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中国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危机和出路
作者：朱杰人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一共98家。如果要算平均年龄，20岁还不到，但是它们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请看下面的统计数字（数据引自《中国高校出版社发展报告2001—2004》。2005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是大致情况与2004年的出入不大，据我所知，绝大部分数据都好于2004年）。
1.大学出版社的分类及比例
2004年全国有98家大学出版社，占全国572家出版社的17%。其中综合类大学社26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27%；理工类大学社42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43%；文科类大学社19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19%；师范类大学社11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11%。
2.大学出版社的地区分布
大学出版社的地区分布极不均匀。北京、上海两地的大学社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37.7%。其中北京市25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25.5%，上海市12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12.2%；辽宁、江苏、陕西省各6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6.1%；湖北省5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5.1%；其他各省都在5家以下，其中河北、内蒙古、福建、广西、云南、甘肃、新疆仅为1家。
3.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与全国出版社图书定价总金额的比较
由于采集有关数据和将销售码洋统一折合为图书定价总金额比较困难，现将大学社销售码洋和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进行粗略比较。
（1）2003年全国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为110.33亿元。
2004年全国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为127.69亿元。
（2）2003年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561.82亿元（《2004中国出版年鉴》第41页）。
2004年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592.89亿元（《2005中国图书年鉴》第207页）。
（3）2003年大学社销售码洋占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的19.64%。2004年大学社销售码洋占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的21.54%，比2003年提高了约两个百分点。
4.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增长速度
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保持较快速度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更高于出版全行业增长速度。
大学出版社2001—2004年的销售码洋分别为73、90、110、127亿元，逐年增长速度分别为23%、22%、15%，均高于“十五”期间GDP年均9.5%的增长速度，更高于“十五”期间全国出版行业3%～5%的增长速度。其中2004年全国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比2003年增长15%，比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6%的增长率高出9个百分点。
5.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根据销售码洋可以看出，大学社的发展两极分化严重，强者更强。
2004年，全部大学出版社平均销售码洋为1.3亿元，高于全国530多家出版社（不含30多家副社）的平均销售码洋1.12亿元，但大学出版社当中，2004年销售码洋超过大学社平均销售码洋（1.3亿元）的仅有12家，占全部大学社的12.2%。
2003年，销售码洋排前五位的大学出版社，其销售码洋占全部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的比例为25.72%。2004年，这一比例为26.59%，比2003年的比例提高了几乎一个百分点。预计2005年这一比例还会有所提高，因为2005年销售码洋排前五位的大学出版社比2004年前五位的销售码洋增加了7 亿元，增幅达21%，这个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全部大学社销售码洋的增长幅度。
在地区分布上，北京、上海两地的大学出版社以占全部大学出版社37%的数量，而占有55%以上的销售码洋。
通过对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以占全国出版社总数17%的份额，实现了占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21.54%的比例（如果将图书定价总金额折算成销售码洋，则比例会高得多）。
第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增长势头强劲，以2001年至2004年三年销售码洋增长的平均速度计，达到了20%，远远高于其他类出版社。
第三，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中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大社、强社，跻身于全国出版社综合实力前20名的排名中。
第四，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发展是不平衡的。外语类出版社、师范类出版社发展特别快；几所著名大学的出版社，如北大、清华、人大出版社发展也比较快；而一些学科比较偏、窄（如地质、林业等）的出版社和一些边远地区的出版社，发展比较困难。
二、中国大学出版社高速发展的原因
对于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做过很有价值的探讨。归纳起来，无非有以下几点：
一是资源优势。大学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优势。这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个大学社都依托着一所大学，这是它的先天优势，只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就不愁没有好的选题。一些名牌大学出版社之所以发展得好，就得益于它所依托的那所大学的牌子，这就是品牌的优势。
二是人才优势。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大学出版社背靠大学，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物色到最优秀的人才。据统计，在全国出版社的人员结构中，大学社的整体学历层次最高。就我所知，全国出版社中，第一个具有硕士学位的发行科长就出在大学社。教授、博导出身的社长在大学出版社中也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学历越高本事就越大，出版事业的成功与否更不能与学历的高低划等号。但是，有一个整体上学历层次较高的团队，总是一种人才结构上的优势。事实也证明，中国大学出版社的成功与它的团队素质高，尤其是领导层素质高有很大的关系。
三是区位优势。大学出版社处于中国教育的最前沿，“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是最早感知中国教育的春风、春雨和春潮的。中国的出版业离不开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出版业的繁荣是教育造就的。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由于与教育的天然联系，使它们有可能把教育的优势转化为出版的优势，把教育的资源转化为出版的资源，把教育的机会转化为出版的机会。这些年，师范类的大学社发展速度特别快，就足可印证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再仔细地分析一下，深入地思考一番，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谓的三个优势并不是大学社所独占的，它其实是一种公共资源，大学社可以用，其他社也同样可以用。要说大学社就是凭借这三点取得了超出一般出版社的发展业绩，是缺乏说服力的。人们还是要追问“为什么”，也就是说，大学社究竟有没有发展的“秘密”？
那么，什么是大学社发展的秘密呢？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大学社较早地直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并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改革和运作。中国的出版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对教育的依赖。中国的出版社有五百余家，发展得特别好的也就是各地的教育社和那些与教育有着各种联系的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出版市场，主要依赖所谓的“系统”，即计划体制和系统。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出生比较晚，所以，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发现：教育出版的“系统市场”早已被瓜分一空，它们连残羹剩饭都吃不上。大学出版人领悟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在系统之外寻找生机，于是他们不得不走向市场。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出版市场继挂历热之后掀起的教辅热，主要就是由大学社（尤其是师大社）掀起的。取得了长足的市场经验以后，大学社又以市场的敏感和经验入系统，成功地拓展了系统的平台和领域，成为长袖善舞的经营者和竞争者。遗憾的是，就在大学社在残酷的市场中摸爬滚打的时候，那些体制内的出版社却还躺在计划经济的摇篮里吃着皇粮。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版的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大，于是就出现了较早适应市场的大学社“疯长”的现象。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学社是被市场逼出来的，也是被市场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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