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刘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
作者：金 牛
党当然可以加入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我认为这不很合适。为什么?因为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与中国有根本不同的情况，因而要采取不同的政策。至少，中国有两点就与东欧不同。一是中国是个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的威胁现在远未解除，因此，中国还要用极大的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东欧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不是跟着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走的，而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共在反帝斗争中需要与他们合作。因为有这两点不同，就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与东欧国家一样的政策。不过，斯大林提出，东亚各国有许多情形是和中国相同的，或者可以设想在将来组织一个东亚共产党联盟。苏联一半在欧洲，一半在亚洲，也可加入这个联盟。
在当天晚上的宴会中，斯大林主动提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以及中共其他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的健康干杯。他接着告诉刘少奇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重要的成就。他明确肯定了刘少奇报告中的判断，即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将是很有用的。他并且表示，苏联人以及欧洲人都应当向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欧洲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一步步转向了东方，现在又转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你们不仅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责任也更大了。中苏两党以后要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
刘少奇马上谈到，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不少的挫折，也受到过不小的损失。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们毫无准备，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上了大当。但这样也就教训了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就有准备了。
听到这里，斯大林多少有些敏感地问道：“我们是不是扰乱或者妨碍了你们呢?”刘少奇立即意识到，斯大林这里所指的可能是1945年8月莫斯科那封要求毛泽东必须去重庆谈判的、有些危言耸听的电报。于是赶紧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同志当时或者可以不去，有恩来同志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结果还是很好的，使我们在当时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摇摇头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他承认，当时他坚持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是因为美国人的作用，是因为美国人不断在问：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
斯大林又问道：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呢?我们是否也妨碍过你们呢?刘少奇明确答复说：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中央对和平运动的头脑是清醒的，只有个别负责同志有过幻想，因此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还是有意义的，结果是我们孤立了美蒋，有助于我们后来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
对此，斯大林的结论是：“胜利者是不能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11日和27日的会谈在中苏关系中是至关重要的，双方据此确定了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基础和范围。除了战略上的协调外，斯大林也尽量满足了中共中央对援助的要求。他许诺向新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修建铁路、创办军事学院、提供军用飞机和培训飞行技术人员、进行情报合作、提供军事装备等。
不过，在是否协助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得特别谨慎。他否定了苏联海空军直接参加战斗的可能性。他认为那样做意味着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会为美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对此，“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他们还会把我们赶走。”
在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已经感受到美蒋进行海空封锁的威胁。为打破美蒋的威胁，中共领导人决心加快攻占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当获知苏联不可能提供海空支援后，毛泽东立即通过刘少奇致信斯大林，表示放弃要求苏联直接援助的提议，希望苏联帮助提供飞机，并协助训练飞行员。
在27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表示同意斯大林对解放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并将中共中央要求提供作战飞机、派遣专家和向苏联派一专门代表团的建议，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委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协助中共代表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刘少奇因此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迅速派遣空军负责人前来莫斯科谈判具体的援助细节。8月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到达莫斯科，很快与苏联军方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规定，苏联向中国出售434架作战飞机，派遣878名飞行员，并帮助开办6所航空学校。
8月14日，刘少奇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踏上了归国的列车。据师哲回忆，刘少奇在临离开莫斯科前还曾应邀到斯大林的别墅去做客。双方都对这次交往与会谈感到很满意。刘少奇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使十年来多少有些隔阂的中苏两党，重新开始恢复了某种信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