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朱理治与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
作者：吴殿尧 宋 霖
友好的使者
朱理治在驻朝办事处期间，同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建立了真诚的同志式的友谊，得到他们对办事处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金日成当时三十五六岁，精明干练，励精图治，有政治家风度，正忙于建党、建政、建军等工作，很注意团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因为早年曾在中国参加革命，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对朱理治说：“中国的事情就是朝鲜的事情，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还说：朝鲜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中国的解放也是朝鲜的解放，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由来已久。
每有陈云、李富春、李立三、萧劲光、朱瑞、刘亚楼这些东北的重要人物来，只要朱理治出面一联系，金日成都安排时间，亲自接待。原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也分别到平壤来过，金日成都盛情款待。
金日成比朱理治年轻五岁，待朱理治如兄长，在交往中不拘外交礼仪。电话中有时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同志那样互称，平易而亲切。他们聚在一起时聊天，很谈得来，能聊上很长时间，到了吃饭时间一起吃饭。金日成办事时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还给朱理治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向苏军要东西，第五批“礼品”就是他主动提醒朱理治去请求苏军支援的。
当时跟随朱理治的公务员金斗荣回忆道：
朱理治比金日成大几岁，金对朱理治非常尊重。他们之间几天就要见一次面，平时也多有电话联系。金的副官姓李，每次都是他先拨通电话，说：“委员长有电话找朱代表”。这边一般是我接电话，马上去请首长接听。有一次首长正忙，晚接了几秒钟，我听到那边的声音：“我是金日成啊，朱代表吗？”我赶快回答：“我是副官，首长马上到。”朱理治每次去金日成家，都是我提前打电话给他的副官，说朱代表要去见委员长，等那边做好安排我们才动身。有一次，金的副官来电话说：“委员长约朱代表明天打猎去，去成川郡打猎场。”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他们边打猎边谈。
朱理治和金日成两个家庭之间也有密切交往。金日成夫人金正淑不仅有经过战争锻炼的军人气质，还是个贤惠温婉的贤内助，有时金日成留朱理治在家里吃饭，她就亲自下厨房，待人热情且彬彬有礼。听说朱理治夫人苏菲从东北来了，她主动提出请苏菲来家做客。她和苏菲在一起时如姐妹一般亲切。1947年端午节那天，她又请苏菲带孩子到家里来一起包粽子，吃艾饼，给小孩子佩香包，插艾条和菖蒲。金正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949年秋天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因产后风不幸逝世。
朱理治同北朝鲜位居第二的领袖人物崔庸健也时常来往。崔庸健1922年流亡到中国，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六区队长，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被派到东北，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1933年任饶河工农义勇军队长，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二师参谋长，后任抗联第二路军参谋长。崔是朝鲜人民军司令兼民族保卫相（国防部长），他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丰富，和中国同志的共同语言也多。办事处有了从哈尔滨带过来的大米、猪肉、白酒，朱理治就吩咐往崔庸健家里送一点。崔的夫人王静是汉族人，待人和蔼可亲，会做菜，有时做出好吃的就派车给朱理治和办事处送过来。1947年9月27日，苏菲在平壤生第二个孩子，深夜难产，崔庸健派他的保健医生赶来救急，才化险为夷。这个孩子也是男孩，起名也照老大按出生地的办法，叫朱平壤。
当时国民党特务已发现“平壤利民公司”是中共的重要机构，还把大楼照片在汉城的国民党办的报纸上登了出来。为此，负责安全保卫的朝鲜内务局局长朴一禹对办事处的安全保卫非常重视。朴一禹，又名王巍，原是中共党员，在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担任过县委书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回朝鲜后，当选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出任干部部部长、内务局局长，1948年建国后出任内务相。他讲汉语和中国人一样流利，对中国非常有感情，性情豪爽豁达，一想喝酒了就到办事处来。朱理治不大爱喝酒，有时就找别人来陪。朴一禹派了位人民军的上尉金成烈常驻办事处，还部署保卫干部在办事处周围经常巡逻。朱理治到哪里去，需要的话，上尉金成烈就随行。金有特殊的出入证，去哪里都可以，他既负责出面联络，又负责保卫工作。
与朱理治经常联系、常到办事处来的还有：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他曾在延安炮校当过校长；海军司令李全武、东线司令卢哲庸，他们曾是新四军的干部；人民军总参谋长姜健，也是从延安回来的。他们到办事处来，见到中国同志，有回家的感觉，有时就留在办事处喝中国白酒，豪饮之后，唱上一曲朝鲜歌曲，或《延安颂》，又沉浸在共同抗日的岁月里。还有一些从延安或其他解放区回国的朝鲜党政干部，原来和朱理治并不熟悉，也主动找上门来叙旧，建立联系。
办事处曾举行酒会，招待苏联远东军驻朝鲜司令部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苏军将领。他们喜欢喝中国白酒，吃中国菜，每次都喝得高兴忘情，一些谈判桌上的问题也因此圆满解决了。办事处有人病了，就请苏军一位大校军医前来看病，因有好酒招待，医生也乐意来。
朱理治到朝鲜后，他原来的公务员杨希富调到了业务部门，由东北民主联军李红光支队长选派来一个小战士当公务员，叫金斗荣，朝鲜族人。朱理治习惯地管这种小兵叫“小鬼”。金斗荣生在平壤，16岁了还不大会说汉语，看见火车钻山洞，就说“火车钻大窟窿”。他善解人意，做事勤快，每天陪首长工作到深夜，比朱理治睡得还晚，办公室头一天不管搞得多乱，第二天一早准是干干净净。他既可做勤务，又可以当贴身翻译。朱理治特别喜欢他，不管多忙，都教他学写汉字，并告诉他：“没有文化不行，革命成功了还要搞建设，没有文化就做不了事。”没有课本，朱理治找来了一本《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始教，让他每天学写两个字，规定每个字写100遍，还要检查，对写得好的字画圆圈给以肯定。苏菲刚到平壤时也住办事处，也教小金写字。一天，金斗荣从外面回来兴高采烈地告诉首长，他在街上意外地遇上了几年不见的母亲。原来，他父母在光复后已经从东北搬回故乡，住在平壤郊区。朱理治听了也很高兴，几天后派车把小金的父母接到办事处见了面，还让办事处厨房的白师傅给做了四菜一汤，盛情招待，令两位老人非常高兴。临走的时候，朱理治还拿了100元（苏军的流通券）送给老人家。当地政府听说是八路军家属，给他家分了15亩水田，1头牛，2间房。可惜他的父亲在1947年夏天突然得病去世了，朱理治得知后，派办事处人员给买了棺材下葬。金斗荣回忆说：“当时一般老百姓死了买不起棺材，当地群众看了更觉得我在八路军了不起。”金斗荣在父亲去世后，把母亲接到了平壤城里。朱理治要办事处每月给老人送去一袋面粉，作为生活补助。办事处有什么好的副食，也想着给送去一点。这既是对军人家属的照顾，也体现了对朝鲜老百姓的一份感情。
朱理治在办事处时，工作非常紧张。金斗荣回忆说：“我跟着他晚间12点前没睡过觉。但是他也有爱好，抽时间也打打乒乓球。他还喜欢游泳，我们曾开车到牡丹峰下的江湾去游泳，那里江水碧绿，沙滩也干净。他还和我一起学开车。”朱理治不只自己学开车，还要求办事处的干部有机会都要学开车，多掌握一个本事。他还要求办事处的干部都要学俄语，安排时间让会俄语的李翻译教大家；为了发音准确，还请苏联军医在来办事处时给大家纠正错误。朱理治、苏菲和大家一起学，早晨见面互致问候，迎送苏军来客，都要求大家用俄语表达。一时间，学俄语在办事处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