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彝海结盟过彝区

作者:石仲泉




  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广为流传,由于歃血结盟发生在彝海子边,从80年代起就习惯地叫做彝海结盟。过去党史书讲长征都要讲到这个故事。到90年代中期,忽然看到有的书不讲它了,感到奇怪。听有的同志说过些情况,但不能释惑。我们编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讲长征还是写了彝海结盟。这次考察也想弄清究竟。再则,建国初就广为宣传,凉山彝族社会是从奴隶制社会一步登天,跃到社会主义的。对这里,长期有一种神秘感,这次考察也想看看。怀着这两种心情,我们从会理出发前往大凉山彝族聚居的腹地彝海一带。
  
  传奇的彝海结盟
  
  还是回到当年红军过大凉山彝族区的历史上来吧。
  正当中央红军围攻会理期间,国民党“追剿”军已赶到金沙江南岸。5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昆明,判断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可能向大渡河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便制定了一个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的作战计划。他调集中央军和川军十余万人,继续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他令在滇进行“追剿”的中央军迅速过金沙江,在川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同时令在川各军务必固守会理、西昌,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严防红军北进;同时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阻止红军西进;“追剿”军与川军各部连成封锁线,严堵红军南返。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个险要关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龚自德同志对这段历史很有研究,他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写过《彝海结盟》一书,沿途不断跟我们摆“龙门阵”。他说:对于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央早已察觉。根据上述敌情,中央军委按照会理会议决定,于5月14日撤出对会理的围攻,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民居住地区,抢渡大渡河,以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的企图。中央派红军先遣队的任务,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排除一切困难,迅速通过彝民居住地区,抢渡大渡河天险。刘伯承率红军先遣队于16日抵达西昌南的德昌。守备德昌的川军旅长在顺沪起义时是刘伯承部下的团长。刘伯承写一亲笔信,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该旅长见信后,令守军略示抵抗后即撤退。次日,红军先遣队占领德昌。随后,刘伯承又写信给前来加强西昌防守的川军彝务指挥官,说明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川军彝务指挥官见信后,为刘伯承的声望所慑,在红军通过时未予阻击。这样,先遣队于20日到达泸沽地区。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路,由西昌至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西路,经冕宁县到安顺场。这是条崎岖险峻的山路,特别是还要通过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敌军判定红军不会走西边小道山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太困难了,因此将走东路大道。于是,敌军将主要兵力置于东路,作为防守重点。据此情况,刘、聂电告中央军委,红军主力部队以走西路,经冕宁到安顺场过大渡河为宜,同时以少量部队走东路大道,以迷惑并钳制正面之敌。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通过彝族区的军事行动。还在会理出发时,毛泽东就嘱咐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21日,刘伯承向部队作动员报告:今天我们到冕宁,这里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聚居区了。过去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还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彝人的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对汉人疑忌很深;彼此语言又不通,民族隔阂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
  为了顺利通过彝族区,红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到处张贴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个布告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红军各部,除普遍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外,还特别要求广大指战员务必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月22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这里的彝族主要有三支:罗洪、倮伍、沽鸡(果基)。他们之间时要“打冤家”,但遇到汉人马上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当红军到彝海地区时,遭到正在械斗的这几支彝族的围阻,有的还将红军战士的衣物剥去,抢走一些器材。红军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一面派代表同他们的首领谈判。同时,布置自卫阵地。在了解各家支的情况后,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沽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懂汉话,对红军表示友好,要见刘伯承司令员,大家讲和不打。刘伯承已在彝海边等候。小叶丹见到刘伯承后,主动表示:打你们的不是我,你们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于是举行仪式,刘伯承和小叶丹喝了“鸡血酒”,两人歃血盟誓,结为金兰之义。小叶丹表示,由沽基家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刘伯承代表红军赠送武器弹药,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发给他“任命小叶丹为队长、其弟沽基尔拉为副队长”的委任状。
  5月23日,红军先遣队由小叶丹的四叔带路护送,顺利通过一百多里的彝族区,到达离安顺场不远的地方。随后,在小叶丹安排下,在七天内将中央红军大部队护送出彝族区。红军和平通过大凉山,为抢渡大渡河、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赢得了宝贵时间。解放初期,刘伯承曾对时任中共西康省委书记的廖志高讲:要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当年与小叶丹结盟就是我们重视民族工作的结果。彝海结盟是报告了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就可能是石达开的下场了。彝海结盟60周年时,廖志高在一封信中说,彝海结盟对中国革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功不可没。
  龚自德还讲了一个小故事。三天后,毛泽东在大渡河边见到刘伯承后问道: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刘伯承说: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回答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还问: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还是右腿呢?刘伯承正在想怎么回答,周恩来帮刘解围说:后续部队通过彝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的旗帜出来迎接。你们把彝区赤化了。朱德忙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红军和平通过大凉山,为抢渡大渡河、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赢得了时间。
  
  中央进驻冕宁城,人民组织抗捐军
  
  我们一行在冕宁县领导和凉山州史志办同志陪同下,在2003年9月15日来到彝海子边。彝海原名“鱼海子”,海拔二千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水深约六十米,面积约二十多万平方米,呈元宝形,以产细鲤鱼而得名。四周山峦环抱,针叶林木葱茏,湖水碧绿清澈,风景旖旎秀美,是个难得的旅游胜地。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彝海结盟处,在彝海西北岸草坡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将此地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彝海文物保护标志。1995年6月,江泽民题写了“彝海结盟纪念碑”。目前,在彝海结盟处建起了有江泽民题写碑名的大型石雕。我们在雕像前留影纪念。同时,听冕宁县领导和凉山州史志办同志,还有龚自德同志跟我们介绍有关情况。在这里,我想起了陈云同志路过彝族区时的亲历见闻。陈云随中央纵队过彝区。在行至开罗场(今石棉县擦罗彝族乡)时,四川刘文辉军在此设有粮站。红军到这里,刘军粮站人员以为是国民党中央军至,将库存军粮如数点交,计有四千多包,每包60斤,红军接收后还有很多剩余,便发给了当地百姓。他路过这里,亲见一般民众不论老幼均肩背一袋回家。一询问,老百姓高高兴兴地说:红军先生,我们好久没有吃白米了。红军来了,把刘家军的米发给我们吃。红军好!这个生动故事,说明红军怎样代表了彝族人民的利益。
  冕宁县领导和凉山州史志办同志介绍了当年党中央进驻冕宁城的情况。他们说:1933年,冕宁县就有了地下党组织。陈野苹、廖志高就是本县人,并是这里的党组织负责人。1935年5月,红军先遣队和中央机关进驻冕宁县时,陈野苹、廖志高他们不仅组织群众热烈欢迎,而且汇报了他们了解的路径和敌情等,为红军选择正确的路线,开展民族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5月22日中央机关进驻冕宁县城,陈云听取了地下党组织的汇报,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23日,召开有彝、汉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陈云宣读革委会成员名单,朱德发表讲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不拉夫、不扰民。他号召“穷人要有出路,就要武装起来”。由于这里是川军军阀盘踞的地方,反动当局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胜如牛毛,于是,大会宣布成立冕宁县抗捐军,除派红军干部任司令外,还让中央机关的王首道等负责人留下,在三军团抽一个营准备在冕宁一带建立根据地。后来,留下一个连,帮助地方党开展工作。当晚,毛泽东在县城东街住地会见革委会有关成员和王首道等红军干部,讲大渡河两岸形势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对今后的任务作了部署;还接见了彝族代表,了解彝族人民生活情况,讲述党的民族政策。
  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在中共冕宁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冕宁县抗捐军是公开的武装组织。建立后发展迅速,下设大队、中队,几天内就有五百多人参加,均系贫苦群众。其任务:一是给过境红军带路、护送伤病员,为红军筹集所需物资;二是收缴敌军粮食,没收土豪恶霸财物,向穷人发放所没收的各种浮财。在红军大部队离开冕宁后,县城政治形势恶化。抗捐军开离县城,29日在通过彝族区时,遭到彝族奴隶主武装袭击,队伍被冲散,负责人多数被害。抗捐军瓦解后,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这个红色政权亦不复存在。
  龚自德同志说:小叶丹所在的沽鸡(果基)家支也有人参加了袭击抗捐军的活动。这就有一个如何评价小叶丹和要否继续宣传彝海结盟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彝族地区在民族关系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在小叶丹和彝海结盟这个问题上比较突出地反映出来了。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不同意见,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写的书还是根据中央的统一宣传口径肯定小叶丹在彝海结盟中的功绩的。另一种意见对小叶丹持否定态度,认为参加攻打抗捐军是叛变革命。龚自德不同意那种意见,继续介绍小叶丹的情况说:彝族实行父子连名制,沽鸡或译为果基,是家支名称;叶丹或译为约达,是他本人的名,为了与同名的叶丹相区别,故加“小”字;还有父名,即木吉。因此,他的全名应为果基·木吉·小叶丹。他生于1894年,比刘伯承小两岁,故结拜是称刘伯承为兄长。他是果基家系大凉山彝族传说中的两个始祖之一的后裔,为凉山地区最大的家支之一。果基家系本世居冕宁东面的越西县境,到19世纪末,其祖辈才辗转迁徙到彝海边来。所谓“家支”,系大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下的一种父系血缘组织,内部又分属不同的头人管辖。那时,凉山彝族地区约有一百多个互不隶属、各有固定地域的黑彝家支,实际上起着地区政权的作用。家支内有大小头人,负责处理内外事务。小叶丹是当时果基家支主要头人之一。
  果基·小叶丹,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四,自幼性情倔强、豪爽,青年时代善交际、讲义气。他有些见识,粗通汉语典故,能言善辩,是当地彝族的政治代表,参与重大事件裁决。他不仅在本家族内有声望,也是冕宁一带有影响的头人之一。他虽然是奴隶主,他的家族中有人参与了袭击抗捐军,但根据省州县有关部门的多次专题调查,都还作不出定论。他们的结论是“可能性不大”。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帮助红军粉碎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阴谋,这是很不简单的。这个功绩不能抹杀。此外,在几支黑彝家支的武装中,他领导的果基家支对国民党的斗争是最多的。在后来与其他黑彝家支的械斗和与川军地方武装的斗争中,小叶丹和参加果基支队武装的彝民的许多财物都丢掉了,却千方百计地保存刘伯承赠与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他们按照刘伯承讲的“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就力量大了”的话,联合其他黑彝家支的人,共同抗击国民党军。他对妻子和弟弟说: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记共产党红军的恩情。“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我信得过,他绝不会骗我,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把它亲手交给红军。”1942年5月下旬,小叶丹在国民党地方头目(亦称土军阀)用“以夷制夷”手段,有意挑起的彝族内部的械斗中身亡。1950年5月,冕宁县解放。果基家支的彝民群众找到驻军司令部,讲了彝海结盟和小叶丹的情况。在欢迎会上,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献给政府。现在,这面旗帜作为革命文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85年,在彝海结盟50周年时,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在自治州首府西昌建立了纪念碑。碑文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路过凉山,红军总参谋长、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于1935年5月22日,在冕宁县彝海乡彝海边,歃血为誓,结为兄弟,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加快前进速度铺平了道路,在中国革命和彝汉民族团结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立此碑以志纪念,永远激励凉山各族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世代团结,为凉山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这个碑文写得很平实。目前,西昌市和彝海边的这两处纪念碑,都是州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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