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以挖苦始，以钦佩终

作者：孙国林

　　这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是，凯丰在文章中又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1937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说完，毛泽东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等，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在中共长江局、南方局
　　
　　1938年3月，凯丰被派往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为党的总书记，还企图把武汉搞成第二中央，有时，竟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他的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周恩来和凯丰的并肩反对。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11日逃到武汉。奉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做了耐心而紧张的批评和挽救工作。在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凯丰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在纪念“五·一”和抗战二周年时，他都著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会，凯丰都出席并讲话。他还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的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此时，尽管凯丰不在延安，没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月，凯丰在纪念《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集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团结抗战的意义》的报告。9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国统区的党组织（敌占大城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南方局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进行研究和布置，决定由周恩来、凯丰负责南方局文委的工作。在以凯丰为书记的南方局文委的组织领导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一直在斗争中健康发展。凯丰与郭沫若、田汉、阳翰笙、老舍、徐悲鸿等文化名人，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传达党的指示，并且通过他们指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营救一些进步文化人。凯丰还指导《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的编辑出版，在发展进步文化，促进创作和团结文化人方面，投入了很多心血。在周恩来和凯丰的帮助下，11月间，以郭沫若为首，在重庆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团结大批著名文化人，成为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化的活动中心。11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博古、凯丰立即回延安。凯丰回延安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后，他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凯丰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学的筹建（1941年9月22日开学）等工作。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也为翌年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中包括凯丰在内的28个人发言，或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或谈认识，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工作会议，集中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凯丰出席并发言。会后，张闻天痛感过去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心补上这一课。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他率农村调查团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到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长达一年多。这期间，凯丰担任了中宣部代部长，全面负责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2月8日，延安干部大会召开，由凯丰主持会议。他先讲了开会的宗旨，接着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3月16日，凯丰任代部长的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相连，反映党的工作；4月3日，中宣部又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18个必读文件（后又增加4个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在延安整风运动普遍开展的同时，从3月下旬起，毛泽东开始准备解决文艺界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思想混乱等与革命不协调的问题。毛泽东与凯丰等找了几十位文艺家谈话。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毛、凯二人联名（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人联名召开会议）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由凯丰主持，会中许多问题由他处理，许多后续性工作也由他部署。
　　为了更好地领导整风，5月下旬，中央成立了总学委，其成员是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这年秋天，毛泽东邀集凯丰、陈云、博古等到他的窑洞，谈整风运动的指导问题，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这话也表明了凯丰当时的重要地位。中央总学委分工，凯丰负责指导中央文委系统和延安学校的整风，包括中央研究院、鲁艺等。6月2日，中央总学委又作出决定：由凯丰领导一个班子，负责以文章形式公开解答在学习整风文件中提出的问题。这个班子的成员有陆定一、胡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后来在《解放日报》上开辟“学习”专栏，陆续刊出他们写的十几篇高水平的文章，凯丰发表了《如何打破教条主义》。6月8日，中宣部发出指示，要求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并提出五条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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