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胡风事件中何干之幸免被捕
作者：刘 炼
家，但性格执拗，不易与人团结共事。有些党的领导人对他也存在偏见。干之对胡风某些观点并不赞同，如主观战斗精神等，但又认为有些见解还是可取的，不应一概否定。据我的印象，在两个问题上干之比较同意胡风的观点：一个是对鲁迅的看法。干之不同意三十年代左联一些人对鲁迅的攻击，认为排斥像鲁迅这样倾向党倾向革命的人，实际是文化上的关门主义，这和胡风的观点是一致的。再一个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看法。解放初期，胡风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长诗《欢乐颂》和《安魂曲》，每次占一个版面，影响很大，其中涉及到对“五四”以来文艺和思想界的看法。胡风认为当时的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方面的曲解，所以这场启蒙没能在中国大地生根，中国还需要新的启蒙，继承“五四”传统要注入新的内容。干之很同意胡风的这个见解，他自己早在1937年就曾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指出：“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虽宣传了民主主义，但政论家只是照搬了西洋的民治主义，在方法上只限于“初级原理的说明”；“当时的启蒙运动者，只求个性的解放而不求社会的解放”，反儒学孔教“缺了历史主义的评判，依然不能摇动着儒学的根底”。所以五四运动虽然有它的历史功绩，但“平心静气地说来，还很有限度”……。这些论述是从理论上指出“五四”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其出发点同胡风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谢韬把胡风给中央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有关内容，零零星星地对干之讲过，想在理论上听听他的意见，如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一个民族两种文化(统治阶级文化和民间文化)等问题。干之表示自己对文艺思想和理论方面的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不便发表具体意见。但是，干之认为，文艺思想上的不同意见、不同认识，应当允许存在，可以通过讨论解决，不应动辄打棍子，扣帽子，以势压人。所以他对胡风1952年以来所受的批判和压制，以及不安排恰当的工作等，表示同情。不过，他始终没有看过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至于他向干之请教的理论问题，大多是谢韬查了经典著作后来和干之讨论，干之往往只是听听而已。
这些事情本属于理论学术和思想观点的研究与思考。胡风给中央的长信写得很认真，力求理论上站得住脚；即便存在什么错误，也应当在允许和欢迎文学家向党坦陈己见的前提下，通过民主讨论求得一致，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可惜当时文艺界的领导没有这样做，特别是党报先后发表了三批胡风和友人的来往信件，再加上那篇耸人听闻的“编者按”，把一场本来很普通的文艺思想讨论，演变成了清查暗藏的反革命的政治斗争，这实在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如果这种来往也算是参加反革命集团，就没有真理可言了。”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于1955年5月13日发表，同时发表了胡风这年1月所写的“自我批判”。当时已将胡风问题定性为“反革命反党集团”，证据是胡风在私人通信(而且多系解放前的信件)中流露了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惊诧之余我们不由联想到，我们与胡风有过接触，会不会因此而引来什么麻烦呢?四天后的5月17日，谢韬被捕。当时第二、三批材料尚未发表，还没有看到胡风给谢韬的信，只知道他们有较多的来往。莫非干之同胡风的来往也会出问题?弄得我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会有什么灾难临头。我们努力回忆见胡风的情况和所谈的问题，怎么也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集团”首领的结论，更无从谈起我们有什么罪过。
第二、三批材料于5月24日和6月10日先后公布，同时提醒人们不要“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不要受胡风等人的欺骗。我仔细阅读了这两批材料，特别是或长或短的编者按，一面看一面冒冷汗。倒是干之来安慰我，他说：“我们和胡风的谈话可见天日，我劝他接受党安排的工作，听从党的领导，改正自己的错误，有什么不对呢?你只是跟我见了他一面，更毫无瓜葛。不过一定要写材料的，也会有人找你，你如实写好了。如果这种来往也算是参加反革命集团，就没有真理可言了。”他心地坦荡，无所畏惧，但我却为他感到不安。事实很快验证了我的不安。不久他便受到隔离审查，不准回家，也不准我去看他。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没过几天，我所在的农业大学的领导找我谈话，口气还算和缓，只是要求我写一个材料，向组织上讲明自己与胡风、谢韬的关系。同胡风的关系比较好写，只见过一面，而且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就把当时的所见所闻如实写下来，未作任何评论。至于谢韬，他和胡风的关系，我只是从干之那里听到过一些，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不能瞎写。至于我在前文所提到干之与胡风交谈的具体内容，以及周总理同胡风谈话的情况，那都是四十年后我采访谢韬时才得知的。所以当时我只写了我同谢韬的来往。我说，谢韬是哲学教员，很有才华，之所以成为我的朋友，主要是他曾努力促进我和干之的关系，常来农大做我的工作……仅此而已。我想他们真正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是“政治关系”，而非这些个人生活的琐事，但事实是不能捏造或篡改的。学校和单位领导再三找我谈话，启发我要把生活问题放到政治斗争高度来认识。当时我的党籍还没有转正，他们也曾暗示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一次政治考察。我内心里也很矛盾、苦恼，但我还是以自己的政治良知直视眼前的一切，态度非常明确：不管怎么“认识”，也不能改变事实真相。我的直觉告诉我，当年谢韬与我们的来往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最后为应付了事，我在学习会上说了一通自己“觉，晤低”，“书生气十足”，“看不清胡风的真面目”等话，就算过关了。
干之的处境比我险恶多了。运动形势日趋紧张，听说胡风信中提到的一些人，一个个都被捕了，我耽心干之也会有此遭遇，但他说：“不会吧，我和胡风只不过见过几次面，还劝他向党靠拢。总不能乱抓人嘛。”然而他错误估计了形势，真正书生气十足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大祸险些使他陷入灭顶之灾。事情的详情虽然是四十年后李新同志告诉我的，但得知后仍使我感到惊恐和后十白。
如果李新那天晚到两个小时，干之就要被抓走了
原来关于胡风的第二批材料公布时，李新同志正因公事去杭州，见到了在杭州休假的吴玉章校长。两人晤面后即谈起胡风问题，吴老预感到这是一场可能牵涉很多人的政治风暴。当他看到这批材料中有胡风写给谢韬的信，立刻让李新(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赶回北京了解情况。吴老是个惜才知人的老教育家，对谢韬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