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忆海伦·斯诺

作者:资中筠




  看到海伦·斯诺逝世的消息,不禁黯然,忆起了二十多年前有缘与她结识并朝夕相处的一段时期。一些已经尘封的往事,特别是她独特的鲜明的性格,渐渐从尘雾中浮现出来,久久萦绕于怀,至夜不能寐,晨起捉笔书之,聊作纪念。
  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小名佩姬,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大约于40年代末离异。她本人于30年代初来中国,先任职于美国领事馆,不久辞去,成了自由撰稿人。这一职业的选择可能与她桀敖不驯的性格有关。与斯诺结婚以前,她在当时上海已是崭露头角的颇有才华的女记者,以笔名尼姆·威尔斯发表文章、诗作。与斯诺结婚后移居北京。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她都与进步知识界有密切联系。在北京时与燕京、清华的学生运动骨干如黄华、陆璀、龚普生、俞启威(即黄敬)等都有密切交往,而且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鼓动者。1935年,埃德加·斯诺作了历史性的保安和延安之行后,海伦为斯诺带回的材料和讲述的传奇般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竭力鼓励和帮助斯诺尽快写成书;同时出于她好强、追求新事物的性格,不甘落后,非要自己也亲自去采访不可。于是不顾艰险辗转来到延安,其过程浪漫而惊险,很符合她的性格。在延安,她真的采访了除毛泽东以外的许多党的领导人,不久出版了《红色中国内幕(1nside Red Chi-na)》一书,中译本书名是《续西行漫记》。她的手稿很多,出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余生也晚,关于她前期的事迹率多后来听说,自有人更有资格去写。我与她结识是1972年底。那是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两国关系开始解冻的初期,民间来往亦随之开展。战后几乎过着隐居生活的海伦这时与她的老朋友、当时常驻联合国的黄华大使接上了关系,当然受到热情的邀请,终于实现了重返中国之梦。我当时在对外友协工作,有幸被指派负责她的接待事宜和全程陪同。就这样,我成了她几十年后旧地重游结识的第一个新朋友,而且真的建立了不一般的友谊。她是在不寻常的历史时期访问我国的一位不寻常的客人,受到非同寻常的待遇,也有一些不寻常的表现。
  
  她一到中国就对我说,她是要涂口红的,当年在延安她也照涂不误
  
  海伦那次在中国访问多久,我已记不清,大约有两个月。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诚实率真、朴实无华和坚守独立人格的本性。我说朴实无华是指作风,不是指不修边幅。相反,她很重仪表穿着。她年轻时的美貌是出名的,我见过照片,真像30年代的电影明星。等我见她本人时当然已今非昔比,但是仍很有风度,身材高大,腰杆笔挺,给人以硕人颀颀之感。她一到就向我宣布:她是要涂口红的,好像是下马威,因为那时中国妇女都是素面布衣,打扮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她是知道的。她还告诉我,她在延安时也照样不撤口红。好像这对她很重要。她还专为这次访问买了一套考究的驼毛套装和大衣,穿着很得意,并向我展示其质料。这显然超过她的经济条件,由此亦可见其性格于一斑。
  来华前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旅费问题。像她这样一位交情特殊的老朋友,我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表示,她作为贵宾,由我们负担一切费用,包括来回机票。谁知她坚持机票自理。她后来向我说的理由很有意思:现在中美关系是在好起来,但是谁知道什么时候就变了呢。假如再遇类似麦卡锡主义之类的政治气候,国会如果要我去作证,问我有没有接受过中共的资助,我必须说实话,那可能就会惹来麻烦。她一再向我强调:在那种情况下她必须说真话,因为是宣过誓的,而她是基督徒,并且继承了清教徒的传统。至于在中国期间接受招待,那是另一回事,基辛格访华期间不也是中方招待吗?她还认为,自付旅费可以对中国保持独立,说话也硬一些。她坦率地说,外面对新中国传说很多,她要自己亲自看,独立思考。我们只得尊重她的意见,结果听说她是卖了过去从中国带回去的几件旧红木家具而筹得旅费的。
  事实上,她几十年来的境遇相当惨。她23岁去国,作为记者和作家,战时主要在中国和亚洲采访,在美国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又由于同中国共产党那一段历史渊源,在冷战高潮中回国,无法在美国找到职业;作为自由撰稿人,文章很难有地方发表;她收集的那么宝贵的关于中国革命者和解放区的第一手资料,在当时却是不能出版的;又由于她从未在美国正式就业,也就没有资格领失业救济金。她同斯诺离婚时,斯诺正受麦卡锡主义之害,自身难保,她只得移居瑞士,所以也得不到多少离婚赡养费。几十年来她究竟何以为生,我没有深问过,只知道她在康涅狄克州故乡有一所祖传小木屋可供栖身,还出租一间,有些微薄收入。有一段时期她对家谱学发生兴趣,在当地市政府帮人查家谱,大概也有些报酬。到她来华访问时刚好满65岁,她不无欣喜地告诉我,可以享受各种老年公民的待遇了,最重要的是全部医疗保险。我感到她身受麦卡锡主义之害,心有余悸;而印象更深的是她对迫害她的人(尽管是假设)还坚持必须说真话。后来处久了,进一步体会到她虽然处境不佳,却是非常爱美国,并且对于做一个守法公民有一种几近信仰的自觉性。这在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习惯的是“敌友”分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就一定反对美国政府。当然,现在看来非常可笑,而且离事实太远。当时黄华等一些老同志同情她的境遇,确实很想有所帮助,却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后来得知她还保留一些过去在延安摄的历史性照片,想买一套下来。谁知她把版权让给了纽约博物馆,如出售,她自己只能得收入的一半。我们那时说她太傻,这么宝贵的资料还不奇货可居!但是她有她的道理,因为她的住房是木结构,怕万一着火,所以还有一些手稿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足见她把这批资料看得重于财产。不过据我了解,我国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收购一套她的照片,此事在她回国以后办成。
  
  一次不知怎地提到江青,她竟摆起老资格说,我到延安时还没她呢
  
  最能体现她的个性和无功利之心的一件轶事却与江青有关:海伦对她当年在延安和在白区结识的“老战士”(她称之为“oldguards”,与红卫兵“red guards”相对)有深厚的感情,一到北京,就开了一张要见的人的名单,自毛主席以下一连串的老一代领导人都在名单上,只是很体谅地说,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太忙,不一定非见,她很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请他们一定多保重。她也提到过江青,只是出于好奇,第一次提到时就说:外面对江青的传说很多,都不是好话,她到底是怎样的人?当时在场的人对这样没遮拦的议论都吓得不敢搭腔。她带了一些小纪念品来分送给老友,那是名副其实的纪念品,大多是她当年从中国带去的小玩意儿,一枚钱币、一块石头之类,还有几张很珍贵的照片。出于礼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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