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作者：朱鸿召
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论，来上课的。”
这么一叫，会场上顿然就揭开了锅，欧阳山也就中止了发言。
第二次会议开了一整天，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讲完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是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不带任何强逼的性质，发扬艺术民主，大家心情特别舒畅，即使被“轰”下去，也没有怨言。
“投降”、“缴械”成主流
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历经艰险，突围逃难，回到延安，现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稍后，他发表在1942年7月19日至20日《解放日报》上的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真实地记述了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血战到底，冒险突围，从皖南经重庆到延安的艰难旅程。小说的字里行间表露了他的上述观点。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曾经是叶挺独立团成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左联”工作，创作大量文学作品，一度负责代表中共党组织与鲁迅联络。1936年秋受命到西安，在张学良部队从事特科活动。西安事变后，他到延安担任“抗大”一期教员。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和丁玲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他又受命到武汉出任周恩来秘书，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他被调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再到新四军总部。
吴奚如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马上引起朱德的严厉批评。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没有批评萧军，而是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此一时彼一时。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当时没有捉小辫子，吴奚如也没有反驳，也没有回话。可是，整风运动中，继中央研究院批斗出“托派”王实味后，接着就在中央党校批斗出“特务”吴奚如，证据就是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的小说。从此，开始了在思想上发现敌人，在文学作品里发现“特务”，用政治眼光审查文学，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
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还有一个讲话。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依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
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发言的最后，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这是用通俗的大白话，一语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其直接的影响，一则文艺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工农兵大众；一则文艺家们思想“投降”，精神“缴械”，对知识分子进行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
毛泽东口头答卷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
徐特立来晚了，没有座位，大家都让座给这位延安“五老”之一，可是他坚辞不受，自己转到靠墙边的窗户，伸手一撑，身体跃起，很轻巧地坐到窗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再摸出一截寸长的铅笔头，用舌头舔一舔铅笔尖，认真听讲记录。
整个下午继续发言讨论。罗烽赞成萧军观点，郑景康提出党对文艺工作还是不够重视。下午发言讨论到朱德为止，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现在前排当中紧挨毛泽东右边的是鲁艺文工团演员田方，他当时回家对妻子于蓝讲：“闭幕前宣布毛主席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但是，很多同志都那么谦虚，不好意思靠近毛主席去坐。我不怕，我就要坐在毛主席身旁!”
但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着丁玲。他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地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前排左起第七人的刘白羽，大个子，身量重，不小心一下子就把小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引得大家一阵轰笑，眼光都转向他。自己带相机站在一旁的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留下座谈会合影照的另外一个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合影的104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一起拟订的，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并且当时就已经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但代表名单上的人没有都参加，一种情况是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还有，名单上没有的人，自己跑去旁听了，正赶上第三次会议照相，就留下了身影，像方纪、郭小川就是。
会议先后分三次召开，有的人参加了前边的两次会，第三次会没有参加，合影时就没有，像吴亮平、吴奚如就是。
黄钢作为《解放日报》记者，参加了三次会议全过程，并作详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