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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同志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

作者：胡绳

　　一、关于中间势力（3月22日）
　　
　　这本书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这30年的历史。关于这段历史，现在已出过很多书。讲中共党史的不少，又有中华民国史，讲国民党历史的也有了。再来写这本书，有一定的困难。这段历史的材料太多了，不可能都看。怎么写呢？我想还是主要讲政治史，涉及经济、思想、文化，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这本书要讲出一点新的意思。
　　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乔木同志一次谈过去的文学时曾说，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
　　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五四”后，在梁启超、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过去我们都简单地说梁、张被驳倒了。现在看，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梁、张的基本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理由主要是：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压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起来，工人阶级还未真正形成，人数极少，更未产生阶级意识；倒是游民很多，大多数人失业、无业，生计成问题。因此，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使多数人民变成新式企业的劳动者，就是首先要奖励生产事业，发展资本主义，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再注意分配平均问题，不能只注意分配而忘掉生产，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游民运动。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后来苏联、第三国际对中国问题也是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行，靠农民运动搞不成社会主义，所以不重视共产党，而支持国民党发展资本主义，要共产党为国民党抬轿子。在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反对革命党人主张的社会革命，已开始表露出这种观点。在“五四”后的论战中，陈独秀虽然反驳了梁、张的看法，实际上没有驳倒他们。现在来看，梁、张的看法有很多是不对的，革命事实上也胜利了，但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当时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是要靠后来的实践才能解决的。靠农民来搞革命，是可能变成流寇式的革命，古田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流氓无产者、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时陈独秀等人反驳他们，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而梁、张认为这不行，必须先实现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他们的论点虽然不对，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直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上、下篇，只有做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并说中国目前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这种话在此之前恐怕共产党内无人说过。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是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先是右倾的，后来才左倾。蔡元培是个明显的例子，甚至邹韬奋、胡愈之，开始也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就拿胡适说，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反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受到围攻。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最后总的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
　　写这本书，要有点议论，不是光讲史实而没有思想。不能平铺直叙，平均用力。有些事件过程，可能利用二手材料，叙述一下就行了，当然来龙去脉也要交待清楚，不要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有些事情，就要重点研究，运用切实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弄清楚那些重要的别人没有讲过或未讲清楚的问题。如中间势力，就要抓住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加以分析、说明。发议论也不是说空话，而是结合史实分析来发议论，夹叙夹议。
　　
　　二、关于“半殖民地”（3月23日）
　　
　　孙中山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还不如殖民地。共产党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记得1927年后瞿秋白曾批评过孙中山的说法。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袁世凯自己将5月9日签订“二十一条”订为国耻日，要大家不忘国耻；共产国际开始找过吴佩孚，以为他是进步的，吴确有爱国的一面；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也是因为不甘心当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对他不放心，这些都说明这一点。当时日本很厉害，就是想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要中国半独立，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蒋介石也有半独立的性格。不然，共产党怎么可能和他合作抗日呢？甚至汪精卫开始也想搞点半独立，到云南策动龙云，想在云南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日本讲和，不想在日本刺刀下建立政权。结果未搞成，没奈何滑了下去，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
　　这些统治者，包括蒋介石，有一些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甚至利用美国与中共的矛盾。如果说，蒋就是美国的走狗，那么为什么他有时候敢于同美国抗一抗呢？例如赶走史迪威。蒋介石看透美国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敢于在这类事情上顶撞美国。到台湾后，蒋实际上也是利用美国害怕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心理，压美国支持他的政权，以同大陆敌对。甚至清末慈禧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利用列强间矛盾的这一特点。当然，在利用矛盾上蒋介石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
　　
　　毛主席善于利用矛盾，也是吸取了旧统治者的这类经验。毛主席最高明的一着，是利用美苏矛盾，促使美国恢复和中国的关系。不过，毛主席的利用矛盾，是以维护国家主权、民
　　族利益为原则的，这与旧统治者不同。
　　
　　旧中国统治者是从经验上懂得利用矛盾，保持半独立，他们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民族独立，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总是要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势力，不是靠这个，就是靠那个。他们利用矛盾常常是靠一个去对抗另一个，兴许有人在主观上也想保住一些国家权益，或减少一些损失，但结果多半适得其反。所以，旧统治者也只是半独立，不是从根本上站在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上。
　　讲中国是半殖民地，也引出一个问题，即中国过去是不是闭关锁国？这个问题好像过去也没有讲清楚。帝国主义打进来，中国已经门户洞开，外国商品、银行自由地进入中国，统治者也不是不愿开放，从爱国意义上的闭关锁国也没有了，因此到近代不能说中国还是闭关锁国。不过，过去书上（包括我自己写的书）把外国商品、资本输入、到中国设银行都简单地说成是侵略。这就使人对今天的对外开放发生疑问。所以，对这类问题要重新研究，说清楚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海关问题，也要仔细弄清楚。
　　
　　三、关于反对帝国主义（3月26日）
　　
　　旧中国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说“打倒帝国主义”，不是说要去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赶出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虽然没有灭亡中国，中国还是半独立，但帝国主义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统治者。
　　我们常说，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阻碍中国的进步，这是不错的。帝国主义到一个落后国家来，总是维护这个国家的落后势力，不肯轻易地去掉它，改变它，以便利于其侵略和压迫。说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利于中国的进步，没有那回事。例如，非洲一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统治有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至今却仍然十分落后。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进来了，总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总要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如推销商品，办工厂等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旧势力，要它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等，最大宗的商品就是军火，为此，就必然要求改革旧式军队。列强还要求中国修铁路，改进交通，在中国搞点工业，搞点新式的东西，是因为这些有利于它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不满意的是那些最顽固守旧的势力，感到是自己的障碍，总想加以改变，而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正适合这种需要。曾、李洋务派要搞一点近代化，但又不肯变革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洋务派与顽固派有矛盾，帝国主义是站在洋务派一边的。后来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一部分人，不但主张办新式企业，还进一步要求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就是康、梁思想。帝国主义开始对康、梁也抱有希望，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慈禧。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列强仍要慈禧回来，说你回来，我还是承认你，列强并没要康、梁拥护的光绪当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不存在洋务派同顽固派的矛盾，就是说，已经没有人包括守旧的人反对办新式工业了。所以，帝国主义这时并不支持康、梁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支持旧势力，这时候的旧势力也已变得对帝国主义很顺从了。
　　单搞工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并不等于就是搞资本主义化，关键是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从政治到思想一整套改革。冯友兰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让洋务派搞工业一直搞下去，中国就会整个地改变，实现现代化。这似乎是唯物史观。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当然，不搞工业，不发展经济，以为只靠变革思想、政治，就能实现现代化，也是不行的。这是民国初年包括五四运动时的思想，很幼稚。
　　所以，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条是首先反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这就是革命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中间有一大块空地，这就是中间势力出现的地方。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不满于军阀官僚、国民党那样的办工业，甚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建主义，但不赞成革命。胡适也可以列入中间势力。他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说问题出在“五鬼闹中华”，但他坚持反对复古，实际上是反封建（虽然他不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名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他联合。蒋介石刚上台时做出发展资本主义的姿态，拉了一些知识分子，翁文灏便是一个。翁1932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未就，1934年就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这是个不公开的机构），193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来先后当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当过短时间的行政院长。1951年自香港回大陆定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是一个典型人物。好多人原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都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也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过来的。毛主席说他早年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接受的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各种社会政治理论。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我们否定社会学、政治学是不对的，这看起来有点荒唐，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也讲社会学、政治学，实际上是利用它来讲马克思主义。而中间派一些知识分子搞的社会学、政治学，就事论事，只讲社会的一些具体弊端，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这样怎么能解决中国问题呢？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它没有用处，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了，这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经验，社会学就派上了用场，再否定它就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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