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能在胸中存读众 孜孜矻矻味弥甘
作者：方厚枢
一
叶圣陶从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他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了八年，主要在国文部，编辑《新学制中学国文课本》，学生国学丛书，还编过《小说月报》、《妇女杂志》。1982年2月11日，他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庆祝建馆85周年的会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自从进了商务，编辑就成了我的主要职业，甚至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作为一个编辑工作者，我自审并不高明，可是有关编辑工作的责任感以及若干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却确切地自知是在商务的那八年间逐渐学来的。”[2]
1931年1月，叶圣陶进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主要编《中学生》杂志，也参与其他书刊的编辑；他还和友人编了好几部国文课本。1932年，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国语课本》（初小8册，高小4册），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随着儿童的成长，取材的范围由家庭、学校逐渐扩展到社会。叶圣陶为编写这部课本花费了很大心血，全部课文都是他一个人编写的。他在198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年编写的情况，他说这部课本中400多篇的课文“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又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3]这部课本于1932、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后，受到教育界的普遍赞誉，尤其受到小学教师们的欢迎，在那时的十多年内共印了四十多版次。
叶圣陶在20世纪30、40年代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是当时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当年参加《中学生》编辑工作的欧阳文彬写的回忆文章说，叶圣陶要求编辑善于发现问题，认真加工，大至文章的内容、观点、语法、修辞，小到一个标点，一丝一毫也不能马虎。叶先生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审稿时遇到过于潦草的稿子，甚至亲自动手为作者代抄一遍。因为“我们写的稿子字迹不清楚，就会增加排字工人的负担，增加出错率。归根结蒂是对读者不负责任”。他特别强调当编辑、写文章的人要做“杂家”，因为编辑这一行要知道的东西极广。“许多专业知识，我们不可能都懂，但是总要尽可能多学一些常识，请专家写的文章我们起码要看得懂。如果我们自己看不懂，就糊里糊涂地编发出去，不是对读者不负责吗？”[4]
二
1948年年底，中共中央派人与叶圣陶联系，邀请他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1949年初，叶圣陶等秘密离开上海经香港辗转到达已解放的北平。4月7日，他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从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在这16年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中小学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上。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兼任社长和总编辑，他带领人教社社委会一班人，开始了新中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他们研究了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以来近半个世纪内各种教材编写的成败得失，借鉴了国外多种版本的教科书，提出要博采古今中外教材之精华，精心编出全套中小学新教材。
据长期在叶圣陶身边工作的秘书史晓风回忆：叶先生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0—1966年编辑出版了4套约500种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其中许多书稿经他逐字逐句修改定稿。作为编辑出版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他从选题组稿到出版发行，从编辑指导思想、体例、加工、校对到书版设计、插图绘制、封面装帧，从宣传工作到处理作者投稿和答复读者来信，从出版社的经营管理到缩短印刷周期、提高纸张利用率，都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不因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叶先生很欣赏毛泽东同志1949年9月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他说：“做任何工作都要认真，做出版工作特别需要认真。”他要求教科书不但“质文并美”，不许有一个错字、错标点，而且要求“及时供应，课前到手，人手一册”。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翻译作品《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都德的代表作，虽然有现成的中译文，但叶圣陶说：“捡到篮子里的不都是菜，何况我们编的是教材。这涉及我们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下一代。”他还说，原作文道都好，但没有一篇理想的中译文，我们的编译既要保持原作情节简单而生动，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水乳交融的艺术风格，又要表现出法国沦陷区人民热爱祖国、仇恨侵略者的思想感情。这一切，要运用规范、准确的汉语来表达。他召集了人教社副总编辑、著名散文家吴伯箫，编辑室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著名文学史家张毕来，以及中学、小学语文编辑室的主任、年轻的语文编辑和一位法文翻译，对这篇译文字斟句酌，逐行、逐段推敲、编译。《最后一课》全文不过3000多字，而这些著名的学者、专家在一起连续工作了几天，才定下理想的译稿[5]。
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的姚涌彬在回忆叶圣陶的文章中说：“叶老倡导编辑作业中的严肃作风和严格规程，一个典型的措施是推行书稿的集体讨论制度。他亲自主持示范性的讨论会。讨论某一种书稿的时候，叶老召集有关的编辑人员，包括副总编辑、编辑室主任、责任编辑和助理编辑，到他的办公室围坐一圈，逐章逐节逐段逐句地通读书稿，大家随时插入议论，提出问题。从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程度的深浅，分量的轻重，直到字句、标点，一一认真斟酌，仔细推敲。叶老像普通编辑人员一样发言，总是那样平和、从容、亲切，又总是那样深刻、明确、不带一点敷衍……书稿的集体讨论形成定制，每一种教科书的初稿都经过编辑室或者编辑小组的讨论、修改，对于书稿质量的保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6]
1953年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成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是我国出版马恩列斯全集的开始。中央编译局在翻译过程中，对每篇译稿在局内反复校审修改后，按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将译稿校样分送叶圣陶、吕叔湘等语言学专家，请他们就译文的表达方面进行修订、润色。叶圣陶对这项任务十分重视，他于1953年5月16日收到《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的校样后，当天在日记中记道：“灯下看十余面，确然有可商处。因稍用心思，夜眠未酣。”第二天，他约请张志公来征求他的意见。在日记中记：“志公谓凡余所指，确皆有问题，讨论良久，余得一结论，译者只顾俄文之语法而未能体会汉语之语法，遂有此弊。如何使译者精究语法，比较于汉语俄语之间，此为要事。”在5月30日的日记中记：“晨至社中，读校斯氏集十余面。九点开编辑部部务会议……十二点半散，急趋署中，食罢就睡。起来续校斯氏集，至六点半，全册校毕，凡三百六十九面，每面七百余字，共二十余万字。余细心看过，译文方面，校对方面，兼为留意。然未能遽以此为定，编译局尚需复看，人民出版社尚需细校也。今日居然了此一事，亦为一快。”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译文校阅完成后，叶圣陶又应中央编译局之请，继续对第二、三、八、九、十卷的译文进行校阅，直到1954年6月29日止。从叶圣陶日记中可以了解，他在出版总署和人教社的公务及编辑事务十分繁忙，还要应对各方面的邀请作语法修辞的讲课和审阅书稿，他只能利用工作时间内有限的空隙和早晚业余时间来进行《斯大林全集》译文的校阅，甚至到西安公出调研时也带着译稿抽空校阅，提出修改意见。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凡有改动，必说明其所以然，亦希于译者有所影响。译者之病，多违背我国语言习惯。又写成之后不复诵读一遍，致语句多拗强不顺。凡此毛病，余时时为之提醒，录于小纸片。”又说，“余谓翻译之事，首在为读者服务，尤宜顾及者，为不通外国文之读者。译文不第须对原作者负责，并须对读者负责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