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作者：朱鸿召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吵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会议开始发言还是比较和平的，笑声不断。长期带领“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负责人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在延安文艺界热衷演大戏、“关门提高”受到批评的舆论环境里，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很多慰问品。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
柯仲平曾经参加过“创造社”、“狂飙社”演剧活动，到延安后倡导街头朗诵诗，喜欢喝酒，留着一把大胡子，讲话嗓门很大，时常陶醉在酒的微醺与诗的沉醉境界里。他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前辈欧阳予倩之嗣子，上次会议没有发言，当时既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感到自己懂得太少，水平太低，在这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文化名人面前，没有勇气发言。开完会回到自己住的窑洞，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了勇气，他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毛泽东。“大概是建议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动员作家艺术家们到实际斗争中去，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没几天，他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正文只有一句话7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于是，这次会议就大胆地举手发言了。
他发言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甚至发两份光。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却更多。”所以，他提出：“前线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欧阳山尊1938年4月随上海救亡演剧队一队经山西、西安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后，调任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长期在前线工作。发言中他还说：“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感到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我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注意的倒是如何满足群众的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
他说话当中感到很紧张，也很激动，虽然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发言之后还是发现自己手上都出了汗。
不过，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显然感到很满意。
长篇大论被“轰”下台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
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此前，他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于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因为有过上次的交锋，并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他这次更侃侃而谈：“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胡乔木这么一说，曾经留学苏联，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长征到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编辑部主任、这时在中宣部工作的吴亮平，也站起来，驳斥萧军的观点。他讲的时间长一点，赞同萧军观点的人就打断他的发言：“你不要在那里讲课了，这里不是课堂!”
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
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因此，他主张普及与提高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
此前，1940年元旦前后，毛泽东数次约见张庚，提议延安也应当上演一些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并要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把戏演好。这样，延安戏剧舞台上才出现中外古今的“大戏”，鲁艺教学体制步入正规，由原来的6个月改制为3年，系科在原来的戏剧、音乐、美术基础上，增设文学系。毛泽东为该校废除旧题校名“鲁迅艺术学院”，重新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指责这是“洋教条”、“关门提高”，张庚心里不能理解，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位被“轰”下去的发言人，是欧阳山。
他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看到大家争吵得不可开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阐述到底什么是文学艺术，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等等，应当正本清源，讲讲清楚，避免不必要的无谓争吵，有效的讨论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大家站在一个认识平台上进行交流。
于是，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拉开了阵势道：“写什么，怎么写，首先要明确文学艺术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接着，他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讲起，谈到文学现实主义、阶级性、形象性、典型性等一系列问题。
开始人们还静静地听着，慢慢地会场上就出现了切切私语。大约占了近一个小时后，就有人高声喊道：“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他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