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陪三代中央领导视察三峡
作者：魏廷琤
60年代末，由于缺电非常严重，水电部经过研究提出上三峡工程，湖北省委也向中央写报告，建议三峡工程上马，但未被毛泽东采纳。1970年，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又向中央提出先上葛洲坝工程。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因此，当周总理征求林一山的意见时，林一山不赞成先上葛洲坝工程，主张先上三峡工程。1970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讨论通过了先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12月2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同意先兴建葛洲坝工程。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恩来的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在毛泽东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尚未作出先上马的修改设计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了。
葛洲坝工程在建设中，由于准备不足，由于未按正常建设程序施工，工程质量出现了不少问题。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指定由林一山负责，袁宝华、谢北一、张体学、钱正英、王英先、马跃骥、沈鸿、廉荣禄等参加，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工程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经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充分讨论，决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设计。
从1972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长期驻葛洲坝工程工地，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领导下，与曹乐安、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进行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1974年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年底工程重新开工。
邓小平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全国包括华中缺电越来越严重。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
1980年3月，我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他据此写了一篇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份反映材料。邓小平可能也看了这份材料，决定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实地考察。
7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我，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我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我以丹江口水库为例，详细加以说明：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1/2,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邓小平听后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我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
当船行经瞿塘峡进口时，邓小平见两岸山势陡峻、江面很窄，问我为什么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我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要布置大规模的溢流坝，水电站装机容量达2000多万千瓦，机组台数很多，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公里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水能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坝址地质条件不好，三峡河段航道也不能得到根本改善，因而不宜选在此地。
船行进到三峡以后，邓小平又要身边的人将我叫到船头会议室，一边观看两岸风光，一边和我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我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了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我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得16亿元。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以后比较满意。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邓小平乘船到江陵市。在经过荆州时，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对当时所采取的防洪除涝措施做了详细了解。他指出，洪水淹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这种严重的威胁。他对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洪水的功效十分注意，对于两岸分洪区的安全措施也十分关注。他对我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邓小平对修建三峡工程后船只航行有无影响也很关注。当他了解到修建三峡大坝以后航运不致受到阻碍，而有利方面是主要的，他放了心。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在会上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1980年7月邓小平三峡之行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到过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我当时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接待过许多来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的领导同志。这时，着手建设三峡工程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