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中国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危机和出路
作者：朱杰人
综合以上两点，我认为，中国大学出版社高速发展的秘密在于：第一是命好，所谓生逢其时；第二是争气，能够积极进取。
三、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危机
但是，大学出版社的命并不会永远好下去，它们的危机已经来临。
2003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进入WTO所做的承诺，国家取消了对校办产业的免税政策。大学出版社在进行了一系列苦苦的争取之后，终于走完它们得天独厚的路。从此以后，它们必须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
这一变革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因为中国的大学社，除了极个别学校如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的出版社外，都承担着向学校上缴利润以补贴学校办学经费严重短缺的责任。据我所知，出版社向学校上缴利润少则20%、30%，最多的要上缴50%以上，如华东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等。
这对出版社来说是一件负担很重的事，因为它们还得上交33%的利税。这就是中国大学出版社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它们要双重纳税交费。
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局面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之下，中国的大学出版之路究竟如何走？如何把发展经济规模与提升学术品位完美地结合起来？是走纯商业出版之路，还是继续走学术出版之路？大学出版社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体制、机制及产品与技术的转型？这些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出版人无法回避却又不知如何解决的问题。
此外，中国出版的集团化大趋势，也使中国的大学出版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大学社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生理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与其他的大学社重组而实行集团经营。除了几家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的大学社外，绝大多数大学社的实力还远不足以与那些大的出版集团抗衡。当下，中国的出版集团大多还处于整合期，它们的集团优势暂时还未显现出来。一旦这些集团渡过了磨合期，很多大学社就将面临严重的压力。面对集团化，大学社如何应对？这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四、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出路——改革
但是，对大学社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则是改制。
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以来，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地方出版社相继进行了改革试点并取得成果。但是大学社的改革却始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开始于2003年。但是大学社如何改，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没有定见，所以改革的试点并不涉及大学社。另一方面，大学社又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情绪，反对大学出版社的企业化改革。直到2006年，还有一家大学社趁工商登记的机会抢先以事业法人的身份登记，试图造成自己是公益性出版社的既成事实。
大学出版社反对体制改革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1.强调大学出版社为科研和教学服务的特殊性，不能视为单纯的企业。2.强调所谓的国际惯例，要求如牛津、剑桥一样享受免税的待遇（问题是，牛津、剑桥是不是如大家所说的免税还有着大大的疑问）。3.强调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学术出版不能市场化，如此等等。但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其实，一些大学出版社反对改制的真正原因是希望脚踩两只船——既享受到企业的好处，又沾到事业单位的好处。如上文所分析，大学社的发展正是两头都占便宜的结果。它们不想丢掉既得的利益。所以，大学社没有改革的动力。
事情到2006年初发生了变化。2006年3月，中央又召开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会议，李长春、陈至立、刘云山纷纷发表讲话，重申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会议第一次明确指出，大学出版社属于改革的对象。紧接着，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组成了调研组深入各高校调研，确定了第一批试点的出版社。
与此同时，一些大社、名社（主要在北京地区）如北大、清华、北外、人大、北师大出版社表现出了极大的改革热情。人们看到，改革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既然要改，那还不如早改，早改还可以享受到试点单位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呢？我认为，出版社的改制，从所谓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变为企业，是出版社本质属性的回归，它使理顺出版社的经济关系、权属关系、人力资源关系成为可能，而这些关系是进入市场、驾驭市场、适应市场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事实上，随着教材市场的不断规范和发展，中国出版业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外的“市场”会越来越萎缩，所以，改制是顺应潮流的。
再从现状来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其实一直是在按企业规律运作。那些发展得好的出版社正是企业化管理做得好的出版社。如果说，在2003年之前，大学社还沾到了事业单位的好处的话，那么免税优惠取消以后，大学社实际上已经得不到任何事业单位的好处（人员问题是个例外，但这只是一小部分人）。
而且，国家综合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果将来国家在管理公益性单位时，严格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办法，那么，那些所谓的公益性出版社就会受到税收、出书范围、经营范围、薪酬分配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所以，我是改革派，我自始至终鼓吹改革、推动改革。
当然，改革是有风险的。
风险之一是如何控制改革的成本。改革必须付出成本，改革的成本究竟有多大呢？这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改革的成本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那么，这对企业将是致命的。所以，控制改革成本成了改革成败的关键。
风险之二是如何协调好各利益集团的关系。改革必定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又使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少数人能够接受改革，这是一道如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难题。但这又是一道我们必须解开的题目。
风险之三是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大学出版社这些年来的发展来之不易，但是改革却要求我们自己对自己动手术。怎样既搞好改革又不影响生产，这同样是一道难题。
风险之四来自我们的母体，也是我们的全额出资人——学校。学校能否开明地按照经济规律、出版规律办事，将直接影响改革的结果——成功抑或失败。
如果事业单位改革的结果是使那些死抱着“公益性”事业单位不放的人能够在事业与企业间两头得利，或者政策和法律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游刃有余，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大学出版社改革的全面复辟。
所以，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风风雨雨二十几载，现在真是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我希望改制能给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让大学社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那么，假以时日，中国的“牛津”和“剑桥”就一定会出现。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耿丽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