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争民主争人权斗争中的朱镕基
作者：郭道晖
发生反动当局非法逮捕清华、北大等校同学和中学教师事件，两校为此成立了“人权保障委员会”，进行抗争。接着又发生了国民党政府屠杀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和血腥镇压上海同济大学学生等血案，清华学生和北平各校一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罢课抗议。
1948年4月，北平各校又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那时，物价指数已涨到1937年的20万倍，师生最低伙食费每月达300万元。教师靠月薪五六百万元(相当于战前十五六元)，已无法生活。而国民党政府却置之不顾，反而加紧对师生的迫害，甚至组织流氓打手包围北大，高叫“打倒红楼”、“推倒民主墙”、“北大清华是共匪老巢”等荒谬口号，冲人教师宿舍大打出手。这一连串事件，激起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共同的义愤和反抗，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为了对付所谓“清共大队”“下乡清共”(即冲击清华)的暴徒，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日夜保卫校园。电机系是一支劲旅。我和朱镕基那时同住一室，我们都参加了纠察队，轮流值班。我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自容基接替。
“四月学运”风暴之后，6月又进行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大游行。7月，有抗议国民党屠杀进关求学的东北学生的“七·五血案”的大游行。当时国民党特务还组织所谓“海淀人民服务大队”的暴徒，叫着“打倒学生”、“向学生索还血债”、“消灭知识潜匪”、“收回学校租界”等莫名其妙的反动口号，闯入清华园行凶。
“天快亮，更黑暗。”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战前线节节败退，在其后方又遭到“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的冲击，他们狗急跳墙，大搞白色恐怖，正式发布在全国逮捕爱国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命令和所谓《共匪间谍制造学潮之铁证》。北平特刑庭也接连公布了两批黑名单，第一批249人，其中清华32人；第二批74人，清华27人。清华这59位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学生自治会和各学生社团负责人。反动军警包围了清华园，并闯入学校，对着黑名单准备捕人。这就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八·一九大逮捕”事件。清华同学再次为保卫校园和同学，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黑名单上的同学事先都通过地下党组织疏散去解放区，不及逃走的也躲在教授家里或校外，反动军警扑了个空。
明斋“117”战斗迎黎明
1948年秋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北平已陷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中。在古城即将解放的前夜，反动派的迫害也日益加紧。面对异常险恶的形势，为了防御反动派的迫害，也为了在家庭经济来源断绝时，彼此生活上有个照顾，思想上能互相关心，我们十来位湖南籍同学自愿地共同组合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我和镕基都搬进了这间可容十余人的大房间。“生活”的内容是组织读书会，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思想生活，促膝谈心，共勉进步。经济系的刘观丰同学担任“管家”，大家将收到的家庭汇款和多余的衣物，集中交“公”，由他“按需分配”。我们的衣物也相互穿用。这是一种患难中的互助。更主要的是由张信传同学领头主编了一份油印报《晓露》(意指在黎明前以它催花润草，向湖南家乡的中学青年传播革命信息；而在太阳出来即解放后，就自行消失)。我为这个报写些评论和搞美工(负责刻写所谓“民主体”的标题)，朱镕基和其他同学撰稿、发消息，他还帮着刻腊板(他的字写得工整漂亮)，还不时给中学读者复信。
在《晓露》上，我们发出了《饥饿道上一块儿走》的呼喊，报道了《冤狱满天下，了案无确期》的消息，发表过吴晗、张奚若教授写给青年的文章，刊载了《孤城落日话长春》等军事述评，还撰写了《历史的道路》，回顾“五四”以来的学运，清华、北大校园里的民主生活和争人权争自由的斗争，以及纪念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和介绍清华、北大名教授的文章如《钱三强重返清华》、《向达先生》等，很受读者欢迎。有的中学生还写信来要求我们指导他如何投奔解放区。
在清华园刚解放时，奉地下党组织之命，117室全体同学突击三天，以红油墨印出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供全校同学学习。这是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在校园内组织学习革命书籍，我们十分兴奋。“117”在全校也出了名。镕基积极参加了“117”的各项活动，成为“117”的骨干之一。
入盟入党 化雨春风
当时，117室的战友中，有三位是地下党员(张信传、张履谦和我)，还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他们同时在各自的岗位上战斗，彼此无横的联系，心照不宣。
当时在清华，参加革命组织一般要经过几个台阶：先是参加由地下党所领导的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各种进步社团，如读书会，壁报社，农村识字班以及文艺社等，这是“进小学”；然后进一步吸收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民青”、“新青联”)等进步青年组织，过秘密的组织生活，团结青年同学，参加学运，开展各种进步活动，这叫“进中学”；最后，经过学运的考验和党组织的考察，发展入党，这叫“进大学”。我入党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至解放前是清华电机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兼任“新青联”电机系分部的书记。
在学运中，在“117”的战斗生活中，镕基同志受到很大的锻炼与考验。1948年冬的一天，我代表组织，介绍他加入“新青联”，他当即欣然同意。那时，“新青联”是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也同党组织一样过严密的地下生活，3—4人编成一个小组，小组间无横的联系，只有组长与上级领导单线联系。此时，我们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着最后的斗争。
镕基一经加入革命组织，更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动力，又有了组织的支持，在工作中他的聪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喷发出来。他先担任班长，深受同学们拥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新青联的组织下，他带领同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据同班同学孙骆生的回忆，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后，组织上曾派几个盟员，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同班同学蒋企英(地下党员)带领，前往被围的北平城郊，去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与此同时，“117”的刘观丰同学也被组织上派去国民党青年军208师驻地侦察敌军兵力。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暑期，党组织又派朱镕基随同几位党员，参加由团市委主办的中学生“暑期学园”工作。电机系的凌瑞骥负责全面工作，化学系的龚育之管政治思想教育，朱镕基则负责文化补习工作。据凌瑞骥回忆，镕基承担了集教务长和部分总务长工作于一身的重任。工作中严格认真，热情负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组织工作能力也受到很好的锻炼。194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