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随父亲陈昌浩去苏联
作者：陈祖涛
经受战争的洗礼
不久，战争打破了我们宁静的学习生活。1941年6月22日上午，儿童院突然召集全体学生集中听广播。在广播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诉全体苏联人民：德国背信弃义，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分三路入侵苏联。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动员起来和德国法西斯作殊死的战斗，保卫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由于战争的突然降临，我们的生活被打乱了。平时笑容满面的老师们变得神色严肃，焦虑中透着紧张。院长满怀悲愤地向我们宣布：德国鬼子向苏联开战了，我们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一定能将德国鬼子赶出去，同学们要安心学习，不要慌张。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恨透了可恶的德国鬼子，像毛岸英等大一点的孩子都要报名参军，但被苏联政府拒绝了。理由是：你们是各国革命者的后代，我们要保护你们的安全。不过同意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可参加苏联红军后备军或苏联民兵团。参加了后备军的同学每天都要参加射击、骑马、行军、防毒、救火等军事训练，虽然很累，但大家都咬着牙坚持到底，没有一个人掉队。在儿童院里，老师组织我们16岁以下的孩子们在宿舍和教室的窗户上贴上米字条，在楼房顶上安排人值班，观察德军飞机的空袭，并对我们进行持枪、操枪等基本军事技能的训练。
伊万诺沃是苏联重要的纺织工业城市，战争爆发后，伊万诺沃所有的工矿企业转入战时体制，生产军工产品。我们儿童院的孩子在上前线的要求被拒绝之后，积极参加制造枪支、炮弹、燃烧瓶及挖反坦克壕等活动。女孩子们也到当地的服装厂、被服厂、医院参加缝制军衣、护理伤员等，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由于形势危险，共产国际批示准备将国际儿童院由伊万诺沃撤到苏联的大后方——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因为是撤退，所以除了必需的随身物品外，院长决定将其余物品全部送给当地的居民。但由于苏联红军的英勇顽强，德军的进攻严重受挫。这样一来，上级又决定儿童院不再搬迁了。
但由于搬迁前的疏散，儿童院里什么也没有了，成了一个空壳。另外，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儿童院交由苏联红十字会管理。在“一切为了前线”的特殊时期，红十字会能提供维持我们生命的物资，继续我们的教育已是相当不容易了。即使这样，苏联政府在物品配给方面还是给了我们一点优惠。苏联老百姓每天300克面包，而我们每天500克，除此之外，每天还有一小块奶油。随着战争的进展，后来连这一点优惠也都没有了，我们面临着空前的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儿童院号召我们行动起来，进行自救。首先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土豆是苏联的主要食品之一，种植容易，管理简单，产量较高。因此我们就在离儿童院七八公里的一个地方种土豆。每班一块地，我们按老师的指导把土豆种下去，眼巴巴地看着它从淡绿色的小芽长到枝叶繁茂。土豆长成的时候，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到地里值守。每次去的人都带一个铁皮桶和盐，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到桶里煮熟，然后剥去皮沾着盐吃，直到肚子胀鼓鼓的为止。对我来说，这就是最美的晚餐，一次吃饱两天不饿。除了土豆，我们还在儿童院里种了一些蔬菜水果，如大白菜、胡萝卜和草莓等。
自救的第二件事就是伐木。苏联的冬天非常寒冷，原来儿童院里有很好的供暖系统，也不用操心烧锅炉的煤和木材问题。但自从德军占领顿巴斯煤矿后，整个莫斯科地区的煤炭供应基本断绝了，我们的木材供应也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儿童院要求我们行动起来，自己到树林里伐木，解决燃料问题，并且还给我们定了任务，每人每天要完成一个立方。我们这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从来没有伐过树，就凭着一股冲劲，扛起斧头，驾着马车，就来到了大森林。但砍树根本不是想的那么简单，脸盆粗细的树干，我们抡起斧头就砍，可干了半天，一个个手上打起了血泡，累得趴在雪地里，一棵树也没有砍倒。我们几个人边合计，边摸索，慢慢找到了规律。最后，一棵棵树终于倒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先砍去枝叶，再将主干截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将其劈成块。当我们赶着装满劈柴的马车欢快地向儿童院奔去的时候，仿佛是打了大胜仗一样。从此以后，儿童院的燃料问题就可以靠我们自己解决了。
紧张充实的大学生活
1945年5月，我和张芝明（张太雷之子）等几个同学读完了十年级，马上就要考大学了。考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才能既满足自己的个人爱好又能将来为祖国服务？我们去征求已经考上大学的儿童院同学的意见。蔡博（蔡和森之子）建议我们考钢铁学院，于是刘允斌和张芝明去了。张玛娅（张琴秋与沈泽民之女）建议我考航空学院，李特特（李富春与蔡畅之女）要我考她所在的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这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创办的一所综合性的半军半民的学院，是全苏联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工科院校，有着200年的历史，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没有相当的水平是不敢报考的。原来我是想听玛娅姐姐的意见学航空，但鲍曼的吸引力太大了，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支配着我，要考就要考最好的，我在最后一分钟决定，报考鲍曼最高技术学院。
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录取通知书。可是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是一所半军工性质的院校，机械系里的坦克、仪表、火炮以及后来的核能等专业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我报考的是机械系，学校把我分到了焊接专业。当时我没有经验，就去了焊接专业。但上了一个月的课之后，我发现这个专业不适合自己。我了解到学校对转专业要求不是太严，于是找到系主任支维列夫提出转专业的要求。他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并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转到了机床与工具专业。
我在莫斯科读大学的时候，苏联刚刚取得二战的胜利，仍面临着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特别是物资供应紧张，食品短缺。而且1946年苏联又遭遇了一次历史性的灾害天气，粮食歉收，这使得本来就紧张的食品供应雪上加霜。我们再次面对饥饿问题。在儿童院的时候，饥饿问题还可以靠土豆解决，但莫斯科没有地方种土豆，儿童院也不再管我们。当时我们的生活来源有两个：一是学校的助学金，二是苏联政府配给的每天500克的面包。学校的助学金少得可怜，一年级270卢布，二年级300卢布，后来逐年上涨，五年级可达到500卢布。但黑市上的土豆一公斤就要70卢布，这就意味着我们一个月只有四五公斤的土豆。那时候我18岁，正是能吃的时候，所以每天都饿得心里发慌。为了充饥，我们几个人去莫斯科河码头帮别人卸土豆，每次可赚回几十公斤土豆，这些土豆称得上是救命豆。另外还有穿的问题，我们没有钱，买不起衣服，身上穿的是离开儿童院前发的那两套衣服，我脚上的皮鞋也开了个大口子，脚趾头都露在外面，实在是太寒酸了。
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1946年蔡畅同志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路过莫斯科，专程来看我们。当看到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了解到我们极端困难的境地时，她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回国后她立刻向中央汇报了我们的境遇，中央对我们这些在苏联学习的孩子及时给予了关怀和帮助。
大学生活紧张充实，我在政治上也逐步成熟了。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人民中，忠于祖国，热爱苏联共产党，努力工作，认真学习的教育在全社会有完整的体系。我从小就在苏联，一直长到成人，系统地接受了这种正规教育。在我的思想里，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积极靠拢党组织，积极争取加入苏联共产党是我努力的方向。1950年，我22岁了，即将大学毕业，我正式向系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系党组织的负责人找我谈话，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参加区里组织的业余马列主义学院的学习，相当于中国现在的业余党校培训；二是到区里当业余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