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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也牧与《红旗飘飘》
作者：李 磊
萧也牧（1918—1970），浙江吴兴人。原名吴承淦，后改名吴小武，笔名萧也牧。1937年春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一家机电制造厂当工人。1938年1月，赴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斗争，先在晋察冀边区行署办的救国报社工作，后在五台地委编辑《前卫报》，并担任“铁血剧社”演员、宣传队干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张家口编《工人报》。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青年教材。1953年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从事编辑工作，并担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分管传记文学组。1954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宣传党的优秀传统、教育青年一代的指示精神，萧也牧同张羽、黄伊同志一起创办了《红旗飘飘》丛刊，并为创刊号写了《编者的话》。《红旗飘飘》出版十多集，发表了许多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写的革命回忆录，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萧也牧从事编辑工作约三十年，参与编辑了“伟大的祖国”小丛书、“时事丛书”、《红旗谱》、《太阳从东方升起》、《白洋淀纪事》等著名作品，为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
萧也牧长期坚持文学创作，短篇小说创作尤为突出，其作品收入《萧也牧作品选》。康濯评论说：“萧也牧这20年间的作品，就都确实从若干角度和某些侧面，部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晋察冀解放区农民斗争和建国后京津一带的工农生活，反映了这些斗争中若干扣人心弦的风俗画幅，动人心魄的生活场景。本书中（指《萧也牧作品选》——作者注）一些优秀的篇章，甚至可以说是浸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浓烈的泥土芳香。”[1]1950年1月，萧也牧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我们夫妇之间》，它成为萧也牧最受读者欢迎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刚一发表，《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就发表了推荐文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很快将它搬上了银幕。但到1951年6月，这篇小说就受到《文艺报》等报刊的批判，被指责为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丑化和歪曲工农干部，“正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必须“作为一种倾向来看”[2]，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受到批判的一部文艺作品。1953年，他被迫放弃喜欢的文学创作，转行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残酷迫害，1970年10月，含冤死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年仅52岁。1980年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名誉。萧也牧生前的同事江晓天曾以“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怀念萧也牧同志”为题撰写了回忆文章，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他命运多舛而又不懈追求的一生。
二、《红旗飘飘》——风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读物
20世纪50年代初，团中央正在抓青年的革命化教育，要帮助全国青年建立革命人生观。作为团中央直属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把出版宣扬英雄人物的读物当作重中之重。同时，正如《红旗飘飘》第1集《编者的话》（即创刊词）所写的那样，广大青年读者也渴望了解革命历史，“在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今一代的青年，并不是很熟悉的。因此，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不怕任何艰险，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革命事业。读者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3]为了满足时代需要和读者需求，中国青年出版社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创办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丛刊。于是，1957年5月，《红旗飘飘》应运而生。
《红旗飘飘》内容丰富，既有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著名英雄人物事迹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也有无名英雄及革命斗争中各方面生活的文章；题材多样，有传记、小说、回忆录，也有一般的记叙文。作者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老革命家，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中夏、何香凝等；二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普通革命战士，如葛振林；三是革命作家，如罗广斌、林斤澜、谢雪畴等。从1957年5月出版第1集到1962年停刊，《红旗飘飘》先后共出版了16集，共计发表有关英雄人物和革命历史事件的文章318篇，总发行量多达230余万册，在青少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红旗飘飘》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读物，对当时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作家、编辑家秦兆阳在《忆萧也牧》中说：“在我20年的不幸中，为了寻求精神支柱，解除内心的苦闷，许多革命回忆录就成了我如饥似渴的读物。而读得最多的，则是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专门刊登革命回忆录的《红旗飘飘》。”[4]著名学者陈平原曾这样描述他作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的红色记忆：“生于50年代的人，女孩子不敢说，男孩子几乎没有不喜欢看打仗的故事书的……我写了一篇谈自己读书生活的文章，公社的中心小学把它刻印出来，发给其他学校去当范文。我清楚地记得，在文章中，我谈了读《星火燎原》、《红旗飘飘》、《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还有《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等书的体会。”[5]赵亚山在《〈红旗飘飘〉在我家》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一晃40年过去，《红旗飘飘》是我最心爱的藏书之一。我从乡下来到省城，又在省城先后搬家9次，多少回精简淘汰家什，我都舍不得《红旗飘飘》离开我，尽管它纸张发黄变脆。我从中畅饮信念的甘泉，缅怀千百万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崇拜浴血奋战戎马沙场为民族立下战功的将军们，敬佩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而今又领导人民迈进改革开放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6]由此观之，《红旗飘飘》几乎成了从五六十年代走过的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其巨大的影响可见一斑。
三、萧也牧对创办《红旗飘飘》的贡献
从1953年开始，作为作家的萧也牧在报刊上消失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花名册上记上了他的原名——吴小武。[7]从此，一个以编辑身份存在的萧也牧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在《红旗飘飘》从创刊伊始到1962年停刊的策划、编辑过程中写下了他的名字。
1．《红旗飘飘》草创期：积极策划的萧也牧
“青年出版社是靠英雄人物传记故事起家的。”不少人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事实。[8]从1951年到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刘胡兰小传》、《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董存瑞》、《青年英雄故事》、《黄继光》等在亿万青少年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书。可到了1956年，编辑们感到组这样的稿子越来越难了。《红旗飘飘》第1集《编者的话》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熟悉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的作者，往往没有充分的时间从事写作。同时，写一部较完整的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小说或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就使我们未能更多地出版这类读物。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我们除了组织各方面的作者，写作这类读物之外，同时，我们筹办了这个专门发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丛刊。”[3]
万事开头难。1957年3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萧也牧跑到江晓天的家里，说了他的急切心情，并提出这样的主意：“成本的传记稿难约，约写万儿八千字的人物故事，好办些，咱们把面放宽些，单篇不好出书，合起来用丛刊形式出。”[8]萧也牧善于思考，做事雷厉风行，有了主意后他迅速向中青社社长朱语今作了汇报。得到领导的同意后，萧也牧兴奋地为丛刊取了个富有诗意的名称：《红旗飘飘》，并亲自动笔起草《编者的话》，就连创刊号上那端端正正的“编者的话”四个字也是萧也牧的手笔。[7]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