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天津６００年
作者：万 民
天津的建立与明朝建都北京的关系
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命设立天津卫，这主要是出自拱卫北京和准备迁都的考虑。“卫”是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一级军事建制，当时明政府在天津周围建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个卫。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后，首都近百万人口的食粮和北部边境的粮饷，要靠南方供应，大运河成为漕粮运输的主渠道，漕粮运量每年一般在300万石左右，最高达670万石。因河道浅窄，漕粮运至天津后，或就近储存，或倒载到驳船再运往京通各仓，天津成为京师的门户和贮存、转运漕粮的枢纽。明朝后期，随着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和抵御后金侵扰的战争相继爆发，天津成为明政府筹饷、调兵和供应军械的基地，为此陆续增设了海防巡抚、督饷部院、屯田部院、天津巡抚、天津总兵等官署。清初裁并卫所，天津三卫统合为天津卫，仍然属于军事建制。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由原来的军事重镇变为地方行政治所，同年又升天津州为直隶州。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将天津州升为天津府，附廓置天津县，天津一城既为府治又为县治。
在明代正德年间，天津作为京师的门户和运河漕运的枢纽站，已是“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明代万历年间以后，天津逐渐成为长芦盐的运销和管理中心，众多盐商成为地方上的首富。在天津城外运河、以及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附近是票号、钱庄、货栈以及会馆聚集的贸易繁盛之区，也是最热闹的商业街以及餐馆、戏园和妓院集中的娱乐中心。
随着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上升，天津在文化事业上的发展亦有可观，学校如卫学、县学、府学、社学、屯学、运学及塾馆、书院的设置，藏书如元庄肃万卷轩和清李廷敬慈云楼的先后建立，艺术有杨柳青年画的产生和京剧的流行，建筑有天后宫、玉皇阁、吕祖堂、大悲院、清真大寺、独乐寺等古刹和文庙等名胜，不少文人名士在此间留下其活动和寓居的遗迹，文化名人徐光启的出现更为它增添了特殊的荣耀。
到天津开埠前的19世纪50年代，天津已经发展成为依靠河流和近海运输，以中转贸易为主的传统城市，城厢人口近20万人，是当时中国北方除了首都北京之外的第二大城市。
天津开埠后的发展
1860年《北京和约》签订后，天津与烟台、营口同时开埠，各国在这里设立领事馆，建立了英、法、德、日、俄、意、奥、比、美租界, 划定租界的总面积约为23350.5亩，是天津老城的八倍。由于天津“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津商办，尤恐诸多窒碍”，故开埠伊始就在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天津、烟台、营口三口通商事务，“专管洋务，兼督海防”，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代表清政府办理各项对外交涉，探访各国动态。1870年，清政府裁撤三口通商大臣，设立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此后在李鸿章担任该职的25年中，天津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中心。同时，以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大力兴办洋务，在天津建立了一系列的洋务设施，如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津沽铁路、开平煤矿、电报、邮政、电话，以及各种西式学堂等，许多都是全国首创。
开埠后的天津，进出口贸易从无到有，迅速繁盛。各类洋货从天津进口，运销内地；而内地的土货也从天津大量出口。19世纪下半叶，从天津进口的洋布始终占全国进口量的四分之一强。
1864年，外国传教士在天津创办养正书院，后又有新学书院以及中西书院、博文书院、法汉学校、成美学馆、俄文馆等。70年代后期开始，洋务派兴办的电气和水雷学堂、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等以新式教育为主的学校出现，培养了一批新学人才。特别是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等人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改名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新闻媒介方面，最早发行的外文报刊为1886年的《中国时报》和1894年的《京津泰晤士报》，中文报刊则为1886年的《时报》、1895年的《直报》、1897年的《国闻报》和《国闻汇编》旬刊，成为中国最早创办新闻报纸的城市之一。此外，西式建筑和道路的出现，城市环境卫生的改善，居民服饰和时尚的变化，演剧、赛马、舞会、运动会之类活动的举行，都显示出城市近代化的步伐和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全面转变。
从1895年开始，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他连续发表了《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四篇政论文章，还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十多部西学名著，对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推动维新变法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天津育才学堂总办）、王修植（天津北洋学堂总办）等在津创办《国闻报》，是当时宣传维新变法的最重要阵地之一。
1900年，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占领并统治天津长达两年之久。在这场浩劫中，天津城毁于一旦，城市经济发展一度停滞。
20世纪初，天津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23年，天津6大纱厂资本总额达2100万元，占全国华商纱厂资本总额的30%；大丰面粉公司资本百万元，是全国资本额最高的面粉厂之一；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资本达200万元以上，列全国化工行业之首；丹华火柴公司也跻身全国华商大型火柴公司之列。1928年国民政府将天津划定为特别市，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
这一时期，天津城区沿海河两岸不断扩展。1902年后直隶总督袁世凯开发了海河以北地区，称之为新市区。到1919年，天津不包括四乡的面积为33.216平方公里。1933年，重新划界，天津市区面积达到99.778平方公里。1936年9月达到147.830平方公里。1925年有城市人口107万，1936年为125.5万人。
1901年，天津城墙拆除并修筑了环城马路。20世纪初，在海河工程局主持下，开始了裁湾取直、上游截沙放淤和大沽沙浅滩疏浚等治理海河工程。尤其是裁湾取直工程，不仅改善了海河航行条件和泄洪能力，在租界码头停泊的轮船逐年增加，最大吃水量超过了17英尺，提高了港口的吞吐能力；而且对天津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发展走向有很大作用。裁湾取直将挖出的大量淤泥用于填垫低洼土地，20年代前主要填筑英、法、德、日租界以及南市一带，20年代后填筑英租界的“五大道”地区，为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1912年，在英租界最早铺筑柏油碎石路，以后各国租界道路也群起效尤。19世纪末英租界建立了规模不大的第一家自来水公司，1901年建的天津济安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取南运河以及子牙河水供应老城区，改变了传统的饮用河水或井水的生活方式。1900年前，老城区马路两边修明沟排水，后改为砖砌暗沟；1905年天津电车公司在铺设围城电车道的时候，沿路埋设了排水管道，形成了以鼓楼为中心的排水系统。1902年天津最早的发电厂在法租界建立，随后出现了比商电车电灯公司，供给电车、中国城区以及意、奥、俄三国租界用电，发电量从最初的1000千瓦，到30年代增加到12800千瓦。此外，其他各国租界也有供本租界用电的发电厂；30年代建立的中日合办天津电业公司发电厂最大，设计发电能力为3万千瓦，各个城区逐渐普及电灯照明。到了30年代，各国租界通过街道、建筑和基础设施等建设，形成了风格和功能布局各异的西洋城市景观，平整的柏油混凝土街道上路灯长明，给排水系统完备，自来水已经入户。而中国城区只有主干道的部分路段铺了柏油路面和排水管道，其余仍多石子路或土路；许多人家饮水靠水铺，出门靠步行，住处低洼，臭坑臭河遍布。
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最快、最突出的是内外贸易的繁荣。从进出口贸易净值来看，1902年达到了8947.8万海关两，1906年突破一亿，1925年升到2.877亿海关两。天津商品市场上的商品是来源于多种途径的世界性商品，商品结构转化为以进出口商品为主，商业主体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开始向近代化演变，商业分工更加细密，大型综合型百货商场在日、法租界交汇的新商业中心区不断涌现，中外银行林立，商店数量大增。1925年天津商店总数增加到15456户。
经济发展的低谷
建国初期，为了使城市发展有科学的依据和方向，天津市政府1951年后开始编制并不断完善城市建设的发展规划，到1958年，市区新铺设下水道，相当于1949年以前总管道的1.96倍，新增道路面积达一百四十多万平方米。
天津解放伊始，城市经济显示了巨大的活力。1952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1.7倍，年均递增38.5%。经过1954年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国营经济的统治地位，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和力量也有明显的改善，工业结构从以轻纺工业为主开始向综合性发展，工业总产值五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6.7％。天津的内外贸易活跃，1959年出口额比1953年增长了62.08％。国营商业控制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保护其正常经营活动，确立了“面向国内，面向农村”，“依靠华北，服务华北”的政策，积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很快适应了天津工业发展和华北市场物资供应的需要。
1958年2月天津由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天津，这对天津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天津的城市功能从为全国服务转轨为省内服务，经济建设的自主权大为缩小，使天津经济社会发展遭受的挫折比其他中心城市要严重得多。60年代，天津虽经调整，但恢复和发展也落后于其他城市。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56%，上海为16.1%,北京为2.9%；到1961年，天津下降为4.8%,上海和北京分别上升到18.5%和5.3%。八年间，天津新增固定资产22.31亿元,北京为62.62亿元。与此同时，天津的流通功能不断萎缩，“一五”期间，商品购进总额平均每年递增10.2%,商品调出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二五”时期，商品购进总额平均每年递增只有2.1%,商品调出总值平均每年反而下降了4.8%.
1967年初天津重新恢复为中央直辖市，但是这时天津和全国一样,已经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加之1976年唐山大地震严重波及天津，给天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9.2亿元,原有的1亿平方米房屋70%被震损。天灾加上“人祸”,天津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天津城市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处在停滞状态。由于当时执行限制沿海工业发展的方针，国家对天津工业投资很少，“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大项目，天津竟然阙如。如果建国初期天津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依靠长期积累的经济基础和惯力有所发展，但是1957年以后强化计划经济体制，内外贸易、工业、农业的管理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天津作为省辖市，基本建设投资远逊于直辖市，更不及北京；为支援大小三线建设，把天津一些大型企业分散或内迁，消弱了基础工业的实力，致使天津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工业总产值从解放初的继上海、辽宁后的第3位，下降到80年代初的第11位。天津口岸出口总额由解放初的占全国的28%，下降到80年代初的占8%，地位从第2位下降到第9位。1978年天津商业网点只剩六千多个，比1957年减少了5万个。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市场萎缩，许多日常生活用品不得不凭票证定量供应。从1966年至197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仅为5.9%，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从天津调入的商品总值1978年下降到最低点为17%以下，经济腹地也缩小到河北和山西省的部分地区，天津城市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地位相对下降，华北经济中心几乎有名无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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