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从胡适家书看胡适夫妇
作者：秦 诤
主婚人是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当时胡适已经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据胡适书信，当年10月他的月薪已由260元增至280元。他在北京的开销，每月伙食费只需9元，房租只需3元，因此有了足够的钱成家。新人用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胡适在致词中强调要破除旧式礼节。这次结婚胡适在老家前后共住了45天。
1918年2月初，胡适从老家回到北京。蜜月期间，他共写了5首新诗，合并成为一组《新婚杂诗》，发表在同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其中第5首写的是：“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外亲切!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新婚杂诗》的确表现了新婚夫妇的闺房之爱，但同时却掩饰了胡适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新婚杂诗》刊出17天之后，胡适在给挚友信中十分坦诚地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岂意反此以令堂上介意乎!”从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中，我们才了解到他之所以同意跟江冬秀结合的真实心态。
在现存的江冬秀书信中，虽然谈的大多是家庭琐事，但在字里行间常流露出对胡适的思念、牵挂。特别是胡适婚后一度到南方养病，1927年至1930年又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跟江冬秀一度分离，这段时间的往返书信更是鹣鲽情深。现摘录1923年11月21日江冬秀致胡适函一封，借一斑以窥全貌，错别字和不通的文句保持原貌：
你前两星期给我的信，你说十三四大概可以动生(身)，你叶(叫)我不必写信把你，故我就没写信把你，但是你到今天也没有回京，也没有信把我，叶(叫)我这四天心里着急的不得了。还是你又发病了，还是有另(外)的原(缘)故?我日晚挂念和着急。你这一次离京，我没有一天心里不发愁。加只(之)你每次叶(叫)我盼望和着急，这是怎样说发(法)呢?……高(梦旦)先生说你到上海再不能住了，说你这一尚(向)又没有一(以)前的身体好了。我今天听见他说你的身体不狠(很)好，我心里好比刀割一样。无论如何，我求你见我的信就赶快回京为要。我病了三天了……
唐德刚先生在谈到江冬秀的自传时曾说：“我细细咀嚼，真是沾唇润舌，余味无穷。它的好，就好在别字连篇，好在它‘不善述文’，好在她无‘咏絮’之才!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我想，对江冬秀的上述书信，也应作如是观。
“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
从1917年底结婚到1962年2月24日胡适猝然去世，他跟江冬秀共同生活了45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之间可以说是甘苦并尝，感情之间有磨合之处，也有无法填补的鸿沟。归纳起来，胡适对妻子的感激和欣赏之处有三点：一是江冬秀在生活上对他的照料，使他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二是江冬秀不想要他做官，使他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三是江冬秀一生不信神鬼佛道，这一点跟他的行为哲学非常默契。
作为妻子，江冬秀对胡适日常生活的照顾还是比较细致的。她烧得一手好菜，特别是会做胡适最爱吃的徽州“塌裹”(馅饼)，使胡适能一饱口福。胡适开“夜车”，她也会预备好皮蛋或鸡蛋当宵夜点心。江冬秀不但在结婚前苦等了胡适13年，婚后夫妻也有不少离别的日子。特别是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有整整4年只身在美国出任大使，把江冬秀和孩子留在兵荒马乱、战火频仍的国内。抗战时期，百物腾贵。江冬秀带着儿子逃难，实属不易。她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两上两下的房子，要房金乙(一)百廿五元一月，还要先付两个月。又还要乙(一)千五百元顶(定)费，只好租不成了。”由于时局不宁，生活动荡，江冬秀身体大不如前。1940年10月6日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写道：“我今年有老意的样子来了。身体不及早两年了，年岁不尧(饶)人，老了。我从(在)这三年多，玩的地方一处没到过，在家也长长(常常)的一身病。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多。”但是，就在兵荒马乱的危急关头，江冬秀仍然妥善保管了胡适的藏书。胡适1939年4月23日致江冬秀信中满怀感念之情地写道：“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从这个事例也可以反映出江冬秀身上超凡脱俗的一面。
规劝丈夫脱离政坛漩涡，是胡适对江冬秀的特别欣赏之处。1938年9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同年10月13日，江冬秀在信中规劝胡适“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并恨自己不能多助他一点力。胡适阅后非常感动，在同年11月24日的复信中发自肺腑地写道：“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徐)新六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1940年4月，国内传出胡适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有人向江冬秀道贺。江冬秀立即致函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的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雹)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念)头上。”1947年3月5日，蒋介石致函胡适，推定胡适为国民政府委员。胡适去南京见蒋介石之前，江冬秀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做官。”胡适接受了太太跟其他一些友人的规劝，两次恳切陈辞，坚辞国民政府委员，迫使蒋介石于4月19日复电照准。江冬秀不但不愿意胡适为官，也厌恶儿子从政。小儿子思杜想学政治，江冬秀写信告诉胡适：“小三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
胡适跟江冬秀都不迷信。胡适的父亲深受理学家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影响，历来与僧道无缘。12岁时，胡适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13岁那年正月，胡适甚至想把绩溪中屯村口三门亭的几个泥菩萨抛到茅厕里去。在这一方面，江冬秀的性格可说是跟胡适十分相投。在胡适与江冬秀的通信中虽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胡适在晚年谈话中却夸奖江冬秀：“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
“你可以放心，
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当然，胡适的家庭生活中也有诸多不和谐因素。从胡适夫妇的通信归纳，江冬秀的毛病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作为主妇，江冬秀太会花钱。这一点她本人也承认。在一封家信中江冬秀写道：“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