣亦得称法驾也。《旧唐书·吴元济传》：“诏以裴度为彰义军节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营招抚使，以鄙城为行在，蔡州为节度所。”是人臣亦得称行在也。

　　汉人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司隶从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贡器帝庭”；《豫州从事尹宙碑》云：“纲纪本朝”是也。亦谓之郡朝。《後汉书·刘宠传》：“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是也。亦谓之府朝，《晋书·刘琨传》：“造府朝，建市狱”是也。亦有以县令而称朝。晋潘岳为长安令，其作《西征赋》曰：“励疲钝以临朝”是也。

　　汉《丹阳太守郭碑》有曰：“君之弟故大尉薨，归葬旧陵。”欧阳永叔以人臣为疑，盖徒见唐卢集驳武承训造陵之奏，以为陵之称谓施于尊极，不属王公己下。此自南北朝已後然尔，按《水经注》言：“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又引《风俗通》言：“王公坟垄称陵。”书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汉书·明、章二帝纪》言祠东海恭王陵、定陶大後恭王陵、东平宪王陵、沛献王陵。《西京杂记》：董仲舒之墓称下马陵。曹公《祭桥玄文》：“北望贵土，乃心陵墓。”《三国志》注陈思王上书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国之任，屋名为宫，家名为陵。”则人臣而称陵，古多有之，不以为异也。吕东莱《大事记》：“墓之称陵，占无贵贱之别。”《国语》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是凡民之墓亦得称陵。

　　人臣称卤簿，《石林燕语》曰；“卤簿之名，始见于蔡邕《独断》。唐人谓卤，橹也，甲盾之别名。凡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

　　今人以皇族称为宗室，考之于古不尽然，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谓曰宗室。《左传·昭六年》：“宋华亥谗华合比而去之，左师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魏书·胡叟传》：“史与始昌虽宗室，性气殊诡，不相附。”《北齐书·邢邵传》：“十岁便能属文，族兄峦有人伦鉴，谓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儿，非常人也。’”《张雕传》：“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亲宠，与张景仁结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托于洪珍。”《後周书·裴侠传》：“撰九世伯祖贞侯传，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传》：“为东魏行台薛循义所逼，与宗室及家憧等走免。”《杜叔毗传》：“兄君锡及宗室等为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齐与宗室书》。

　　《颜氏家训》论《孙楚王膘骑诔》云：“奄忽登遐。”以为非所宜言。然夏侯湛《昆弟诰》曰：“我王母薛妃登逻。”又曰：“蔡姬。登遐。”则晋人固尝用之，不以为嫌也。

　　人臣称谅ウ。《晋书·山涛传》：“除太常卿，遭母丧，归乡里，诏曰：‘山太常尚居谅ウ。’”

　　人臣称太渐。《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渐。”齐王俭《褚渊碑》文：“景命不永，大渐弥留。”任《竟陵王子良行状》：“大渐弥留，话言盈耳。”沈约《安陆王缅碑文》：“遣疾弥留，焉大渐。”隋《鹰扬郎将义城子梁罗墓志》：“大渐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绍宗为其兄玄宗临终口授铭：“吾六兄同人见疾，大渐惟几。”卢藏用《苏许公环神道碑文》：“大渐之始，遗令遵行。”

　　《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记·玉藻》：“凡侍于君，绅垂，足如履齐，颐ニ，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称万岁《後汉书·韩棱传》：“窦宪有功还，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然考之《战国策》言：冯媛为孟尝君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马援传》言：援击牛酾酒，劳饷军士，吏士皆伏称“万岁”。《冯鲂传》言：责让贼延褒等，令各反农桑，皆称““万岁”。《吴良传》注引《东观记》：“岁旦，郡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掾史皆称万岁。”则亦当时人庆幸之通称。而李固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遂为梁冀所忌，而卒以杀之，亦可见其为非常之辞矣。

　　●卷二十五○重黎《左传》蔡墨对魏献子言：“少吴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颓顼氏有子曰梨，为祝融。”梨即“黎”字异文，是重、黎为二人，一出于少吴，一出于频颂。而《史记·楚世家》则曰：“帝颚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则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晋书·宣帝纪》：“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宋书》载晋尚书令卫，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司空张华等奏，乃云：“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颛硕，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绪。”似以重黎为一人，不容一代乃有两祖，亦昔人相沿之谬。

　　○巫咸古之圣人或上而为君，或下而为相，其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测也，而传者猥以一节概之。黄帝，古圣人也，而後人以为医师。伯益，古贤臣也，而世有百虫将军之号。以彼事迹章章在经籍者，且犹如此，若乃尧之臣名羿，而有穷之君亦名弄；尧之典乐名夔，而木石之怪亦为夔；汤居亳，而亳戎之国亦名汤。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则道德之用微而谬悠之说作。若巫咸者，可异焉。《书·君篇》：“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陡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义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书序》：“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共生于朝，伊涉赞于巫咸，作《咸义》四篇。”孔安国传曰：“巫咸，臣名。”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颖达正义曰：“《君》传曰：“巫氏也。当以巫为氏，名咸。”郑玄云：“巫咸谓之巫官。”按《君》，咸子巫贤，父子并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则巫咸之为商贤相明矣。《史记》正义谓，巫咸及子贤家皆在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盖二子本吴人云。《越绝书》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则《史记·天官书》所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则《吕氏春秋》所谓：“巫彭作医，巫咸作筮”者也。言巫鬼则《庄子》所云：“巫咸诏曰：‘来！’”《楚辞·离骚》所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史记·封禅书》所云：“巫咸之兴自此始。”许氏《说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为神，则秦《诅楚文》所云：“不显大神巫咸”者也。而又或以巫成为黄帝时人，《归藏》言：“黄神将战，篮于巫咸”是也。以为帝尧时人，郭璞《巫咸山赋》序言：“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是也。以为春秋时人，《庄子》言“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齐来处于郑”是也。至《山海经·海外西经》言：“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人，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分、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淮南子·地形训》：“言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则益荒诞不可稽，而知古贤之名，为後人所假托者多矣。

　　○河伯《竹书》：“帝芬十六年，雒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河伯者国居河上而命之为伯，如文上之为西伯。而冯夷者，其名尔。《楚辞·九歌》以河伯次东君之後，则以河伯为神，《天问》：“胡弄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王逸章句以“射”为“实”，以“妻”为“梦”。其解《远游》：“令海若，舞冯夷。”则曰：“冯夷，水仙人也，”是河伯、冯夷皆水神矣。《穆天子传》：“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山海经》：“极之渊，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郭璞注：“冰夷，冯夷也，即河伯也。”，《庄子》：“冯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马彪注引《清泠传》曰：“冯夷，华阴潼乡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为水仙，是为河伯。”是以冯夷死而为神，其说怪矣。《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以冯夷为河伯之妻，更怪。《楚辞·九歌》有河伯而冯夷属海若之下，亦若以为两人。大抵所传各异。而谓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邺巫为河伯娶妇之类耳。《淮南子》：“冯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

　　《魏书人高句丽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馀王妻，朱蒙自称为河伯外孙。则河伯又有女、有外孙矣。

　　《真浩》载：“有一人，旦旦诣河边，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与相见，予白壁十双，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当是两神邪？”○湘君《楚辞》湘君、湘夫人，亦谓湘水之神，有後有夫人也。初个言舜之二妃。《妃》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大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涉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滩之有虑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礼记》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且传曰：“生为上公，死为贵神。”《礼》：“五岳比三公，四读比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後，配灵神只，无缘复下降小水而为夫人也。原其致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远游》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灵鼓瑟。”是则二女与湘灵固判然为二，即屈子之作，可证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会其说，以资谐讽，其渎神而慢圣也，不亦甚乎！

　　禹崩会稽，故山有禹庙，而《水经注》言庙有圣姑。《礼乐纬》云：“禹治水毕，天赐神女圣姑。”夫舜之湘妃犹禹之圣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前。女前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常仪，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为羿妻，窃药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经注》以为天帝季女，名日瑶姬。雒水宓妃，陈思王之寄兴也，而如淳以为伏羲氏之女。山启母，《天问》之杂说也，後人附以少姨，以为启母之妹，而武後至封之为玉京太後金阙夫人。青溪小姑为蒋子文之第三妹，则见于杨炯之碑。庙碑》曰：“蒋侯三妹，青溪之轨迹可寻。”并州妒女，为介子推之妹，则见于李之诗。小孤山之讹为小姑也，杜拾遗之讹为十姨也，是皆湘君夫人之类。而《九歌》之篇，《远游》之赋，且为後世迷惑男女，读乱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为妇道，而《汉书》有温神之文，张晏曰：“媪者，老母之称。坤为凡故称媪。”于是山川之主必为妇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国典而昭民敬也已。金元好问《承天镇悬泉诗》注曰：“平定土俗，传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耻兄要君，积薪自焚，号曰妒女祠。“其碑大历中判官李撰，辞旨殊谬，至有“百日积薪，一日烧之”之语。乡社至今以百五日积薪而焚之，谓之祭妒女。其诗有曰：“神词水之符，仪卫盛官府。颇怪词前碑，稽考失莽卤。吾闻允格台骀，宣汾洮，障大泽，自是生有自来归有所。假而。自经沟渎，便可尸祝之，把典纷纷果何取？子肯鼓浪怒未泄，精卫衔薪心独苦。楚臣百问天不酬，肯以诞幻虚荒惊聋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绵绵流万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复谁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灵真谁敢侮？稗官小说出闾巷，社鼓村萧走翁妪。当时大历十才子，争遣李陋语。”此是千古正论，杜氏《通典》：“汾阴後土词，为妇人素像，武太後时，移河西梁山神素像就洞中配焉，开元十一年，有司迁梁山神像于祠外之别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为之配合，其渎乱不经尤甚矣。

　　泰山顶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为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说之不经，而撰为黄帝遣玉女之事以附会之；不知当日所以褒封，固真以为泰山之女也。今考封号虽自宋时，而泰山女之说则晋时已有之。张华《博物志》：“文王以大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当道而哭，问其故，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曰，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骤雨自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此一事也。干主《搜神记》：“後汉胡母班尝至泰山侧，为泰山府君所召，令致书于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果得达，复为河伯致书府君。”此二事也。《列异传》记蔡支事，又以天帝为泰山神之外孙。自汉以来，不明乎天神地只人鬼之别，一以人道事之。于是封岳神为王，则立寝殿，为王夫人，有夫人则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孙矣，唐宋之时，但言灵应，即加封号，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实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儿。《魏书·段承根传》：“父晖，帅事欧阳汤。有一童子与辉同志，後二年，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之。童子甚悦，谢晖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归，损于厚赠，无以报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讫，乘马腾空而去。”《集异记》言：“贞元初，李纳病笃，遣押衙王祷岱岳，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下车，言此三郎子、七郎于也。”《文献通考》：“援唐长兴三年，诏以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掸毕，亲幸，加封炳灵公。”夫封其子为将军为公，则封其女为君，正一时之事尔。

　　又考管子对桓公曰：“东海之子类于龟。”不知何语？而房玄龄注则以为海神之子。又元刘遵鲁《漠岛记》曰：“庙中神妃，相传为东海广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则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静为王。”以二相为共和，非也，《汲家纪年》：“厉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此即左氏王于朝所谓“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归国者未合。古者无大子之世，朝觐讼狱必有所归。《吕氏春伙》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请矣。”按此则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摄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尝奉周之社稷而属之他人，故周人无易姓之嫌，共伯无僭王之议。《庄子》曰：“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乎共首。”盖其秉道以终，得全神养性之术者矣。《左传》：“郑大叔出奔共。”注：“共国，今汲郡共县。”《史记·春申君传》：“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迁之共，饿死。齐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汉书·功臣表》有共庄侯卢罢师。《唐书·地理志》：“卫州共城县。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卫辉府辉县。今辉县有共姜台，後人之附会也。

　　○介子推介子推事见于《左传》则曰：“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吕氏春秋》则曰：“负釜盖簦，终身不见。”二书去当时未远，为得其实，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禄其子尔。《史记》之言稍异，亦不过曰：“使人召之，则亡。闻其人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之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说始自屈原，燔死之说始自《庄子》《楚辞·九章·惜往曰》：“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庄子》则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身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于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没矣。今当以左氏为据，割股燔山，理之所无，皆不可信。魏武帝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後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Ё寒之地，老少赢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苦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

　　《册府元龟》：“龙星，木之精也。春见东方，心为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论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岂惟惠民哉，以顺天也。予尝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见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见于戌而纳之。卯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壮。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岁仲春命司ピ氏，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而司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季秋内火，民咸从之。时则施火令，凡国失火，野焚莱，则随之以刑罚。夫然，故天地顺而四时成，气不愆伏，国无疵厉，而民以宁。郑以三月铸刑书，而士文伯以为必灾，六月而郑火，盖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谓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断烟，谓之龙忌，盖本乎此。而周举之书，魏武之令，与夫《汝南先贤传八陆《邺中记》等，皆以为为介子推，谓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为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异于言子胥溺死，而海神为之朝夕者乎？予观左氏、史迁之书，易尝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记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上劭，尝以先王有钻燧改火之义，于是表请变火，曰：‘古者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变则时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哉。在晋时，有人以洛阳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辆，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黄火，气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伏愿远遵先圣，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人恶陈，薪恶劳。晋代荀勖进饭，亦知薪劳。而隋文帝所见江宁寺晋长明灯，亦复青而不热。传记有以巴豆木人爨者，爰得泄利。而粪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恶，然则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鲜矣。泌以是益知圣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时五变者，岂故为是烦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传》不云乎：“违天必有大咎，”先汉武帝犹置别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乃废之邪？方石勒之居邺也，于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门、襄国西门；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ㄜ下丈余，人禽死以万数，千里摧折，秋稼荡然。夫五行之变如是，而不知者亦以为力之推也。虽然魏晋之俗，尤所重者，辰为商星，实祀大火，而汾晋参墟。参辰错行，不毗和所致。○杞梁妻《春秋传》：齐侯袭莒，杞梁死焉。“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左氏之文不过如此而已，《檀弓》则曰：“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孟子》则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言哭者始自二书。《说苑》则曰：“杞梁、华舟迸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也，而隅为之崩。”《列女传》则曰：“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书。而《列女传》上文亦载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庐，何至枕尸城下？且庄公既能遣吊，岂至暴骨沟中？崩城之云未足为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长城。长城筑于威王之时，去庄公百有余年，而齐之长城又非秦始皇所筑之长城也。後人相传乃谓秦筑长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闻夫死，一哭而长城为之崩，则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时别有此事，何其相类若此？唐僧贯休乃据以作诗云：“筑人筑土一万里，杞粱贞妇啼呜呜。”则竟以杞梁为秦时筑城之人，似并《左传》、《孟子》而未读者矣。古诗：“谁能为此曲？无乃祀梁妻。”崔豹《古今注》：“乐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战死，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则又云把之都城。春秋杞成公迁于缘陵，今昌乐县。文公又迁于淳于，今安丘县，其时杞地当已入齐，要之非秦之长城也。

　　○池鱼东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後人每用此事，《清波杂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当是城门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鱼死也。”《广韵》：“古有池仲鱼者。城门失火，仲鱼烧死，故谚云：城门夫火，殃及池鱼。”据此则池鱼是人姓名。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中鱼为之弹。故泽失火而林忧。”则失火与池鱼自是两事，後人误合为一耳。

　　考池鱼事本于《吕氏春秋·必己篇》曰：“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间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此言祸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鱼事之祖。

　　○庄安《汉书·五行志》：“严公二十年。”师古曰：“严公谓庄公也，避明帝讳改日严，凡《汉书》载谥、姓为严者皆类此。”则是严姓本当作“庄”。今考《史记》有庄生、庄贾、庄豹。庄舄、庄忌、庄助、庄青翟、庄熊罴、庄参、庄乔、庄芷，而独有严君疾、严仲子、严安，邓伯羔谓安自姓严。然《汉书·艺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是安本姓庄，非严也。严君平亦姓庄，杨子《法言》：“蜀庄沈冥”是也。严尤亦姓庄，《後汉书·光武纪》注引桓谭《新论》曰：“庄尤字伯石，避明帝讳改之。又改庄周为严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老子、严周。”《叙传》：“贵老、严之术。”改楚之庄生为严先生，《古今人表》：“严先生”，师古曰：“即杀陶朱公儿者也。”王褒《洞箫赋》：“师襄、严春不敢窜其巧。”李善注：“《七略》有庄春言琴。”《汉书》之称庄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记》之称严安，後人所追改也。《艺文志》：“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师古曰：“上言庄忽奇，下言严助，史驳文。”

　　○李广射石今永平府卢龙县南有李广射虎石。广为右北平太守，而此地为辽西郡之肥如，其谬不辨自明。《水经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汉治平刚，後汉治土垠。郦氏所引魏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汉所治之土根，而平刚则在卢龙塞之东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时郡治，李广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杂记》述此事则云：“猎于冥山之阳。”《庄子》言：“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司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广之出猎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于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关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却复射之，矢摧无迹。”《韩诗外传》、张华《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广也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无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当之，不已惑乎？

　　《後周书，李远传》：“尝校猎于莎栅，见石于丛薄中。以为伏兔，射之，镞人寸馀。就而视之，乃石也。太祖闻而异之，赐书曰：‘昔李将军亲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虽熊渠之名不能独羡其美，”李广、熊渠二事并用。○大小山王逸《楚辞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後伟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启》乃曰：“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叶于大谷之中。”庾肩吾诗：“梨红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庚信《枯树赋》：“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是以山为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书》：“何胤二兄求、点并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隐。世号点为大山，胤为小山。”

　　○丁外人丁外人非名，言是盖主之外夫也。犹言齐悼惠王肥，高帝外妇之子也。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齐孝王五世孙。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孙。则是姓刘，而名外人，不知何所取义。

　　○毛延寿《西京杂记》曰：“元帝後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墙不肯，遂不得见。匈奴人朝，求美人为阀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後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赀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乌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据此，则画工之图径宫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时。且毛延寿特众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赂，而不独以昭君也。往来诗人谓匈奴求美人，乃使画工图形，而又但指毛延寿一人，且没其受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吕氏春秋》言：“秦穆公兴师以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于周，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师。”是奚施为弦高之友，而《左氏传》不载。《淮南子》言荆柯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宋玉《笛赋》亦以荆卿、宋意并称。是宋意为高渐离之侣，而《战国策》、《史记》不载。

　　《战国策》：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注云：“坚，政之副，犹秦武阳。”按聂政告严仲于曰：“其势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桃，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孟子》：“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考之《书》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考之《列女传》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华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人以相类而误《墨子》：“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网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于传未有此事，必大公之误也。《吕氏春秋》：“箕子穷于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尝流江，必伍员之误也。《史记》：“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孙叔敖未闻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误也。《淮南子》：“吴起、张仪车裂支解。”张仪未尝车裂，必苏秦之误也。《易林》：“贞良得愿，微子解囚。”微子未尝被囚，必箕子之误也。晋潘岳《大宰鲁武公诔》：“秦亡蹇叔，舂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见于书，必百里奚之误也。後魏穆子容《大公吕望碑》文：“大魏东苞褐石，西跨流沙，南极班超之柱，北穷窦宪之志。”班超未尝南征，必马援之误也。後周瘐信《拟咏怀诗》：“鳞穷季氏，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尝获麟，必叔孙之误也。

　　《晋书·夏统传》：“子路见夏南，愤慧而忄亢忾。”子路未尝见夏南，盖卫南子之误。

　　○传记不考世代张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以证图谶为後人伪作。今按传记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称三晋之君，其时未有三晋。《轻重篇》称鲁、梁、秦、赵，其时未有梁、赵。称代王，其时未有代王。《国语》：“句践之伯，陈、蔡之君，皆人朝”，其时有蔡无陈。《说苑》：“句践聘魏”，其时未有魏。又言仲尼见梁君，孟简于相梁，其时未有梁，鲁亦无孟简子。又言韩武子出田，栾怀子止之，韩氏无武子。又言楚庄王以椒举为上客，椒举事灵王，非庄王。《吕氏春秋》：“晋文公师咎犯、随会。”随会不与文公、咎犯同时。“赵襄子攻翟，一朝而两城下，有忧色，孔子贤之。”赵襄子为晋卿，时孔子已卒。“颜阖见鲁庄公”，颜阎，穆公时人，去庄公十一世。《史记·孔子世家》：“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孔子时宁氏己灭。《扁鹊传》：“虢君出见扁鹊于中阙”，其时虢亡已久。《龟传》：“宋元王”，未有元公，无元王。《庄子》：“见鲁哀公”，而其书有魏惠王、赵文王，鲁哀公去赵文王一百七十岁。《韩非子》：“扁鹊见蔡桓侯”，桓侯与鲁桓公同时，相去几二百岁。《越绝书》：“晋郑王”，晋、郑未尝称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见越王”，越灭吴，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盐铁论》“季桓子听政，柳下惠忽然不见”；又言“臧文仲治鲁，胜其盗而自矜，子贡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贡去臧文仲各百余岁。《韩诗外传》：“孟尝君请学于闵子”，闵子、孟尝君相去几二百岁，冉有对鲁哀公言：“姚贾，监门子。”姚贾，秦始皇时人，相去二百余岁。

　　●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日南日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日“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後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未载客语，《荆轲传》未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未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传》未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末云：“宣公初志润月。”然则宣公以前皆无润，每三十年多一年，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则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记》时见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国除。”则後人所续也。卷中书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问候者年表》书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二。《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诸号，历书亦同。《楚元王世家》书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国世家》书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未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皆後人所续也。

　　《河渠书》东海引钜定，《汉书·沟恤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理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矩定，下云：“马车读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东北至矩定人马车渎。”而《孝武纪》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菜，临大海。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计其道里亦当在齐，去东海远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吾大公望子久矣。”此是妄为之说，周之大王，齐之大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一也。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此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误。《奋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耳。《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朽》注：“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异同之说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尔，而曰“子张、子石请行”，岂甘罗、外黄舍人儿之比乎？《商君传》：“以较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误，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烦再献乎？《虞卿传》楼昌、楼缓恐是一人，虞卿进说亦是一事。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或以为听之。太史公两收之，而不觉其重尔。

　　燕王遗约间书，恐即乐毅事，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其後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绝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屈原传》：“虽放流，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似屈原放流于怀王之时，又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则实在顷襄之时矣。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尔。

　　随何说英布，当书九江王，不当书淮南王。归汉之後，始立为淮南土也。盖采之诸书，其称未一。

　　《淮阴侯传》光云范阳辩士蒯通，後云齐人蒯通，一传互韩王信说汉王语，乃淮阴侯韩信语也，以同姓名而误。

　　○汉书《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见，又同是九月。《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萧何，二曹参，三张敖，四周勃，五樊哙，六郦商，七奚涓，八夏侯婴，九灌婴，十傅宽，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陈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欧，十六周昌，十七丁夏，十八达。当时所上者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赞，则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无奚涓、薛欧、丁复。此後人论定，非当日之功次矣。且韩信已诛死，安得复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再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并存未定，当删其一，而误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于鲁地下又云：“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此并存异说以备考，当小注于下，而误连书者也。《楚元王传》刘德，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礼乐志》上云：“孝惠二年，使乐府夏侯宽备其萧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武五子传》止云：“长安白亭东为戾後园。”下云：“後八岁，封戾夫人曰戾後，置园奉邑。”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此两收而未贯通者也。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何怪乎後之读书者愈卤莽矣！

　　《天文志》：“魏地，觜、Δ、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隐疆，新汲、西华、长平，颖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按《左传》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并在河南，于春秋自属陈。郑二国，角、亢、氐之分也，不当并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後来之疆土，割以相附，岂不谬哉？《食货志》：“单穆公谏景上铸大钱。”本之《周语》。王弗听，卒铸大钱。此废轻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乃续之曰：“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阳下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误。按《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曰：“丹阳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理志》以为吴于之丹阳，寻吴、楚悠隔，缆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非也。《枚乘传》上云：“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复说吴王。”盖吴王举兵之时，乘已家居，而复与之书，不然无缘复说也。

　　《杜周传》：“周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後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社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卫太子巫蛊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诛。史家之谬如此。

　　《上尊传》：“上行幸雍，过虢。”按今之凤翔县乃古雍城，而虢在陕，幸雍何得过虢？当是过美阳之误。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矣。

　　《王商传》：“春申君献有身妻，而产怀王。”误，当是幽王。

　　《外戚传》：“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汉书二志小字《汉书》地理、艺文二志小字，皆孟坚本文。其“师古曰”、“应劭曰”、“服虔曰”之类，乃颜氏注也。近本《汉书》不刻注者，误以此为颜氏注而并删之。

　　《续汉·郡国志》云：“本志惟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是则前书小字为孟坚本文，犹《後汉》之细注也；其师古等诸注，犹《後汉》之新注也。当时相传之本混作一条，未曾分别耳。

　　○汉书不如史记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刺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炼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苟悦汉纪苟悦《汉纪》改纪、表、志、传为编年，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惟一二条可采者。杜陵陈遂，字长子。上微时，与游戏博奕，数负遂。上即位，稍见进用，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重，可以偿遂博负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遂乃上书谢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见厚如此。《汉书》以“负遂”为“负进”，又曰：“可以偿博进矣。”进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应用之。《史记·吕不韦传》：“车乘进用不饶。”苟纪为长。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亲，放而不诛。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义难晓，苟纪为长。後有善读者，仿裴松之《三国志》之体，取此不同者注于班书之下，足为史家之一助。

　　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後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于正统，而尽没其天凤，地皇之号。

　　○後汉书《後汉书·马援传》上云：“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下乃云：“交女子微侧及女弟微贰反，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此是采辑诸书，率尔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无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书若此者甚多。《桓谭传》：“当王莽居摄篡杀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按《前汉书·翟义传》：“莽依《周书》作大诰，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为讳之尔。光武终不用谭，当自有说。

　　《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诣阀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震上疏救不省，腾竟伙尸都市。”乃安帝时事。而《张皓传》以为“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腾死罪一等。”又以为顺帝事。岂有两赵腾邪？

　　桥玄以太尉罢官，就医里舍，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人舍登楼，就玄索货。其家之不贫可知。乃云：“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史传之文前後矛盾。玄以灵帝之世，三为三公，亦岂无钱者？

　　《刘表传》：“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而《党锢传》表、俭二人列于“八及”。前往不同。

　　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降操，则是表卒之後，琼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释嵩之囚。”此史家欲归美于操，而不顾上下文之相戾也。《蔡邕传》谓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辟之，称疾不就。卓切敕州郡，举邕诣府，岂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传》有议郎蔡邕，荐边让于大将军何进一书。按中平元年，黄中起，以何进为大将军，正邕亡命之时，无缘得奏记荐人也。

　　《郡县志》：“睢阳本宋国，有鱼门。”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为证，按杜预注：“鱼门，邾城门。”非宋也。○三国志《蜀志·谯周传》：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未称尊号，即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于晋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仅二十有三，未必与劝进之列，从本传为是。孙亮太平元年，孙杀滕胤、吕据，时为魏高贵乡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本传云：“壹人魏，黄初三年死。”误也。

　　《陆抗传》：“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于文难晓。按《甘宁传》曰：“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懒，云欲夜涉渡。肃以兵千人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懒。”据此则当云“自益阳至白帝也。”○作史不立表志朱鹤龄曰：“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後，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史记》加详焉。盖表所由立，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范书阙焉，使後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其夫始于陈寿《三国志》，而范晔睡之，其後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撰《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周书》皆无志。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别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二、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往之意，可谓宏矣。

　　○史文重出《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两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则王千中多一侯矣。

　　《续汉·郡国志》候城改属玄菟，而辽东复出一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复出一无虑。必有一焉宜删者，然则天下郡国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汉书·吴王濞传》：“吴有鄣郡铜山。”误多一“豫”字。《後汉书·光武纪》：“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误多一“高”字。《党锢传》：“黄令毛钦操兵到门。”误多一“外”字。

　　《後汉书·皇後纪》：“桓思窦皇後父讳武。”後父不当言讳，“讳”字衍。《儒林传》：“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按此则十五，非十四也，盖衍一“毛”字。其下文载建初中诏，有“《古文尚书》、《毛诗》、《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之语。又下卷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则此“毛”字明为衍《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尚书》、《毛诗》、左氏、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脱“古文”二○史家误承旧文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未及改者。《史记·燕世家》称“今王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韦贯之传》：“上即位”谓穆宗。此皆旧史之文，作书者失于改削尔。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异明三年正月丁已，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毛龟。”“十九年二月已亥，晋王讳来朝。”《张传》：“晋王讳为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讳班师。”《铁勒传》：“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讳举兵诛韦、武。”《睿宗纪》：“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玄宗纪》：“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郝处後传》：“周王讳为西朋，”并当时臣子之辞。

　　《三同志·魏後妃传》注：“甄後曰：‘讳等自随夫人。’”此“讳”子明帝名，当时史家之文也。”《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步。”《後周书·柳庆传》：“字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谓勰曰：‘讳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并合称名，史臣不敢斥之尔。然《宋纪》中亦有称“刘裕”者，一卷之中往往杂见。

　　《文选》任《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言”。表辞本合称名，而改为公、王，亦其臣子之辞也。

　　○晋书《晋书·宣帝纪》，当司马懿为魏臣之时，无不称之为“帝”。至蜀将姜维闻辛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所谓贼者，即懿也，当时在蜀人自当名之为贼。史家杂采诸书，不暇详考，一篇之中“帝”、“贼”互见。《天文志》：“虚二星，泵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按此冢宰当作“冢人”。又曰：“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则《周官》之家宰矣。

　　《艺术传》戴洋言：“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瑜卒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之袭关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顾荣传》前云“友人张翰”，後又云“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云“封谢艾为福禄伯”，後又云“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举考廉入洛”，《周凯传》：“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传》：“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丁绍”。《石勒载记》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作“段眷”。《吕纂载记》前作“句摩罗耆婆”，後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宏光门”；《冯跋载记》作“洪光门”，又作“洪观门”。○宋书《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辽西之县，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是广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复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违错。且《二汉》之肥如自在辽西，安得属之广陵，分之沛郡乎？

　　○魏书《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缰’，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史于“冯代缰”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冯汉缰魏起漠北”，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缰，魏初国号曰代故也。”颜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舛。”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广魏”，即其例也。○梁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宣帝讳“”，故改之。盖襄阳以来国史之原文也，乃其论则直书“姚察”。

　　书中亦有避唐讳者，《顾协传》以“虎丘山”为“武丘山”，《何点传》则为“兽丘山”。

　　○後周书《庚信传》：《哀江南赋》：“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漂渚当是“溧诸”之误。张勃《吴录》曰：“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瞄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陵水。”索隐曰：“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吴越春秋》云：‘子晋奔吴，至傈阳，逢女子獭水之上。子晋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报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处为投金濑。’《金陵志》曰：‘江上有诸曰懒渚’是也。”或以二句不应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亦是皆用司马子长事。

　　○隋书《经籍志》言：“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云：“後汉明帝，遣郎中蔡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东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当八十余矣，不堪再使绝域也。盖本之陶隐居《真诰》，言孝明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秘之兰台石室。作史者知张骞为武帝时人，姓名久著，故删去之，独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为哀帝，或以为明帝耳。《突厥传》上言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

　　○北史一事两见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为东平王；後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伊为东平王。一事两书，必有一误。

　　《徐之才传》：“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今目之，之才即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其序传又云：“于路见狗，温子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伦敦亻隽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一事两见，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当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齐梁三书南史一事互异《南齐书》：“李安民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为崇。”按《宋书·孔季恭传》：“为吴兴太守。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梁书·萧深传》：“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後二千石皆于厅拜词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一以为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惠休，自吴兴太守徵为右什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南史·萧猷传》：“为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後为益州刺史，值齐苟儿反，攻城，兵粮俱尽，乃遥祷请救。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则又以为获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萧惠明传》：“泰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往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此又与李安民相类，而小变其说。

　　○旧唐书《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後”，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云“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郑从谠，刘邺、张睿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按此书纂于刘煦，後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监修国史，至晋少帝开运二年，其书始成。朝代迁流，简牍浩富，不暇遍详而并存之，後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新唐书《旧唐书·高宗纪》：“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

　　《天後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後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後张氏”。曰“追废”，则张後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饣束、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人终南山，未至凤翔，亦为未当。《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当作“萧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後传》：“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虽不异，而“户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後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稻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

　　《杨场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之法，用纸贴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日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琅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晨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

　　《旧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歧灵岳，同谋杀Г，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Г。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旧唐书》高仙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按《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不蒙，著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当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蒙灵”。《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会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会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字何所本邪？《曹确传》：“大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旧唐书·郑启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启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启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晋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启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缺贾逵，作二十一人。

　　《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後，而倒其文。凡吴氏《纠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大宗疏》，狄仁杰《谏武後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柳宗元《贞符》，乃希恩饰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

　　○宋史《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州非晋赂，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凿悔，欲并得之，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金人不与。此史家之误。按《通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有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祖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人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後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仁恭，又非赂以求援也。若滦本平州之地，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

　　《辽史》于滦州下云：“石晋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误也。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日“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

　　书中凡“卤”字皆改为“敌”。至以金卤为“金敌”。【原注】《陈惟胡栓二书不改。◎阿鲁图进宋史表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厥後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亡而访王，乃存秉节之臣；楚灭而谕鲁公，堪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不独元主之贤明也。

　　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辽史《宋史·富粥传》言：“使契丹，争‘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辽史·兴宗纪》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议始定。”而《刘六符传》则曰：“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耶律仁先传》亦同。二史并脱脱监修，而不同如此。

　　○金史《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亦颇可观，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孔毅父《杂说》谓：“自，昔史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约奕棋一段，两传俱出，此为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诸子传》赞当引楚灵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为失当。

　　幽兰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从哀宗为定。而《食货志》末及《百官志》复有义宗之称，不著何人所上。

　　金与元连兵二十余年，书中虽称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为善。

　　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而史犹称之为末帝。传》。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绝异，故知非一人之笔矣。

　　○元史《元史·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

　　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衤韦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征，因未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总裁仍濂、衤韦二臣，而纂录之士独赵熏终始其事。然则《元史》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而宋、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吴缜言：“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议，可否如此。”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乃历代修史之臣皆务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览，未有能行其说者也。洪武中，尝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其书留中不传。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是三年尚未升州，预书为州者误。《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天文志》既载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复详书之，不免重出。《志》未云：“余见《本纪》。”亦非体。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参政”，皆案牍中之称谓也。

　　《张桢传》有《复扩廓帖木儿书》曰：“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此谓明太祖也。晋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于此书见之矣。《石抹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内外之辞明白如此。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其时国号未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书之也。古人记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类如此。

　　○通鉴吕东莱《大事记》曰：“《史记·商君本传》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鉴》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好之罪。《本传》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削之。《本传》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削‘以家次’三字，皆当以《本传》为正。”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岁在著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己为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人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夫曰“国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考《史记·匈奴传》本文，则云：“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鉴》改之不当。

　　《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通鉴》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考异》引《宣纪》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纪》本无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据？

　　光武自陇蜀平後，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军旅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据《後汉书》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鉴》乃书于建武十三年，则东海王缰尚为太子，亦为未允。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按《旧唐书·李泌传》并无此事，而《食货志》曰：“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又曰：“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大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输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灵，以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则北运始于耀卿，尚陆行十八里；河运始于齐物，则直达于长安也，下距贞元四十五年，无缘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

　　○通鉴不载文人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

　　●卷二十七○汉人注经左氏解经，多不得圣人之意。元凯注传，必曲为之疏通，殆非也。郑康成则不然，其于二《礼》之经及子夏之传，往往驳正，如《周礼·职方氏》：“荆州其浸颖湛。”注云：“颖水出阳城，宜属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搓。”注云：“《春秋传》曰‘除道梁搓，营军临随’，则洼宜属荆州，在此非也。”《仪礼·丧服篇》：“唯子不报”传曰：“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故言不报也。”注云：“唯子不报，男女同不报尔。传以为主谓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为祖父母”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经似在室，传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也，妾不得体君，得为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则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与《春秋》之义虽为天王後，犹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传似误矣，”《士虞礼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无云脯者，今不言牲号而云尹祭，亦记者误矣。”于《礼记》则尤多置驳。如《檀弓篇》：“齐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注云：“当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持宠虐民，非也。”“叔仲衍请む衰而环经”注云：“吊服之经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赏封诸侯”注云：“《祭统》曰：‘古者于谛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顺阴义也。’今此行尝可也，而封诸侯则违于古。封诸侯，出土地之事，于时未可，似失之。”“断薄刑，决小罪”注云：“《祭统》曰‘草艾则墨’，谓立秋後也。刑无轻于墨者。今以纯阳之月断刑决罪，与母有坏堕自相违，似非。”“季夏之月，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注云：“四者甲类，秋乃坚成。《周礼》曰：‘秋献龟鱼。’又曰：‘凡取龟用秋时，’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为此秋据周之时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书于此，似误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注云：“古者于尝出田邑，此其尝并秋，而禁封诸侯割地，失其义。”《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则此是仲春之之礼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献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记者误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陈也”注云：“尸或诂为主。此尸神象，当从主训之，言陈，非也。”《明堂位篇》：“夏後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时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尝相弑，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注云：“春秋时，鲁三君弑。又士之有讳由庄公始，妇人ヮ而吊始于台骀，云君臣未尝相弑，政俗未尝相变，亦近诬矣。”《杂记·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党”注云：“妻之党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执壁，作此赞者失之矣。”此其所驳虽不尽当，视杜氏之专阿传文则不同矣，经注之中可谓卓然者乎！

　　《论语》：“子见南子”注：“孔安国曰：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祝誓，义可疑焉。”此亦汉人疑经而不敢强通者也。

　　宋黄震言：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宁不私于《毅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协也；以文公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昏也；《毅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燃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妾母称夫人为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齐也，”又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纠传文者得六事：“庄九年，公伐齐，纳纠。”传：“当可纳而不纳，齐变而後伐，故乾时之战，不讳败，恶内也。”解曰：“雠者，无时而可与通。纵纳之迟晚，又不能全保雠子，何足以恶内乎？然则乾时之战不讳败，齐人取子纠杀之，皆不适其文，正书其事。内之大恶，不待贬绝，居然显矣。恶内之言，传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帅师，败宫师于丽，获莒。”传：“公子友谓莒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相搏。”解曰：“江熙曰：经书败莒师，而传云二人相搏，则师不战，何以得败？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战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岂当舍三军之整，佻身独斗，潜刃相害，以决胜负者哉！此又事之不然，传或失之。”《信十四年，季姬及增子遇子防，使缯子来朝。”传：“遇者，同谋也。”解曰：“鲁女无故远会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传》曰：‘缯季姬来宁，公怒之，以增子不朝，遇于防，而使来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军。”传：“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解曰：“《周礼》、《司马法》：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总云诸侯一军，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传：“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杀父之贼，此人伦之所不容，王诛之所必加。礼，凡在官者杀无赦，岂得恶楚子杀般乎？若谓夷狄之君不得行礼于中国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徵舒，不言人。”传曰：“明楚之讨有罪也。似若上下违反，不两立之说。”《哀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刺胎于戚。”传：“纳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辄不受也。以辄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齐景公废世子，世子还国，书篡。若灵公废蒯立辄，则蒯不得复称囊日世子也。称蒯为世子，则灵公不命辄审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则从王父之言，传似失矣。经云‘纳卫世子’，‘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称世子明正也，明正则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纠正传文之失。

　　宋吴元美作《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曰：“唐人称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今观其推广发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语意乖戾处，往往曲为说以附会之，安在其为忠也？今吴君于欧，宋大手笔乃能纠谬纂误，力稗前缺，殆晏子所谓献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则唐人之论忠也陋矣。”可谓卓识之言。

　　○注疏中引书之误《尔雅·释山》：“多草木岵，无草木赅亥。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且。”毛传引之互相反。郑康成笺《诗·采蘩》，引《少牢馈食礼》：“主妇被褐”误作《礼记》。《皇矣》引《左传》：“郑公子突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晋士会若使轻者肆焉其可”，误合为一事。注《周礼·大司徒》，引《左传·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误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诗》：“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误作“土地”。《射人》引《射义》“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误作《乐记》。《县士》引《左传》：“韩襄为公族大夫”，误作“韩须”。注《礼记·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鸟羞白鸟”，误作“九月”。引《诗》：“称彼兄献，万寿无疆”，误作“受福无疆”。范武子解《毅梁传入庄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误作《王制》。郭景纯注《尔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误作“行或尼之”。引《易》：“巩用黄牛之革”，“固志也”，误以《革》《遇》二父合为一传。韦昭《国语》注“公父文伯母赋《绿衣》之三章”，误引“四章”，高诱《淮南子注》引《诗》：“鼍鼓逢逢”，误作“鼍鼓洋洋”。孔颖达《左传·文十八年》正义引《孟子》：“柳下惠，圣之和者也”，误作“伊尹，圣人之和者也”。苏拭《书传·伊训》引《孟子》：“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误作“从流上而忘反谓之游”。朱震《易传·井》大象引《诗》：“维此哲人，谓我劬劳”，误作“知我者谓我的劳”。赵汝梅《易辑闻·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无礼”，误作“我必不仁不义”。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诗》：“後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误作“至于大王”，《诗集传·闵予小子》引《楚辞》：“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误作“三公揖让”。朱子注《论语》：“夏日瑚，商曰琏。”此仍古注之误。《记》曰：“夏後氏之四琏，殷之六瑚。”是夏日琏，商日瑚也。《享礼》注引“发气满容”，今《仪礼》文作“发气焉盈容”。汉人避惠帝讳，“盈”之字曰“满”，此当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为神农之言”注：“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异》无农家，班固《艺文志》分九流，始有农家者流。《集注》偶误，未及改，”

　　杨用修言：“朱子《周易本义》引《韩非子“‘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误以‘合虚’为‘合参’。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来，不自《韩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参，安得谓之合虚？乃今《韩非子》本误。

　　○姓氏之误《毅梁传》隐九年：“天王使南季来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溢也。”父非溢，“溢”字衍文。

　　《诗·白华》笺：“褒姒，褒人所人之女。姒，其字也。”“字”当作“姓”，此康成之误。孔氏曰：“褒国，拟姓，言拟其字者，妇人因姓为字也。”乃是曲为之解耳。

　　朱子注《论语》、《孟子》，如大公姜姓吕氏，名尚，其别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子文姓门名毅放菟之类，皆以氏为姓。齐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则并姓氏而为一矣，岂承昔人之误而未之正与？

　　○左传注隐五年，“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後”。按子元疑即历公之字。昭十一年，申无字之言曰：“郑庄公城栋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为别是一人，厉公因之以杀曼伯而取栋，非也，盖庄公在时即以栋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厉公于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则为昭公守栎者也。九年，公子突请为三覆以败戎。桓五年，子元请为二拒以败王师。固即厉公一人，而或称名，或称字耳。合三事观之，可以知厉公之才略，而又资之以虔邑，能无篡国乎！十一年，“立桓公而讨穷氏，有死者”。

　　言非有名位之人，盖微者尔，如司马昭族成济之类。解曰：“欲以弑君之罪加写氏，而复不能正法诛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为司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按《家语·本姓篇》曰：“宋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为氏。”然则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证也。

　　郑康成注《士丧礼》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是亦以孔父为字。刘原父以为己名其君于上，则不得字其臣于下。窃意春秋诸侯卒必书名，而大夫则命卿称字，无生卒之别。字。”亦未尝以名字为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郑伯寤生卒。葬郑庄上。宋人执郑祭仲。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陈归于蔡。名其君于上，字其臣于下也。昭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刘子单子以王猛人于三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于上，名其君于下也。然则孔父当亦其字，而学者之疑可以涣然释矣。君之名，变也；命卿之书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亩之战生”。解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非也。穆侯时，晋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记·赵世家众“周宣王代戎，及千亩战。”《正义》曰：“《括地志》云：千亩原在晋州岳阳县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解曰：“王师败，不书，不以告。”非也。王师败，不书，不可书也，为尊者讳。

　　六年，“不以国”。解曰：“国君之子不自以本国为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国者乎？谓以列国为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蒋。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谓君谓随侯，王谓楚王。两军相对，随之左当楚之右，言楚师左坚右暇，君当在左以攻楚之右师。

　　十三年，“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解曰：“或称人，或称师，史异辞也。”愚谓燕独称人，其君不在师。

　　庄十二年，“萧叔大心”。解曰：“叔萧，大夫名。”按大心当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萧大夫也。二十三年，“萧叔朝公”。解曰：“萧，附庸国。叔，名。”按《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乐父。裔孙大心，平南宫长万有功，封于萧，以为附庸，今徐州萧县是也。其後楚灭萧。”

　　十四年，“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解：“庄公子，传惟见四人：‘于忽、子、子仪并死，独厉公在。八人名字记传无闻。”按犹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见在也。桓十四年，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传称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岳则配天”。解曰：“得太岳之权，则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诗》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岳足以配之。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市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月之朔也。然则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盖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市而用牲，此所以谓之非常礼也。杜氏不得其说，而曰以长历推之，是年失闰。辛未实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则咎在司历，不当责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载于此，或恐有误。

　　信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解曰：“不知其故而问之。”非也，盖齐侯以为楚罪而间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复，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计三百四十七年，此则孔文举所谓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从”。不从者谓太伯不在太王之侧尔。《史记》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之去，是以不嗣。”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氏误以不从父命为解，而後儒遂傅合《鲁颂》之文，谓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此与秦桧之言“莫须有”者何以异哉！

　　六年，“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实密，而经云新城，故传释之，以为郑惧齐而新筑城，因谓之新城也。解曰：“郑以非时兴土功，故齐桓声其罪以告诸侯。”夫罪孰大于逃盟者？而但责其非时兴土功，不亦细乎？且上文固日“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则不烦添此一节矣。

　　十五年，“涉河，侯车败”。解曰：“秦伯之军涉河，则晋侯车败。”非也。秦师及韩、晋尚未出，何得言晋侯车败？当是秦伯之车败，故穆公以为不祥而洁之耳。此二句乃事实，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败何待”，则谓晋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

　　“三败及韩”，当依《正义》引刘炫之说，是秦伯之车三败。

　　及韩在涉河之後，此韩在河东，故曰：“寇深矣。”《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韩，晋地”，却有斟酌。

　　十八年，“狄师还”。解曰：“邢留距卫。”非也。狄强而邢弱，邢从于狄而伐者也。言狄师还，则邢可知矣。其下年，“卫人伐邢”，盖惮狄之强，不敢伐，而独用师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独见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解曰：“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非也。大司马即司马子鱼。固谏，坚辞以谏也。隐三年言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为司马，知大司马即司马也。文八年上言杀大司马公子卯，下言司马握节以死，知大司马即司马也，定十年，“公若貌固谏曰”，知固谏之为坚辞以谏之也。

　　二十四年，“晋侯求之不获，以解上为之田”。盖之推既隐，求之不得，未几而死，故以田禄其子尔。《楚辞·九章》云：“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时之推已死。《史记》则云：“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日介山。”然则受此田者何人乎？于义有所不通矣。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骰。”解曰：“不同陈，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辞。

　　文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古人以闰为岁之余，凡置闰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归余于终。考经文之书，闰月者皆在岁末。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哀公五年闰月，葬齐景公是也。而《左传》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闰月，亦并在岁末。又经传之文，凡闰不言其月者，言闰即岁之终可知也。今鲁改历法，置闰在三月，故为非礼，《汉书·律历志》曰“鲁历不正，以闰馀一之岁为首“是也。又按《汉书·高帝纪》：“後九月”，师古曰：“秦之历法，应置闰月者总致之于岁末，盖取《左传》所谓归馀于终之意。何以明之？据《汉书·表》及《史记》汉未改秦历之前屡书‘後九月’，是知历法故然。”

　　二年，“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此即上文所谓我辞之者也，解谓晋不听而变计者非。

　　三年，“雨蠢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为得天佑，喜而来告，故书。”夫陨石退，非喜而来告也。

　　七年，“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赢，且畏逼”。解曰：“畏国人以大义来逼己。”非也。畏穆赢之逼也，以君夫人之尊故。

　　十三年，“文子赋《四月》”。解曰：“不欲还晋。”以传考之，但云成二国，不言公复还晋。《四月》之诗当取乱离痪矣，维以告哀之意尔。

　　宣十二年，“宵济，亦终夜有声”。解曰：“言其兵众，将不能用。”非也，言其军嚣，无复部伍。

　　成六年，“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必言仆大夫者，以君之亲臣，故独令之从公而入寝庭也。解未及。大夫，如王之太仆，掌内朝之事。

　　十六年，“必阝之师，苟伯不复从”。解曰：“苟林父奔走，不复故道。”非也，谓不复从事于楚。

　　“子在君侧，败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败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谓军大崩为壹大，及御与车右不同者，非。襄四年，“有穷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改有穷之号。”非也。哀元年，称有过浇矣，此特承上死于穷门而言，以结所引夏训之文尔。

　　十年，“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犹云从楚之盟故也。解谓“亦兼受楚之敕命”者，非。

　　十一年，“政将及子，子必不能”。解谓：“鲁次国，而为大国之制，贡赋必重，故忧不堪。”非也。言鲁国之政将归于季孙，以一军之征而供霸国之政令，将有所不给，则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择二，盖亦不得已之计，叔孙固己豫见之者。

　　十八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解曰：“故经书‘围’”。非也。围者，围齐也，非围防门也。

　　二十一年，“得罪于王之守臣”。守臣谓晋侯。《玉藻》：“诸侯之于天子日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为范宣子，非。

　　二十三年，“礼为邻国阙”。解曰：“礼，诸侯绝期，故以邻国责之。”非也。杞孝公，晋平公之舅。尊同不降，当服缌麻三月。言邻国之丧，且犹彻乐，而况于母之兄弟乎！

　　二十八年，“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于货财，”非也。邵国贤曰：“此陈氏父子为隐语以相谕也。”愚谓：木者，作室之良材；庄者，国中之要路。言将代之执齐国之权。

　　三十一年，“我问师故”。问齐人用师之故。解曰：“鲁以师往。”非。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鲁君与民无异，谓仰食于三家。”非也。夫民生于三，而君食之。今民食于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无养民之政可知矣。八年，“舆劈袁克杀马毁玉以葬”。解以舆为众，及谓欲以非礼厚葬哀公，皆非也。舆嬖，劈大夫也，言舆者掌君之乘车，如晋七舆大夫之类。马，陈侯所乘。玉，陈侯所佩。杀马毁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弃德旷宗”。谓使其宗庙旷而不把。解曰：“旷，空也。”未当。十二年，“子产相郑伯，辞于享，请免丧而後听命，礼也”。子产能守丧制，晋人不夺，皆为合礼。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福柞之不登，恶在其为叔父乎？解以为“福祚不在叔父，当复在谁”者，非。

　　十七年，“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无君之心。解以为“安君之灾”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灾”，振如振衣之振，犹火之著于衣，振之则去也，解以振为“弃”，未当。

　　“郑有他竟，望走在晋”。言郑有他竟之忧也。解谓“虽与他国为竞”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济也”。先君谓周之先王，《书》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为“刘盆之父献公”，非。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国”。当时诸侯出奔，其国即别立一君，惟鲁不敢，故昭公虽在外，而意如犹以君礼事之，范鞅所言正为此也。解以为“书公行，告公至”，谬矣。

　　三十二年，“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纪，吴，越之分也，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吴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吴，越虽同星纪，而所人宿度不同，故岁独在越。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阜，脱其下而为<户方>字，汉《仙人唐公<户方>碑》可证也。《汉书》：“汝南郡吴房”，盂康曰：“本房子国。”而《史记·项羽纪》封阳武为吴防侯，字亦作哀六年，“出莱门而告之故”。解曰：“鲁郭门也，”按定九年解曰：“莱门，阳关邑门。”

　　十一年，“为王孙氏”。传终言之，亦犹夫概王奔楚为堂溪氏也，解曰：“改姓，欲以避吴祸。”非。

　　凡邵、陆、傅三先生之所已辩者不录。

　　○考工记注《考工记·轮人》注：“郑司农云：掣读为纷容掣参之削。”正义曰：“此盖有文，今检未得。”今按司马相如《上林赋》云：“纷溶忘记{艹削}参，猗尼从风。”字作{艹削}，音萧。而上文“既建而迤，崇于轸四尺”注：“郑司农云：迤读为猗移从风之移，”《正义》则曰：“引司马相如《上林赋》。”疏其下句，忘其上句，盖诸儒疏义不出一人之手。

　　○尔雅注《尔雅·释诂篇》：“梏，直也。”古人以觉为梏。《礼记·缁衣》引《诗》：“有觉德行”作“有梏德行”，注未引。

　　《释言篇》：“邮，过也。”注：“道路所经过，是以为邮传之邮。”恐非。古人以“尤”为“邮”，《诗·宾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邮”，《礼记·王制》：“邮罚丽于事”，《国语》：“夫邮而效之，邮又甚焉”，《家语》：“帝而废裘，投之无邮”，《汉书·成帝纪》：“天著变异以显朕邮”，《五行志》：“後妾当有失节之邮”，《贾谊传》：“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传》：“卦气悖乱，咎征著邮”，《外戚传》班亻什赋：“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邮”，《叙传》：“讥苑扦惬，正谏举邮”，皆是过失之义。《列子》：“鲁之君子，迷之邮者”，则又以为过甚之义。

　　○国语注《国语》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晋谏灵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滞，钟水丰物。”谓不堕高，不埋卑，顺其自然之性也。申肯谏吴王曰：“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谓台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语同而意则异。

　　“昔在有虞，有崇伯鲧”。据下文“尧用殛之于羽山”，当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载于《虞书》。

　　“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问焉”。

　　注云：“鲁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当云鲁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楚辞注《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注谓“罪及父母与亲属”者，非也。盖怀王以不听屈原而召秦祸，今顷襄王复听上官大夫之谮，而迁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记》所云“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即原所谓祸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谢”。注以谢为去，未明。按古人读谢为序，《仪礼·乡射礼》：“豫则钩楹内”注：“豫读如成周宣谢之榭，《周礼》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谓四时之序，终则有始，而春受之尔。

　　《九思》：“思丁文兮圣明哲，哀平差兮迷谬愚。吕傅举兮殷周兴，忌<喜丕>专兮鄂吴虚。”此援古贤不肖君臣各二，丁谓商宗武丁，举傅说者也。注以丁为当，非。

　　○荀子注《荀子》：“案角鹿唾陇种东笼而退耳。”注云：“其义未详。盖皆摧败披靡之貌。”今考之《旧唐书·窦轨传》：“高祖谓轨曰：‘公之人蜀车骑、骤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尽，我陇种车骑，未足给公。’”《北史·李穆传》：“芒山之战，周文帝马中流矢，惊逸坠地。穆下马以策击周文背，骂曰：‘笼冻军士尔！曹主何在？尔独住此？”盖周、隋时人尚有此语。

　　○淮南子注《淮南子·诠言训》：“弄死于。”注云：“，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自是以来鬼畏桃也。”《说山训》：“羿死桃部不给射”，注云：“桃部，地名。”按“部”即“”字，一人注书而前往不同若此。

　　○史记注《秦始皇纪》：“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五百石秩卑任浅，故但迁而不夺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临者亦迁而不夺爵也。史文简古，兼二事为一条。“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其时已秋，岁将尽矣，今年不验则不验矣，山鬼岂能知来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谓称祖乃亡者之辞，无与我也，皆恶言死之意。

　　始皇崩于沙丘，乃又从井陉抵九原，然後从直道以至咸阳，回绕三四干里而归者，盖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八百里。若径归咸阳，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载せ京辣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虽君父之尸臭腐车中而不顾，亦残忍无人心之极矣。

　　《项羽纪》：“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言虻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虱，喻距鹿城小而坚，秦不能卒破。

　　鸿门之会，沛公但称羽为将军，而樊哙则称大王，其时羽未王也。张良曰：“推为大王画此计者？”其时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辞，史家因而书之，今百世之下，辞气宛然如见。又如黄歇上秦昭王书：“先帝文王、武王。”其时秦亦未帝。必以书法裁之，此不达古今者矣。

　　“背关怀楚”，谓舍关中形胜之地而都彭城。如师古之解，乃背约，非背关也。

　　古人谓倍为二。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齐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纪》：“天下人民未有赚志”，与《乐毅传》：“先王以为谦于志”同，皆厌足之意。《荀子》：“怅然不慊”，又曰：“由俗谓之道尽赚也”，又曰“向万物之美而不能赚也”，又曰“不自赚其行者言滥过”；《战国策》：“桓公夜半不赚”，又曰“膳咱之赚于口”，并是“慊”字而误从口。《大学》：“此之谓自谦”，亦“慊”字而误从言。《吕氏春秋》：“苟可以谦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亦“慊”字而误从人。

　　“三年，复晋阳中都民三岁。”《正义》曰：“晋阳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此当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言晋阳误也，然此注已见卷首“中都”下。“文帝前後死，窦氏，妾也。”诸侯皆同姓，谓无甥舅之国可娶，《索隐》解非。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汉书》多有食晦者，盖置朔参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当作月耳。

　　“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後相谩。”谓先共祝诅，已而欺负乃相告言也，故诏令若此者勿听抬。注并非。

　　《考武纪》：“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日建元，二元以长星日元光，三元以郊得角兽一曰元狩云。”是建元、元光之号皆自後追为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号也。

　　《天官书》：“疾其对国”，谓所对之国。如《汉书·五行志》所谓“岁在寿星，其冲降娄”；《左氏传·襄二十八年》：“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社氏解谓失次于北，祸冲在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谓岁始也，冬至日也，腊明日也，立春日也。正义专指正月旦，非也。

　　“星陨如雨”，乃宋闵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误。正义以“僖公十五年陨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禅书》：“成山斗人海。”谓斜曲人之如斗柄然，古人语也，《匈奴传》：“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斗人汉地，直张掖郡”。“各以胜日驾车避恶鬼。”胜日谓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隐非。

　　“天子病鼎湖甚。”湖当作“胡”，鼎胡，宫名，《汉书·杨雄传》：“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

　　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内史界。索隐以为湖县，在今之阌乡，绝远，且无行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谓武帝，服虔以为高祖，非。“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死于海上，非死于泰山也。索隐所引《新论》之言殊谬。

　　《河渠书》：“引洛水至商颜下。”服虔曰：“颜音崖。”崖当作‘岸’。《汉书·古今人表》屠岸贾作“屠颜贾”是也。师古注谓山领象人之颜额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刘已辩之。

　　《卫世家》：“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是顷侯以前之称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隐以为“方伯”之伯，虽有《诗序》“旄丘责卫伯”之文可据，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无以方伯之伯而系溢者。

　　《楚世家》：“武土使随人请王室尊吾号，王弗听。还报楚，楚王怒，乃自立，为楚武王。”“乃自立”为一句，“为楚武王”为一句，盖言自立为王，後谥为武王耳。古文简，故连属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围弑其王郏敖，而自立，为灵王。”《卫世家》、《郑世家》皆云；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司马穰直传》：“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玉。”又如《韩世家》：“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与此文势正同。刘炫云号为武，武非溢也，此说凿矣。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尉忙自立为南越武帝，此後世事尔。“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此两国即谓秦、齐也，索隐以为韩、魏，非也。《越世家》：“乃发习流二千。”习流谓士卒中之善泅者，别为一军。索隐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赋》：“彼锯牙而钩瓜，又巡江而习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越世家》：“吾有所见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传：“明辨也。”即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隐误以为“郑子”之。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于秦。”安陵氏，魏之别封。盖魏王之使过安陵，有所不快，而毁之于秦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彳部》：“彳氐，除饥切。抵徊，犹徘徊也。”然则字本当作“抵徊”，省为“低回”耳。今读为“高低”之低，失之。《楚辞·九章·抽思》：“低徊夷犹，宿北姑兮。”“低”一作“徘”。

　　《绦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

　　谓此岂不满君意乎？盖必条侯辞色之间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条侯免冠谢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国除。”当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国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车。”谓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无降服自比丧人之意。

　　《伯夷传》：“其重若彼”，谓俗人之重富贵也；“其轻若此”，谓清士之轻富贵也。

　　《管晏传》：“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後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于为义也。古人著书，引成语而反其意者多矣。《左传·僖九年》：“君子曰：《诗》所谓‘自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苟息有焉，”言苟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论过高，以苟息赞献公立少为失言，以晏子不讨崔行为无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孙殡传》：“重射。”渭以千金射也。索隐解以为好射，非。

　　“批亢捣虚”，索隐曰：“亢言敌人相亢拒也。”非也。此与《刘敬传》：“扌益其肮”之肮同，张晏曰：“喉咙也。”下文所谓“据其街路”是也。以敌人所不及备，故谓之虚。

　　《苏秦传》：“前有楼阙轩辕。”当作“轩县”。《周礼·小胥》：“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注谓：“轩县者，阙其南面。”

　　“殊而走。”《说文系传》曰：“断绝分析曰殊。”谓断支体而未及死。《樗里子传》：“今伐蒲人于魏，卫必折而从之。”此文误，当依索隐所引《战国策》文为正。魏”。

　　《甘茂传》：“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谓历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苟卿传》：“始也滥耳。”滥者，泛而无节之谓。犹《庄子》之洋自恣也，注引滥觞之义，以为初者，非。

　　“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谓伊尹负鼎，百里奚饭牛之意，藉此说以干时，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论也。

　　《孟尝君传》：“婴卒，溢为靖郭君。”以号为谥，犹之以氏为姓，皆汉初时人语也。《吕不韦传》：“谥为帝太後”，与此同，王褒赋“幸得溢为洞萧兮”，亦是作号字用。

　　《平原君传》：“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当作一句读，言非国人无功而不封，君独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传》：“如姬资之三年。”谓以资财求客报仇。

　　“徒豪举耳”，谓特貌为豪杰，举动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泽传》：“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岂”下当有“非”字。

　　《乐毅传》：“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谓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语，乃不自相规劝，而告之邻里，此为情之薄矣，正义谓必告者非。

　　《鲁仲连传》：“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赙衤遂。”谓二国贫小，生死之礼不备。索隐谓君弱臣强者非。

　　“楚攻齐之南阳。”南阳者，泰山之阳。《孟子》：“一战胜齐，遂有南阳。”《贾生传》：“斡弃周鼎兮，而宝康瓠。”应劭曰：“斡音。，转也。”“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索隐》曰：“斡音乌活反。斡，转也。”义同而音异。今《说文》云：“斡，蠡柄也。从斗，朝声。杨雄、杜林说皆以为轺车轮斡。乌括切。”按朝字，古案切。《说文》既云朝声，则不得为乌括切矣。颜师古《匡谬正俗》云：“《声类》《字林》并音管。”贾谊《服鸟赋》云：“斡流而迁。”张华《励志诗》云：“大仪斡运。”皆为转也。《楚辞》云：“维焉系？”此义与斡同，字即为“”。故知斡、管二者不殊，近代流俗音乌括切，非也。《汉书·食货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师古曰：“斡谓主领也，读与管同。”

　　《张敖传》：“要之置。”置，驿也。如《汉相国世家》：“取祁善置”，《田横传》：“至尸乡厩置”之“置”，《汉书·冯奉世家》：“燔烧置亭。”《淮阴侯传》：“容容无所倚。”容容即“禹禹”字。

　　《卢缩传》：“匈奴以为东胡卢王，”封之为东胡王也，以其姓卢，故曰东胡卢王。

　　《田荣传》：“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于城阳。”正义以为濮州雷泽县，非也。《汉书》城阳郡治莒；《史记·吕後纪》言齐王乃上城阳之郡；《孝文纪》言以齐剧郡立朱虚侯章为城阳王；而《淮阴侯传》言击杀龙且于潍水上，齐王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此地。按《战国策》貂勃对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阳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敌，反千里之齐，当是时，阎城阳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为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後于城阳之山中，王乃复反，子临百姓。”则古齐时已名城阳矣。

　　“无不善画者莫能图”，谓以横兄弟之贤而不能存齐。

　　《陆贾传》：“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坐者，跪也。

　　“数见不鲜”，意必秦时人语，犹今人所谓“常来之客不杀鸡”也。贾乃引此以为父之于子亦不欲久，当时之薄俗可知矣。

　　《袁盎传》：“调为陇西都尉。”此今日调官字所本。调有更易之意，犹琴瑟之更张乃调也。如淳训为选，未尽。

　　《扁鹊传》：“医之所病病道少。”言医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按徐广注，高後八年，意年二十六，当作“年尽十三年，年三十九岁也”，脱“十”字。《孝文本纪》：“十三年，除肉刑。”

　　《武安传》：“与长孺共一老秃翁。”谓尔我皆垂暮之年，无所顾惜，当直言以决此事也，索隐以为共治一老秃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卫、霍之功。”故序匈奴于卫将军、骤骑传之前。

　　《南越尉佗传》：“发兵守要害处。”按《汉书·西南夷传》注：“师古曰：要害者，在我为要，于敌为害也。”此解未尽，要害谓攻守必争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谓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问》：“岐伯对黄帝曰：‘脉有要害。’”《後汉书·来歙传》：“中臣要害。”

　　《司马相如传》：“其为祸也不亦难矣。”衍“亦”字。

　　《汲黯传》：“愚民安知”为一句。

　　《郑当时传》：“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谓奏事有涉项王者，必斥其名曰“项籍”也。

　　《酷吏传》：“尸亡去，归葬。”言其家人窃载尸而逃也。谓尸能自飞去，怪矣！

　　《游侠传》：“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谓季札，以其遍游上国，与名卿相结，解千金之剑，而系冢树，有侠士之风也。

　　《货殖传》：“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又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夫放于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无求多于人，义然後取，人不厌其取。是以取之虽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说文》：“街，四通道。”《盐铁论》：“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皆为天下名都，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

　　“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椎埋当是“推移”二字之误。

　　《太史公自序》：“申吕肖矣。”肖乃“削”字，脱其旁耳。与《孟子》：“鲁之削也滋甚”义同，徐广注以为者非。

　　○汉书注《汉书叙例》，颜师古撰。其所列姓氏邓展、文颖下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高帝纪》：“诸侯罢戏下，各就国。”注引一说云：“时从项羽在戏水之上。”此说为是。盖羽入咸阳，而诸侯自留军戏下尔。他处固有以戏为麾者，但云罢麾下似不成文。

　　“不因其几而遂取之。”训几为危，未当。几即“机”字，如《书》：“若虞机张”之机。

　　“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谓书其平日为人之实迹，如《昭帝纪》：“元凤元年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宣帝纪》：“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是也。刘改“义”为“仪”，谓若今团貌，非。

　　《武帝纪》：元封元年，“诏用事八神。”谓东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即《封禅书》所谓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之属。文颖以为祭太一，开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汉元年秋，闭城门，大搜。”与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好人也，非逾侈者也。

　　《昭帝纪》：“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当赋。”汉时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杂征之，用钱者皆令以叔粟当之。其独行于三辅太常郡者，不独为贱伤农，亦以减漕三百万石，虑储侍之乏也。

　　《元帝纪》：永光元年，“秋，罢。”如淳曰：“当言罢某官某事，烂脱失之。”是也。《左传·成二年》：“夏，有。”亦是缺文，杜氏解曰：“失新筑战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师古曰：“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域，无常治处。亦犹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时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说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处三十六国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载二说。《汉官仪》曰：“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按马融《广成颂》曰：“校队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则不独西域，虽平时校猎，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则但置此戊己二官尔。《车师传》：“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乌孙传》：“汉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汉书·耿恭传》：“恭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师古以为无常治。

　　《哀帝纪》：“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犹《成帝纪》言“其吏也迁二等”同一文法。盖赦令不可复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幸瓜>节侯息城阳顷王子。”师古曰：“<幸瓜>即‘瓠’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幸瓜>侯国”，师古曰：“<幸瓜>即‘执’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幸瓜>讠聂侯酐”者，师古曰：“钒狐同。”河东郡下作“狐讠聂”，又未知即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师古曰：“长水，胡名也，宣曲，观名。胡骑之屯于宣曲者。”按长水非胡名也。《郊祝志》：“霸产丰涝，径渭长水，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伺。”《史记》索隐曰：“《百官表》有长水校尉。”沈约《宋书》云：“营近长水，因名。”《水经》云：“长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元凤四年，蒲侯苏昌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书泄秘书，免。”师古曰：“以秘书借霍山。”非也。盖籍没霍山之书中有秘记，当密奏之“而辄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传言：“山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人马千匹，以赎山罪。”若山之秘书从昌借之，昌之罪将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复为太常，薄责昌而厚绳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颜说，当云“坐借霍山秘书，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辞之复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一姓繁”。师古曰：“繁音蒲元反。”《陈汤传》：“御史大夫繁延寿。”师古曰：“繁音蒲胡反。”《萧望之传》师古晋婆。《谷永传》师古音蒲河反。蒲元则音盘，蒲胡则音蒲，蒲河则音婆，三音互见，并未归一。然繁字似有婆音，《左传·定四年》：“殷民十族繁氏。”繁音步何反。《仪礼·乡射礼》注：“今文‘皮树’为‘繁竖’。皮古音婆。”《史记·张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隐曰：“繁音婆。”《文选》“繁休伯”，吕向音步向反。则繁之音婆相传久矣。

　　《律历志》：“寿王候课比三年下。”谓课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狱，师古注非。

　　《食货志》：“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读列国之名；书者，六书；计者，九数。瓒说未尽。

　　“国亡捐瘠者。”瘠，古“”字，谓死而不葬者也。《娄敬传》“徒见赢老弱”，《史记》作“瘠”。《後汉书·彭城靖王恭传》：“毁过礼。”《大戴礼》：“赢丑以。”皆是“瘠”字。则此瘠乃字之误，当从孟康之说。“课得毅皆多其旁田，亩一斜以上。”盖懦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徐，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氏无虑皆铸金钱矣。”无虑犹云无算，言多也。

　　“布货十品，”师古曰：“布即钱耳。谓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钱、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复载，改作货布之制，安得谓布即钱乎？《莽传》曰：“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直货钱二十五。”今货布见存，上狭下广而歧，其下中有一孔，师古当日或未之见也。

　　《郊把志》：“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坂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鸣。”如淳曰：“野鸡，雉也。吕後名雉，改曰野鸡。”《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鸡皆鸣。”师古日／雉也。”窃谓野鸡者，野中之鸡耳。注拘于苟悦云：“讳雉之字日野鸡。”夫讳“恒”日常，讳“启”曰开，史固有言常言开者，岂必其皆为恒与启乎？又此文本《史记·封禅书》，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ず”，其下文云“公孙卿言，见仙人迹喉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又云“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诸物”，并无所讳。而《汉书·地理志》南阳郡有雉县，江夏郡有下雉县；《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听察，先闻雷声”，则汉时未尝讳雉也。

　　“木寓龙一驷，木寓车马一驷。”李奇曰：“寓，奇也。寄生龙形于木。”此说恐非。古文伊、寓通用，木寓，木偶也，《史记·孝武纪》：“作木偶马”，而《韩延寿传》曰“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马，今人代以人纸马。又《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索隐曰：“偶音寓。”《酷吏传》：“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索隐曰：“《汉书》作寓人。”可以证寓之为偶矣。

　　《五行志》：“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余城。”“四”当作“三”，古四字积划以成，与三易混，犹《左传》：“陈蔡不羹三国”之为四国也。

　　“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郑获鲁隐。”按狐壤之战事在其前，乃隐公为公子时，此刘向误说，班、史因之，不必曲为之解。

　　》沟洫志》：“内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说文》有用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传》：“孙卿”，师古曰：“荀况，汉以避宣帝讳改之。”按汉人不避嫌名，荀之为“孙”，如孟卯之为“芒卯”，司徒之为“申徒”，语音之转也。

　　“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衍一“不”字，当云“辄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挟持之义，而非挟助之解也。

　　《季布传》：“难近”，谓令人畏而远之。师古以近为近天子，为大臣，非也。

　　《樊哙传》：“项羽即飨军士，中酒。”中酒谓酒半也。《吕氏春秋》谓之“中饮”。凡事之半日中。《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谓馈之半也。毕。《史记·河渠书》：“中作而觉”，谓工之半也。《吕氏春秋》：“中关而止”，谓关弓弦正半而而止也。中酒犹今人言半席。师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谓之中，失之矣。

　　《淮南厉王传》：“命从者刑之”，《史记》作“刭之”，当从刭，音相近而讹。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杀”，《史记》亦皆作“刭”也。“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记》无下“告”字，是衍文，师古曲为之说。

　　《万石君传》：“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者。”反言之也，言贵而骄人，当如此乎？

　　《贾谊传》：“上数爽其忧。”谓秦之所忧者在孤立，而汉之所忧者在诸侯；汉初之所忧者在异姓，而今之所忧者在同姓。

　　张敖不反，故添一“贯高为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必古有是语，所谓“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遗腹之为嗣，自人君以至于大夫，一也。

　　《邹阳传》：“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史记》作“子罕”。文颖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鲁襄公时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当别是一人。“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师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书本“蒙”下辄加“恬”字，非也。按《史记》，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为先言于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传文脱一“嘉”字。

　　《赵王彭祖传》：“椎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谓之埋。师古曰：“椎杀人而埋之。”恐非。

　　《李广传》：“弥节白檀。”弥与“弭”同。《司马相如传》：“于是楚王乃饵节徘徊。”注“郭璞曰：“洱犹低也。节，所杖信节也。”

　　“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言当俟陵出塞之後，乃诏博德迎之。

　　《苏武传》：“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今人送物与人，而托其名于妻者，往往有之。其谓之赐者，陵在匈奴己立为王故也，云恶自赐武，盖嫌于自居其名耳。师古注谓，若示己于匈奴中富饶以夸武者，非。

　　《司马相如传》：《子虚之赋》乃“游梁时作”。当是侈梁王田猎之事而为言耳。後更为楚称齐难而归之天子，则非当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载子虚之言，不成一篇结构。

　　《张安世传》：“无子，于安世小男彭祖。”谓贺无见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为子，其早死之子别有一子，乃下文所谓孤孙霸，非无于也。

　　《杜周传》：“吏所增加十有余万。”谓辞外株连之人。

　　《张骞传》：“竟不能得月氏要领。”古人上衣下裳，举裳者执要，举衣者执领。

　　《广陵王胥传》：“女须位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凭其身而言。“千里马兮驻待路。”言神魂飞扬，将乘此马而远适千里之外，张晏注以为驿马，非。

　　《严助传》：“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即下文所云“会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者也。当淮南王上书之时，不知其名，故谓之甲，犹云某甲耳。师古曰：“甲者，闽越王弟之名。”非。

　　《朱买臣传》：“买臣人家中。”即会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师之会馆。

　　《东方朔传》：“以剑割肉而去之。”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谓藏为去。”《苏武传》：“掘野鼠去[C030]实而食之。”师古曰：“去谓藏之也。”《杨浑传》：“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者，以书中有“君父送终”之语。

　　《梅福传》：“诸侯夺宗。”如帝挚立不善，崩，而尧自唐侯升为天子是也。《梅福传》赞：“殷鉴不远，夏後所闻。”谓福引吕霍上官之事以规切王氏。师古注谓封孔子後，非。

　　《霍光传》：“张章等言霍氏皆雠有功。”晋的曰：“雠，等也。”非也，此如《诗》：“无言不雠”之雠。《左传·僖五年》：“无丧而忧，必雠焉。”注：“雠犹对也。”《律历志》：“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雠也。”郑德曰：“相应为雠也。”《郊祀志》：“其方尽多不雠。”《伍被传》赞：“忠不终而诈雠。”《魏其传》：“上使御史簿责婴，所言灌夫颇不雠。”

　　《赵充国传》：“微将军，谁不乐此者？”言岂独将军苟安贪便。人人皆欲为之。师古注以“微”字属上句读，非。

　　《辛庆忌传》：“卫青在位，淮南寝谋。”谓伍被言大将军数将习兵，未易当；又言虽古名将不过是，为淮南所惮。

　　《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按今所传王肃注《舜典》“纳于大麓”曰：“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盖西京时已有此解，故诏书用之。

　　《于定国传》赞：“哀鳏哲狱。”《毛诗》、《礼记》凡鳏寡之鳏皆作“矜”，此亦矜之误。哲则“折”之误也。师古以传中有哀鳏寡语，遂以释此文，而以哲为“明哲”之哲。

　　《龚胜传》：“勿随俗动吾家，种柏作祠堂，”师古曰：“多设器备，恐被发掘，为动吾家。”非也。古人族葬，胜必已自有墓，若随俗人之意，更于家上种柏作祠堂，则是动吾家也。盖以朝代迁革，一切饰终之礼俱不欲用。

　　《韦贤传》：“岁月其祖，年其逮。於昔君子，庶显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邹诗曰“既且陋”，则此为孟之自述可知。

　　“下从者与载送之。”下如《爱盎传》：“下赵谈”之下，与之共载，复送至其家也。

　　《尹翁归传》：“高至于死。”高谓罪名之上者，犹言上刑。

　　《王尊传》：“猥被共工之大恶。”谓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违，象共滔天。

　　《萧育传》：“鄂名贼梁子政。”名贼犹言名王，谓贼之有名号者也。师古曰：“名贼者，自显其名，无所避匿，言其强也。”非。

　　《宣元六王传》赞：“贪人败类。”《大雅·桑柔》之诗，师古庄误以为《荡》。

　　《张禹传》：“两人皆闻知，各自得也。”崇以禹为亲之，宣以禹为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进传》：“万岁之期，近慎朝暮。”谓宫车晏驾，故下文郎贲丽以为可移于相也。

　　《杨雄传》：“不知伯侨周何别也。”谓不知是何王之别子。

　　“冠伦魁能。”能字当属上句，言为能臣之首。

　　史书之文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之说。如此传《解嘲篇》中“欲谈者宛舌而固声”，固乃“同”之误；“东方朔割名于细君”，名乃“炙”之误，有《文选》可证。而必欲训之为固、为名，此小颜之癣也。《颜氏家训》云：“《毅梁传》：“孟劳者，鲁之宝刀也。”有姜仲岳，读刀为“力”，谓公子左右姓孟名劳，多力之人，为国所宝。与吾苦净。清河郡守邢峙，当世硕儒，助吾证之，赧然而服。此传“割名”之解得无类之。

　　《儒林传》：“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谓不必皆有行谊，而多显官。

　　《货殖传》：“为平陵石氏持钱。”持钱犹今人言掌财也。如氏、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氏皆亦次之。

　　《游侠传》：“酒市赵君都、贾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传》：“长安宿豪大猾箭张禁、酒赵放。”晋的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张回，即张禁也。君都亦邵放也，名偶异耳。

　　《佞幸传》：“朕惟噬肤之恩未忍。”是取《易·暌》六五“厥宗噬肤”，言贵戚之卿，恩未忍绝。

　　《匈奴传》：“孤偾之君。”愤如《左传》：“张脉偾兴”之偾。《仓公传》所谓“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与秦人守之。”师古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非也，彼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犹今言汉人耳。《西域传》：“匈奴缚马前後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モ若马！’”师古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是矣。其言与秦人守者，匈奴以转徙为业，不习守御，凡穿井筑城之事，非秦人不能为也，《大宛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谓中国人。

　　“去胡来王唐兜。”师古曰：“为其去胡而来降汉，故以为王号。”非也。《西域传》：“羌国王号去胡来王。”

　　“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其时尚未更名，当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从其径更名录之耳。

　　故印己坏，乃云“因上书求故印”者，求更铸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玺。《南粤传》：“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师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传》曰：“卿置侧室。”杜解：“侧室，众子也。”《文公十二年传》曰：“赵有侧室曰穿。”

　　《西域传》：“康居国王东羁事匈奴。”言不纯臣，但羁縻事之，与乌孙羁属意同，当用彼注删此注。

　　“宜给足，不可乏。”当作“可不乏”。

　　《外戚传》：“常与死为伍。”言滨于死。

　　“其条刺史大长秋来自之。”“史”当作“使”。元是“使”字。

　　“丞知是何等儿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师古注非。

　　“奈何令长信得闻之。”谓何道令太後闻之。

　　“终没，至乃配食于左坐。”谓合葬渭陵，配食元帝。

　　《王莽传》：“治者掌寇大夫陈成自免去官。”盖先几而去。

　　自称“废汉大将军”者，自称汉大将军也，下文云“亡汉将军”同此意。自莽言，谓之废汉、亡汉耳。

　　“会省户下。”省户即禁门也。蔡邕《独断》曰：“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人，故曰禁中。”孝元皇後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叙传》：“刘氏承尧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传》：“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者，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师古引“士会奔秦，其处者为刘氏”，则又其苗裔也。

　　“雕落洪支。”谓中山、东平之狱。服虔以为废退王氏，非。

　　○後汉书注《光武纪》：“今此谁贼，而驰鹜击之乎？”注：“谁谓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贼，不足烦主上亲击也。

　　“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言比略卖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

　　《质帝纪》：“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注：“儒生为《诗》者谓之诗家，为《礼》者谓之礼家。”非也。谓如《诗》有齐、鲁韩、毛。通《齐诗》者自以为《齐诗》教授，通《鲁诗》者自以为《鲁诗》教授，韩、毛及《五经》皆然，乃所谓家法耳。《鲁丕传》言：“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徐防传》言：“伏见大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循家法”是也。

　　《安帝纪》：“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邓、山阳。”注：“五郡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也，扬州领六郡，会稽最远，盖不调也。”按《顺帝纪》：“永建四年，分会稽为吴郡。”安帝时未有吴郡，止五郡，无可疑者。注非。

　　冯异遗李轶书：“苟令长安尚可扶助，延期岁月，疏不间亲。远不逾近，季文岂能居一隅哉。”言季文于更始为亲近之臣，当在朝秉政，岂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为疏远，非。

　　《景丹传》：“邯郸将帅数言，我发渔阳、上谷兵，我卿应言然。”谓邯郸将帅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应之，不能必二郡之果来也。本文自明，注乃谓王郎欲发之，谬矣。

　　《鲍永传》：“大守赵兴叹曰：‘我受汉茅土，不能立节，而鲍永死之，岂可害其子也？’”“永”字误，当作“鲍宣”。

　　《杨厚传》：“阴臣近戚妃党当受祸。”阴臣谓妇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阴，私也。”非。

　　《郎ダ传》：“思过念咎，务消只悔。”注：“只，大也。”非也。按《易·复》：“初九，无只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只二字通用。

　　《朱浮传》：“自损盛时。”“损”当作“捐”。

　　《贾逞传》：“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云：“祝，诅也。争曲直者辄言敢祝少宾乎？”非也。言敢于少宾之前发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简尔。《钟离意传》：“光武得奏，以见霸。”见当作“视”，古“示”字。作视谓以意奏示霸也。

　　《张禹传》：“祖父况为常山关长，会赤眉攻关城。”按《前汉志》，常山郡之县十八，其十二曰关。《续汉志》无此县，世祖所省也，其地当即今之故关，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梁节王畅传》：“今陛下为臣收污天下。”收污犹《左氏传》所谓“国君含垢”。

　　《李云传》：“当有黄精代见。”注：“黄精谓魏氏将兴也。”按云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陈、项、虞、田、许氏尔。黄之代赤，自是五运之序，王莽亦自以为祖黄帝也。

　　《曹腾传》：“颖川堂溪赵典等。”按《蔡邕传》作“五官中郎将堂溪典。”注：“堂溪，姓也。”此文衍一“赵”字。

　　○文选注阮嗣宗《咏怀诗》：“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颜延年注：“赵，汉成帝後赵飞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时自有赵李，《汉书·谷永传》言赵李从微贱专宠，《外戚传》：“班亻亻予侍者李平，平得幸，亦为亻亻予，”《叙传》：“班亻亻予供养东宫，进侍者李平为亻亻予，而赵飞燕为皇後。自大将军薨後，富平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始受幸，出为微行，行则同舆执辔，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史传明白如此，而以为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渊明诗注《西溪从语》：“陶渊明诗云：‘闻有田子春，节义为士雄。’《汉书·燕王刘泽传》云：‘高後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书干泽，泽大悦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如长安，求事幸谒者张卿，讽高後立泽为琅邪王。’晋的曰：《楚汉春秋》云：‘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诗上文云：“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其为田畴可知矣。《三国志》：“田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说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为靖节之所慕乎！

　　“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是用方望《辞隗嚣书》：“虽怀介然之节，欲洁去就之分”。

　　“多谢绮与用，精爽今何如？”多谢者，非一言之所能尽，今人亦有此语。《汉书》：赵广汉为京兆尹，常记召湖都亭长西至界上，界上亭长戏曰：‘为我多问赵君。’”注：“多问者，言殷勤，若今人千万问讯也。”

　　○李太白诗注李大自《飞龙引》：“云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王综《听鸡鸣辞》：“云悲海思徒掩仰。”《胡无人篇》：“太白人月敌可摧。”是用《北齐书·宋景业传》：“太自与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注。

　　太白诗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见古时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则然矣。”而又云：“狂风吹古月，窃弄章华台。”又曰：“海动山顷古月摧。”此所谓古月则明是“胡”字，不得曲为之解也。然大白用此亦有所本，《晋书·符坚载记》：“古月之未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体止当著之忏文，岂可以人诗乎？”蒿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古诗固有之矣。

　　“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昔人讥其以“飞将军”翦截为“飞将”者，然古人自有此语。《後汉书·班勇传》：“班将能保北卤不为边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为北地太守，数与贼战，未尝败北。时人语曰：“莫陆梁，恐尔逢唐将。”井以“将军”为“将”。

　　“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单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领县一，曰金河。有长城，有金河、李陵台、王昭君墓。”《旧唐书·突厥传》：“车鼻既破之後，突厥尽为封疆之臣，于是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干部护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新唐书》言：“碛以北著州悉隶瀚海，南隶云中。云中者，义成公主所居也。颉利灭，李靖徙突厥赢破数百帐居之，以阿史德为之长。众稍盛，即建言：‘愿以诸王为可汗，遥统之。’帝曰：‘今可汗，古单于也。’乃改云中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都护。”《通鉴》注引宋白曰：“唐振武军，旧单于都护府，即汉定襄郡之盛乐县也。在阴山之阳，黄河之北，後魏所都盛乐是也。唐平突厥，于此置云中都护府，後改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曰：“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徐九皋诗题曰“送部四镇人往单于”，崔颢诗题曰“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岑参《轮台即事诗》：“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是也。

　　○牡子美诗注《寄临邑舍弟诗》：“徐关深水府。”《送舍弟颖赴齐州诗》：“徐关东海西。”徐关在齐境，今不可考。《左传，成公二年》：“齐师败于鞍，齐侯自余夫入。”《十七年》：“齐侯与国佐盟于徐关而复之。”

　　《行次昭陵诗》：“威定虎狼都。”注引《苏秦传》：“秦虎狼之国，甚为无理”。此乃用《秦本纪》赞：“据狼弧，蹈参伐。”参为白虎，秦之分星也。“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谓武、韦之祸。“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炉”，谓玄宗再造唐室也。本于太宗之遗德在人，故诗中及之。钱氏谓此诗天宝乱後作，而改“铁马”为“石马”，以合李义山诗“昭陵石马”之说，非矣，其《朝享太庙赋》曰：“弓剑皆鸣，汗铸金之风马。”在此未乱以前，又将何说？必古记有此事而今失之耳。

　　《奉赠韦左丞丈诗》：“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颜氏家训》：“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惟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高都护骢马行》：“安西都护胡青骢。”《魏书·吐谷浑传》：“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是也。《送蔡希鲁还陇右诗》：“凉州白麦枯。”杜氏《通典》：“凉州贡白小麦十石。”

　　《天育骤骑歌》：“伊昔太仆张景顺，临牧攻驹阅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别养骥子怜神骏。”按史言，玄宗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封，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上嘉毛仲之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是景顺特毛仲之副尔。今斥毛仲为大奴，而归其功于景顺，殆以诗人之笔而追黜陟之权乎？

　　《哀王孙诗》：“但道困苦乞为奴。”《南史》：齐明帝为宣城王，遣典签柯令孙杀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床下，令孙手牵出之，叩头乞为奴，不许而死。“朔方健几好身手。”《颜氏家训》：“顷世离乱，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

　　《大云寺赞公房诗》：“犭斤々国多狗。”《韩非子·储说右上》：“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陈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刘辰翁评曰：“人知江令自陈入隋，不知其自梁时已达官矣。自梁入陈，自陈人隋，归尚黑头，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胜其愧矣。诗之妙如此，岂待骂哉。”按《陈书·江总传》：侯景寇京都，诏以总权兼太常卿。台城陷，总避难崎岖，至会稽郡，复往广州，依萧勃。及元帝平侯景，征总为明威将军、始兴内史。会江陵陷，不行，总因此流寓岭南积岁。天嘉四年，以中书侍郎征还朝。以本传总之年计之，梁太清三年己已，台城陷，总年三十一。自此流离于外十四五年，至陈天嘉四年癸未还朝，总年四十五，即所谓“还家尚黑头”也。总集有《治孔中丞矣诗》曰：“我行五岭表，辞乡二十年。”子美遭乱崎岖，略与总同，而自伤其年已老，故发此叹尔，何暇骂人哉。传又云：京城陷，人隋，为上开府。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时年七十六。去祯明三年己酉陈亡之岁又已五年，头安得黑乎？其台城陷而避乱本在梁时，自不得蒙以陈氏，何骂之有？且子美诗有云“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有云“管宁纱帽净，江令锦袍鲜’，有云‘江总外家养，谢安乘兴长’，亦已亟称之矣。

　　《北征诗》：“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汉书·刘向传》引《诗》：“密勿从事”，师古曰：“密勿，犹邑勉。”

　　“不闻夏殷衰，中自株褒妲。”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学兴，无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诗》：“骑马欲鸡栖，”盖欲效古人敝车赢马之意。《後汉书·陈著传》：“朱震字伯厚，为州从事，奏济阴太守单匡赃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三府，语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鸡栖言车小也。余闻之张锦衣纪云。

　　《垂老别诗》：“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土门在井陉之东，杏园度在卫州汲县，临河而守，以遏贼，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旧唐书》：郭子仪自杏园渡河，围卫州。史思明遣薛岌围令狐彰于杏园。李忠臣为濮州刺史，移镇杏园渡。今河南徙，而故迹不可寻矣。唐崔峒《送冯将军诗》：“想到滑台桑叶落，黄河东注杏园秋。”

　　《秦州杂诗》：“西戎外甥国。”注引吐蕃表称外甥为证。按《册府元龟》载吐善书，皆自称外甥，称上为皇帝舅。开元二十一年，从公主言，树碑于赤岭，其碑文曰：“维大唐开元二十一年，岁次王申，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则盟誓之文诏敕之语已载之矣。

　　“胡舞白题斜。”按《南史》：裴子野为著作舍人，时西北远边有白题国，遣使繇岷山道人贡。此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然则白题乃是国名。而此诗以为白额，悦亦词家所谓借用者乎？

　　《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家家卖钗钏，准拟献香醪。”《南史·庾果之传》：“果之尝兼主客郎，对魏使。使问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题名帖卖宅。’答曰：‘朝廷既欲扫荡京洛，克复神州，所以家家卖宅耳。’”

　　《送郑虔贬台州司户诗》：“酒後常称老画师。”《旧唐书·阎立本传》：“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召立本，令写鸟。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已州严八使君诗》：“贾笔论孤愤，严君赋几篇。”是用《史记》贾谊至长沙吊屈原事。《汉书·艺文志》：“严助赋三十五篇。”古人经史皆是写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携，一时用事之误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为之讳。子美《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诗》：“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本用济南伏生事，伏生名胜，非虔。後汉有服虔，非伏也。《示撩奴阿段诗》：“曾惊陶侃胡奴异。”盖谓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范小字，非奴也。

　　《佐还山偎寄诗》：“分张素有期。”後魏高允《微士颂》：“在者数子，仍复分张。”《北史》：蠕蠕阿那襄言：“老母在彼，万里分张。”後周庚信《伤心赋》：“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

　　《蜀相诗》：“三顾频繁天下计。”《人衡州诗》：“频繁命屡及。”《蜀志·费讳传》：“以奉使称旨，频繁至吴。”《晋书·刑法志》：“诏旨使间频繁。”《山涛传》：“手诏频繁。”《文选·庚亮让中书令表》：“频繁省闼，出总六军。”潘尼《赠张正治诗》：“张生拔幽华，频繁登二宫。”陆云《夏府君诔》：“频繁帏幄。”《答兄平原书》：“锡命频繁。”

　　《题郭明府茅屋诗》：“频惊适小国。”《左传·信公十七年》：“楚文王戒申侯：‘无适小国。’”

　　《寄韩谏议诗》：“色难腥腐餐枫香。”《汉书·佞幸传》：“太子痈而色难之。”

　　《送李卿诗》上四句谓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晋山虽自弃”，是用介之推入绵上山中事。

　　《伤春诗》：“大角缠兵气。”《後汉书·董卓传》赞：“矢延王辂，兵缠魏象。”

　　“钩陈出帝畿。”《水经注》：“紫微有钩陈之宿，主斗讼兵陈。”

　　“耆旧把天衣。”《南齐书·舆服志》：“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听织。宋末用绣及织成，齐建武中，乃彩画为之加饰金银薄，时亦谓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云殿受戒诗》：“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赞》：“姜被承欢，曳天衣而下拂。”

　　《赠王二十四侍御诗》：“女长裁褐稳，男大卷书匀。”《南齐书·张融传》：与从叔征北将军永书曰：“世业清贫，民生多待。榛栗枣修，女贽既长。束帛禽乌，男礼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诗》：“长安米万钱，”《汉书·高帝纪》：“关中大饥，米斛万钱。”《食货志》：“米至石万钱。”

　　《解闷诗》：“何人为觅郑瓜州？”公自注：“今郑秘监审。”刘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号郑瓜州。”谬甚。按瓜洲唐时属润州，非金陵。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并无金陵；即令秘监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为此君之名号乎？《唐书·地理志》：“瓜州，晋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洲之常乐置，属陇右道。”《萧嵩传》：“开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以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嵩奏以命张守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辑百姓，令其复业。”《张守传》：“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外为都督，”岑参《为字文判官诗》：“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盖必郑审尝官此州，故以是称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书怀诗》：“苍生可察眉。”《列子》：“晋国苦盗，有郑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旧唐书·郭山恽传》：“中宗引近臣宴集，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胡三省注《通鉴》：“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因演以为舞。”中宗神龙二年三月，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上疏言：“比见都邑坊市，相率为浑脱、骏马、胡服，名为《苏莫遮》，非雅乐也。”

　　《遣怀诗》：“元和辞大炉。”扬雄《解难》：“陶冶大炉。”

　　《秋兴诗》：“直北关山金鼓震。”《史记·封禅书》：“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

　　“波漂菰米沈云黑。”梁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纳凉梧下应令诗》：“黑米生菰叶，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将适江陵四十韵》：“摆阅盘涡沸。”《鬼谷子》有《捭阖篇》，“稗”、“摆”古今字，通。

　　《哭李尚书诗》：“奉使失张骞。”《旧唐书·蒋王浑传》：浑孙之芳，幼有令誉，颇善五言诗，宗室推之。开元未，为驾部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禄山反，自拔归西京，授右司郎中。历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广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善，被留境上。二年而归，除礼部尚书，寻改太子宾客。

　　“秋色调春草，王孙若个边？”五臣注《文选·招隐士》曰：“屈原与楚同姓，故云王孙。”

　　《宴王使君宅诗》：“留欢卜夜，”“”字当从月，甫父名闲，自不须讳此字。《说文》：“，隙也。”暇之“”本从隙生义，只是一字。《至日遣兴诗》：“朱衣只在殿中。”音异字同。

　　○韩文公诗注韩文公《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侧耳酸肠难濯浣。”是用《诗·柏舟》：“如匪浣衣”。《秋怀诗》：“戚戚抱虚警。”是用陆士衡《叹逝赋》：“节循虚而警立”。注皆不及。

　　○通鉴注“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赋于民而食者，取之于民也。人二鸡子者，每人令出二鸡子也。胡氏未注。

　　“几能令臧三耳矣。”言几令人以为实有三耳。

　　“汉武帝太初三年，胶东太守延广为御史大夫，”注：“延广，史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三十九卷“郑人延岑”注：“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阳延笃。

　　诸葛亮《出师表》云：“後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所谓败军乃当阳长扳之败。其云“奉命”则求救于江东也，注乃云：“事见上卷文帝黄初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吕岱，为爱憎所白。”注曰：“谗佞之人有爱有憎，而无公是非，故谓之爱憎。”愚谓爱憎，憎也。言憎而并及爱，古人之辞宽缓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记·刺客传》：“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记·吴王濞传》：“擅兵而别，多忙利害。”缓急，急也。《史记·仓公传》：“缓急无可使者。”《游侠传》：“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成败，败也。《後汉书·何进传》：“先帝尝与太後不快，几至成败。”同异，异也。《吴志·孙皓传》注：“荡异同如反掌。”《晋书·王彬传》：“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异同。”赢缩，缩也。《吴志·诸葛恪传》：“一朝赢缩，人情万端。”祸福，祸也。晋欧阳建《临终诗》：“潜图密己构，成此祸福端。”皆此类。

　　“庾亮出奔，左右射贼，误中舵工，应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动，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贼。’”注曰：“言射不能杀贼，而反射杀舵工。自恨之辞也。”非也。亮意盖谓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贼身，必应弦而倒耳。解嘲之语也。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帝遣辅国将军刘怀珍浮海救之，进至黔陬。文秀所署长广大守刘桃根将数千人戍不其城，怀珍军于洋水，遣王广之将百骑袭不其城，拔之，”注云：“洋水即巨洋水。”按不其城在今即墨县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临胸、益都、寿光三县之境，与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骑而袭取之乎？《水经注》云：“拒艾水出黔陬县西南拒艾山，又谓之洋洋水。”《胶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发源铁撅山，东流入海。”此即怀珍所屯军处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尔朱荣欲讨山东群盗，请敕蠕蠕主阿那襄发兵，东趋下口，以蹑其背。”注云：“下口盖指飞狐口。”非也。此即居庸关下口。一百六十六卷注曰：“幽州军都县西北有居庸关，湿馀水出上谷沮阳县之东南，流出关，谓之下口。”

　　周主从容问郑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对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谓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轨捋须事”，亦是译言之也。故轨见杀而孝伯亦赐死。注以字文孝伯属下读，而云“孝伯何为出此言”，误矣。

　　“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注云：“将使之定扬州。”非也。杨者，隋姓，下条云：“刘武周为定杨天子，郭子和为平杨天子。”犹言定隋、平隋尔，“杨”字从木。

　　武後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後。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注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及其妻葬咸阳。”非也。後父士葬文水，母杨氏葬咸阳。後章德改名昊陵，明义改名顺陵，其碑文云然。

　　刘肃《大唐新语》：“中宗宴兴庆池，侍宴者并唱《回波词》。给事中李景伯歌曰：‘回波词，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盖《回波词》体也。今《通鉴》作“回波尔时酒卮”，恐传写之误。

　　唐穆宗长庆元年，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平、蓟、妫、檀为一道，瀛、莫为一道。注云：“营州治柳城，道里绝远。刘总奏以为一道，必有说。”按《新唐书。地理志》：“营州，柳城郡。万岁通天元年，为契丹所陷。圣历二年，侨治渔阳。开元五年，又还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复侨治于幽、蓟之间。而史家自天宝乱後，于东北边事略而不详，故今无所考耶？“李茂贞不敢称帝，但开歧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为宫殿，妻称皇後。”注曰：“自为歧王，而妻称皇後。妻之贵，逾于其夫矣。”窃谓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後”乃“王後”之误。

　　《後汉·高祖纪》：“吴越内牙指挥使诸温。”注：“《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有诸县，盖以邑为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诸稽郢。

　　周太祖广顺元年，慕容彦超遣使人贡。帝虑其疑惧，赐诏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亿兆。”今兄者，太祖自谓也。事已至此，谓为众所推而即帝位也，观下文称之为弟，语意相对，可知注以汉祖为彦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卷二十八○拜稽首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此礼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礼之渐也；必以稽首终，此礼之成也。今《大明会典》曰：“後一拜，叩头成礼。”此古之遗意也。

　　古人以稽首为敬之至。《周礼·太祝》：“辨九拜：一日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礼。”《礼记·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泊享晋公子重耳，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襄公三年》：“盟于长樗，公稽首。知武于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二十四年》：“郑伯如晋，郑伯稽首，宣子辞。子西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卜寡君无所稽首。’”《国语》：“襄王使召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上也。替贽无镇，诬王无民。’”可以见稽首之为重也。自敌者皆从顿首，李陵《报苏武书》称“顿首”。

　　陈氏《礼书》曰：“稽首者，诸侯于天子、大夫士于其君之札也。然君于臣亦有稽首，《书》称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是也。大夫于非其君亦有稽首，《仪礼》：“公劳宾，宾再拜稽首；劳介，介再拜稽首”是也。盖君子行礼于其所敬者，无所不用其至。则君稽首于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于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时，晋穆赢抱太子顿首于赵宣子，鲁季平子顿首于叔孙，则顿首非施于尊者之礼也。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颖；似未然。古惟丧礼始用稽颡，盖以头触地，与稽首乃有容、无容之别。

　　○稽首顿首今表文皆云稽首、顿首。蔡邕《独断》：“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百拜“百拜”字出《乐记》。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近至于百。注云：“壹献，士饮酒之礼，百拜以喻多”是也。若平礼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于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礼至未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会典》：“四拜者，百官见东宫亲王之礼。见其父母亦行四拜礼。其徐官长及亲戚朋友相见止行两拜礼。”是四拜唯于父母得行之。今人书状，动称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礼，唐李涪《刊误》曰：“夫郊天祭地止于再拜，其礼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妇谒姑章，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文史，承其筐筐，则跪而受之，常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

　　《战国策》：苏秦路过洛阳，“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此四拜之始，盖因谢罪而加拜，非礼之常也。

　　今人上父母书用百拜，亦为无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则古人必稽首然後为敬，而百拜仅宾主一日之礼，非所施于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则天子止于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过犹不及，明知其不然而书之，此以伪事其亲也。

　　洪武三年，上谕中书省臣曰：“今人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实礼。其定为仪式，令人遵守。”于是礼部定仪，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则曰“家书敬复”；尊长与卑幼则曰“书付某人”。

　　○九顿首三拜九顿首出《春秋传》；然申包胥元是“三顿首”，未尝九也。杜注：“《无衣》三章，章三顿首。”每顿首必三，此亡国之余，情至迫切，而变其平日之礼者也，七日夜哭于邻国之庭，古人有此礼乎？七日哭也，九顿首也，皆亡国之礼也，不可通用也。

　　韩之战，秦获晋侯，晋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无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顿首，晋大夫之三拜也。

　　《楚语》：“椒举遇蔡声子，降三拜，纳其乘马。”亦亡人之礼也。

　　《周书·宣帝纪》：“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後代变而弥增，则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拟上帝，凡冕服之类十二者皆增为二十四，而笞棰人亦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东向坐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

　　《新序》：“楚昭奚恤为东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是也。《史记·赵奢传》言：“括东向而朝军吏。”《田单传》言：“引卒东乡坐，师事之。”《淮阴侯传》言：“得广武君，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王陵传》言：“项王东乡坐陵母。”《周勃传》言：“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责之趣为我语。”《田传》言：“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挠。”《南越传》言：“王太後置酒，汉使者皆东乡。”《汉书·盖宽饶传》言：“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楼护传》言：“王邑父事护。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坐者百数，皆离席伏。护独东向正坐，字谓邑曰：‘公子贵如何？’”《後汉书·邓禹传》言：“显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桓荣传》言：“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天子亲自执业。”

　　此皆东向之见于史者。《曲礼》：“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自西阶而升，故东乡；自东阶而升，故西乡。而南乡特其旁位，如庙中之昭，故田以处盖侯也。

　　《孝文纪》：“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注：“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时群臣至代邪上议，则代王为主人，故西乡。

　　《旧唐书》：卢简求子汝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府有龙泉亭，简求节制时，手书诗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复为亚帅，每亭中燕集，未尝居宾位西向，俯首而已。”是唐人亦以东向为宾位也。

　　○坐古人席地而坐，西汉尚然。《汉书·隽不疑传》：“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滨，闻暴公子威名旧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两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则为长跪矣。《史记·范唯传》言：“秦王踢而请”，“秦王复跽”。而褚先生补《梁孝王世家》：“帝与梁王俱侍坐太後前，大後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帝跪席举身曰：‘诺。’”是也。《礼记》：“坐”皆训“跪”，《三国志》注引《高士传》言：“管宁尝坐一木榻，积五十馀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以此。

　　○土炕北人以上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古书不载。

　　《左传》：“宋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奥隅有灶。’”《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カ火。”是盖近之，而非炕也。《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偏火以取暖。”此即今之上炕也，但作“坑”字。

　　《水经注》：“士垠县有观鸡寺，寺内有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暨，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暴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此今人暖房之制，形容尽之矣。

　　○冠服《汉书·五行志》曰：“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见五六十年服饰之变亦已多矣，故录其所闻以视後人焉。

　　《豫章漫钞》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詹。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杨维桢廉夫以方中见太祖，问其制，对曰：‘四方平定中。’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编民，亦以此中见。”《太康县志》曰：“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宏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问，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衤阑。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余。”

　　《内丘县志》曰：“万历初，童子发长犹总角，年二十余始戴网。天启间，则十五六便戴网，不使有总角之仪矣。万历初，庶民穿卷ヒ，儒生穿双脸鞋，非乡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厢边云头履。至近日，而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方中，又有晋巾、唐巾、乐天巾、东坡巾者。先年，妇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红袍，系拖带，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创自何人。万历间，辽东兴冶服，五彩炫烂，不三十年而遭屠戮，兹花袍几二十年矣，服之不[1234]，身之灾也。兵荒之咎，其能免与！”

　　○衩衣《通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彦昭同举进上，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衩，楚懈反。《广雅》：“梢衤吉衽谓之衤贵衩，一曰衤衣。”李义山诗：“芙蓉作裙衩。”又曰：“裙衩芙蓉小。”

　　○对襟衣《大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对襟衣也。《戒庵漫笔》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袄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说文》：“无袂衣谓之衤。”赵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即此制也，《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绞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当时已有此制。○左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陈益为奉使金国属官，过滹沱光武庙，见塑像左衽。”岳珂《程史》云：“至涟水，宣圣殿像左衽。泗洲塔院设五百应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盖金人为之，迄于明初而未尽除。其见于《实录》者，永乐八年抚安山东给事中王释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之奏，正统十三年山西绛县训导张斡之奏，屡奉明旨而未即改正。

　　《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社乡左，反生时也。”正义曰：“衽，衣襟也。生乡右，左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乡左，示不复解也。”

　　○行┮《诗》：“邪幅在下。”笺云：“邪幅，如今行滕也。逼束其胜，自足至膝。”《左传》：“带裳幅舄。”注同。亦作“Τ”。《礼记》：“Τ屡著綦。”《释名》：“Τ所以自逼束，今谓之行┮，言以裹脚，可以跳腾轻便也。”《战国策》：“苏秦赢┮负书担囊。”《吴志》：“吕蒙为兵作绛衣行。”《旧唐书》：“德宗入骆谷，值霖雨，道涂险滑，卫士多亡归朱Г。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好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行┮钉鞋，更上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还京师，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

　　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春秋左氏传》注曰：“古者臣见君解袜，既解袜，则露其邪幅，而人得见之，《采菽》之诗所以为咏。今之村民往往行┮而不袜者，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为人美容止，坐常著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

　　○乐府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放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人乐府，攻射官寺。”《霍光传》：“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间房于乐府。”是也。後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误矣，曰“古乐府”尤误。○寺寺字自古至今凡三变。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竖之名，《周礼》：“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诗》云“寺人孟子”，《易》之“阍寺”，《诗》之“妇寺”，《左传》：“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寺人惠墙、伊戾”、“寺人柳”、“寺人罗”，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职，而官舍通谓之寺。

　　汉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又变而浮屠之居，亦谓之寺矣。

　　○省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谓之十三省者，沿元之旧而误称之也。元时为行中书省者十一：曰辽阳等处，日镇东，曰陕西等处，曰四川等处，曰河南江北等处，曰云南等处，曰江浙等处，曰江西等处，曰湖广等处，曰甘肃等处，日岭北等处。国初沿元制，立行中书省。洪武七年，以京畿、应天等府直隶六部，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今当称十三布政使司，不当称省。

　　○官受杖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後代因之，有杖属官之法。曹公性严，椽属公事往往加杖。宋刘道锡为广州刺史，杖治中苟齐文垂死。魏刘仁之监作晋阳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珍、并州刺史王绰。隋文帝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燕荣为幽州总管，元宏嗣除长史，惧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监纳仓粟，扬得一糠一批皆罚之，每笞不满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数。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唐时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优于南北朝多矣。《黄氏日钞》：“读韩文公《赠张公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然则唐之判司，簿尉类然与？”然唐人之待卑官虽严，而卑官犹得以自申其法，如刘仁轨为陈仓尉，擅杀折冲都尉鲁宁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进士，而管库监当不以辱之，视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责甚于奴仆，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关系世道。

　　唐自兵兴以後，杖决之行即不止于簿尉。张镐杖杀豪州刺史闾丘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韩皋杖杀安吉令孙，柳仲郢杖杀南郑令权奕。刘晏为观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则著之于令矣，《宋史》：“理宗淳佑二年三月，诏今後州县官有罪，帅司毋辄加杖责。”

　　《晋书·王传》：“为司徒左西属。檬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固辞；诏为停罚，犹不就。”则不独外吏矣。《南齐书·陆澄传》：“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往罚，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萧琛传》：“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曰：‘郎有杖，起自後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囊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罚者，别繇犯件主心，非关常准。泰始、建元以来，并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无不人怀惭惧。乞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此今日公谴拟杖之所自始。

　　《世说》：“桓公在荆州，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犹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

　　《南齐书·张融传》：“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憧斡杖不得出十，”《梁书·江传》：“弟葺为吏部郎，坐杖曹中免官。”郎官之杖，虚杖也，故至于千；憧斡之杖，实杖也，不得过十。然亦失中之法。

　　沈统，大明中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给斡僮不得杂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数百人。统役僮过差，有司奏免，世祖诏曰：“自顷斡僮多不祗给，主可量听行杖。”得行斡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为严切。《高允传》言：“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孝昭帝纪》言：“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而及其未世，则有如高阳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杀职官，唐邕之以录尚书而挝挞朝士。

　　○押字《集古录》有五代时帝王将相等“署字”一卷。所谓署字者，皆草书其名，今俗谓之画押，不知始于何代。岳珂《古家盆杆记》言：“得晋永宁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则晋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齐书》：“太祖在领军府，令纪僧真学上手迹下名，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则大作“苟”小为“文”，“容”字大为“父”。陆捶戏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书》：“崔玄伯尤善行押之书，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北史》：“斜律金不识文字，初名敦，苦其难署，改名为金，从其便易。犹以为难，神武乃指屋角，令识之。”《北齐书入厍狄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锥”。又有武将王周，署名先为“吉”而後成其外。《陈书》：萧引善隶书，高宗尝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唐书》：董昌潜位，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今人亦谓之“花字”。《北齐後主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黄伯思谓：“魏晋以来法书，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怀克、沈炽文、姚怀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故或谓之押缝，或谓之押尾。後人花押盖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牍，或只用押字，与名用之无异，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于檄移。”不知南北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韩非子》言：‘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则战国时已有之，又不始于後世也。”

　　《三国志·少帝纪》注：“《世说》及《魏氏春秋》并云：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微还击维。至京师，帝御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人，帝方食粟，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按鸭者，劝帝押诏书耳。是则以亲署为押，己见于三国时矣。

　　○邸报《宋史·刘奉世传》：“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後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人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吕溱传》：“依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辅传》：“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时。然唐孙樵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则唐时已有之矣。

　　○酒禁先王之于酒也，礼以先之，刑以後之。《周书·酒浩》：“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刑乱国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几酒谨酒。”而《司》：“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此刑平国用中典也。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则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礼也。故成康以下，天子无甘酒之失，卿士无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尔”之诗始作，其教严矣。汉兴，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曹参代之，自谓遵其约束，乃园中闻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张饮，与相应和。是并其画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礼，宾阝侯既阙之于前；纠民以刑，平阳复失之于後。弘羊踵此，从而榷酤，夫亦开之有其渐乎？

　　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贤良文学之议，罢之，而犹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遂以为利国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实滥觞于此。然史之所载，自孝宣已後，有时而禁，有时而开。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兴初，言者以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禁群饮节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焘妻谓，设法劝饮，以敛民财。周辉《杂志》以为，惟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则既不榷缗而亦无禁令，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邴原之游学，未尝饮酒，大禹之疏仪狄也；诸葛亮之治蜀，路无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旧唐书·杨惠元传》：“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诏移京西，戍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帝御望春楼，赐宴，诸将列坐。酒至，神策将士皆不饮，帝使问之。惠元时为都将，对曰：‘臣初发奉天，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斯役也，将策大勋，建大名，凯旋之日，当共为欢。苟未戎捷，无以饮酒。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既发，有司供饩于道路，唯惠元一军瓶不发，上称叹久之，降玺书慰劳。及田悦叛，诏惠元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御河夺三桥，皆惠元之功也。”能以众整如此，即治国何难哉！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酿酤饮者皆斩。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饮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财产女子没官。可谓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过，故不久而弛也。

　　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故《易》交之言酒者无非《坎卦》，而《萍氏》：“掌国之水禁”，水与酒同官。徐尚书石腆有云：“传曰：‘水懦弱，民押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夭于酒而不觉也，”读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萤雪丛说》言：“顷年陈公大卿生平好饮，一日席上与同僚谈，举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问之，其人曰：‘酒亦岩墙也。’陈因是有闻，遂终身不饮。”顷者米醪不足，而烟酒兴焉，则真变而为人矣。○赌博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问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凡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考之《汉书》：安丘侯张拾、己阝侯黄遂、樊侯蔡辟方，并坐搏扌，免为城旦。师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扌，意钱之属也。”

　　皆戏而赌取财物。《宋书·王景文传》：“为右卫将军，坐与奉朝请毛法因蒲戏，得钱百二十万，白衣领职。”《刘康祖传》：“为员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戏免”。《南史·王质传》：“为司徒左长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今律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晋陶侃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间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将吏则加鞭朴，卒成中兴之业，为晋名臣。唐宋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搏于台中者，将责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为开元贤相。而史言文宗切于求理，每至刺史面辞，必殷勤戒敕曰：“无嗜博，无饮酒。”内外闻之，莫不悚息。然则勤吏事而纠风愆，乃救时之首务矣。《唐书》言杨国忠以善樗蒲得人供奉，常後出，专主蒲簿，计算钩画，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败。玄宗未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国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而学杨国忠，亦终必亡而已矣。《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玄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玄之诘问，引伏，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宋制之严如此，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矣。

　　《晋中兴书》载：“陶士行言，樗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国戏耳。近日士大夫多为之，安得不胥天下而为外国乎？”

　　《辽史》：“穆宗应历十九年正月甲午，与群臣为叶格戏，”解曰：“宋钱僖公家有页子揭格之戏。”而其年二月己巳，即为小哥等所杀。君臣为谑，其祸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终日执之，其能免于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纪》：“淳化二年闰月己丑，诏犯蒲博者斩。”《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二年，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乱国用重典，固当如此。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京债赴铨守候，京债之累，于今为甚。《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奏：‘赴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盖唐时有东选、南选，其在京铨授者止关内、河东两道。访使所属之官，不出一千余里之内，而犹念其举债之累，先于户部给与二月料钱，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劝廉之法。与今之职官到任，先办京债，剥下未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得失之数较然可知已。

　　若夫圣主之所行，有超出于前代者。《太祖实录》：“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赐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绢六、罗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各半。府、州、县佐贰官视长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又半之。各府经历、知事同佐贰官，州、县吏目、典史视佐贰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及州判官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又半之，知事吏自典史皆十两，著为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则他日不免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而责之奉公难矣。’”“洪武元年二月，诏中书省，自今新除府、州、县官，给赐白金一十两，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闻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选官淹滞在京者，资用既乏，流为医卜，使人丧其所守，实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铨选之後，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课司大使熊斯铭言：‘仕者得禄养亲，此人子之所愿也。然有道远而不得养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给以舟车，惮得迎养，以尽人子之情。’廷议以云南、两广、四川、福建官员家属赴任者，官为给舟车，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给之。制可。”岂非爱民之仁先于恤吏者乎？

　　○居官负债居官负债，虽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国法。乃考之于古，有以不偿债而免列侯者。《汉书》：孝文三年，“河阳侯陈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免”是也。有以不偿债而贬官者。《旧唐书》：“李晟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沈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为定州司法参军”是也。然此犹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则回鹘当更贷之以钱，而为之营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干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

　　○纳女汉工商为丞相，皇太後尝诏问商女，欲以备後宫。时女病。商意亦难之，以病对，不入。及商以闺门事见考，自知为王凤所中，惶怖，更欲内女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见其女，为大中大夫张匡所奏，免相，欧血薨，溢日戾侯。援魏郑羲为西兖州刺史，贪鄙，纳女为嫔，徵为秘书监。及卒，尚书溢曰“宣”。诏曰：“盖棺定谥，激浊扬清。羲虽夙有文业，而治阙廉清。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溢曰文灵。”古之士大夫以纳女後宫为耻，今人则以为荣矣。

　　古之名士犹不肯与戚畹同列。魏夏侯玄为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後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宋路太後颇豫政事，弟子琼之宅与大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琼之以诉太後，太後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诸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玉女弃归《汉书·衡山王传》：“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以王女之贵，为人妻而犹有见弃者。近古“七出”之条犹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礼制其臣下也。○罢官不许到京师《後汉书》言：“汉法，罢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师。”见朝。至南京，必谒孝陵。罢职者不得入国门。此汉人这成法，所以防夤缘，清辇毂之意深矣。《册府元龟》载：“後唐明宗长兴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诏旨至京，通事不敢引对，留于阁门久之。自至後楼召见，帝以故将，不之罪。”则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尝弛也。

　　●卷二十九○骑《诗》云：“古公直父，来朝走马。”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习尚有相同者；然则骑射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正义曰：“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曲礼》云：“前有车骑者。”《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刘炫谓此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代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矣。

　　骑利攻，车利守，故卫将军之遇虏，以武刚车自环为营。

　　《史记·项羽本纪》叙鸿门之会曰：“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上言“车骑”，则车驾之马，来时所乘也。下言“独骑”，则单行之马，去时所跨也。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则皆步走也。《樊哙传》曰：“沛公留车骑，独骑马，哙等四人步从”是也。

　　○驿《汉书·高帝纪》：“乘传诣雒阳。”师古曰：“传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後又单置马，谓之驿骑。”窃疑此法春秋时当已有之。如楚子乘ㄞ，会师于临品。祁奚乘ㄞ而见范宣子。楚子以ㄞ至于罗。子木使ㄞ谒诸王，楚人谓游吉曰：“吾将使ㄞ奔问诸晋，而以告。”《国语》：“晋文公乘ㄞ，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吕氏春秋》：“齐君乘ㄞ而自追晏子，及之国效。”皆事急不暇驾车，或是单乘驿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

　　谢在杭《五杂俎》曰：“古者乘传皆驿车也。《史记》：‘田横与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注：‘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然《左传》言郑子产乘速而至，则似单马骑矣。释文：‘以车曰传，以马曰遽。’子产时相郑国，岂乏车乎？惧不及，故乘遽，其为驿马无疑矣。汉初尚乘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皆私具驿马，後患其不速，一概乘马矣。”

　　○骡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非人家所常畜也。《逸周书》：“伊尹为献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橐驼、野马、余、是为献。”

　　《吕氏春秋》：“赵简子有两白骡，甚爱之。”李斯上秦王书言：“骏良是。”邹阳上梁王书亦云：“燕王按剑而怒，食以是。”是以为贵重难得之物也。司马相如《上林赋》：“余橐驼，蛩蛩单奚，是驴骡。”王褒《憧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其名始见于文。而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日者列传》：“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东方朔《七谏》：“要奔亡兮腾驾橐驼。”刘向《九叹》：“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杨雄《反离骚》：“骋哗骡以曲<喜>兮，驴骡连蹇而齐足。”则又贱之为不堪用也。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後，渐资中国之用。《盐铁论》：“骡驴骆驼，衔尾入塞；脾奚原马，尽为我畜。”杜笃《论都赋》：“虏数亻辰，驱骡驴，驭宛马，鞭是。”《霍去病传》：“单于遂乘六骡。”《匈奴传》：“其奇畜则橐驼、驴骡、是、余、单奚。”《西域传》：“鄯善国有驴马，多橐它，乌乇国有驴，无牛。”而龟兹王学汉家仪，外国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可见外国之多产此种，而汉人则以为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异种为名者，《魏书·铁弗刘虎传》：“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军行迟速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往返几日？懿对以“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木罂<缶瓦>渡军《史记·淮阴侯传》：“从夏阳以木罂<缶瓦>渡军。”服虔曰：“以木押缚罂<缶瓦>以渡是也。古文简，不言缚尔。”《吴志·孙静传》：“策诈令军中，促具罂缶数百口分军，夜投查渎。”亦此法也。其状图于喻龙德《兵衡》，谓之瓮筏。

　　○海师海道用师，古人盖屡行之矣。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苏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此广陵下海至山东之路。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人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说自句章浮海击东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刘裕遣孙处、沈田于自海道袭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广东之路。隋伐陈，吴州刺史萧遣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吴，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苏州也。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宋李宝自江阴率舟师败金兵于胶西之石臼岛，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东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师之效。

　　○海运唐时海运之事不详于史。盖柳城陷没之後，至开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转东南之粟以饷之耳，及其树艺已成，则不复资于转运，非若元时以此为恒制也。《旧唐书·宋庆礼传》：张九龄驳谥议曰：“营州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往缘赵作牧，驭之非才。自经隳废，便长寇孽。大明临下，圣谋独断，恢祖宗之旧，复大禹之迹，以数千之役徒，无甲兵之强卫，指期遂往，禀命而行，于是量畚筑，执鼓，亲总其役，不愆所虑，俾柳城为金汤之险，林胡生腹心之疾。寻而罢海运，收岁储，边庭晏然，河朔无扰，与夫兴师之费、转输之劳，较其优劣，孰为利害？”此罢海运之一证。《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陷交耻，征诸道兵赴岭南。时湘、淳溯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溯流运浪，不济军师，士卒食尽则散，此宜深虑。臣有奇计以馈南军。”天子召见，石因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臻三万石至广府。”又引刘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扫政是之，以石为盐铁巡官，往所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

　　○烧荒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国时已有之。蛐国策》：“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芮，获君之国。’”

　　《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言：‘御卤莫善于烧荒，盖卤之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来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卤马来侵，半日可至，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卤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臣可安矣。’”翰林院编修徐呈亦请每年九月，尽敕坐营将官巡边，分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独石，一出大同抵万全，一出山海抵辽东。备出塞三五百里，烧荒“哨了。如遇边寇出没，即相机剿杀。此先朝烧荒旧制，诚守边之良法也。

　　○家兵古之为将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传》：“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後汉书·朱亻隽传》：“交耻贼反，拜亻隽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张燕寇河内，逼近京师，出亻隽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三国志·吕虔传》：“领泰山太守，将家兵到郡。郭祖、公孙犊等皆降。”《晋书·王浑传》：“为司徒，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浑辞疾归，第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玮不敢逼。”○少林僧兵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寺僧教》，其辞曰：“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并能深悟几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是时立功十有三人，裴催《少林寺碑》所称志操、惠场、昙宗等，惟昙宗拜大将军，余不受官，赐地四十顷，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书》：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骑宿于厘西扬王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旧唐书》：元和十年，嵩山僧圆净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谋反，结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尽擒之。《宋史》：范致虚以僧赵宗印充宣巡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宗印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然则嵩洛之间，固世有异僧矣。

　　嘉靖中，少林憎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时，有五台僧真宝，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命之还山，聚兵拒金。昼夜苦战，寺舍尽焚，为金所得，诱劝百方，终不顾，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佑之末，常州有万安僧起义者，作诗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其亦有屠羊说之遗意者哉。

　　○毛葫芦兵《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三年，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军，故以名之。”《朵尔直班传》：“金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大学衍义补》：“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葫芦。”

　　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言：“宋时多刚县夷为冠，用白{艹刀}子兵破之。”白{艹刀}子者，即今之民壮也。

　　○方音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十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彦，夫子病之；鸿舌之人，盂于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人东，见王于猷兄弟还，人间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杨忄音称裴谳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蒋显曾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则学徒不至；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邮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量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是则惟君于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

　　《金史·国语解》序曰：“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音也。”荀子每言：“案《楚辞》每言‘羌’，皆方音。”刘勰《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

　　○国语後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後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国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而历考《後魏》、《北齐》二书，若盂威以明解北人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孙搴以通鲜卑语，宣传号令；祖︔以解卑语免罪，复参相府；刘世清以能通四裔语，为当时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语翻《涅经》，以遗突厥可汗。并见遇时主，宠绝群僚。然其官名制度无一不用汉语。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北齐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孝文用夏变夷之主，齐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国之言为官名号令，而《辽史》创立《国语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语遂载之史书，传于後代矣。

　　後魏《平阳公丕传》：“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滩，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帝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变俗之难如此。今则拓跋宇文之语不传于史册者已荡然无余，一时众楚之淋固不能胜三纪迁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诸蕃语。明宗听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访时事，福即以著语奏之。枢密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

　　○外国风俗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氵重，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尝谓宰臣曰：‘朕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他日与臣下论及古今，又曰：“‘女直旧风，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邵氏闻见录》言：“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坏。昔者祭公谋父之言：“犬戎树，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由余之对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国而长，世用此道也。及乎荐居日久，渐染华风，不务《诗》《书》，唯徵玩好，服饰竟于无等，财贿溢于靡用，骄淫矜侉，浸以成习，于是中行有变俗之讥，贾生有五饵之策。又其末也，则有如张昭远以皇弟、皇子喜徘优，饰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张舜民见大孙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契丹之将亡。後之君子诚监于斯，则知所以胜之之道矣。”

　　《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

　　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

　　《金史·食货志》言：“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占。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旷闲。兵威所加，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放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繇是与？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祗益甚焉耳。”其论金时之弊至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杀人、好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尼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蓟之地，陷入契丹且万年，而民亡南顾心者，以契丹之法简易，盐麦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是则省刑薄敛之效无所分于中外矣。○徙戎武後时，外国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观中国形势，其後竞为边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曰：“臣闻戎夏不杂，自古所诫。蛮貊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迩中国。前史所称，其来久矣。然而帝德广被，有时朝谒，愿受向化之诚，请纳梯山之礼，贡事毕则归其父母之国，导以指南之车，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汉魏以後，遂革其风，务饰虚名，微求侍子。谕令解辫，使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此又中叶之故事也。较其利害，则三王是而汉魏非；论其得矢，则距边长而微质短。殷鉴在昔，岂可不虑。昔郭钦献策于武皇，江统纳谏于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变。晋帝不用二臣之远策，好慕向化之虚名，纵其习《史》、《汉》等书，言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计之失也。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敦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痒序，高步璺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览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戎人广其纵横之智。虽有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野心，旋生于异日。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繇于此。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齐人，犹不可以示之，况于寇戎乎？谨按楚申公巫臣奔晋，而使于吴，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吴于是伐楚，取巢，取驾，克棘，入州来，子反一岁七奔命。其所以能谋楚，良以此也。又按《汉书》：桓帝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其後卒有刘、石之难。向使五部不徙，则晋祚犹未可量也，鲜卑不迁幽州，则慕容无中原之僭。又按《汉书》：陈汤云：‘夫匈奴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弯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敌人得法，况处之中国而使之习见哉，昔汉东平王请《太史公书》，朝臣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之说，不可以与诸侯。此则本朝诸王尚不可与，况外国乎！臣窃计秦井天下，及刘、项之际，累载用兵，人户调散，以晋惠方之，八王之丧师轻于楚汉之割地，冒顿之全实过于五部之微弱。当曩时，冒顿之强盛，乘中国之虚弊，高祖馁厄平城。而冒顿不能入中国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诸夏，力不足以破汾晋。其所以解围而纵高祖者，为不习中土之风，不安中国之美。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胜于城邑，以毡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者，为生不习汉故也。岂有心不乐汉而欲深入者乎？刘元海五部离散之余，而卒能自振于中国者，为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非但元海悦汉，而汉亦悦之。一朝背诞，四人响应，遂鄙单于之号，窃帝王之名，贱沙漠而不居，拥平阳而鼎峙者，为居汉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内徙，正当劫边人缯彩曲蘖，以归阴山之北，安能使倡乱邪？当今皇风遐覃，含识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怀驯，方使由余效忠，日尽节。以臣愚虑者，国家方传无穷之祚于後，脱备守不谨，边臣失图，则狡寇称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国，削外蕃，经营万乘之业，贻厥孙谋之道也。臣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不可更使归蕃，则戎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明永乐、宣德间，鞑靼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千百户之职，赐之俸禄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言：“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窃见京师降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夫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近者连年荒旱，五谷不登，而国家之用则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陆并进，岁入京师数百万石，而军民竭财殚力，涉寒暑，冒风霜，苦不胜言，然後一夫得数斛米至京师者，幸也。若其运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赡，而有司督责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胜计。其降人坐享俸禄，施施自得。呜呼！既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而又驱其力使馈之，赤子卒至于饥困以死，而禽兽则充实厌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备边，所以御侮也。今边军长住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饥寒者，月粮而已。粮不足以赡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则？计降人一岁之俸不下数十万，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则本固而邦宁也，赡边军之给则效死而守职也，足京官之俸则知耻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闻圣王之道，贵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坚冰至。’臣窥见达人来降，络绎不绝，朝廷授以官职，足其俸禄，使之久处不去，腥膻畿内，无益之费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蕾人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种而食，自织而衣。今在中国，则不劳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来之不绝者，中国诱之也。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一旦边方有警，其势必不自安矣。前世刘、石之乱，可不鉴哉！是故圣人以禽兽畜之。其来也，惩而御之，不使之久处；其去也，守而备之，不诱其复来。其为社稷生民之虑，至深远也。近日边尘数警，而降人群聚京师，臣尝恐惧而不安寝。伏愿陛下断自哀衷，为万世长久之计，乞敕兵部，将降人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变，达官达军之编置近畿者，一时蠢动，肆掠村庄，至有驱迫汉人以归寇者。户科给事中王、翰林院侍讲刘定之并言：“宜设法迁徙，伸居南土，”于是命左都督毛福寿充左副总兵，选领河间、东昌达军，往湖广辰州等处征苗，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奏请贼平之後，就分布彼处各卫所守御，然其去者无多。而天顺初，兵部尚书陈汝言，阿附权宦，尽令取回，遂令曹钦得结其骁豪，与之同反。而河间、东昌之间，至今响马不绝，亦自达军倡之也。

　　明初，安置土达于宁夏甘、凉等处。承平日久，种类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满四之变。

　　○楼烦楼烦乃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侯年表》：“阳都候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灌婴传》：击破拓公王武，斩楼烦将五人，攻龙且，生得楼烦将十人。击项籍军陈下，斩楼烦将二人。攻黥布别将于相、斩楼烦将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则项王及布亦各有楼烦之兵矣。盖自古用蛮夷攻中国者，始自周武上，牧野之师有庸、蜀、羌、茅、微、卢、彭、濮。而晋襄公败秦于ゾ，实用姜戎为犄角之势。大者王，小者霸，于是武灵王踵此用以谋秦，而鲜卑、突厥、回纥、沙陀自此不绝于中国矣。○吐蕃回纥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蕃是也，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其曰畏吾儿者，又畏兀儿之转声也。《大明会典》：“哈密，古伊吾卢地，在敦煌北大碛外，为西域诸番往来要路。其国部落与回回、畏兀儿三种杂居。”则回回与畏兀儿又为二种矣自唐会昌中回纥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始杂居于中华而不变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门诗》：“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上尊号玉册文》：“种类磐互，缟衣如茶。挟邪作蛊，浸淫宇内。”今之遗风亦未衰于昔日也。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绝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之所从立也。

　　《新唐书·常克传》言：“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戎性易骄，後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然则自肃、代以来，回纥固已有居京师者矣。

　　《实录》：“正统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凉州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凡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时西陲有警，不得已，为徙戎之策，然其种类遂善于江左矣。

　　明初，于其来降者待之虽优，而防之未尝不至。福建漳州卫指挥金事杨荣因进表至京，为回回之编置漳州者寄书于其同类，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为为事官于大同立功。

　　其後文教涵儒，戎心渐革，而蛮貂之裔遂有登科第袭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训其顽犷之习，所谓食桑葚而怀好音，固难言之矣。

　　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则夷风可以渐革。唐时赦文每曰：“十恶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杀人，官典犯赃，屠牛铸铁，合造毒药，不在原赦之限。”可见古法以屠牛为重也。若韩之治江东，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此又明识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书》：泥婆罗国，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事。天竺国，善天文历算之术。宾国，遣使进天文经。拂[B13N]国，其王城门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盖不始于回回、西洋也。

　　王忠文伟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监诰》曰：“天文之学其出于西域者，约而能精，虽其术不与中国古法同，然以其多验，故近代多用之。别设官署，以掌其职。”

　　《册府元龟》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ウ，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请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此与今之利玛窦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于玄宗之世者，岂非其时在朝多学识之人哉。

　　○三韩今人谓辽东为三韩者，考之《书》序“成王既伐东夷”传：“海东诸夷驹丽、扶余、千、貊之属。”正义：“《汉书》有高驹丽，扶馀、韩。无此千，千即韩也，音同而字异耳。”《後汉·光武纪》：“建武二十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东夷传》：“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日辰韩，三日弁辰。”《书》作“弁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貊接。并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内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百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馀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言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占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尽上三韩之地。《三国·魏志》：“齐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毋丘俭破高句骊、貊、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陈留王景元二年，乐浪外夷韩，貊、各率其属来朝贡。”《晋书·张华传“：“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杜氏《通典》：“三韩之地在海岛之上，朝鲜之东南。”此其封域与朝贡之本末也。刘熙《释名》：“韩羊、韩兔、韩鸡，本法出韩国所为也。”後魏阳固《演赜赋》：“睹三韩之累累兮，见卉服之悠悠。”此其风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国四星在建星东南，主三韩、鲜卑、乌桓、犭严狁，沃沮之属。”此其占象也。《宋史·高丽传》言：“崇宁後始铸三韩通宝。”而《辽史·外纪》有高丽王子三韩国公勋、三韩国公容、三韩国公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韩县，辰韩为扶馀，弃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开泰中，圣宗伐高丽，俘三国之遗人置县。据此乃俘三国之人置县于内地，而取三韩之名尔。今人乃谓辽东为三韩，是以内地而目之为外国也。原其故，本于天启初失辽阳，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谓辽人为三韩者，外之也。今辽人乃以之自称，夫亦自外也已。《北史》：“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地在高丽东南。辰韩亦曰秦韩，相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传。辰韩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之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此又与前史不同。而《唐书·东夷传》：“显庆五年，平百济，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马韩。”

　　○大秦今之佛经皆题云“大秦鸠摩罗什译”，谓是姚兴国号，非也。大秦乃西域国名。《後汉书·西域传》言：“大秦国，在海西，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又云：“天竺国，西与大秦通。”此其国名之偶同。而传以为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晋书·载记》：“石季龙时，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谓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以中国为小秦，则益为夸诞矣。

　　○于陀利韩文公《广州记》有“干陀利”，注家皆阙。按《梁书·海南诸夷传》：“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最。”《周弘正传》：“有罪应流徙，敕以赐干陀利国。”《陈书·世祖纪》：“天嘉四年，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惟《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斤陀利国遣使方物。”为“斤”，疑误。

　　●卷三十○天文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後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历法，则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樊深《河间府志》曰：“愚初读律书，见私习天文者有禁。後读制书，见庙语杨士奇等曰：‘此律自为民间设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宝历祥赋》赐群臣。由律书之言观之，乃知圣人所忧者深；由制书之言观之，乃知圣人之所见者大。”

　　○日食刘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缓急。余所见崇帧之世十七年而八食。与汉成略同，而稠急过之矣。然则谓日食为一定之数，无关于人事者，岂非溺于畴人之术，而不觉其自蹈于邪臣之说乎？《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非也，夫日月之在于天，莫非一定之数。

　　然大象见于上，而人事应于下矣。为此言者，殆于後世以“天变不足畏”之说迸其君者也。《汉书·五行志》亦知其说之非，而依违其间，以为食轻，不为大灾水旱而已，然则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无论分、至。

　　○月食日食，月掩日也；月食，地掩月也。今西洋天文说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国而已有此论，陆文裕《金台纪闻》曰：“尝闻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谓日月与地同大，若地体正俺日轮上，则月为之食。”南城万实《月食辨》曰：“凡黄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对冲处必为地所隔，望时月行适当黄道交处，与日正相对，则地隔日光，而月为之食矣。”按其说亦不始于近代，汉张衡《灵宪》曰：“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ウ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载《续汉·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误作“他”者，遂疑别有所谓ウ虚，而致纷纷之说。静乐李鲈习西洋之学，述其言曰：“月本无光，借日之照以为光曜。至望日，与地日为一线，月见地不见日，不得借光，是以无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时，当在日没後，乃日尚未沉，而出地之月已食矣。东月初升，西日未没，人两见之，则地固未尝遮日月也，何以云见地不见日乎？”答曰：“于所见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尝出地也。何以验之？今试以一文钱置虚器中，前之却之，不见钱形矣，却贮水令满而钱见，则知所见者非钱也。乃钱之影也。日将落时，东方苍苍凉凉，海气升腾，犹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东方之月为真月。则是以水面之钱为真钱也，然乎？否乎？又如渔者见鱼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心稍下于鱼，乃能得鱼，其浮于水面者。鱼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视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则月之受隔于地，又何疑哉。○岁星吴伐越，岁在越，故卒受其凶。荷秦灭燕，岁在燕，故燕之复建不过一纪。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岁在齐，而为刘裕所破，国遂以亡。岂非天道有时而不验邪？是以天时不如地利。

　　岁星固有居其国而不吉者。其行有赢缩，《春秋传》：“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史记·天官书》：“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凶。”《淮南子》：“当居不居，越而之他处。”以近事考之，岁星当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五星聚史言：周将代殷，五星聚房；齐恒将伯，五星聚箕。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唐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尾箕，大历三年七月，五星聚东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淳熙十二年闰七月，五星聚轸。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见于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营室。天启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张。占曰：“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考之前史所载，惟天宝不吉，盖玄宗之政荒矣。或曰：汉从岁，宋从填，唐从荧惑云。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为吉。验之前代：于张，光武帝汉；于牛、女，中宗绍晋；于觜、参，神武王齐；于危，文宣代魏；于东并，肃宗复唐；于张，高祖王周，皆为有国之祥也。故汉献帝初，韩馥以四星会于箕尾，欲立刘虞为帝。唐咸通十年，荧惑、填星、大白、辰星会于毕、昂，诏王景崇被衮冕，军府称臣以厌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灭，四星聚奎、娄；姚泓之灭，四星聚东井。後晋天福五年，术士孙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灾，劝南唐主巡东都。宋靖康元年，太白、荧惑、岁、填四星合于张。嘉熙元年，太白、岁、辰、荧惑合于斗，诏避殿减膳，以图消弭。此则天官家所谓“四星若合，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而不可泥于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汉书·艺文志》：《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国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盖天象所临者广，而二十八宿专主中国，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今天官家所传星名，皆起于甘石。如郎将、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间，三代以下之国，春秋时无此名也。

　　○人事感天《易·传》言先天後天。考之史书所载，人事动于下而天象变于上，有验于顷刻之间而不容迟者。宋武帝欲受晋禅，乃集朝臣宴饮，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叩扉人见，请还都谋禅代之事。及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唐玄宗为临淄王，将诛韦氏，与刘幽求等微服人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时不可失。”文宗以右军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郑注对于浴堂门，是夜彗出东方，长三尺。然则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而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昭王画长平之事，而太白食昂，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气壹则动志”，其此之谓与？

　　○黄河清汉桓帝延熹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明年帝崩，灵帝以解渎亭侯入继，《隋书》言：齐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济清。後十余岁，隋有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武阳郡河清数里。十二年，龙门河清。後二岁，唐受禅。金卫绍王大安元年，徐、沛黄河清，临洮人杨上书，亦引襄楷之言。後四岁，宣宗立。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黄河自平陆三门碛下至孟津，五百余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兴。至先朝尤验，正德河清，世宗以兴王即位；泰昌河清，崇帧帝以信王即位。

　　○妖人阑入宫禁自古国家中叶，多有妖人阑入宫禁之事，固气运之疵，亦是法纪废弛所致。如汉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宫，见一男于带剑人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于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桥上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横城门，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户者莫见，至句盾禁中而觉得。绥和二年八月庚申，郑通里男于王褒，衣绎衣，小冠，带剑，人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收缚考问。褒，故公车大谁，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宫状，下狱死，後汉灵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人德阳门，言梁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中黄门桓贤等呼门吏仆射欲收缚，吏未到，须臾还走，求索不得，小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张博，送铁卢诣太官。博上书室殿山居屋後官禁，落屋喧呼，上收缚考问，辞忽不自觉。晋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书监。”即收斩之。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绛衣，诣止斗门，上列为圣人，使求见天子。门候受辞，辞称姓吕名赐，其占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长七寸，天令命可为天下母。奏闻，即伏诛，并下晋陵诛可。秦苻坚时，有人入明光殿，人呼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坚命执之，俄而不见，陈後主为太子时，有妇人突人东宫，大言曰：“毕国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著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厅床坐勘问：“比有何灾异？”太史令姚玄辨执之，以闻，是夜彗见西方天市中，长五尺。武後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门，又入则天门，至通天宫，阍者及仗卫不之觉。睿宗太极元年，狂人段万谦潜入承天门，登太极殿，升御床，自称天子，呼宿卫兵士，令称“万岁”。德宗贞元八年二月丁亥，许州人李狗儿持杖入含元殿，击栏槛，擒得伏诛。敬宗长庆四年三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阑人浴堂门，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开成二年十一月癸亥，狂人刘德广突入含光殿，诏付京兆府，杖杀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扬州郊祀，後数日，有狂人具衣冠，执香炉，携绛囊，拜于行宫门外，自言“天遣我为官家儿”，书于囊纸、刻于右臂皆是语。鞫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释不问。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绍兴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践王坐，曰：“我太上皇孙，来赴郡。”鞫讯，终不语。元顺帝至正十年春，京师丽正门楼斗拱内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远近聚观之。有旨，取付法司鞫问。但云蓟州人，诘其所从来，皆惘若无知。乃以不应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并书之，以为异。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已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于奉天门，有一人自外径人，执红棍击香亭，曰：“先打东方甲乙木。”内使执之，命付锦衣卫，亦书于《英宗实录》。然未有若万历四十三年张差一事，宫中府中几成莫解之祸，更历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周礼》阍人职云：“奇服怪民不入宫。”注曰：“怪民狂易。”是则先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为之防矣。

　　○诈称太子建炎南渡，有诈称徐王棣者，诈称信王棒者，诈称越王次子者，诈称渊圣第二皇子者，诈称荣德帝姬者，诈称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讫无异言。乃弘光时王之明一事，中外流言，汹汹不息，藩镇称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间尚有疑以为真者。此亦亡国之妖也已。

　　卫太子自杀于湖，武帝为筑归来望思之台，事状明白。十年之後，犹有如成方遂之乘黄犊车诣北阙，吏民聚观至数万人，公卿莫敢发言者。况值非常之变，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属心，众口喧腾，卒难遍喻者乎？寄之中城狱舍，不加刑鞫，是为得理，不可以亡国之君臣而加之诬低也。

　　晋会稽王道子为桓玄所害，以临川王宝子修之为道子嗣，尊妃王氏为太妃。义熙中，有称元显子秀熙避难蛮中而至者，太妃请以为嗣，于是修之归于别第。刘裕意其诈而案验之，果散骑郎膝羡奴勺药也，竟坐弃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恸。近时之论多有似乎此者。

　　○外国天象昔人言朔漠诸国唯占于昂北，亦不尽然。考之史，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死，荧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荧惑大白入东井而苻生弑，彗起尾箕扫东井而燕灭秦，彗起奎娄扫虚危而慕容德有齐地，太白犯虚危而南燕亡，荧惑在匏瓜中忽亡入东井而姚秦亡，荧惑守心而李势亡，荧惑犯帝座而吕隆灭，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弑，荧惑人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齐文宣死，彗星见而武成传位，笃星历虚危而齐亡，太白犯轩辕而周闵帝弑，荧惑入轩辕而明帝弑，岁星掩太微上将而宇文护诛，荧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时则太白入大微而海陵弑，白气贯紫微而高琪杀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灭，其他难以悉数，夫中国之有都邑，犹人家之有宅舍，星气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则主人当之，主人不在则居者当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为限断，乃儒生之见，不可语于天道也。魏明帝问黄权曰：“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微也。”晋康帝建元三年，岁星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占云：关梁当分。比来江东无他故，江道亦不艰难，而石虎频年再闭关，不通信使，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徵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上以谚云：“荧惑人南斗，天子下殿走。”乃既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内亦应天象邪？”

　　○星事多凶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谋为畔逆，而自刭国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而以妖言诛。赵广汉问太史知生气者．言今年当有戮死大臣，即上书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斩。甘忠可推汉有再受命之运，而以罔上惑众，下狱病死，弟子夏贺良等用其说以诛，齐康侯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为上莽所杀。卜者上况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为李焉作谶书十余万言，莽皆来之。国帅公刘秀女言宫中当有白衣会，乃以自杀。西门君惠语上涉，以国师公姓名当为天子，遂谋以所部兵劫莽，事发被诛。王郎明星历，尝以河北有天子气，而以僭位诛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黄门常侍，当族灭，而卒陷王芬自杀。刘焉闻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气，求为益州牧，而以天火烧城，忧惧病卒，子璋降于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驾，祸由骨肉，江州当出天子，而卒与范晔等谋反，弃市，并害彭城王。郭﹁言代吕者王，又言凉州分野有大兵，故举事，先推王详，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吕隆者王尚，又言火秦者晋。遂南奔，秦人追而杀之。刘灵助占尔朱当灭，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举兵以三月，被擒斩于定州。苗昌裔言大祖後当再有天下，赵子崧习闻其说，靖康未起兵，檄文颇涉不逊，卒以贬死。成祖永乐末，钦天监官王射成言天象将有易主之变，孟贤等信之，谋立赵王高燧，并以伏诛。是数子者之占，不可谓不验，而适以自祸其身，是故占事知来之术，惟正人可以学。

　　《汉书》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戳，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蜀汉杜琼精于术学，初不视天文，无所论说。礁周常问其意，琼曰：“欲明此术甚难，须当身视，识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剧，然後知之。复忧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复视也。”後魏高允精于天文，游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阴阳灾异，知之甚难。即已知之，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速问此？”雅乃止。北齐权会明风角玄象，学徒有请问者，终无所说。每云：“此学可知，不可言。诸君并贵游子弟，不由此进，何烦问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术。

　　石虎之太史令赵揽以天文死，苻生之太医令程延以方脉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尝不中。”

　　○图谶《史记·赵世家》：“扁鹊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秦本纪》：“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然则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

　　始皇备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汉武杀中都官诏狱系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孙病已。苻生杀鱼遵，而代生者东海王坚。宋废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业者湘东王或。齐神武恶见沙门，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杀纥豆陵，而篡周者杨坚。隋炀族李浑，而禅隋者李渊。唐大宗诛李君羡，而革唐者武後。周世宗代张永德，而继周者艺祖。

　　○孔子闭房记自汉以後，凡世人所传帝王易姓受命之说，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兴，皆谓夫子前知而预为之谶。其书盖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诏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旧唐书·王世充传》：世充将谋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谶，乃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竿以驱羊，释云：“隋杨，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国代隋为帝也。”世充大悦。详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图》者，今则托之李淳风而不言孔子。

　　○百刻一日十二时，计刻则以百刻为日。今历家每时有十刻，则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谓之百刻乎？曰：历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谓之大刻。合一日计之，得九十六刻，其不尽者，置一初初于初一之上，置一正初于正一之上，谓小刻，每刻止当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计之，为初初者十二，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为百刻。朱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说：每刻分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于十二时，每时得五百分。如此则一时占八刻零二十分，将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将二十分零数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学纪闻》所载易氏之说亦同。

　　《周礼·挚壶氏》注：“漏箭昼夜共百刻。”《礼记·乐记》：“百度得数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灵枢经》：“漏水下百刻，以分昼夜。”《说文》：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节。《隋书，天文志》：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其法总以百刻分于昼夜。”梁天监六年，武帝以昼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馀分，乃以昼夜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馀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马重绩传》：“重绩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民夜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工。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传。以午正为时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为午，由是昼夜昏晓皆失其正，请依古改正。从之。”《五代会要》：晋天福三年，司大监奏《漏刻经》云：“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时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为时正，终八刻三分之一则交入次时。国史志：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一击鼓，八鼓後进时牌，除二十分为鸡唱，唱绝击一十五鼓，为时正。

　　○雨水《礼记·月令》：“仲存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始雨水者，谓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历去此一句。嫌于雨水为正月中气也。郑廉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启蛰。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疏引《汉书·律历志》云：“正月立春节，雨水中，二月惊蛰节，春分中。”是前汉之末刘欲作《三统历》改惊蛰为二月节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惊蛰。则汉初己有此说。而蔡邕《月令问答》云：“间者曰：‘既个川《三统》，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皆《三统》法也，独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则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则《三统》未尝改雨水在惊蛰之前也，改之者《四分历》耳，记疏误也。今二月间尚有雨雪，唯南方地暖，有正月雨水者。

　　《左传·恒五年》：“後蛰而郊。”注：“启蛰，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启蛰。”

　　则当依古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为是。

　　○五行《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抱朴子》引《灵宝经》谓：““支干上生下曰宝，下生上曰义，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专。”以“保”为“宝”，以“困”为“伐”，今历家承用之。

　　○建除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见于太公《六韬》云：“开牙门常背建向破。”《越绝书》：“黄帝之元，执辰破已，霸王之气见于地户。”《淮南子·天文训》：“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已为平。午为定，未为执，申为破，酉为危，戌为成，亥为收，子为开，丑为团。”《汉书·王莽传》：“十一月，王子直建，戊辰直定。”盖是战国後语。《史记·日者传》有建除家。

　　解缙封事言：“治历明时，授民作事，但伸播种之宜，何用建除之谬？方向煞神，事甚无谓。孤虚宜忌，亦且不经。东行西行二论，天德月德之书，臣料唐虞之历必无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观俯察，事合逆顺，七政之齐，正此类也。”

　　○艮巽坤乾历家天盘二十四时，有所谓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训》曰：“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戊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加十五日指常丰之维，则春分尽，故日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已，则小满；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加十五日指西中绳，故日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谓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阳之维、蹄通之维，即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当之尔。

　　○太一太一之名不知始于何时。《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为太一常居。”《封禅书》：“毫人谬忌奏词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大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凿度》曰：“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郑玄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谓之九宫。天数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坤宫，又自此而震宫，既又自此而巽宫，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宫，自此而兑宫，自此而良宫，自此而离官，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宫，而反紫宫。行起从坎宫，终于离宫也。《南齐书·高帝纪》案太一九宫占历推自汉高帝五年至宋顺帝异明元年，大一所在。《易乾凿度》曰：“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九宫者，一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为天内，以制荆州之野；三为天冲，其应在青；四为天辅，其应在徐；五为天禽，其应在豫；六为天心，七为天柱，八为天任，九为天英，其应在雍、在梁、在兖、在杨。天冲者，木也；天辅者，亦木也。故木行太过不及，其青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过不及，其告在梁、在雍。惟水无应宫也。此谓以九宫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汉立太一祠，即甘泉泰也。唐谓之太清紫极宫。宋谓之太一宫，宋朝尤重大一之祠，以太一飞在九宫，每四十余年而一徙，所临之地则兵疫不兴，水旱不作。在太平兴国中，太宗立词于东南郊而把之，则谓之东太一。在天圣中，仁宗立词于西南郊而祀之，则谓之西太一。在熙宁中，神宗建集福宫而祀之，则渭之中太一。”

　　《宋史·刘黻传》言：“西太一之役，佞者进曰：‘太一所临分野则有福。’近岁自吴移蜀，信如祈禳之说，西北坤维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败降者相继，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于长安，至晚年以虚耗受祸，而後悔方士之谬。虽其悔之弗早，犹愈于终不知侮者也。”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为忌月，今人相沿以为不宜上任。考《唐书》：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杀。

　　《云麓漫钞》曰：“释氏智论云：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洲，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不食荤，百官不支羊钱。其後因此遂不上官。”《寂园杂记》谓：“新官上任，应祭告神只，必须宰杀，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缘屠宰。其传已久，亦不始于唐时。《南齐书·张融传》：“摄词部、仓部二曹，仓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仓为可开不？融议：‘不宜拘束小忌。’”《北齐书·宋景业传》：“显祖将受魏禅，或曰：‘《阴阳书》五月不可人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显祖大悦。”又考《左传》：“郑厉公复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而颜师古注《汉书》：“李广数奇，以为命令只不耦。”是则以双月为良，只月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

　　《册府元龟》：“德宗贞元十五年九月乙已，诏自今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节前放开屠一日。”

　　唐人正、五、九月斋戒，不禁闰月。白居易有《闰九月九日独饮诗》云：“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是闰九月可以饮酒也。

　　《册府元龟》载：“唐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诚有科诫。朕尝精意，祷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兹。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日，都内人应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适之句当，总与赎取。其百司诸厨日有肉料亦责数奏来。并百姓间是日并停宰杀渔猎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往，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又《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敕：‘斋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鼓刀者既获厚利，纠察者潜受请求。正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馀月不禁。”此则道家之说，乃正、七、十月，而非正、五，九月，又与武德二年之诏不同。

　　《後汉书·南匈奴传》：“匈奴俗岁有三龙词，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与三只月同。

　　○古今神祠《史记·封禅书》言：秦雍旁有百数十祠，而陈宝尤著。”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殷，云野鸡夜ず。”又云：“雍菅庙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时所奉之神绝无影响。《後汉·刘盆子传》：“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琅邪王京传》：“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数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书》：“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然考之于史，晋时犹有其词。《晋书·五行志》：“临淄有大蛇负二小蛇，入汉城阳景王祠中。”《慕容德载记》：“德如齐城，登营丘，至汉城阳景王庙。”而今并无其庙，《宋书·元凶劭传》：“以辇迎蒋侯神嫁于宫内，启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铖，苏侯为膘骑将军。”《礼志》：“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加爵位至相国大部督中外诸军事钟山王，苏侯至骠骑大将军。”《南史·齐都昏侯纪》：“迎蒋侯神入宫，昼夜祈祷。自诛始安土遥光、遂加位相国，末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曹景宗传》：“梁武帝时，旱甚，诏祈蒋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载荻，欲焚其庙。将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骤雨如泻，台中官殿皆自振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以来，未尝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陈书·武帝纪》：“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钟山把蒋帝庙。”《宋书·孔季恭传》：“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齐书·李安民传》：“大守到郡，必须把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厅上八关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为崇。”今南京十庙虽有蒋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闻灵响。而梓潼二郎、三官、纯阳之类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关壮缪之祠至遍于天下，封为帝君。岂鬼神之道亦与地为代谢合乎？应助言：平帝时，天地大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营寓夷泯，宰器闻亡、盖物盛则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经注》引吴猛语庐山神之言，谓神道之事亦有换转。昔夫子答宰我黄帝之问，谓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广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黄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汤迁之而祀弃。以帝王神圣且然，则其他人鬼之属又可知矣。春秋之世，犹知淫祀之非。故卫侯梦夏相，而宁子弗祀；晋侯卜桑林，而苟荦弗祷；楚昭上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不虽小德，河非所获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沉湘之间并祀河伯，岂所谓“楚人鬼而越人礻几”亦皆起于战国之际乎？夫以昭王之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风俗之所从变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诏曰：“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读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後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事神之意。”其《东岳祝文》曰：“神有历代之封号，予详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谓卓绝千古之见。乃永乐七年正月丙子，迸封汉秣陵尉蒋君之神为忠烈武顺昭灵嘉佑王，则何不考之圣祖之成宪也？

　　○佛寺晋许荣上疏言：“臣间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洛阳伽蓝记》有比丘惠凝死去复活，见阎罗王，阅一比丘，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弃宫入道。”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付司送人黑门。此虽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问达磨曰：“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答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在彼法中已有能为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为湘宫寺，备极壮丽。欲造十级浮图而不能，乃分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入见，上谓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通直散骑侍郎虞愿侍侧，曰：“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悯。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

　　○泰山治鬼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左氏》、《国语》未有封禅之文，是三代以上无仙论也。《史记》、《汉书》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也。《盐铁论》云：“古者庶人，鱼寂之祭，士一庙，大夫三，以时有事于五祀，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则出门进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际，而谶纬之书出，然後有如《遁甲开山图》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之孙，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长短者。”其见于史者，则《後汉书·方术传》：“许峻自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泰山请命。”《乌桓传》：“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泰山也。”《三国志·管辂传》谓：“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辞《怨诗行》云：“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陈思王《驱车篇》云：“魂神所系属，逝者感斯征，”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应璩《百一诗》云：“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然则鬼论之兴，其在东京之世乎？

　　或曰：“地狱之说，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长人、土伯，则夜叉、罗刹之伦也。烂土雷渊，则刀山剑树之地也。虽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魏晋以下之人，遂演其说，而附之释氏之书。昔宋胡寅谓阎立本写地狱变相，而周兴、来俊臣得之，以济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实为之祖，孔子谓“为诵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蕃俗信鬼。匈奴欲杀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慕容隽斩冉阂于龙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人言闵为祟，隽遣使祠之，溢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杀和跋，诛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猎，忽遇暴风，云雾四塞。世祖怪而问之，群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犹存，或者能致斯变。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雾即除散。後世祖狩之日，每先祭之。盖伯有为厉，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则又不可以常情论矣。

　　●卷三十一○河东山西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方言》：“自山而东五国之郊。”郭璞解曰：“六国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释》曰：“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非也。”

　　○陕西《续汉·郡国志》：“陕县有陕陌，二伯所分，故有陕东、陕西之称。”《水经注·河水》：“又东得七里涧，涧在陕西七里。”《宋书·柳元景传》：“庞季明率军向陕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纪》：“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陕西。”《旧唐书·大宗纪》：“贞观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坏陕西河北县。”《肃宗纪》：“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为陕州刺史、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肃宗诸子传》：“杞王亻垂充陕西节度大使。”《李渤传》：“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回纥传》：“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陕西。”皆谓今陕州之西。後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陕西。

　　晋时以关中为陕西。《晋书·宣帝纪》：“西屯长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张实传》：“愍帝末，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张华祖道。”梁王肜《应诏诗》：“二迹陕西，实在我王”是也。东晋则以荆州为陕西。《南齐书》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放称荆州为陕西也。”考之于史，桓冲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故太尉冲，昔藩陕西，忠诚王室。”《毛穆之传》：“瘦翼专威陕西，刘毅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刘毅推毅陕西。”《南史·宋文帝纪》：“命王华知州府，留镇陕西。”《宋书》：蔡兴宗为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袁ダ曰：“舅今出居陕西。”《邓琬传》：晋安王子勋檄曰：“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陕西，献徒万数”是也。亦有称陕东者。《晋书·载记》：刘聪署石勒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又加崇为陕东伯。

　　唐太宗为秦王时，拜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

　　○山东河内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管子》言：“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史记》引贾生言：“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後汉·陈元传》言：“陛下不当都山东。”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内，《史记》正义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盖自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怀州为河内也。”

　　○吴会宋施宿《会稽志》曰：“按《三国志》，吴郡会稽为吴、会二郡。张谓：‘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孙贲传》云：‘策已平吴、会二郡，’《朱桓传》云：‘使部伍吴、会二郡。’《全琮传》云：‘分丹阳、吴、会三郡险地为东安郡’是也。前辈读为‘都会’之会，殆未是。钱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吴会坊。《汉书·吴王濞传》：上患吴会轻悍。’按今本《史记》、《汉书》并作‘上患吴、会稽’，不知顺帝时始分二郡，汉初安得言吴会稽？当是钱所见本未误，後人妄增之。

　　魏文帝诗：“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陈思王《求自试表》曰：“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晋文王与孙皓书曰：“惠矜吴会，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晋文王九锡，文曰：“扫平区宇，信威吴会。”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曰：“朝服济江，扫除吴会。”陈寿《上诸葛亮集》曰：“身使孙权求援吴会。”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吴会，”荀勖《食举乐东西厢歌》曰：“既禽庸蜀，吴会是宾，”左思《魏都赋》曰：“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武帝问刘毅曰：“吾平吴会，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吴会僭逆，几于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晋祚沦夷，远播吴会。”慕容谓高瞻曰：“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丁琪谏张祚曰：“先公累执忠节，远宗吴会。”此不得以为会稽之会也。盖汉初元有此名，如曰“吴都”云尔。

　　若《孙贲、朱桓传》则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证《吴王濞传》也。○江西广东广西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称江西者并在秦郡、历阳、庐江、之境。盖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史记·项羽本纪》：“江西皆反。”扬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国志·魏武帝本纪》：“进军屯江西郝溪。”《吴主传》：“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孙瑜传》：“宾客诸将多江西人。”《晋书·武帝纪》：“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穆帝纪》：“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郗鉴传》：“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桓伊传》：“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今之所谓江北，昔之所谓江西也。故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寿春，皆谓之江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日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

　　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甫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

　　○四川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粹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渭之川峡四路，後遂省文名为四川。

　　○史记富川国薛县之误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川者误耳。

　　《续汉·郡国志》：“薛，本国。”注引《地道记》曰：“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为盂尝君食邑。”《史记·越世家》：“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隐曰：“常，邑名。盖田文所封者。”《魏书·地形志》：“薛县，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庙、孟尝君家。”《水经注》：“今薛县故城侧犹有文家，结石为郭，作制严固，莹丽可寻。”而《史记·孟尝君传》正义曰：“薛故城在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今《淄川县志》据《公孙弘传》之误文，而以为孟尝君封邑，失之矣。又按《地理志》：“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又《高五王传》：”武帝为悼惠王家园在齐，乃割临淄东圜悼惠王家园邑，尽以予川。”足明川在临之东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西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曾子甫武城人《史记·仲尼弟子传》：“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独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正义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县。”然《汉书》泰山郡无南武城，而有南成县，属东海郡。《续汉志》作“南城”，属泰山郡。至晋始为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曰：“武城有四：左冯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县。”而清河特曰东武城者，以其与定襄皆隶赵，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干游之所宰，其实鲁邑。而东武城者，鲁之北也，故汉儒又加南以别之。史迁之传，曾参曰南武城人者，创加也；子羽传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经注》引京相潘曰：“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可以见武城之即为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新序》则云：鲁人攻费阝，曾子辞于费阝君曰：‘请出，寇罢而後复来，毋使狗豕人吾舍。《战国策》甘茂亦言：“曾子处费。”则曾于所居之武城，费邑也。哀公八年传：“吴代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又曰：“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续汉志》云南城有东阳城，引此为证。又可以见南城之即为武城也。南城之名见于《史记》，齐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汉书》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阳共王子贞为南成侯。而後汉王符《潜夫论》云：“高阝毕之山，南城之冢。”章怀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费之证也。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渔者陷入其穴，得石褐而封志之。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顾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孙质粹于吉安之永丰，迁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夫曹县之冉固，为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近人之撰志者，以为仲弓如此之类，盖难以尽信也。

　　○汉书二燕王传《汉书·燕王定国传》：“杀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属辽西郡，不属燕。《武帝本纪》：“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国自析，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然则肥如今之杀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边郡之时也。

　　《燕王旦传》：“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其上云：“武帝时，旦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是文安已削，不属燕，又云：“昭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昭帝本纪》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广陵上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然则文安县之仍属于燕，必在益封万三千户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见者，可以参考而得之也。○徐乐传《汉书》：“徐乐，燕郡无终人也。”《地理志》无燕郡，而无终属右北平。考燕王定国，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杀，国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为燕王，而其间为燕郡者十年，而志轶之也。徐乐上书当在此时，而无终以其时属燕，後改属右北平耳。

　　○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左传·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国在冯翊夏阳县。”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汉书·地理志》云：“冯翊夏阳县，故少梁也。”《水经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民疲而溃，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是也。是误以少梁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汉书》：“代郡灵丘。”应劭曰：“赵武灵王葬其东南二十里，故县氏之。”《水经注》曰：“《史记》：“赵敬侯二年，败齐于灵丘。”则名不因灵王也。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十五年，赵与韩、魏、燕共击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淄。”而孟子谓氐{圭黾}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此别一灵丘，必在齐境，後入于赵。而孝成王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经注》云云，是误以赵之灵丘为齐之灵丘，而不知齐境不得至代也。

　　○三辅黄图汉西京宫殿甚多，读史殊不易晓。《三辅黄图》叙次颇悉，以长乐、未央、建章、北宫、甘泉宫为纲，而以其中宫室台殿为目，甚得体要。但其无所附丽者悉入北宫及甘泉宫下，则舛矣。今当以明光宫、太子宫二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内诸宫；永信宫、中安宫、养德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宫异名；长门宫、钩弋宫、储元宫、宣曲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外离官；昭台宫、大台宫、扶荔宫、蒲萄宫别为一条，为上林苑内离宫；宜春宫、五柞宫、集灵宫、鼎湖宫、思子宫、黄山宫，池阳宫、步寿宫、万岁宫、梁山宫、回中宫、首山宫别为一条，为各郡县离宫。别有明光宫，不知其地，附列于後。而梁山宫当并入秦梁山宫下。则区分各当矣。

　　○大明一统志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记》之书皆废。今考其书，舛谬特甚，略摘数事以资後人之改定云。

　　《一统志》：“三河，本汉临们县地。”今考两汉书，井无临氵句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潞县”下云：“武德二年，置临氵句县。贞观元年，省临氵句。”而“蓟州渔阳郡三河”下云：“开元四年，祈路县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为临氵句，後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

　　《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云山之可笑者。《晋书·石季龙载记》：“段辽弃令支奔密云山，遣使诈降，季龙使征东将军麻秋迎之。辽又遣使降于慕容，曰：‘彼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遣子恪伏兵于密云。麻秋统兵三万迎辽，为烙所袭，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归。”是段辽与燕合谋而败赵之众也。今《一统志》云：“密云山在密云县南一十五里，亦名横山。昔燕。赵伏兵于此，大获辽众。”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又不言段，而曰辽，似以辽为国名。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

　　《一统志》：“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把宋杨业。”按《宋史，杨业传》：“业本太原降将，太宗以业者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会契丹人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来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亻先、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连拔云，应，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兵护之。时契丹复陷寰州，亻先令业趋雁门北川。业以为必败，不可。亻先逼之行，业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美即与亻先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已，亻先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柑膺大励，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人，马重伤不能进，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业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又按《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耶律斜轸传》：“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飞矢所中，被擒。”与《宋史》略同。《密云县志》：“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祀宋赠大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成化十八年，礼部尚书周洪范《记》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门北口之非其地。《丰润县志》：“令公村在县西十五里，宋杨业屯兵拒辽于此。有功，故名。”并承《一统志》而误。

　　《一统志》：“辽章宗陵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考辽无章宗，其一代诸帝亦无葬三河者。

　　《一统志》：“全太祖陵、世人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两大房山东北。”按《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又《太祖纪》：“太祖葬睿陵。”《太宗纪》：“太宗葬恭陵。”《世宗纪》：“世宗葬兴陵。”《章宗纪》：“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纪》：“帝被弑，葬于皇後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谥号，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又《海陵纪》：“葬于大房山鹿门谷，投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纪》：“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显宗纪》：“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号日裕陵。”是则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辉、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献、曰乔、曰睿、曰恭。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兴、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谥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统志》止有四陵，而误列宣宗，义脐于章宗之上，诸臣不学之甚也！

　　《汉书．地理志》：“乐浪郡之具二十五，其一曰朝鲜。”应劭曰：“故朝鲜国，武上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山海经》曰：“‘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在今高丽国境内。”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魏义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似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地。”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人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人太息。

　　《一统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刘兴居，高祖孙，齐悼惠王肥子。诛诸吕有功，封东牟候。惠泽及于邦人，至今庙把不绝。”考《史记》、《汉书》：“本纪”、“年表”，兴居以高後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国，春二月乙卯，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诛，是兴居之侯于东牟仅三年，其奉就国之令至立为济北王，相距仅五月，其曾到国与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泽及人之事历二千年而思之不绝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学记》：“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以“旷”字绝为一句，“谷”字绝为一句，“阻”字绝为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统志》：“赣州府形胜”条下，摘其二语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为千载笑端矣。

　　○交耻《大学衍义补》曰：“交耻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始封为郡王，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为黎季所篡。季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大且}。诈称陈氏绝嗣，查为甥求权署国事，大宗皇帝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乃表请迎添平还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添平归。抵其境，季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于天地神只，声罪致讨，遣征夷将军未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将张辅总其兵。生禽季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杀之尽，无可继者。佥请复古郡县，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一如内地，其像有黎利者，乃彼中么麽个丑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後。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鸣呼！自秦并百粤、交趾之地己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己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颃矣。奈何世历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于蛮夷之域，而为诛亻离蓝缕之俗三百余年，而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同为衣冠礼乐之区，一何不幸哉！按交耻自汉至唐为中国之地，在宋为化外州，虽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然声教所及皆边州帅府领之。永乐间，平定其地，设交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三，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市舶提举司一，巡检司百，税课司局等衙门九十二。而升遐之後，上尊谥议，以“复交耻郡县于数千载之後，驱漠北残寇于数万里之外”为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舆图之广，後以兵力不及而弃之。乃天顺中修《一统志》，竟以安南与占城、暹罗等国同为一卷。嗟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妞域中之见，而忘无外之规，吾不能无议夫儒臣者。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洪武十六年闰十月进。其中如上都、大宁、辽东诸郡县并载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内地如河间府之莫州、莫亭、会川、乐寿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时郡县之有无，而去历代相因之版籍，甚为有体。

　　○蓟《汉书》：“蓟，故燕国，召公所封。”《後汉书》：“蓟，本燕国刺史治。”自七国时，燕都于此。项羽立臧茶为燕王，都蓟。高帝因之，为燕国。元凤元年，燕刺王旦自杀，国除，为广阳郡。本始元年，为广阳国。建武十三年，省，属上谷。永平八年，复为广阳郡。晋复为燕国。魏为燕郡。隋开皇初，废。大业初，置涿郡。唐天宝元年，更名范阳郡，并治蓟《水经·湿水》：“过广阳蓟县北，又东至渔阳雍奴县。”注：“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後汉书·彭宠传》：“宠反渔阳，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晋书·载记》：“魏围燕中山、清河，王会自龙城遣兵赴救。建威将军余崇为前锋，至渔阳，过魏千余骑，鼓噪直进，杀十余人，魏骑溃去，崇亦引还。会乃上道徐进，始达蓟城。”即此三事，可见蓟在渔阳之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治蓟。开元十八年，析置蓟州渔阳郡，治渔阳。”及辽，改蓟为析津县，因此蓟之名遂没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渔阳为蓟，而忘其本矣。《史记》乐毅书：“蓟丘之植，植于汶篁。”此即《水经注》所言蓟丘。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于蓟。”疏云：“今涿郡蓟县是也。即燕国之都。”孔安国、司马迁及郑皆云：“燕祖召公，与周同姓。”按黄帝姓姬，召公盖其後也。按此以蓟、燕为一国，而召公即黄帝之後。《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帝尧之後于蓟，封召公于北燕。”正义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後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其说为长。

　　○厦谦泽《晋书·载记》：“慕容宝尽徙蓟中府北趋龙城魏石河，兴引兵追及之于夏谦泽。’胡三省《通鉴》注‘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经注》：“鲍丘水东南流，径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下云：“鲍丘水又东与氵句河合。”《三河志》：“鲍丘河在县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径水庄岭，过密去，合道人溪，干通州之米庄村，合沽水，人氵句河。”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旧有驿，鲍丘水径其下，而氵句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皆陂泽，与《水经注》正合。自蓟至龙城，此其孔道。宝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千及之，相距二日，适当其地也。

　　○石门《後汉书·公孙瓒传》：“中平中，张纯与乌桓丘力居等人寇，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大败之。”注：“石门山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而《水经注》：“云：“氵水又东南径石门峡，山高崭绝，壁立洞开，俗谓之石门口，汉中平五年，公孙瓒讨张纯，战于石门，大破之。”今蓟州东北六十里石门驿，即《水经注》之石门是也。按史《本纪》但言“石门”，而《传》言“属国石门”，明有两石门。

　　《水经注》所指乃渔阳之石门，非辽东属国之石门。当以柳城为是，《通典》柳城有石门山。

　　○无终玉田，汉无终县。《汉书·地理志》：“故无终子国，氵更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记》：“项羽封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後汉书》：“吴汉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韦昭《国语解》：“无终，山戎之国，今为县，在北平。”《水经注》：“蓝水出北山，东屈而南流，径无终县故城东。故城，无终于国也，”《魏氏土地记》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无终之为今玉田，无可疑者。然《左传·襄公四年》：“无终于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汉书·樊哈传》：“击陈稀，破得綦毋，尹潘军于无终广昌。”则去玉田千有余里，岂无终之国先在云中代郡之境，而後迁于右北平与？而今之昌黎乃金之广宁县，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昌黎，名同而地异也。

　　《三国志》：“魏武帝用田畴之言，上徐无山，堑山埋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徐无山在今玉田。则柳城在玉田之东北数百里也。《北齐书》：“显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从西道趋长堑。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东北，齐主之行急，犹五日而後至也。《隋书》：“汉玉谅伐高丽，军出临渝关，至柳城。”《唐书》：“太宗伐高丽还，以十月丙午次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骇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关在今抚宁之东，则柳城又在其东。太宗之行迟，故十日而後至也。

　　《辽史》载柳城曰：“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慕容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而迁都之，号曰和龙宫。慕容垂复居焉。後为冯跋所灭。魏取之，为辽西郡。隋平高宝宁，置营州。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寻为都督府。万岁通天元年，陷李万荣。神龙初，徙府幽州。开元四年，复治柳城。八年，徙渔阳。十年，还柳城。後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重熙十年，升兴中府。有太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统州二，县四。其一曰兴中县，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县，以金之县而合宋之封，遂谓文公为此县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石城汉右北平郡之县十六，其三日石城。後汉无之，盖光武所并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鉴》及《晋载记》，得二事。慕容宝宿广都黄榆谷，清河王会勒兵攻宝。宝帅轻骑驰二百里，晡时至龙城。会遣骑追至石城，不及。是广都去龙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间也。慕容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与尚方兵于後作乱。注云：“高和本为石城令，时以大丧，会于龙城。”是石城去龙城不远也。《魏书·地形志》：“广兴”下云：“有鸡鸣山、石城、大柳城。”此即汉之石城矣。魏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领县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广都。《水经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径石城县故城南，北屈径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东北人广成县东。”广成即广都城，燕之石城在广都之东北，而此在广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书》始无石城，云北齐废之。而《唐书》：“平州石城”下云：“本临渝。武德七年省，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更名。有临榆关，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後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辽史》：“滦州”统县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榆县，万岁通天元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是辽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而《一统志》以为汉旧县，何其谬与！

　　○木刀沟新乐县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沟，《新唐书·地理志》：“新乐”下云：“东南二十里有木刀沟。有民木刀，居沟旁，因名之。”《宪宗纪》：“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及王承宗战于木刀沟，败之。”《张茂昭传》：“承宗以骑二万逾木刀沟，与王师薄战，茂昭躬擐甲为前锋，令其子克让、从子克俭与诸军分左右翼绕战，大破之。”《沙陀传》：“王承宗众数万，伏木刀沟，与朱邪、执宜遇飞矢雨集，执宜提军横贯贼阵鏖斗，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而《旧书·李光进传》：“范希朝引师救易、定，表光进为步都虞候。战于木刀沟，有功。”此沟在镇定二节度之界，古为战地。○江乘古时未有瓜洲。蔡宽大《诗话》：“润州大江本与今扬子桥对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与扬子桥相连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史记》：“秦始皇登会稽，还，从江乘渡。”正义云：“江乘故县在今润州句容县北六十里。”吴徐盛作疑城，自石头至江乘。晋蔡漠自土山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皆以沿江为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县东北五十里。唐肃宗上元元年，李亘辟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刘展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洲，多张火鼓，若将趋北固者。如是累日，亘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济，袭下蜀。胡三省《通鉴》注云：“此自白沙济江也。”州东北九十里至句容县有下蜀戍，在句容县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几二十里以外，皆为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龙潭。又瓜洲既连扬子桥，江面益狭。而隋唐之代复以丹阳郡移治丹徒，于是渡者舍江乘而趋京口。宋乾道四年，筑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尔。《旧唐书·齐辩传》：“润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漂损。氵乃移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玄宗纪》载此事则谓之瓜洲浦。而《五行志》：“开元十四年七月，润州大风，从东北，海涛奔上，没瓜步洲，损居人。”《永王磷传》：“李承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于瓜步洲伊娄埭。”则此洲本亦谓之瓜步洲也。

　　○郭璞墓《晋书·郭璞传》：“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後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王恽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乱石间，有丛薄，鸦鹊栖集，为郭璞墓。”按史文元谓去水百步许，不在大江之中，且当时即已沙涨为田，而暨阳在今江阴县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传皆误。

　　○枭矶芜湖县西南七里大江中枭矶，相传昭烈孙夫人自沈于此，有庙在焉。按《水经注》：“武陵孱陵县故城，王莽更名孱陆也，刘备孙夫人，权妹也，又更修之。”则是随昭烈而至荆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又裴松之注引《赵云列传》曰：“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时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将後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後主还。”是孙夫人自荆州复归于权，而後不知所终，枭矶之传殆妄。

　　○胥门《史记》：“吴王既杀子晋，吴人为立祠于江上，号曰胥山。”《水经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坛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为子胥，一以为越大夫。”今苏州城之西南门曰胥门，陆广微《吴地记》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赵枢生曰：“按《吴越春秋》：吴工夫差十三年，将与齐战，道出胥门，因过姑胥之台。”则子胥未死已名为胥门。愚考《左传·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胥门巢将上军。胥门，氏；巢，名。盖居此门而以为氏者，如东门遂、桐门右师之类。则是门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勾践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越绝书》：“吴王起姑胥之台，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为“姑苏”。《国语》：“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史记》：“越伐吴，败之姑苏。”伍被对淮南王，言“见糜鹿游姑苏之台”。古“胥”、“苏”二字多通用。

　　○潮信白乐天诗：“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谙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时到。每日迟三刻有馀，至望日则子潮降而为午，午潮降而为夜子。以後半月复然。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则五十六回，无六十回也。水月皆阴之属，月之丽天，出东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无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阳有馀而阴不足，自然之理也。

　　○晋国晋自武公灭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其时疆土未广，至献公始大。考之于传：灭杨、灭霍、灭耿、灭魏、灭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过今平阳一府之境。而灭虢、灭焦，则跨大河之南。

　　不惠公败韩之倏，秦证河东，则内及解梁。狄取狐厨，涉汾，而晋境稍蹩，文公始启南阳，得今之怀庆，襄公败秦于附，惠公赂秦之地复为晋有。而以河西为境，持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属’于晋。文公广三行御狄，裂公败狄于箕，而秋牛始怖。忡公川槐绊朴戍之谋。以货易土。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洛阴之间，而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盂为祁氏之邑，晋阳为赵氏之邑矣。若成公灭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顷公灭肥、灭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

　　○绵上《左传·僖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杜氏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绵上。”《水经注》：“石桐水即绵水，出介休县之绵山。北流经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国志》曰：“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今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前史载之，无异辞也。然考之于传，《襄公十三年》：“晋悼公于绵上，以治兵，使士モ将中军，让干荀偃。”此必在近国都之地。又定么人年》：“赵简子逆宋乐祁，饮之洒于绵上，”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西河介休乎？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公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乐祁之地。今万泉县南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後土，皆有光应。”《地理志》：汾阴，介山在南。”《杨雄传》：“其三月，将祭後土，上乃师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陡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东赋》曰：‘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水经注》亦引此，谓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隐于是山而辨之，以为非然，可见汉时己有二说矣。

　　○箕《左传·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解曰：“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非也，阳邑在今之太谷县，襄公时未为晋有。传言“狄伐晋及箕”，犹之言“齐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国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厉公使吕相绝秦，曰：“入我河县，焚我箕、郜。”又必其边河之邑，秦、狄皆可以争。而文公八年，有箕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遗，当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杜氏则以为太原晋阳县。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于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後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史记》屡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吕氏春秋》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则所谓大夏者，正今晋、绛、吉、隰之间，《书》所云“维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蛮夷猾夏”者也，当以服氏之说为信。又齐桓公伐晋之师，仅及高梁，而《封禅书》述桓公之言，以为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阳明矣。○晋都春秋时，晋国本都翼，在今之翼城县。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孙武公灭翼，而代为晋侯，都曲沃；在今闻喜县。其子献公城绛，居之；在今太平县之南，绛州之北。历惠、怀、文、襄、灵、成六公，至景公，迁于新田；在今曲沃县，当汾、浍二水之间。于是命新田为绛，而以其故都之绛为故绛。此晋国前後四都之故迹也。晋自都绛之後，遂以曲沃为下国。然其宗庙在焉。考悼公之立，大夫逆于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宫：是入曲沃而朝于庙。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是至绛都。而平公之立，亦云“改服修官，于曲沃”，但不知其後何以遂为奕氏之邑。而栾盈之人绛，范宣子执魏献子之手，赂之以曲沃，夫以宗邑而与之其臣，听其所自为。端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来者渐矣。

　　○瑕晋有二暇。其一，《左传·成公六年》：“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国名。”《水经注》：“涑水又西南迳瑕城。”京相曰：“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在今之临晋县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解：“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秦师夜遁，复侵晋人瑕。”解以河曲为河东蒲坂县南，则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汉书·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经·河水》：“又东迳湖县故城北。”郦氏注云：“《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汉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礼记》引《诗》：“心乎爱矣，瑕不谓矣。”郑氏注云：“暇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记》用其字。”是瑕转为胡，又改为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今为阌乡县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肃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为詹嘉之邑，误矣。

　　《信公十五年》：“晋侯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正义曰：“自华山之东，尽虢之东界，其间有五城也。”传称焦瑕，盖是其二。《成公元年》：“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即詹嘉，以邑为氏。《僖公十五年》：“暇吕饴甥。”当亦同此，而解以瑕吕为姓，恐非。

　　○九原《礼记．檀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水经注》以在京陵县。《汉志·太原郡》：“京陵”，师古曰：“即九京。”因《记》文“或作九京”而傅会之尔。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国都之北，不得远涉数百里，而葬于今之平遥也。《志》以为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阳《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苟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人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杜氏谓：“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又谓：“钜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系}城。”是也。其曰：“昔阳，肥国都，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则非也。疏载刘炫之言，以为：“齐在晋东，伪会齐师，当自晋而东行也。假道鲜虞，遂入昔阳，则昔阳当在鲜虞之东也。”今按乐平沾县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余里，何当假道于东北之鲜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阳也？既入昔阳，而别言灭肥，则肥与昔阳不得为一，安得以昔阳为肥国之都也？昔阳既是肥都，何以复言钜鹿下曲阳有肥{系}之城？疑是肥名取于彼也。肥为小国，境必不远，岂肥名取钜鹿之城建都于乐平之县也？“十五年，苟吴伐鲜虞，围鼓。”杜云：“鼓，白狄之别，钜鹿下曲阳县有鼓聚。”炫谓：“肥、鼓并在矩鹿。昔阳即是鼓都，在鲜虞以东南也。”《二十二年》传曰：“晋荀吴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则昔阳之为鼓都断可知矣。

　　《汉书·地理志》：“钜鹿下曲阳。”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水经注》：“低水东经肥{系}县之故城南，又东经昔阳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阳亭是矣。”京相曰：“白狄之别也。下曲阳有鼓聚。”其说皆同。《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夫昔阳在钜鹿，故属之齐，岂得越太行而有乐平乎？

　　晋之灭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灭潞氏。十六年，灭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咎如；而上党为晋有矣。昭公元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卤；而大原为晋有矣。然後出师以临山东，昭公十二年，灭肥。二十二年，灭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谓之南阳，太行以东之地谓之东阳。而晋境东接于齐，盖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鲜虞犹不服焉，平狄之难如此。

　　○太原太原府在唐为北都。《唐书·地理志》曰：“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东曰东城，贞观十一年长史李筑。两城之间有中城，武後时筑，以合东城。宫南有大明城，故宫城也。宫城东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当日规模之闳壮可见。自齐神武创建别都，与邺城东西并立。隋炀继修宫室。唐高祖因以克关中，有天下。则大以後名为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刘氏三主皆兴于此。及刘继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为创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参，辰不两盛之说，于是一举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纪》：“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县为新并州。乙未，筑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尽徙馀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陆游《老学庵笔记》曰：“大宋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东北三十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放三交，而榆次复为县。然则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县不过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遗文旧绩，一切不可得而见矣。

　　《旧唐书·崔神庆传》曰：“则天时，擢拜并州长史。先是并州有东西二城，隔汾水，神庆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此即《志》所云“两城之间有中城”者也。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桥立城如此之易？如长安东，中，西三渭桥，昔为方轨，而今则咸阳县每至冬月，乃设一版河阳驿，杜预所立浮桥，其遗迹亦复泯然。蒲津铁牛，求一僧怀丙，其人不可得。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不但坐而论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春秋时，代尚未通中国。赵襄子乃言：“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正义曰：“《地道记》云：“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及，号飞狐口，北则代郡也。”《水经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此则今之蔚州，乃古代国。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歇更立陈馀为代王，汉高帝立兄刘仲为代王，皆此地也。十年，陈稀反。十一年，破，立于恒为代王，都晋阳。则今之太原县矣。《孝文纪》则云：“都中都。”而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又立于武为代王，都中都。则今之平遥县矣。又按卫绾，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县北，而属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迁，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阙里《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王辰，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注：“雉门，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礼记》：“昔者仲尼与放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史记·鲁世家》：“炀公筑茅阙门。”盖阙门之下，其里即名阙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谓之“阙党”，《鲁论》有“阙党童子”、“荀子、仲尼居于阙党”是也。後人有以居为氏者。《汉书·儒林传》：“有邹人阙门庆忌”注云：“姓阙门，名庆忌。”

　　○杏坛今夫子庙庭中有坛，石刻曰“杏坛”。《阙里志》：“杏坛，在殿前，夫子旧居，”非也。杏坛之名出自《庄子入庄子曰：“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侍水波定，不闻音，而後敢乘。”司马彪云：“缁帷，黑林名也。杏坛，泽中高处也。”《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破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後因以讲堂旧基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

　　○徐州《史记·齐大公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伐齐，败之于徐州。”《越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续汉书·志》：“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在今滕县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筑也。”此与楚、魏二国为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盖与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赵夸之耳。

　　索隐曰：“《说文》：“余阝，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邻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向《春秋·隐二年》：“宫人入向。”杜氏解曰：“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无解。《宣四年》：“公及齐侯平宫及郯。宫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东海[C051]县东南有向城。远，疑也。”《襄二十年》：“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社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後并于宫，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承县今在峄，杜氏以其远而疑之，况龙亢在今凤阳之怀远乎？

　　《齐乘》以为今沂州之向城镇，近之矣。

　　○小《春秋·庄三十二年》：“城小。”《左氏传》曰：“为管仲也。”盖见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曰：“齐桓公城，而肯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而又见《信二年》经书“城楚丘”之出于诸侯，谓仲父得君之专，亦可勤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也，此听城者小也。《春秋》有言，小言小者，《庄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帅伐齐，取。”《文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成三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四书“”而一书“小”，别于也。范宁：“小，鲁地。”然则城小者，内城也，故不系之齐，而与管仲无与也，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羽于城，即此鲁之小。而注引《皇览》，以为东郡之城，与留候所葆之黄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小城。”

　　○泰山立石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续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泰山都尉《後汉书·桓帝纪》：永兴二年，泰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杀长史。永寿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罢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王申，罢泰山都尉官。《金石录》载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盖卒後四年官遂废矣。然泰山都尉实不始于此，光武时曾置之。《文苑传》：“夏恭，光武时拜郎中，再迁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恭之迁盖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孙举、东郭窦，劳丙叔、孙无忌相继叛乱，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虽不设，而郡兵领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进使府掾泰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而应劭、夏侯渊亦以之破黄巾，可见汉代不废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旷远，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赢郡。”则其时之习俗又可知矣。

　　○社首《史记》：“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唐书》：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禅社首。”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禅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王子，禅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即社首山。在岳旁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禅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岳址，便于将事，初陟高之後不欲更劳民力邪？○济南都尉汉济南郡太守，治东平陵。而都尉治放陵者，以长白山也。《魏书·辛子菠传》：“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隋大业九年，齐人孟让、王薄等众十余万，据长白山，攻剽诸郡。以张须陀、王世充之力不能灭，讫于隋亡。观此二事，则知汉人立都尉治于陵之意矣。

　　○邹平台二县《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日邹平，三曰台，四日梁邹。《功臣表》则有台定侯戴野，梁邹孝侯武虎，是二县并为侯国。《续汉志》济南郡十城，其一曰东平陵，其四曰台，其七日梁邹，其八日邹平。而《安帝纪》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章怀太子注云：“台县属济南郡，故城在今齐州平陵县北。”《晏子春秋》：“景公为晏子封邑，使田无字致台与无盐。”《水经注》亦云：“济水又东北过台县北。”寻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读《汉书》，误从“邹”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渭汉济南郡有邹县，後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

　　汉以邹名县者五。鲁国有驺，亦作“邹”；胶东国有邹卢；千乘郡有东邹；与济南之邹平、梁邹，凡五。其单称邹者，今兖州府之邹县也。亦有平台，属常山郡。《外戚恩泽侯表》：“平台康侯史元。”《後汉书·邱彤传》：“尹绥封平台侯”是也。有邹平、有台，而亦有邹，有平台，不可不辨也。

　　晋时县名多沿汉旧，按史《何曾传》：“曾孙机为邹平令。”是有邹平矣，《解系传》：“父修，封梁邹侯。”《刘颂传》：“追封梁邹县侯。”是有梁邹矣。《宋书》言：“晋太康六年三月戊辰，乐安、梁邹等八县陨霜，伤桑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八月癸亥，梁邹平，斩司马顺。”则是宋有梁邹矣。不知何故，《晋书·地理志》于“乐安国”下，单书一“邹”字，此史之阙文。

　　而《齐乘》乃云：“晋省梁邹入邹县。”夫晋以前，此地本无邹县，而何从人之乎？盖不知而妄作者矣。

　　○夹谷《春秋·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传曰：“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杜预解及服虔注《史记》，皆云在东海祝其县。刘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谓夹谷山在今赣榆县西五十里。按赣榆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当时景公之观不过曰“遵海而南，放于琅邪”而已，未闻越他国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夹谷山。”《一统志》云：“夹谷山在淄川县西南三十里，旧名祝其山，其阳即齐鲁会盟之处，萌水发源于此。”《水经注“：“萌水出般阳县西南甲山。”是以甲山为夹谷也，而《莱芜县志》则又云：“夹谷在县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据，然齐，鲁之境正在莱芜；东至淄川，则已人齐地百余里。二说俱通。又按《水经注》莱芜县曰：“城在莱芜谷，当路绝两山间，道由南北门。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禹贡》所谓莱夷也。”夹谷之会，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宣尼称“夷不乱华”是也。是则会于此地，故得有莱人，非召之东莱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远求之海上矣。

　　○潍水潍水出琅邪郡箕屋山。《书·禹贡》”潍淄其道”，《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师东侵及潍”是也。其子或省“水”作“维”，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惟”，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贡》：“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

　　《通鉴·梁武帝纪》：“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古人之文或省，或惜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径人误读为“淮沂其”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

　　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出余中。”《海西公纪》：“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孝武纪》：“遣征虏将军谢石帅舟师屯涂中。”《安帝纪》：“谯王尚之众溃逃于涂中。”并是“滁”字，《南史·程文季传》：“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与“潍”省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劳山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若《魏书·地形志》、《唐书·姜抚传》、《宋史·甄栖真传》并作“牢”，乃传写之误。《诗》：“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云：“劳劳，广阔。”则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也。

　　《山海经·西山经》亦有劳山，与此同名。

　　《寰字记》：“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後人因谓此山一名劳盛山。”误也。劳、盛，二山名，劳即劳山，盛即成山。《史记·封禅书》：“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汉书》作“盛山”，古字通用，齐之东偏，环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记·秦始皇纪》：“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弯，侯大鱼至，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正义曰：“荣成山即成山也。”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後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先生《劳山图志序》略曰：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劳、小劳，其峰数十，总名曰劳，《志》言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因谓此山一名劳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义。《汉书》：“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县东北，则劳、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简，齐之东偏，三面环海，其斗入海处，南劳而北盛，贝尽乎齐东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後上也。五不生，环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亻待，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後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之曰劳山，其以是夫？古之圣王劳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劳之名传之千万年。然而致止则有由矣。《汉志》言齐俗夸诈。自大公、管仲之馀，其言霸术已无遗策。而一二智慧之士猖为迂怪之谈，以耸动天下之听，不过欲时君拥，辩士诎服，为名高而已，岂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楚丘《春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杜氏曰：“楚丘，卫地，在济阴成武县西南。”夫济阴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卫非也。盖为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误。按卫国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懿公为狄所灭，渡河而东，立戴公，以庐于曹。杜氏曰：“曹，卫下邑。”《诗》所谓“思须与潜”，庐者，无城郭之称，而非曹国之曹也。《僖公三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卫邑。”《诗》所谓“作于楚宫”，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卫邑，而不详其地，然必在今滑县、开州之间。滑在河东，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录矣。《水经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即卫文公所徙。”误矣。彼曹国之地，齐桓安得取之而封卫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为一地尔。

　　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颂》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商汤有景毫之命”者也。《诗》：“望楚于堂，景山与京。”则不在此也。

　　○东汉陈留郡有东。《续汉志》注云：“《陈留志》曰：‘故户牖乡有陈平祠。”而山阳郡有东缗，《续汉志》：“春秋时曰缗。”注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前书》师古曰：“缗音。”《左传》解：“缗，宋邑。”高平昌邑县东南有东缗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攻爰戚、东缗以往。”索隐曰：“山阳有东缗县。”属陈留者，音。属山阳者，音。《括地志》云：“东缗故城在兖州金乡县界。”《水经注》引《王海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司马登。”是以“缗”为“”，误矣。《隶释·酸枣令刘熊碑》阴：“故守东长苏胜。”则陈留之东也。

　　○长城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歼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史记·苏代传》：“燕王曰：‘齐有长城拒防，足以为塞。’”《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续汉志》：“济北国卢有长城，至东海。”《泰山记》：“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一千余里，至琅邪台入海。”此齐之长城也。《史记·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苏秦传》：“说魏襄王曰：‘西有长城之界。’”《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此魏之长城也。《续汉志》：“河南郡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韩之长城也。《水经注》：“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县，东至氵亲水，达Г阳，南北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此楚之长城也。若《赵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又言：“肃侯十六年，筑长城。”则赵与中山亦有长城矣。以此言之，中国多有长城，不但北边也。

　　其在北边者，《史记·匈奴传》：“秦宣太後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此秦之长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此魏之长城也。《匈奴传》又言：“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此赵之长城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此燕之长城也。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渐土}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桃，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筑之长城也。自此以往，则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馀里。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城。

　　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长城自黄护岭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六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後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而《斛律羡传》云：“羡以北卤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黄河，西至绥州，南至勃出岭，绵历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七年，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逾榆林，东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此又後史所载继筑长城之事也。

　　●卷三十二○而《孟子》：“望道而未之见。”集注：“‘而’读为‘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门人，引《诗》：“垂带而厉”，《春秋》：“星陨如雨”为证。今考之，又得二十余事。《易》：“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书·顾命》：“其能而乱四方。”传释为“如”。《孟子》：“九一而助。”赵岐解：“而，如也。”

　　《左传·隐七年》：“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悬罄。”注：“如，而也，”《昭四年》：“牛谓叔孙，见仲而何？”注：“而何，如何。”《史记·贾生传》：“化变而嬗。”韦昭曰：“而，如也，如蝉之蜕化也。”《战国策》：“威王不应而此者三。”《韩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驾鹿。”《吕氏春秋》：“静郭君炫而曰：不可。”又曰：“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荀子》：“ポ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

　　《说苑》：“越诸发曰：意而安之，愿假冠以见；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又曰：“而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新序》引邹阳书：“白头而新，倾盖而故。”後汉《督邮斑碑》：“柔远而迩。”皆当作“如”。《战国策》：“昭奚恤曰：请而不得，有说色，非故如何也？’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礼》：“使有司日省如时考之。”又曰：“然如曰《礼》云《礼》云。”又曰：“安如易，乐而湛。”又曰：“不赏不罚，如民咸尽力。”又曰：“知一而不可以解也。”《春秋繁露》：“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尝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汉乐府》：“艾如张後。”汉《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无为如治，高如不危，满如不溢，”《太尉刘宽碑》：“去鞭拊，如获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奸。”《郭辅碑》：“其少也，孝友而悦学；其长也，宽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当如何？”皆当作“而”。《汉书·地理志》：“辽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左传·襄十二年》：“夫妇所生若而人。”注云：“若如人。”《说文》：“需从雨，而声。”盖即读“而”为“如”也。唐人诗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江西人言如何亦曰“而何”。

　　《周礼》：“旅师而用之以质剂”注：“‘而’读为‘若’，声之误也。”陆德明音义云：“‘而’音‘若’。”《仪礼·乡馀酒礼》：“公如大夫入”注：“‘如’读为‘若’。”

　　○奈何“奈何”二字，始于《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左传》：“河鱼腹疾，奈何。”《曲礼》曰：“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楚辞·九歌·大司命》：“愁人兮奈何！”《九辩》：“君不知兮可奈何！”此“奈何”二字之祖。《左传》华元之歌曰：“牛则有皮，犀尚多，弃甲则那！”直言之曰“那”，长言之曰“奈何”，一也。又《书》：“如五器”，郑康成读“如”为乃个反。《论语》：“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音亦与“奈”同。

　　六朝人多书“奈”为“那”。《三国志》注文钦《与郭淮书》曰：“所向全胜，要那後无继何！”《宋书·刘敬宣传》：“牢之曰：“平元之後，令我那骠骑何！”唐人诗多以“无奈”为“无那”。

　　○语急《公羊传·隐元年》：“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齐人语也。”按此不必齐人语。《左传·僖二十二年》：“宋子鱼曰：‘若受重伤，则如勿伤。受其二毛，则如服焉。’”《成二年》：“卫孙良夫曰：‘若知不能，则如无出。’”《昭十三年》：“蔡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以待所济。若求安定，则如与之，以济所欲。’”《二十一年》：“宋华多僚曰：‘君若受司马，则如亡。’”《定五年》：“楚于西曰：‘不能如辞。’”《八年》：“卫王孙贾曰：‘然则如叛之。’”《汉书·翟义传》：“义曰：‘欲令都尉自送，则如勿收邪。’”《左传》正义曰：“古人语然，犹‘不敢’之言‘敢’也。”

　　古人多以语急而省其文者。《诗》：“亦不夷怿。”“悸”下省一“乎”字。《书》：“弗慎厥德，虽侮可追。”“可”上省一“不”字。“我生不有命在天。”“不”上省一“岂”字。“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人”下“刑”下“及”下各省一“乎”字。《孟子》：“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不”上省一“岂”字。《礼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幼”上“好”上各省一“非”字。

　　《公羊传·隐公七年》；“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谓‘不如’言‘如’矣，齐人语也。”○岁天之行谓之岁。《书》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岁二月，东巡狩”是也。人之行谓之年。《书》：“维吕命王，享国百年。”《左传》：“季魄曰：‘我二十五年矣。”“绛县人有与疑年，使之年。师旷曰：‘七十三年矣。’”“于是昭公十九年矣。”《史记》：“盖大公之卒百有馀年”是也。今人多谓年为岁。《周礼》：“太史”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岁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古人但曰年几何，不言岁也，自太史公始变之。《秦始皇本纪》曰：“年十三岁。”

　　今人以岁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岁尽之日而後增之。《史记·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

　　○月半今人谓十五为月半，盖古经已有之。《仪礼·士丧礼》：“月半不殷奠。”《礼记·祭义》：“朔月月半，君巡牲。”《周礼·大司乐》：“王大食三侑。”注：“大食，朔月月半，以乐侑食时也。”晋温峤与陶侃书：“克後月半大举。”然亦有以上下弦为月半者。刘熙《释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施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比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是则所谓月半者弦也，《礼经》之所谓月半者望也。弦曰半，以月体而言之也；望曰半，以日数而言之也。

　　○巳吴才老《韵补》：“古‘已午’之‘巳’亦谓如‘已矣’之‘已’。”《汉律·历志》：“振美于辰，已盛于巳，”《史记》：“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郑玄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明年岁在巳。”愚按古人读“巳”为“矣”之证不止此。《淮南子》：“斗指巳，巳则生，已定也。”《说文》：“巳，已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已为蛇，象形。”《释名》：“巳，已也。阳气毕布已也。”《诗》：“似续姒祖。”笺云：“似读如‘巳午’之‘巳’。巳续姒祖者，谓已成其宫庙也。”《五经文字》：“起从长巳之巳。”《白虎通》：“太阳见于巳，巳者，物必起。”《晋书·乐志》：“四月之辰谓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时毕尽而起也。”《诗。江有汜》亦读为“矣”，《释名》：“水决复人为汜，汜，已也。如出有所为，毕已复还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读为‘矣’，《说文》：“祭无已也。从示，巳声。”《公羊传》何休注：“言祀者，无已长久之辞。”《释名》：“商曰祀。祀，已也，新气升，故气已也。”今人以“辰巳”之“巳”读为士音。宋毛晃曰：“阳气升于子，终于巳。巳者，终已也，象阳气既极回复之形。”故又为“终巳”之义。今俗以有钩为“终已”之“已”，无钩为“辰巳”之“巳”，是未知字义也。季春三月，辰为建，巳为除，故用三月上巳拔除不祥。古人谓病愈为已亦此意也。

　　“戊己”之，“己”，篆作己。“辰巳”之“巳”，篆作[1234]，象蛇形。隶书则混而相类，止以直笔上缺为已，上满为巳。

　　○里《激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为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当古之百里。《毅梁传》：“鞍去国五百里。”今自历城至临淄仅三百三十里，《左传》：“黄人谓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仅七百里。邾子谓：“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苏州至邹县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远千里而来”，“千里而见王”，今自邹至齐至梁亦不过五六百里，又谓；“舜卒鸣条，文王生歧周，相去千有馀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过八百里。《史记》张仪说魏王，言从郑至梁二百余里。今自郑州至开封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歌：“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贡禹上书言：“自痛去家三千里。”自今琅邪至长安亦但二千余里，赵则二千里而近。是则荀子所谓“日中而趋百里者”，不过六十余里，而千里之马亦日驰五六百里耳。

　　《王制》：“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殆未然。○仞《说文》：“仞，伸臂一寻八尺。从人，刃声。”《书》：“为山九仞。”孔传：“八尺曰仞。”正义曰：“《考工记·匠人》有畎、遂、沟、洫，皆广深等。而浍云广二寻，深二仞，则浍亦广深等，切与寻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肃《圣证论》及注《家语》，皆云“八尺日仞”，与孔义同。郑玄云“七尺曰仞”，与孔义异。《论语》：“夫于之墙数仞”注：“包云七尺。”《孟子》：“掘井九轫。”注“八尺”。朱子乃两从之。当以八尺为是。若《小尔雅》云“四尺”，《汉书》应劭注云“五尺六寸”，则益非矣。

　　○不淑人死谓之“不淑”，《礼记》：“如何不淑”是也。生离亦谓之“不淑”，《诗·中谷有{艹推}》：“遇人之不淑矣”是也。失德亦谓之“不淑”，《诗·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是也。国亡亦谓之“不淑”，《逸周书》：“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曰：呜呼！不淑！？是也。

　　○不吊古人言不吊者，犹曰不仁。《左传·成十三年》：“穆为不吊。”《襄十三年》：“君子以吴为不吊。”《十四年》：“有君不吊。”《昭七年》：“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吊。”《二十六年》：“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皆是不仁之意。《襄二十三年》：“敢告不吊”及《诗》之“不吊昊天”，“不吊不祥”，《书》之“弗吊，天降丧于殷”，则以为哀闵之辞，杜氏注皆以为“不相吊恤”；而于“群不吊之人”则曰：“吊，至也。”于义不通。惟《成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乃当谓大国无恤邻之义耳。

　　○亡亡有三义。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于外而名之，晋公子称“亡人”是也。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诗》：“予美亡此”，《论语》：“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汉书·袁盎传》：“不以在亡为辞。”

　　○乾没《史记·酷吏传》：“张汤始为小吏乾没。”徐广曰：“乾没，随势沈浮也。”服虔曰：“乾没，射成败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为乾，失利为没，”《三国志·傅嘏传》：“岂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没，”裴松之注：“有所徼射，不计乾燥之与沈没而为之也。”《晋书·潘岳传》：“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张骏传》：“队事刘庆谏曰：‘霸王不以喜怒兴师，不以乾没取胜。’”《卢循传》：“姊夫徐道覆素有胆决，知刘裕已还，欲乾没一战。”《魏书·宋维传》：“维见宠势日隆，便至乾没。”《北史·王劭传》赞：“为河朔清流，而乾没荣利。”《梁书·止足传》序：“其进也光宠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没。”晋《鼙舞歌·明君篇》：“昧死射乾没，觉露则灭族，”《抱朴子》：“忘发肤之明戒，寻乾没于难冀。”

　　乾没大抵是徼幸取利之意。《史记·春申君传》：“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後也。”即此意。

　　○唇《仪礼》注：“以白造缁曰辱，”故老子谓杨朱曰：“大白若辱。”

　　○奸《广韵》：“奸，古颜切。私也，诈也。亦作奸。”今本误“奸”作“奸”，非也，奸音干，犯也，《左氏·僖公七年》传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曰：“子父不奸之谓礼。”一传之中二字各出，而义不同。《释名》：“奸，奸也，言奸正法也。”以“奸”释“奸”，其为两字审矣。又奸字亦可训为“干禄”之干，《汉书，荆燕吴传》：“齐人田生以画奸泽。”《史记》作“干”，然则“奸”但与“干”通用，而不可以为“奸”也。後人于案牍文移中以“奸”字画多，省作“奸”字，此如“繁”之为“烦”，“冲”之为“冲”，“‘驿”之为“ㄞ”，“台”之为“台”，皆借用之字。

　　○讹“讹”字古作“讠为”，“伪”字古亦音讹。《诗·小雅》：“民之讹言。”笺云：“伪也，小人好诈伪，为交易之言。”《尔雅》注：“世以妖言为讹，”《太平御览》引武王之《书钥》曰：“昏谨守，深察讹。”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张泼言：“京师奸宄丛集，游手成群，有谓之把棍者，有谓之讹头者。请将巡城改为中差，一年一代。”

　　○谁何《诗》：“室人交遍摧我。”《韩诗》作“讠崔”，《玉篇》作“{谁工}”，丁回切。谪也。《六韬》：“令我垒土，谁何不绝？”《史记》：贾谊《过秦论》：“陈利兵而谁何？”“谁”、“讠崔”同，“何”，“呵”同。《汉书·五行志》：“主公车大谁卒？”注：“大谁，主问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谁何也。”此解未当。《焦氏易林》：“当年少寡，独与孤处，鸡鸣犬吠，无敢谁者。”《说苑》：“民知十己，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己则疵其过，千己则谁而不信。”杨雄《卫尉箴》：“二世妄宿，败于望夷。阎乐矫搜，就者不谁。”

　　《史记·卫绾传》：“岁余，不谯呵绾。”《汉书》作“不孰何绾”，难晓，疑“谯”讹为“谁”，“谁”又转为“孰”也。

　　《周礼·射人》：“不敬者苛罚之。”注：“苛谓诘问之。”按此“苛”亦“呵”字。

　　○信《东观馀论》引晋武帝、王右军、陶隐居帖及《谢宣城传》谓：“凡言信者，皆谓使人。”杨用修又引《古乐府》：“有信数寄书，无信长相忆”为证，良是。然此语起于东汉以下，杨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书》云：“辄付往信。”《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魏杜挚《赠母丘俭诗》：“闻有韩众药，信来给一丸。”以便人为信始见于此。若古人所谓信者，乃符验之别名。《墨子》：“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记·刺客传》：“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汉书·石显传》：“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西域传》：“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後汉书·齐武王传》：“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周礼·掌节》注：“节犹信也，”行者所执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谓为使人也。故梁武帝赐到溉《连珠》曰：“研磨墨以腾文，笔飞豪以书信。”而今人遂有书信之名。

　　○出《尔雅》：“男子谓姊妹之于为出。”《传》中凡言出者皆是外甥。《左氏·庄二十二年》：“陈厉公，蔡出也。”《僖七年》：“申侯，申出也。”《成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

　　《襄二十五年》：“我周之自出。”又：“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二十九年》：“晋平公，杞出也。”《三十一年》：“莒去疾奔齐，齐出也。展舆，吴出也。”《昭四年》：“徐子，吴出也。”《公羊·文十四年》传：“接，晋出也。”“ㄑ且，齐出也。”《史记·秦本纪》：“晋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汉书·五行志》：“王子晁，楚之出也。”而《公羊·襄五年》传：“盖舅出也。”则以舅甥为“舅出”矣。

　　○鳏寡鳏者，无妻之称。但有妻而于役者，则亦可谓之鳏。《诗》：“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读为“鳏”是也。寡者，无夫之称。但有夫而独守者，则亦可谓之寡。《越绝书》：“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陈琳诗：“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是也。鲍照《行路难》：“来时闻君妇，闺中孀居独宿有贞名。”亦是此义。

　　妇人以夫亡为寡，夫亦以妇亡为寡。《左传·襄二十六年》：“齐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小尔雅》曰：“凡无妻无夫通谓之寡。”《焦氏易林》：“久鳏无偶，思配织女。求其非望，自令寡处。”

　　○丁中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人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天宗天宝三载十二月癸丑，诏曰：“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于怀。自今宜以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杜子美《新安吏》诗：“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是十八以上皆发之也。然史文多有言“丁中”者，举丁、中可以该黄、小矣。《辽史·耶律学古传》：“多张旗帜，杂丁黄，为疑兵。”盖中小皆杂用之，而史文代以“黄”字，黄者，四岁以下，何可杂之兵间邪？

　　○阿《隶释·汉ゾ坑碑》阴云：其间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系以‘阿’字，如刘兴阿兴、潘京阿京之类，必编户民未尝表其德，书石者欲其整齐而强加之，犹今闾巷之妇以“阿”挈其姓也。《成阳灵台碑》阴有主吏“仲东阿东”，又云：“惟仲阿东年在元冠，幼有中质。”又可见其年少而未有字。《抱朴子》：“称衡游许下，自公卿国士以下，衡初不称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为某儿。”《三国志·吕蒙传》注：“鲁肃柑蒙背曰：‘非复吴下阿蒙。’”《世说》注：“阮籍谓王浑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皆是其小时之称也。妇人以阿挈姓，则隋独孤後谓云昭训为阿云。唐萧淑妃谓武後为阿武。韦後降为庶人，称阿韦。刘从谏妻裴氏称阿裴。吴湘娶颜悦女，其母焦氏称阿颜、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称其亲，《焦仲卿妻》诗：“堂上启阿母”，“阿母谓阿女”是也。亦可为不定何人之辞，《古诗》：“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三国志·庞统传》：“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晋书·沈充传》：“敦作色曰：‘小人阿谁？’”是也。阿者，助语之辞，古人以为慢应声，《老子》：“唯之与阿，相去几何？”今南人读为人声，非。

　　○幺一为数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称“元年”，长子之称“元子”是也。又为数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谓一为“幺”是也。《尔雅》：“幺，幼。”注曰：“豕子最後生者，俗呼为幺豚。”故後人有“幺<麻骨>”之称，《说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从“幺”，亦取此义。《汉书·食货志》：“王莽作钱货六品：小钱、幺钱、幼钱，中钱、壮钱、大钱。贝货五品：大贝、壮贝、幺贝、小贝及不盈寸二分者。布货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隋书·律历志》：“凡日不全为馀，积以成馀者曰秒，度不全为分，积以成分者曰蔑。其有不成秒曰磨，不成蔑曰么。”班彪《王命论》：“幺<麻骨>尚不及数子，”蔡邕《短人赋》：“其馀幺。”晋陆机《文赋》：“犹弦幺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郭璞《萤火赞》：“熠熠宵行，虫之微幺。”卢谌《蟋蟀赋》：“享神气之幺[B091]，”“并用此字。《唐书·扬炎传》：“卢杞貌幺陋。”《宋史·岳飞传》：“杨幺本名杨太。太年幼，楚人谓小为幺，故曰杨幺。”俗作“么”，非。

　　○元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来曰元来。唐宋人多此语，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礼·马质》、《礼记·月令》“原蚕”，《文王世子》：“末有原”，汉“原庙”之“原”，皆作“再”字解。与“本来”之义全不相同，或以为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故改此字。

　　古人亦有称原官者。後汉张衡应问：“曩滞日官，今又原之。”注：“《尔雅》曰：‘原，再也。’衡为太史令，去官五载，复为太史令，故曰原之。”然则“原官”乃再官之义也。

　　○写写，《说文》曰：“置物也。”《诗》：“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既见君子，我心写兮。”《周礼·稻人》：“以浍写水。”《仪礼·特牲馈食礼》：“主人出，写啬于房。”《礼记·曲礼》：“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韩非子》：“卫灵公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其状似鬼神，子为听而写之，’”《国语》：“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史记·秦始皇纪》：“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苏秦传》：“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新序》：“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周髀经》：“笠以写天。”《上林赋》：“布写。”《汉书·贾捐之传》：“淮南王盗写虎符。”今人以书为写，盖以此本传于彼本，犹之以此器传于彼器也。始自《特牲馈食礼》：“卒筮写卦。”注：“卦者主画地识爻，爻备，以方写之。”《汉书·艺文志》：“孝武置写书之官。”《河问献王传》：“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路温舒传》：“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霍光传》：“山又坐写秘书。”《师丹传》：“吏私写其草。”《淮南子·说山训》：“窃简而写法律。”孔安国《尚书序》：“更以竹简写之。”至後汉而有图写、缮写之称，传之至今矣。

　　今人谓马去鞍曰写，货物去舟车亦曰写，与“器之溉者不写”义同。《後汉书·皇甫规传》：“旋车完封，写之权门。”《晋书·潘岳传》：“发写鞍，皆有所憩。”《说文》作“卸”，舍车解马也。读若汝南》：“写书”之“写”。○行李古者谓行人为行李，亦曰“行理”。《左传·僖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皆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作“理”。《国语》：“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贾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汉李翕《析里桥甫阝阁颂》：“行理咨嗟。”

　　至唐时，谓官府导从之人亦曰行李。《旧唐书·温造传》：“左拾遗舒元褒言：‘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敕曰：‘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岂其不敢称卤簿，而别为是名邪？○耗今人以音问为耗，起自《後汉书·章德窦皇後记》：“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注引薛氏《韩诗章句》曰：“耗，恶也。息耗，犹言善恶也。”○量移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後土于隹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量移”字始见于此。李白《赠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诗云：“潮水还归海，流人却到吴。相逢问愁苦，泪尽日南珠。”白居易《贬江州司马自题》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随例未量移。”及迁忠州刺史，又云：“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故韩愈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而《宋史》卢多逊贬崖州，诏曰：“纵经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乃称迁职为量移，误矣。○罘ぜ“罘ぜ”字虽从网，其实屏也。《汉书·文帝纪》：“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ぜ灾。”师古曰：“罘ぜ，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ぜ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罘ぜ，屏之遗象也，臣朝君，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罘ぜ，复思也。汉西京罘ぜ，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考工记·匠人》：“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宫隅、城隅，谓角浮思也。”《广雅》：“罘ぜ患谓之屏。”《越绝书》：“巫门外罘ぜ者，春申君去吴，假君所思处也。”鱼豢《魏略》：“黄初三年筑诸门阙外罘ぜ。”参考诸书，当从屏说。又《五行志》：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罘ぜ在其外，诸侯之象也。则其为屏明甚。而或在门内，或在门外，则制各不同耳。《盐铁论》：“词堂屏阁，垣阙罘ぜ，”《董贤传》：“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ぜ甚盛，”《王莽传》：“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ぜ，曰：‘毋使民复思也。’”《後汉书·灵帝纪》：“中平四年二月己亥，南宫内殿罘ぜ自坏。”

　　《西阳杂俎》曰：“今人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ぜ，误也。《礼记·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庙饰也。’注云：‘屏谓之树，今桴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亦引《广雅》及刘熙《释名》为证。作书者段成式，盖唐时有呼护雀网为罘ぜ之目。故史言甘露之变，宦者扶上升舆，决殿後罘ぜ，疾趋北出；而温庭筠亦有“罘昼卷，阊阖夜开”之句矣。

　　罘ぜ字有作“桴思”者，《礼记·明堂位》注；有作“浮思”者”，《考工记》注，并见上，有作“罘ぜ”者，《博雅》：“罘ぜ谓之屏。”有作“复思”者，《水经注》：“象魏之上加复思以易观。”又云：“谯城南有曹嵩冢，家北有庙堂，榱栌及柱皆雕镂云矩，上复思已碎。”有作“覆思”者，宋玉《大言赋》：“大笑至兮摧覆思。”言一笑而垣屏为之倾倒也，若榱护雀网亦不足大也。陈氏《礼书》曰：“古者门皆有屏，天子设之于外，诸侯设之于内。礼，台门面旅树。旅，道也。当道而设屏，此外门之屏也。治朝在路门之外，天子当宁而立，宁在门屏之间也，路门之屏也。《国语》曰：‘上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寝门内之屏也。《鲁庙》疏：‘屏，天子之庙饰。’此庙门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猎，整设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晋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门之内，近右执法。’然则先王设屏非苟然也。”

　　○场屋场屋者，于广场之中而为屋，不必皆开科试士之地也。《隋书·音乐志》：“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故戏场亦谓之场屋。唐元微之《连昌宫辞》：“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

　　○豆《战国策》张仪说韩王曰：“五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姚宏注曰：“《史记》作‘饭寂而麦’，下文亦作‘菽’。古语但称菽，汉以後方谓之豆。”今按《本草》有赤小豆、大豆之名，《本草》不皆神农所著。《越绝书》：“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越绝书》亦非子贡所作。《汉书·杨浑传》：“种一顷豆，落而为萁。”○陉今“井陉”之陉，古书有作“钅开”者，《穆天子传》：“至于钅开山之下”是也，有作“研”者，《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有石研闻”是也。有作“岍”者，《晋书·石勒载记》：“使石季龙击托候部掘咄哪于岍北，大破之”是也。有作“岍”者，《晋书·胡奋传》：“顿军北”是也。有作“”者，扬子《法言》：“山之溪”是也。有作“径”者，李尤《函谷关赋》：“于北则有萧居天井、壶口石径，贯越代朔，以临北庭”是也。

　　○豸《庄子·在宥篇》：“灾及草木，祸及止虫。”“止”当作“豸”，古止、豸通用。《左传·宣十六年》：“庶有豸乎！”豸，止也。

　　○关关者，所以拒门之木。《说文》：“关以木横持门户也。”《左传》：“臧孙纥斩鹿门之关。”《吕氏春秋》：“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贾谊《新书》：“豫让曰：‘我事中行之君，与帷而衣之，与关而枕之。”《鲁连子》：“譬若门关，举之以便，则可以一指持中而举之；非便，则两手不能。关非益加重，手非加罢也，彼所起者，非举势也。”皆谓拒门之木。後人因之，遂谓门为关也。

　　《史记》谓拒门之木为关。《汉书·杨浑传》：“有奔车抵殿门，门关折，马死。”《赵广汉传》：“斩其门关而去。”《宋书·少帝纪》：“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踣之。”《王镇恶传》：“军人缘城得入门，犹未及下关。”《唐书·李训传》：“阍者欲扃锁之，为中人所叱，执关而不能下。”

　　○宙《说文》：“宙，舟舆所极覆也。”此解未明。《淮南子·览冥训》：“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高诱注：“宙，栋梁也。”似合。“宙”字从宀，本是宫室之象，後人借为往古来今之号耳。

　　○石炭今人谓石炭为墨。按《水经注》：“冰井台并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然之难尽，亦谓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精粗尔。北人凡入声字皆转为平，故呼墨为煤，而俗竟作“煤”字，非也。《玉篇》：“煤，炱煤也。”《韵会》：“煤，炱灰集屋者。”《吕氏春秋》：“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素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後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人攫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高诱曰：“煤室，烟尘之煤也。”《素问》：“黑如炱者死。”注：“炱谓炱煤也。”唐张祜诗：“古墙丹ぬ尽，深栋墨煤生。”李商隐诗：“敌国军营漂木[A081]，前朝神庙锁烟煤。”温庭筠诗：“烟煤朝奠处，风雨夜归时。”是煤乃梁上烟煤之名，非石炭也。崔铣《彰德志》作“悔”，“按《玉篇》、《广韵》并无“每”字。

　　○终葵《考工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礼记·玉藻》：“终葵，椎也。”《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马融《广成颂》：“终葵，扬关斧。”盖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耳。今人于户上画钟馗像，云唐时人能捕鬼者，玄宗尝梦见之，事载沈存中《补笔谈》。未必然也。《魏书》：“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则古人固以钟葵为辟邪之物矣。又有淮南王佗子名钟葵，有杨钟葵、丘钟葵、李钟葵、慕容钟葵、乔钟葵、段钟葵，于劲字钟葵，张白泽本字钟葵，《唐书》有王武俊将张钟葵，则以此为名者甚多，岂以其形似而名之？抑取辟邪之义与，《左传·定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终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魁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厄而起其斗。不知奎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魁为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异。

　　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乎今之应试而获中者皆不识字之人与？又今人以榜前五名为五魁。《汉书·酷吏传》：“所置皆其魁宿。”《游侠传》：“闾里之侠原涉为魁师。”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构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说文》：“魁，羹斗也。”赵宦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谓之魁。”其见于经者，《书·胤征》之“歼厥渠魁”，《记·曲礼》之“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後”。然则五魁之名，岂佳语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长帅之意。要非雅俊之目。

　　近时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义。古人以魁命名者绝少。《左传》有阝魁垒、卢蒲就魁，《吕氏春秋》齐王杀燕将张魁。

　　○桑梓《容斋随笔》谓：“《小雅》‘维桑与样，必恭敬止’，并无乡里之说，而後人文字乃作乡里事用。愚考之张衡《南都赋》云：‘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蔡邕作《光武济阳宫碑》云：‘来在济阳，顾见神宫，追惟桑梓褒述之义。’陈琳为袁绍檄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肃恭。’汉人之文必有所据，齐、鲁、韩三家之《诗》不传，未可知其说也。以後魏钟会《与蒋斌书》：‘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晋左思《魏都赋》：‘毕、昂之所应，虞、夏之馀人，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陆机《思亲赋》：‘悲桑梓之悠旷，愧蒸尝之弗营。’《赠弟士龙诗》：‘迫彼窀穸，载驱东路。继其桑梓，肆力丘墓。’《赠顾彦先诗》：‘眷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百年歌》：‘辞官致禄归桑梓。’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祁祁大邦，惟桑与梓。’《赠荥阳太守吴子仲诗》：‘垂覆岂他乡，回光临桑梓。’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陆云《答张士然诗》：‘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阎式《复罗尚书》：‘人怀桑梓。’刘琨《上愍帝表》：‘蒸尝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国名臣赞》：‘子布擅名，遭世方扰。抚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复彭沛下邳三郡租诏》：‘彭城桑梓本乡，加隆攸在。’文帝《复丹徒租诏》：‘丹徒桑梓，绸缪大业攸始。’谢灵运《孝感赋》：‘恋丘坟而萦心，忆桑梓而零泪。’《会吟行》：‘东方就旅逸，梁鸿去桑梓。’何承天《饶歌》：‘愿言桑梓思旧游。’鲍照《从过旧宫诗》：‘严恭履桑梓，加敬览榆。’梁武帝《幸兰陵诏》：‘朕自违桑梓五十余载。’刘峻《辨命论》：‘居先王之桑梓，窃名号于中县。’江淹《拟陆平原诗》：‘明发眷桑梓，永叹怀密亲。’则又从《南都赋》之文而承用之矣，”按古人桑梓之说，不过敬老之意。《说苑》：“常机谓老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邪？’常枞曰：‘嘻，是已！’”此于《诗》为兴体，言桑梓犹当养敬，而况父母为人子之所瞻依。

　　○胡咙《说文》：“胡，牛颔垂也。”徐曰：“牛颔下垂皮也。”《释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敛互物也。”《诗》：“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颔下垂胡。《汉书·郊祀志》：“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师古曰：“胡，颈下垂肉也。”《金日碑传》：“ㄏ胡投何罗殿下。”晋灼曰：“胡，颈也。”《张敖传》：“仰绝亢而死。”注：“苏林曰：“亢，颈大脉也，俗所谓胡脉也，”《後汉书》：“请为诸君鼓咙胡。”《太玄经》：“七为枯。”范望解：“谓唐胡也，”古人读侯为胡，《息夫躬传》师古曰：“咽，喉咙，即今人言胡咙耳，”○胡《说文》：“胡，牛颔垂也。从肉，古声。”《续汉·舆服志》：“圣人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是也。《诗》曰：“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颔下垂胡，故以为寿考之称。《诗》曰：“胡考之宁。”传曰：“虽及胡。”《谥法》：“弥年寿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陈有胡公，而蔡仲及周厉王名胡，似亦皆取此义。《考工记》：“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谓戈锋之曲而旁出者，犹牛胡也。《周礼·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当前疾。”注：“前疾谓驷马车辕前胡下垂柱地者。”《礼记·深衣》：“袂圜以应规。”注：“谓胡下也。下垂曰胡。”《方言》：“凡箭镞胡合嬴者。”郭璞解：“胡镝在于喉下。”则亦取象于牛胡也。又国名。今之胡姓，以国为氏，或以谥为氏者也。又与“何”字义同，如“胡能有定”、“胡然而天”、“胡斯畏忌”之类。见于经传如此而已。《史记·匈奴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而下文遂云“筑长城以拒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而《考工记》亦曰：“粤无，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春秋，北燕仅再见于经，而于越至哀公时始盛，以此知《考工》之篇亦必七国以後之人所增益矣。又虏者，俘获之称。《曲礼》：“献民虏者，操右袂。”《公羊传》：“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顾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仲连所谓“虏使其民”，韩非所谓“臣虏之劳”，而《戚夫人歌》所谓“子为王，母为虏”，东方朔《答客难》所谓“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者也。故汉高帝言“虏中吾指”，而骂娄敬为“齐虏”，戾太子骂江充为“赵虏”。《水经注》：“临淄外郭，世谓之虏城。”言齐王伐燕，燕王哙死，虏其民，实居郭，因以名之是矣。自南北朝以後，其名遂以加之北翟，亦习而不察也。

　　○草马《尔雅》：“马属，牡曰骘，扎曰舍。”郭璞注以“牡为殳马，牝为草马。”《魏志·社畿传》：“为河东太守，课民畜牛草马。”《晋书·凉武昭王传》：“家有草马生白额驹。”《魏书·蠕蠕传》：“赐阿那环父草马五百匹，”《吐谷浑传》：“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匆驹。”《隋书·许善心传》：“赐草马二十匹。”今人则以牡为儿马，牝为骤马，而唯牝驴乃言草驴。

　　○草驴女猫今人谓牝驴为草驴。《北齐书·杨传》：“选人鲁漫汉在元子思坊，骑秃尾草驴。”是北齐时已有此语。山东、河北人谓牝猫为女猫。《隋书·外戚独狐ヌ传》：“猫女可来？无住宫中，”是隋时已有此语。

　　○雌雄牝牡飞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鸣求其牡，诗人以为不伦之刺。然亦有不一者。《周礼》疏引《诗》：“雄狐绥绥”，走亦曰雄。《书》“扎鸡无晨”，飞亦曰牝。今按经传之文，不止于此。如《诗》：“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传》：“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庄子》：“猿偏犭旦以为雌。”《焦氏易林》：“雄大夜鸣，雄罴在後，”《晋书·五行志》：“吴郡娄县人家闻地中有犬子声，掘之，得雌雄各一。”《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皆走而称雌雄者也，《尔雅》：“鹩鹑，其雄皆牝痹。”《山海经》：“带山有鸟焉，其状如乌，五采而赤文，名曰奇余，是自为牝牡。”“阳山有乌焉，其状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为牝牡，名曰象蛇。”则飞而称牝牡者也。龙亦可称雌雄，《左传》：“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是也。虫亦可称雌雄，《列子》：“纯雌其名大腰，纯雄其名稚蜂”是也。介虫亦可称雌雄，《庄子》注，司马云：“雄者鼋类，雌者鳖类”是也，人亦可称雌雄，《管子》：“楚人攻宋、郑，今其人有丧雌雄。”《庄子》：“鲁哀公之言哀骀他曰：‘且而雌雄合乎前”是也。虹亦可称雌雄，《诗》疏：“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暗者为雌，雌曰虮”是也。干支亦可称雌雄，《史记》索隐：“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訾。日雄在甲，雌在子”是也，金亦可称雌雄，王子年《拾遗记》：“禹铸九鼎，择雌金为阴鼎，雄金为阳鼎”是也。石亦可称雌雄，《续汉·郡国志》：“夜郎出雄黄、雌黄”是也，符契亦可称雌雄，《隋书·高祖纪》：“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唐六典》：“太府寺置木契九十五只，雄付少府将作监，雌留太府寺”是也。箭亦可称雌雄，《辽史·仪卫志》：“木箭内箭为雄，外箭为雌。皇帝行幸则用之，还宫，勘箭官执雌箭，东上阁门使执雄箭”是也。草木亦可称牡，《周礼》：“牡辜”、“牡{艹鞠}”、《檀弓》：“牡麻”；《尔雅》：“牡[B113]”、“牡{艹赞}”、“牡茅”，《仪礼》注“牡蒲”，《史记·封禅书》：“牡荆”，《本草》：“牡桂”是也。车箱亦可称牝，《考工记》：“牝服”，正义云：“车较，即今人谓之平鬲，皆有孔，内令子于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谓之牝服”是也。管钥亦可称牝牡，《汉书·五行志》：“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月令》注：“键牡闭牝也。”正义：“凡锁器人者谓之牡，受者谓之牝”是也。棺盖亦可称牝牡，《礼记·丧大记》：“君盖用漆。”正义：“用漆者，涂合牝牡之中也”是也。瓦亦可称扎，《广韵》：“<瓦反>，牝瓦”是也。五藏亦可称牝牡，《灵枢经》：“肝心脾为牡藏，肺肾为牝藏”是也。齿牙亦可称牡，《说文》：“牙，牡齿”是也。病亦可称牡，《史记·仓公传》：“牡疝”是也。星亦可称牝牡，《天文志》：“大自在南，岁在北，名曰牝牡”是也。五行亦可称牝牡，《左传》：“水，火之牡也”是也。铜亦可称牝牡，《抱朴子》：“灌铜当以在火中向赤时，有凸起者牡铜，凹陷者牝铜”是也。若《淮南子》云：“北斗之神有雌雄，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而《隋书·经籍志》有《孝经雌雄图》三卷。《五代史·四夷附录》：“高丽王建进《孝经雌图》一卷，载日食星变，”不经之说，则近于诞矣。

创建时间：200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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