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以挖苦始，以钦佩终
作者：孙国林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1943年3月10日，由凯丰倡议，以中央文委和中组部的名义，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有50位党员文艺家出席。刘少奇、凯丰、陈云、周扬等出席并讲话。凯丰讲《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他说：现在要下乡，实践新的文艺方向，要打掉做客观念和文化人架子。凯丰还讲了下乡的困难，下去注意什么，对下乡文艺工作者的希望等问题。会后，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深入工农兵的热潮。3月22日，凯丰在中央文委召开的戏剧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内容是抗战所需要的，形式是群众所了解的——提倡合于这个要求的戏剧，反对违背这个要求的戏剧，这就是现在一切戏剧运动的出发点。”进一步阐述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通过实践检验和切身体会，凯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由衷的敬佩。这年4月，凯丰致信毛泽东，提议在“五·五”学习节时集中宣传一下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回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因我的体系尚不成熟”。凯丰还提议：本年12月为毛泽东50华诞，搞一些庆祝活动。对此，毛泽东断然拒绝，说：目前是内外困难时候，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凯丰肩负着这方面工作的统筹运作重任。5月27日，中央对1943年的翻译工作作出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的翻译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指定凯丰负责，吸收博古、洛甫、杨尚昆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在凯丰的领导下，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遇到了麻烦。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上又公然反对毛泽东，拒绝投他的票。毛泽东出于对凯丰关心，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在5月24日一次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引导、解释，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毛泽东亦感惋惜和无奈。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出两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紧急开赴东北，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东北局，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该报出刊一周年时，凯丰致信毛泽东，请求题写报名。毛泽东欣然题写并回信：
凯丰同志：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毛 泽 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延安鲁艺于1946年上半年迁到东北后，凯丰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学院的建制、机构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他都给以指导。1947年7月4日，凯丰还专门来校讲话，肯定鲁艺在东北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1948年4月，凯丰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磨擦。为此，高岗2月26日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27日）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由于和高岗之间的磨擦，凯丰在工作中困难重重。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年的12月，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因编“毛选”暂离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毛泽东特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这样，凯丰的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工作，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还把许多要件批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1954年写的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受信人就有凯丰。
后来，凯丰因病逐渐难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24日，中央办公厅在《人民日报》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同志因病在1955年3月23日12时55分于北京逝世。何凯丰同志灵柩停在沙滩松公府夹道10号原北京大学旧址孑民堂内，定于24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举行吊唁，27日上午10时开追悼会，11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追悼大会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主祭，陪祭有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2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凯丰追悼会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