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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三代中央领导视察三峡
作者：魏廷琤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兴建三峡工程
从1984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带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为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进行开工准备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舆论也有了反对的声音；重庆市也对原来的150米方案提出意见，建议三峡工程采用180米方案，以便万吨油轮可以直达重庆。
1986年5月，为慎重决策，当时的国务院领导率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是兵分两路，国务院总理带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润生、林乎加、杨汝岱、关广富等，从北京经湖北到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李伯宁、黄友若和我，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5月29日，两队人马在万县会合，一起从万县坐船到宜昌。中午登上中堡岛，查看坝址地形，听取了有关水电专家的汇报。下午又冒雨考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看望了水电职工。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同时确定了具体的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与全国人大、政协通气。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随后水电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任组长，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89年5月，在14个专家组412位专家两年8个月的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推荐方案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影响了三峡工程的进展，延迟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尽管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仍十分重视。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葛洲坝工地和荆江进行考察，了解长江防洪问题。同时，还视察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我向他汇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他向我们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我们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从事三峡设计科研工作的人员以极大的鼓励。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我们更好地工作。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和一些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这个提案经王任重转给江泽民。江泽民对这一提案极为重视，4月5日批转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几天之后，李鹏即在此件上作了批示。
在江泽民、李鹏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下，1990年7月国务院在首都宾馆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会上，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重新编制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再报请国务院正式审批。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1992年2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我列席了这次会议。那时，我正陪着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考察三峡，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讨论三峡问题。会议由李鹏首先汇报了有关情况，姚依林、乔石、李瑞环、薄一波、杨尚昆、万里等同志先后发言。这次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上午汇报，下午讨论，最后由江泽民讲话。江泽民说，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提出来要建三峡，后来小平同志极力主张建，看来还是有根据的，经过论证，应该提交全国人大。江泽民讲得很风趣，他还引证了一段歌德的长诗，大意是讲修建这个工程以后，造福一方群众，使他们安居乐业。这样就确定了由国务院提出意见，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这样，经过认真准备，1994年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长江二次截流（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实现长江首次截流），第二期工程开始。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三峡工程已步入新纪元。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