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从胡适家书看胡适夫妇
作者：秦 诤
穷的不得了……我存在邮局共有一千元。这几个月来，我实在不就(够)用，去取点。这一次取了三百元把秀之。再这一次买了林家一百七十元家用东西。我一看存款上面只有五十元泉(钱)了。我心里狠(很)有点心痛。好容易存了有一千块泉(钱)，一下破产用光。我回想，用光也好，免得大家都说我有泉(钱)存银行……我搬家没有泉(钱)，我那(拿)了几件金器去当了一百五十元来应用。我不愿意开口向人去借泉(钱)，只怪自己不好，大(太)会用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江冬秀心胸比较开阔，在金钱方面不锱铢必较。有一次，胡适来信说家中失窃，又说身体不适。江冬秀复信，说失窃“只是一点小事”，而丈夫身体不适却使她“心里忧郁”。在金钱跟丈夫的身体之间，她一贯把后者看得更重。1922年底，胡适得了糖尿病，又闹痔疮；他的侄儿胡思永也得了重病。当时江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劝他少要薪水多休息：“学堂的薪水，我想一定叶(叫)他们改为半薪，你下学期决不能来京上稞(课)。我想劝你无论什么事，你都不要管，专门养病，把病养好。再多做事不为晚，又免了我替你们时时着急，天天但(担)忧你们的病。我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就盼望你叔侄把病养好。再照前五年的那个精神，我就可以算我做人对得住上人，对得住儿女。不言(然)我想想一点对得住上下与你的事都没有(一点)。”胡适一边教书，一边帮商务印书馆看稿子，江冬秀也表示坚决反对，力劝胡适不要“带病做工”。
第二，作为母亲，江冬秀不会培育孩子。胡适跟江冬秀生有二子一女：长子祖望(1919－)，女儿素斐(1920－1925)，次子思杜(1921－1957)。江冬秀教育长子的方法非常简单。在一封家书中她是这样写的：“祖望，你还不写信来给我。快写信来!你好好的读书，不听话我回来要打你呢。我出来带好东西给你。妈妈四日。”对思杜的教育当然也不成功。1940年11月9日，竹尧生写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小三(即思杜——笔者注)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我们不知道思杜究竟染上了什么恶习，但江冬秀在同年9月27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经谈到思杜曾让邻居吴家的女仆怀了身孕，因孕期已经八月，找旧产婆打胎未果，婴儿活着，女仆病危，送进了红十字会抢救。思杜想跳黄浦江，被警察打了几拳带回了家。江冬秀感到最对不住的是5岁夭折的爱女素斐。由于治疗不及时，她由肺炎转成了肺痨和脊骨炎，终成不治之症。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忏悔道：“我们不容易，两个孩子养的这样大。想启(起)女儿，完全(是)我害死了他。”当然，素斐早天并非江冬秀一人的过失。对于女儿的死，胡适也有负罪感。他在1927年2月5日致江冬秀信中说：“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罪过。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所以有这样的事。”
第三，在家庭生活中，江冬秀对胡适干扰最大的莫过于打牌。据胡适友人回忆，“她家里麻将之客常满，斗室之内，烟雾弥漫。”虽然江冬秀打牌赢比输多，增添了家庭收入，聚众打牌又有吓跑“梁上君子”的效果，但毕竟破坏了胡适的工作氛围，致使胡适临终之前还想购房搬迁。
在胡适家书中，有江冬秀承认自己喝酒打牌太多的函件：“昨晚酒吃大(太)多，今日害酒病了……我今天晚饭有两家请，方太太、洪太太。我(今晚)酒吃大(太)多，到方家吃了五大杯白兰地，(到)洪太太(家)又吃两杯白兰地，吃了六、七杯高粱酒。十多年吃酒没有这样醉过了，还打了八圈牌，都是瞎打。两点钟再(才)回来，输了十二块泉(钱)。……我去年自成(从)你走知(之)后，到现在今年共输一百元了，可气不(可)气!今年在家里我一次没有来过牌，出去应酬三次，大输而回。我现在心里实在难受的不得了……”
在胡适家书中，也有胡适希望妻子节制牌瘾的函件。1938年5月5日，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前夕远隔重洋修书，规劝妻子不要多打牌。
有意思的是，在胡适的家书中，我们还读到了一封江冬秀劝胡适戒赌的信。信中说：“你的身体狠(很)好，我狠(很)高兴。不过我听见人说你在上海同一班狠(很)阀(阔)的人在一块儿，天天赌泉(钱)，(跟)阀(阔)老爷、太太、小姐门(们)天天在一块大玩大赌，来狠(很)大的牌，狠(很)大的牌九。有狠(很)多朋友送你几千块泉(钱)，把你过年用。这件事可是当真的吗?”她似乎还担心胡适在其他方面越轨，在同一封信中警告胡适：“别的事是真是假，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把身体弄坏了，就是你一身(生)的痛苦，害老婆儿子。到那个(时)日子，就不容易过了。”现在看来，江冬秀听到的传言不很可靠。胡适虽然不是完人，但毕竟没有“天天赌钱”的恶习；结婚之后，虽有情人，但并没有出入风月场所的证据。
作为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胡适跟一个来自乡间且无文化的小脚女人厮守，双方在观念上自然不会没有鸿沟。特别在婚恋观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胡适跟江冬秀自然难于契合。1926年7月，胡适准备离京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临行前却发生了一场家庭风波，导因是江冬秀坚决反对胡适为徐志摩和陆小曼做媒。为此她跟胡适大吵了几天，使胡适大为伤心。其实，江冬秀对胡适为徐志摩保媒如此反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徐志摩有一位原配夫人张幼仪。江冬秀深恐胡适步徐志摩的后尘，所以才会对胡适做媒一事作出过度反应。
不过，总的看来，对于胡适跟异性交往，江冬秀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明。胡适存留在大陆的档案内有不少痴情女子写给他的情书，其中不少还是江冬秀协助整理的。当然，她强烈反对过胡适跟表妹曹诚英之间的恋情，也曾对胡适跟学生徐芳以及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的关系起过疑心，但胡适做了解释之后家庭生活仍然风平浪静。1939年8月14日，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劝他跟徐芳断交。胡适在同年9月21日的复信中表示：“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他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同年9月2日，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又满怀醋意地说：“我想，你近来一定有个人，同你商量办事的人，天上下来的人。我是高兴到万分，祝你两位长生不老，百百岁。”这当然是江冬秀的揣测，但恐怕也是“无风不起浪”。她怀疑的这位“天上下来的人”，无疑就是胡适的美国女友韦莲司。她甚至违心地建议胡适“讨一个有学问的太太”。但胡适在同年10月12日的复信中信誓旦旦地说：“冬秀，你这话全猜错了。我在这里，身边没有一个人，更没有女人……我是孤另另(零零)的一个人，每晚上总是我一个人最晚一个去睡。”胡适的这封信，让江冬秀吃了一粒定心丸。夫妻之间又重归于好。
由于文化水平悬殊，江冬秀自然不可能成为胡适事业的继承人，但胡适去世之后，她出面编辑出版了《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和厚厚十大函三十册的《胡适手稿》影印本。为了维护胡适的著作权，江冬秀还曾跟侵权者对簿公堂，但由于当时台湾对于版权法执行并不严格，对违法的惩处也过于宽松，结果似乎并不理想。诉文星书店的案子，法院拖了一年多，官司连一审都没有宣判。不过，作为胡太太，她毕竟尽了一个未亡人的应尽之责。
胡适晚年时曾以“过来人”的心情总结过他跟江冬秀结合40余年而终于不弃的经验。他说：“我认为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没有建造和建设的才能。人家是把恋爱谈到非常彻底而后结婚，但过于彻底，就一览无余，没有文章可做了。很可能由于枯燥乏味，而有陷于破裂的危险。我则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我和太太都时时刻刻在爱的尝试里，所以能保持家庭的和乐。”显然，这就是胡适对他婚姻生活的最终总结。胡适夫妇虽然没有达到“伉俪兼师友”的境界，但毕竟相互搀扶着走过了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