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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在俄罗斯政经改革中的曲折历程
作者：王素莉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迅速崛起的俄罗斯共产党
1990年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苏联共产党（以下简称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主张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苏联开始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各类政党一时蜂起。俄共成立于1990年6月，拥有680万党员，是苏共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1991年“8.19”事件后的第四天，叶利钦发布禁共令。下午，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次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解散。25日，叶利钦宣布暂停俄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解散其组织并没收财产。
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就37名俄共代表提出重新审理叶利钦“禁止俄共案”作出裁决，认定叶利钦解散俄共基层组织属违法，同时判定俄共有权享有苏共部分财产。1993年2月，俄共召开重建与联合大会，原俄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当选为俄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月，俄共获准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重建后的俄共宣布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布）——联共（布）——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和“作为人类历史未来的共产主义”为目标。十几年来，在原苏联和东欧地区，俄共成为一个始终保持共产党名称，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纲领最完备，组织机构最健全的党，并在1993年、1995年和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两次占据第一大党地位。
俄共的迅速崛起，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走入困境的政治见证。在一般俄罗斯人眼里，激进自由主义改革是叶利钦时期掠夺式私有化的代名词。1991年7月1日，俄罗斯颁布《国有企业私有化法》。1992年1月2日，盖达尔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开始实施“休克疗法”改革：取消计划管理，全面放开物价和外汇管制；减少补贴，增加税收，提高利息，紧缩财政和信贷；出售国有企业和搞股份制改造，实行私有化。当时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似乎只需半年，俄罗斯就可以走上自由与幸福的天堂。然而严酷的现实是：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6%，工业生产下降70%，人均实际收入下降50%，肉牛和奶牛产量下降75%，粮食生产下降55%，投资减少75%；内外债累积一度达到2250亿美元。在社会溃败的废墟上腐败之风蔓延，两极分化严重。1999年，俄罗斯人均月工资仅合54美元，而退休金只相当于23美元。一批迅速暴富的“新俄罗斯人”，在1995年仅个人消费这一项，就花去了45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一年用于国防需要和军队开支的好几倍。金融寡头阶层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急剧增长。1993年2月，俄共恢复组织活动后，4月，党员人数增加到68万；12月大选中，争得45个议席，成为第五大议会党团。久加诺夫抨击：资本主义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其摆脱困境。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也呼吁：俄罗斯必须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恢复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各地相继建立起一大批左派政党和团体，他们重新联合、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久加诺夫总结斗争经验后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一致，不能是各种政党和集团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形式上的联合，也不是靠把它们的理论纲领加以折衷，而只能靠从当前客观条件出发的正确的具体纲领。1995年1月，俄共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最低纲领，规定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建立广泛联盟，通过议会途径使这个联盟掌权的战略任务。会议提出“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的行动口号，制定了俄共议会党团应当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工作的策略方针。12月17日举行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中，俄共获得157个代表席位，占三分之一强，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是俄共进入鼎盛时期的明显标志。以俄共为主的议会反对派作为社会贫困阶层的代表同总统权力集团的抗衡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主要内容，俄共也成为现政权强有力的竞争者。
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叶利钦以微弱优势击败久加诺夫，但是俄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拥有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却不容忽视。关于选举失利的原因，俄罗斯政治学家及各国学者的主要看法是：俄共的竞选纲领不切实际，没有给选民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俄共竞选资金不足；久加诺夫本人缺乏领袖魅力；叶利钦利用执政地位，在竞选中采取了俄共所缺乏的各种有利手段等等。实际上，在整个选举中，社会心理也是一个重要变量。俄罗斯大多数选民中普遍存在既留恋过去曾经有过的超级大国地位，又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矛盾心态。俄共领导人并没有注意分析社会心理的巨大反差，反而在自己的纲领中强调：俄共在取得总统选举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就恢复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修改现行宪法，彻底改变全面私有化政策。叶利钦等人指责俄共掌权后将要恢复“专制”体制，并散布“共产党人准备乘总统选举之机非法夺取政权”。社会调查显示，俄罗斯人民对现实生活水平下降极为不满，但78%的人不愿意回到过去。1996年俄共在总统选举中的失败，反映了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矛盾，只不过这个矛盾被政党政治扭曲了。
政治激进时期的逐渐消退与俄共面临的挑战
俄共自1996年总统竞选失败后面临新的挑战，首先来自于自身矛盾：即在社会民主党化和走苏共路线两者之间摇摆。
有学者认为，所谓“社会民主党化”，实际上是俄共总结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在市场经济、议会多党制等问题上改变了传统看法并在实践中调整了具体政策。俄共暂时放弃“夺取政权”、“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等激进政治口号，对政府采取适度妥协政策。比如同意参加由总统、总理、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参加的会谈和由议会各党派参加的协商性“圆桌会议”，在议会表决中支持主张采取稳健经济政策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普里马科夫政府的各项政策，而且赞同俄共代表进入普里马科夫的联合政府。但是这种妥协是有限的，在适当时机，俄共组织力量反击，甚至发起了对叶利钦的弹劾案和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运动。久加诺夫因此遭到来自党内左、右两翼派别的攻击，俄共也发生了组织分化，党内相继出现了“列宁——斯大林纲领派”、“支持军队运动”、“精神遗产运动”和“俄罗斯运动”等反对派别。1999年议会选举前，“支持军队运动”、“精神遗产运动”表示单独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俄共再次失利，虽然保有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其影响力逊色于议会中以“团结”党为主的中右翼势力。
俄罗斯政治激进时期，随着1999年普京担任总理并于2000年当选总统后逐渐消退，较叶利钦激进自由主义而言，普京的执政理念发生巨大变化。他主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帮助俄罗斯，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迅速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普京在基本遵守现有民主秩序的前提下继续实行“软专制”，以铁的手腕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加强宏观调控，扶持民族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1999年俄罗斯GDP增长3.2%，2000年增长8.3%，2001年增长5%，2002年增长4.2%，2003年增长7.3%。五年的持续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3200美元，表明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期已经过去，开始进入恢复性经济增长期。在治国方略上，普京吸收了俄共一向用以对付叶利钦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的口号，用以凝聚民族向心力，保持政治稳定。
鉴于俄共势力强大及在群众中的影响，普京在执政初期对俄共采取怀柔与笼络态度。但这种平衡并没有维持多久。2000年5月27日，普京授意改建“团结运动”为“团结党”，吸收了此前宣布解散或停止活动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全俄罗斯运动”、“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等成员。2001年7月12日，《政党法》正式公布后，形成了以“俄共”、“团结党”和右翼力量联盟为代表的三股政治力量，逐渐向普京最终建立以两党或三党制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治体系过渡。《政党法》的颁布，促使中派实行联合。12月1日“团结党”与“祖国运动”组成“团结——祖国联盟党”，普京在成立大会上指出，俄政治激进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克服私心和放弃狭隘政党利益的政治力量。普京宣称：尊重前苏联过去的历史，但是不能重复过去的历史，这是他与俄共合作的政治底线。
政治经济的初步稳定发展，不仅使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天平朝着有利于总统权力的方向发展，而且包括俄共基层党员在内，群众的心态也发生了倾向于总统权力而不利于俄共的变化。政治经济变化导致社会心理的变化，应该引起俄共的高度重视，加快政策创新的力度。但一些分析家认为，久加诺夫的报告与十年前相比看不出什么变化，不管普京的方针路线是否符合俄罗斯国情民心与时代特征，俄共仍旧以“当局强硬反对派”自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只会一味反对，而拿不出建设性意见。2002年2月10日，久加诺夫代表俄共发表《告人民书》：近10年来俄罗斯减少了800万人口，损失了一半的工业，农业步入衰落，国家财产被一小撮寡头和腐败的官僚瓜分了。“我们不会使你们回到过去，然而，我们将从过去汲取所有好的东西，以便使俄罗斯能够充满信心地向前发展。不要听信对我们的中伤和诽谤。共产党人犯过错误。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共产党人曾经取得过伟大的成就。正是苏维埃时期，我们国家达到了强盛的顶峰。”久加诺夫的话是正确的，但在俄罗斯现实社会中已缺乏过去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激进情绪已经被现实主义所取代，他们期盼普京创造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的奇迹。
俄共所面临的困难，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因由。在政治上，俄共宣称不是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社会贫困阶层（包括最贫穷的城市居民、乡村居民、退休工人、多数军人、部分大学生）的代言人。普京主政后表示政府将考虑那些支持俄共的选民的利益，并推行一系列消除社会贫困的政策，使占社会人口34%的贫困阶层发生变化，贫困阶层数量相对减少。社会阶层的分化，要求俄共制定相应政策，扩大群众基础。然而俄共坚持他们的行动纲领必须以社会贫困阶层的意愿为出发点，这是正确的，但结果却把原来自己营垒中已经脱离贫困阶层的人推到中派一边，俄共也不得不面临被社会其他社会阶层孤立的地位。
2002年4月，“团结党”改称为“统一俄罗斯党”，其议员人数超过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3日，议会中支持普京政权的中右势力向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发难”，他们联合提出要求重新分配俄共控制的一些议会主席职位的议案并获得通过。在这一争斗中，俄共中央委员、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等俄共上层领导人，因拒不执行俄共中央《有关俄共党员自动放弃所有担任的议会领导职位的决议》被开除出党，俄共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5月27日，普京公开批评了俄共中央关于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人的决议，表示继续支持他留任杜马主席。其他政党也支持谢列兹尼奥夫继续担任杜马主席，直到2003年新一届杜马选举为止。7月13日，谢列兹尼奥夫宣布成立“俄罗斯社会党”（9月7日将其领导的“俄罗斯运动”正式更名为“俄罗斯复兴党”），这与7月18日普京公开建议俄共更名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意图不谋而合，也在政治上表明“建设性反对派”与社会民主党价值取向的合流。普京在回答记者关于俄共前途的提问时说：如果他们立足于当代价值观，不再对已经失去原有效力的东西念念不忘，这一政党无疑是有前途的。如果不能及时意识到时代变化对政治组织的影响，它就将面临一段艰难时期。俄共没有接受普京的更名建议，再次表明决不妥协的政治原则立场，也加大了党内反对派的离心倾向。
俄共与中派势力的较量，使俄共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大为降低。2002年6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俄共在群众中的支持率为29%，虽仍居各党之首，但比4月的35%下降了6个百分点，为2000年以来最低点。8月5日，俄罗斯《消息报》称，俄共在确立有效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系口号下，争取的是那些有抗议情绪的选民，而很大一部分选民寄希望于普京总统。该报还说，共产党的政治潜力和院外活动资源在短时间内大大缩水，俄共在遭受沉重打击以后，久加诺夫在党内地位发生动摇，一些专家已经开始在俄共上层寻找能够组织起新力量的接班人。谢列兹尼奥夫另立新党以后，提出要与总统、政府以及各政党和社会组织进行建设性合作，“建设性反对派”的价值取向对俄共内部产生一定吸引力，其离心倾向仍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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