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影印出版《清实录》的底本选择

作者:何英芳




  在找不到实录馆缮写本的情况下,张静庐提出的这个方案,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但是,用抄本比勘伪满本,并将伪满本挖改处照抄本改回,费时费力,更主要的是,这个转抄本质量如何,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罗振玉对这个抄本曾说过“及抄成,讹夺甚多,无从勘正”。我想既然实录馆缮写本还有三部,就应该努力去查找,用它做影印底本才能达到我们恢复《清实录》原貌的目的。20年前张静庐虽未找到,但20年过去了,或许会有奇迹出现。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赵守俨的支持。寻找这三部缮写本难如大海捞针,我查书目,跑图书馆善本室,给外省市大图书馆发信询问,还查看了台湾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都没能得到任何线索。
  1982年9月清史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在北戴河召开,与会专家学者都建议中华书局尽快出版《清实录》。我向专家们解释了中华书局未能影印出版该书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底本,谁想在场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先生马上对我说,他们档案馆就收藏有《清实录》的缮写本。听到这个信息,我当时的喜悦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朱金甫的帮助下,我查阅到档案馆保存的《实录馆档》,根据原始记载得知,《清实录》中的太祖至穆宗朝实录,共缮写了五部汉文本,按其装潢和开本的大小不同,分别称为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小黄绫本。大红绫本两部,收藏在京师皇史和沈阳故宫。小红绫本两部,收藏在乾清宫、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本一部,也收藏在内阁实录库。光绪朝实录汉文本缮写两部,大红绫本收藏在皇史,小红绫本收藏在沈阳故宫。《宣统政纪》只缮写了一部,由溥仪本人收藏,伪满本即是以此为底本的。这几部实录现存情况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内阁实录库的小黄绫本,到同治朝为止,稿面有勾画改乙符号及待改正浮签。收藏在皇史的大红绫本,截止到光绪朝,光绪朝前稍有残缺,光绪朝缺376卷。朱金甫又介绍我去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杨玉良女士,得知该馆收藏一部小红绫本,截止到同治朝,也稍有残缺。还有一部小红绫本至今没有找到收藏处。沈阳故宫本上面已说收藏在辽宁省档案馆。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太祖至穆宗朝残缺部分可以互补,但光绪朝实录没有完整的缮写本,《宣统政纪》也没有第二部缮写本。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商鸿逵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玉范女士,在她的帮助下,我看到了由实录馆编撰收藏在该馆的《光绪实录》、《宣统政纪》定稿本,正本即照此清缮而成。根据实录馆缮写本现存情况看,大红绫本与小红绫本相比较:在字体上,大红绫本比小红绫本美观漂亮;在版面上,大红绫本半页9行,行18个字,而小红绫本半页10行,行20个字,显得密挤;在装帧上,大红绫本为蝴蝶装,小红绫本只是一般线装;在收藏地点上,大红绫本收藏在皇史,小红绫本收藏在乾清宫。通过比较,我们都认为用大红绫本做底本最合适,大红绫本残缺的地方可用小红绫本补配;《光绪实录》、《宣统政纪》可用北大图书馆的定稿本补配。至此,影印底本的问题总算完满解决了。
  
  二
  
  张静庐的汇报写于1957年11月,他在汇报中请示影印出版《清实录》,但当时领导没有批示同意与否,直到1961年张静庐退休,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这个计划被搁浅,据赵守俨推测:“无论影印还是排印,均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所以不得不从缓考虑。”1963年近代史编辑室再次打报告,请示以伪满本为底本,影印出版《清实录》。当时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纸张紧缺,报告又未能得到批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华书局工作停顿,出版《清实录》一事自然搁浅了。事隔十多年之后,赵守俨仍然记得张静庐曾做过的工作,并亲自指导《清实录》出版。
  赵守俨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有很丰富的出版经验。他为人谦和真诚,对学术界老前辈十分尊重,许多专家学者与他结成忘年之交,都愿与他交谈自己的研究成果。赵守俨平时了解到很多书稿信息,所以才能够适时提供张静庐的发现,这也体现了他敏捷的思维和过人的记忆。为影印《清实录》选用到最好的底本,这是赵守俨为《清实录》出版做的第一个贡献。
  赵守俨博学多识,治学严谨,自己认为不成熟的东西从不愿发表,做领导工作也是谦虚慎重,考虑问题非常周全。他要求我们,凡是重大出书计划都要广泛征求意见,对反馈回来的意见要作认真分析讨论。当《清实录》影印底本配齐之后,他考虑到《清实录》伪满本曾被挖改的问题尚未搞清楚,于是对魏连科和我说:“你们写篇文章,说明伪满本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影印底本所采取的方案,让大家对我们的方案提出意见。”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写了《影印〈清实录〉底本刍议》一文,登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1986年10月,我们收到了罗继祖先生的文章《伪满影印〈清实录〉缘起及其挖改》,此文是对我们文章的回应。文章说:
  伪满时《清实录》的刊印发端于我祖父(罗振玉)癸未年冬(1933年)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时,当时曾得到日方理事内藤湖南(虎次郎)的赞助议行。
  据我所知,当时日伪满当局并不支持《清实录》的刊印,但满日文化协会是个文化事业单位,既已提出刊印,他们也不便公然阻止,而是设下了几道难关来支吾。其中第三道难关便是《清实录》中与日本有关的几个问题。如在甲午战争一段里,把“日军”写成“日寇”,这是日本人非常忌讳的,并且认为妨碍“日满亲善”,非改掉不能付印。这个问题好办,遂由祖父将文溯阁的《实录》原本调来,亲自检阅,将其中“倭寇”字样全加挖改后付印,当时我就是执笔填写的人。
  又参证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12期《影印〈清实录〉底本刍议》所举被挖改的14例,经核查,全出于我的手笔。
  赵守俨看了此文立即批示说:“罗文虽对他的祖父有所回护,但承认了一个事实,伪满本影印时确有挖改,他还是参与其事的人。有同志怀疑是不是伪满影印时改的,这一点算是彻底解决了。”我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一直想要弄清楚伪满本挖改情况,利用业余时间,又将《光绪实录》伪满本与定稿本进行了全书对校,二者文义截然不同之处,不只是我们文章中所举14例,而且定稿本中还有许多大段文字不见于伪满本。罗继祖文章中没有谈及此事,是因年代久远而忘记,还是别有原因,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罗继祖先生第一次公开叙述了50年前伪满对沈阳故宫本挖改的经过,虽然对挖改的目的、程度看法不同,但伪满本确实有挖改这一点终于得到当事人的确认。这样说来,伪满本就不能称为《清实录》的另一版本,也就没有必要再出版流传了。这一成果,是赵守俨为《清实录》出版做出的第二个贡献。
  赵守俨对《清实录》影印出版做出的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鲍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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