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影印出版《清实录》的底本选择
作者：何英芳
一
清代各朝《实录》，由实录馆编撰成后只缮写了几部，分别收藏在京师（北京）、盛京（沈阳）两地宫禁中，从不刊印，所以外界很难看到。1936年伪满洲国“满日文化协会”影印了《清实录》，它是用收藏在沈阳故宫的缮写本（下称沈阳故宫本）做底本的，由东京单式印刷公司承担印刷，日本大藏出版公司出版（下称伪满本）。由于这部书当时只印了300部，40年过去了，随着院校、科研单位的扩展，北京及外地大的图书馆都很少有此藏书，有的即使有藏书，但也因书少、借阅困难，给研究工作者带来许多不便。
为了使这部巨著能广泛流传，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我想把该书列入出版计划，但由于工程量太大，在写申请报告前，我首先向赵守俨说出了我的这一想法。因为自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有幸与学长魏连科和赵守俨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了几年，从怎样做编辑到如何做人，都得到了他们的启迪与帮助。我一向把赵守俨看作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老师和朋友。我在工作上有什么想法，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随时随地、无拘束、无隔阂地与他交谈，听听他的想法和教诲，直到他升任副总编辑后仍然是这样。
当我向赵守俨提出想把《清实录》列入出书计划时，他说：“我支持你的想法，你有什么具体考虑吗？”我说：“在影印底本方面可有两个选择，一是用沈阳故宫本做底本，但这个本子现收藏在何处，有无残缺，能否做影印底本，还须调查，而且用它做底本还要付一大笔版本费。二是直接用伪满本做底本，中华书局图书馆就收藏一部，由于它是影印书，应该不会出现像铅字排印和手抄本可能出现的差错。伪满本印刷质量较高，字迹清晰，纸质也很好，我曾将全书1 220册逐页翻看过，没有残缺、虫蛀、水渍现象。而且，用我们自己的藏书做底本，影印时会更便捷，也可节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我在翻看时，发现该书有缺页、错页、重页现象，但可以寻找沈阳故宫本校补改正。另外，1964年台湾华联出版社影印的《清实录》就是用伪满本做的底本，所以我倾向于直接用伪满本做底本。”赵守俨听完之后沉思道：“用伪满本做影印底本能节省财力、物力、人力，但有一件事情先要弄清楚。十几年前，我曾听郑天挺先生说，近代史编辑室张静庐曾查看过沈阳故宫本，主要是光绪朝，发现有的地方好像挖补过，室内光线较暗看不清楚，他拿到窗前近光处看，挖补的痕迹很明显，而且多与日本有关。”影印书时将底本挖改一事我前所未闻，没想到我精心准备的方案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时不知所措。他看我惊愕的样子，又对我说：“张静庐是否就这个问题写过报告我不清楚，你可先去查看一下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不过，此事已过去二十多年，中华书局搬过家，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有报告也不知能否保存到现在。如果查不到报告，你还得去沈阳做个调查，然后再确定影印底本。”他不仅提出了问题，同时又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松了口气。我去查书稿档案时，深为中华书局同仁的责任心感动，虽然中华书局经过风风雨雨的多次变动，但书稿档案仍然保存完好，我顺利地找到了张静庐写的《去沈阳了解大清实录情况汇报》。
张静庐在汇报中说：
原收藏沈阳故宫《清实录》缮写本归辽宁省图书馆保存，但短缺246卷，而以德宗部分为多。此次查对以甲午战役为主，因短缺太多很难找到，我带去的日印本（伪满本）第344卷、第360卷、第364卷等，都无法查到。但其他卷中如369、365、366、343、341等卷查到“日”字的挖改，342卷查到“敌”字的挖改，及同卷有“中朝自应自保藩封”、“赴日询问劝令撤兵”等整句挖改之处，盖已非实录的原来面目了。
张静庐的汇报揭示了沈阳故宫本曾被挖改过，而且均与日本有关的事实，虽然他没有说出是何人所为，但不言而喻，这是“满日文化协会”影印《清实录》时所为。可当时对这个问题，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提出，研究清史多年从未听说有此事，由于缮写时间有先后，不排除是溥仪出宫后修改，这种情况只能解释为存在两种版本。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也有人认为《光绪实录》共597卷，张静庐只查看了10卷，举例多是称谓不同，不能说已非“原来面目了”。为了弄清实际情况，我首先请在辽宁省图书馆工作的韩锡铎帮我查核《光绪实录》、《同治实录》沈阳故宫本被挖改的状况。但是《清实录》沈阳故宫本已由辽宁省图书馆移藏至辽宁省档案馆。该馆规定，《清实录》为重点保护档案，读者查看少量可以，大量查看是不行的。根据这一规定，韩锡铎仅查看了11卷《光绪实录》，发现挖补一百六十多个字，并一一做了记录。韩锡铎又用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光绪实录》民国年间的抄本与其记录核对，除了称谓不同外，发现文义也有完全不同的，如挖补处文字为“中朝自应自保藩封”，而抄本文字为“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他又发现，沈阳故宫本把“倭”字均挖改为“日”字，但343卷第1页的第5行“倭人以重兵驻韩”句，“倭”字未改，“倭”字旁有铅笔画的竖道，这说明有人先将要挖改的字用铅笔标出来，然后动手挖改。
根据韩锡铎提供的材料，赵守俨果断地做结论说：“沈阳故宫本归辽宁省档案馆收藏，要想全部查看是不可能了。但就韩锡铎提供的材料，我们可以初步确定，‘满日文化协会’在影印《清实录》时挖改了沈阳故宫本。所以伪满本不能做影印底本，我们应另找缮写本做影印底本。”
为此，我再次查看了张静庐的汇报。他在汇报中提出过影印底本方案：
根据了解情况看来，实录用原稿本影印已不可能，如果要印只有，
（甲）用日本影印本（伪满本）做底本，逐卷查对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将挖改的字句重新挖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可作眉批或后注]，实施影印。每六页缩印大十六开一页，每本以九十页，估计缩印一万七千页，略如中华版的图书集成洋装本，约钉如开明版二十五史式四十册。
（乙）用日本影印本做底本，查对复旦抄本，将挖改的字句补正，实施铅印。用新五号字重排，每面排九百字，全书估计七十二百万字，约排八万面，大三十二开本，装成如资治通鉴式八十至九十册。
他还提到，陈国庆（原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曾看过陶湘的文章，其中提及大清实录原写四份，分存皇史、乾清宫、内阁、沈阳故宫。
看来张静庐当年没有找到由实录馆缮写成后收藏在北京皇史、乾清宫、内阁的三部《清实录》，而只找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抄本《清实录》，所以提出用抄本比勘伪满本，将伪满本中被挖改的字补正后，或影印，或铅字排印。抄本的情况怎样，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同志告诉我，该抄本原是浙江吴兴人刘承干（1881—1963）的藏书。1922年冬刘承干至京师拜访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赵尔巽从1914年开始主编《清史稿》，已进行了8年，因经费短缺进度很慢。刘承干向赵尔巽提出，他可以捐钱给清史馆，但清史馆要为他抄缮《清实录》、《清国史》各一部。赵尔巽答应了他的提议，半年后《清实录》抄缮完毕。刘承干把书运至浙江收藏在他的南浔嘉业堂书楼。20世纪50年代，刘承干将书让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抄本现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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