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俄共在俄罗斯政经改革中的曲折历程

作者:王素莉




  俄共与中派较量的失利,使普京的政治权力进一步巩固,俄共已经很难阻止当局提出的法案在杜马中获得通过。以往,普京经常会见包括俄共在内的各派领导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只会见中派政党领导人,基本上不再听取别的党特别是俄共领导人的意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马先后通过了《所得税法》、《劳动法》、《土地法》等重要法案,杜马终于成为普京可以控制的“橡皮图章”。
  
  俄共中央分裂与俄罗斯政党政治走向
  
  2003年12月7日,俄罗斯第四届杜马选举,俄共受到重创,得票率仅为12.7%,失去了857.3万选民,沦为杜马第二大党。200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普京以71.3%的高额选票当选,俄共候选人哈里托塔夫的得票率仅为14.7%。久加诺夫对失败原因进行总结时认为:强大的国家机器,56个自治共和国总统、州长、部长和市长加入到“统一俄罗斯”中去以及媒体造谣中伤是主要原因。他的分析进一步暴露出俄共内部对政治格局分析的偏差。
  许多研究者认为,从目前俄罗斯政党体制的格局看,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左、中、右,而是以共同承认市场经济与议会民主多党制为结合点的中左、中、中右三大势力。普京本人既定的改革方针,是把俄罗斯流行的三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者务实地加以结合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加以采用。就政党政治而言,普京对俄共采取的则是中派主义的原则,而俄共对普京的政治评价则没留有任何余地。久加诺夫在九大报告中说,当前社会主要分歧是对普京的态度问题。普京绝不是中派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的本能的信仰者。而自由主义对俄罗斯来说是致命的。久加诺夫抨击,目前的经济政治稳定,只是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价格。因此,执政当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使民众堕落,走向灭亡,向国外提供原料、廉价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妓女。俄共关于“不妥协的反对派”、“强硬反对派”的立场,都是由此政治立场而来。俄共党内以伊万诺夫州州长弗拉基米尔·吉洪诺夫为首的反对派,不认同久加诺夫的政治主张,要求其辞职承担政治责任,并主张同政府进行“建设性合作”。而久加诺夫的支持者则认为,俄共受挫是党内分裂分子造成的,要求清理队伍,并主张“从议会斗争过渡到上街游行”。两种政治主张的差异,使俄共党内分裂不可避免。
  2004年7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俄共出现了两个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久加诺夫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选举出120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同时,反对久加诺夫的共产党人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出10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吉洪诺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8月3日,俄联邦司法部作出裁决,承认俄罗斯只存在一个由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而吉洪诺夫主持的俄共代表大会为非法,理由是虚报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数。吉洪诺夫派决定最近申请登记一个新的以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共产党,它将在年底地区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时发挥作用,并很快会成为与俄共相抗争的现实力量。
  在俄共中央分裂的同时,普京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更强硬的改革政策。俄罗斯杜马通过一项新法律,取消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所有社会福利措施。俄共未能阻止这个法律的通过,该法律用现金补贴取代原来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据调查,58%的俄罗斯人反对这项法律。二千多名退休人员聚集在杜马和克里姆林宫前示威,反对政府的这一法案,当局出动防暴部队驱散示威者。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左翼势力的支持,普京不仅加大了打击寡头集团的力度(7月19日,俄罗斯司法部宣布拍卖尤科斯公司的子公司尤甘斯克天然气公司的股份),而且在7 月23日,普京签署命令,将 “伏尔加格勒”改为“斯大林格勒”,以使人们重视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个卫国战争的根本转折点,尊重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英雄壮举,并忠实于俄罗斯国家的历史。
  俄共分裂对国家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新闻时报》称:此前,俄罗斯曾经有过一个称得上政党的组织,就是俄共。现在俄共分裂,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俄罗斯也因此成为“零党”制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加强了总统对国内所发生的所有事件的政治责任,俄共在议会影响政策、掣肘政府的能力进一步下降,有可能跌至无足轻重的地步,对总统的民主监督机制进一步削弱。同时,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考虑选举法改革,提高进入议会的门槛,最终可能会建立可控多党制,即由两三个主要政党掌控政局。这样,分裂后的俄共在下届选举中可能进不了议会,而当局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和“祖国”联盟都进入杜马,下一届选举将会出现可控多党制的雏形。俄共的分裂也可能使久加诺夫寻求与激进左派和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组织结盟。他在7月初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有必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与他此前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主张有原则差别。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俄共中央书记梅尔库舍夫公开表示:我们需要根本改变政治斗争的方法。如果俄共采取激进主义的斗争策略,俄罗斯目前拥有的政治稳定也会因此前途未卜。
  客观地说,俄共的政治生命并不如媒体所言走到尽头。这是因为普京在政党政治上的中派路线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有人甚至评价,普京在经济政策上没有跳出叶利钦时代的框架。所不同的是,叶利钦时代,金融寡头控制了国家全部权力,而普京当政以后,为摆脱大资本的控制,作出了巨大努力。虽然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已经被排挤出局,但是整个资本集团的力量仍然决定着国家的经济生活。大选中右翼势力遭淘汰,说明人们向往社会公正的心态日益强烈。普京多次表示不会审查私有化的结果,将维持政策的连续性。俄塔斯社7月29日发表消息,俄罗斯正在制订未来三年私有化计划,届时大部分国有资产会被出售。俄罗斯社会各界非常关注普京对实行十余年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态度。社会公正的缺失和人民对社会公正的渴望为俄共继续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活动提供了现实空间。问题的关键是俄共能否从现实挫折中汲取教训,审时度势,找到一条适合俄罗斯国情、符合人民心愿、适应时代进步潮流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俄共11年沉浮史,涉及了政党政治与时代变迁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纵观当今世界,一些执政多年的政党(既有信奉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也有信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政党远离时代发展,长期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管它信奉什么主义,被历史淘汰是必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意愿是政党兴衰的唯一尺度。与时俱进,与人民俱进,俄罗斯共产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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