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刘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
作者：金 牛
并同意给代表团三四天时间来准备这个报告。他强调，苏联方面将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听取这个报告。
为准备这个报告，代表团实际上花了将近6天的时间。直到7月4日，以刘少奇的名义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这份报告才最终完成。报告根据行前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商量好的内容，分别汇报了“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以及“苏中关系问题”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在形势部分，报告说明，截至1949年5月底，解放军控制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29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人口2．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解放军已经发展到390万人，其中正规军240万人以上，而国民党军队只剩下150万人，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20万人左右。从整个军事形势看，解放军今年夏秋两季即可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即可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除了西藏考虑待明年采用政治方式解决外，台湾估计可以较早解放；新疆如能取得必要的交通工具，克服沙漠地带的阻隔，也可将解放时间大为提前。国民党残余力量肃清得越快，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从目前情况看，斯大林所担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可能不会发生。
有关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问题，报告明确表示在成立新中国之前，将首先在8月召开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政协，并组成联合政府。即将成立的新政协中，将有510名代表，其中党派代表142名，分别代表14个党派；地区代表102名，军队代表60名，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206名。中共党员将在代表中占多数。联合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新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只是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反帝特点，它包括了愿意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刘少奇在报告中肯定地说：由于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在目前实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政策”。
在谈到外交问题时，报告特别强调了接受苏联党的帮助的意义。汇报一开头，就明确表示“完全同意”苏联党最近就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汇报结尾，又进一步提出在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斯大林在读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时，也格外留意这部分内容。从斯大林的批语和在报告上划的着重线看，他对报告这一部分内容中所说明的政策和方针相当满意，一连批了八个“对”、“好”或“是的”，并划了不下十五条着重线。他肯定地表示赞许的内容包括：新中国外交将坚持反帝、维护民族独立、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等原则；新中国不急于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将集中精力先搞好国内的事情；无论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与否，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将尽快承认新中国；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将以对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与否为标准分别处理，或废除，或承认，或修订；在国际活动中坚持与苏联一致，并说服国内各民主党派；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宣传及文化机构，除上海须暂时过渡外，其他地区已决定停止其活动；对外国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继续活动，一方面将开展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将予以没收和分配。当看到刘少奇提出希望在外交问题上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这段话时，斯大林特别批了一个“好”字。
关于中苏关系，刘少奇在报告中毫不隐讳地谈了几个敏感问题。首先是如何解决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提出了三种处理办法：一、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在适当时候加以修订。斯大林对此的态度是：“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其次是有关苏军在旅顺驻兵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柏坡时米高扬曾转达过斯大林的意见，即一旦对日结束战争状态，苏军即可撤军。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
再次是有关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毛泽东在西柏坡曾经特别表示过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版图的愿望，但斯大林已经通过电报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但还是委婉地提出，希望外蒙古人民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与中国联合”；如果愿意，“我们自然欢迎”。
还有一个就是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时强行拆走重工业设备的问题。报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学生、工人中都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晶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这样解释，不知对否?斯大林显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批示道：“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
在涉及到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报告中的表示尤其让斯大林感到满意。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对于这些话，斯大林接连在旁边批上“好”、“对”这样肯定的评语。
斯大林声明：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
7月11日晚10点，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邀请中共中央代表团列席。斯大林很高兴地向刘少奇等介绍了参加会议的苏方成员，并解释说，有几位政治局委员休养去了，因此到的人还不全，但是会议邀请了几位军人参加，因为中国代表团的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
在转入正式话题之后，斯大林首先就刘少奇报告中一些他还不大清楚的地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报告提到中共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斯大林有些疑问：你们的海军中有自己的军官吗?空军中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