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邵洵美和他的出版事业
作者：张 伟
在邵洵美的编辑出版生涯中，最重要的是20年代的“金屋”时期和30年代的“时代”时期。故本文仅对邵洵美在“金屋”和“时代”两个阶段的作为略作论述。
金屋：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
金屋书店开设于1928年，《金屋月刊》创办于1929年，但要说起“金屋”的渊源及邵洵美与它的关系，则必须上溯到1926年。这年夏天，邵洵美从欧洲留学回国，途中在新加坡上岸时偶然看到滕固等人编辑的《狮吼》半月刊，极为欣赏，一到上海即去拜访狮吼社同人，与滕固等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为狮吼社的一员。于是，这年8月出版的狮吼社同人丛著《屠苏》上立刻引人注目地刊出了邵洵美的4篇著译，这是邵洵美回国后首次发表的作品。从这时起，即标志着狮吼社从以滕固为中心的前期阶段开始逐渐过渡到以邵洵美为中心的后期阶段，而且也可以说，所谓的“金屋”时期从此就徐徐拉开了序幕，因为“金屋”和“狮吼”实乃一脉相承，并无明显的界限划分。
邵洵美主持社务以后，凭借其经济实力，先后推出了“狮吼社丛书”和《狮吼》月刊（1927年5月—1928年3月）、《狮吼》半月刊复活号（1928年7月—1928年12月），出版了滕固的理论专著《唯美派的文学》、自己的诗集《天堂与五月》，发表有诗歌《神光》、小说《搬家》等受到文坛好评的作品，还撰文介绍了罗赛谛、乔治·摩尔等有影响的外国作家。邵洵美汪洋恣肆、自由洒脱的办刊风格，表现出独特的美学追求，也开启了他以后的出版之路。
在创办《狮吼》月刊的同时，金屋书店也宣告诞生。书店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邵家住宅对面，虽只有一开间门面，却布置得富丽堂皇。至于“金屋”这名字的来历，章克标晚年曾回忆：“‘金屋’这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诗句，而是由于一个法文字眼，即‘La Maison d′or′的声音悦耳动听，照字义翻译过来便成了‘金屋’。”[1] 邵洵美开办书店自然因为这是他喜欢的事业，但还有一个原因恐怕也不容忽视，即书店是结交朋友的极好的场所。文人之间，志趣相投者往往容易形成圈子，圈子中也必有一二充满智慧和风趣的中心人物，而邵洵美正是圈子中这样一位人缘极好的核心人物。郁达夫在《记曾孟朴先生》一文中说，金屋书店开在邵洵美老家的对面，“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店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邵洵美一生倾力倾心从事文化事业，也热心结交意气相投的朋友，虽然彼此之间交情的深浅、熟识的程度各有不同，但他为人豪爽，慷慨潇洒却是当时尽人皆知的。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北美印象记》介绍给“金屋”，邵洵美热诚相待，安排出版，并立即预付稿酬五百大洋，解决了夏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回湖南老家，也是由邵洵美资助路费后才成行的。当时文人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管是茶室小酌，还是酒店聚会，只要在座有邵洵美，最后付账的就一定是他。[2]可能有人把这归结为富家子弟的有钱，但其实恐怕更和他天性率真，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有关。
金屋书店开办后究竟出了多少书，一直没有人统计过，仅就笔者粗略翻过的，应该在三十种左右。范围大致包括这么几类：（1）狮吼社同人的著作，如滕固的《外遇》、章克标的《银蛇》、黄中的《妩媚的眼睛》、邵洵美的《一朵朵玫瑰》等。（2）朋友的作品，如郭子雄的《春夏秋冬》、卢世侯的《世侯画集》、朱维基的《奥赛罗》、张若谷的《文学生活》等。（3）朋友相托之书，如夏衍的《北美印象记》、王任叔的《死线上》、陈白尘的《旋涡》等。这些书均属文学范畴，多为小说、诗歌、文艺理论和译著，大都具有唯美色彩，很少有畅销书。有研究者认为：“从金屋书店的书目看来，邵洵美办书店，根本不图经济利益，只是为自己出书方便，为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出书方便。有朋友求他，他会豪爽地给予帮助，有些书稿接受下来，书还没有出他会先付稿酬。金屋书店虽然没有出版轰动一时或在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书，但也没有出不堪一读的书。”[3]另一位研究者更干脆地指出：“邵洵美是一位热衷于书刊艺术的实践家。他办金屋书店，把资金全部投入对艺术的追求，舍得花钱，所以赔钱多，关门也快。”[4]1929年，邵洵美在其编译出版的《琵亚词侣诗画集》的扉页上印有这样一句话：“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这可视为他开办金屋书店，赔钱出版众多书刊的心声。
关于邵洵美在“金屋”时期的活动，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中说：“那时期洵美忙得快活。读书、写诗、做文章、编辑《金屋》，也读别人的好文章，还要会朋友。他朋友的名单愈聚愈长了，交游的范围也愈扩愈大。”应该说，这一段时期，邵洵美的生意虽然赔本，金屋书店也最终收盘（1930年底为创办“时代”而自然结束），但过的日子却是他最惬意快活的。一应事情都是他喜欢做的，众多朋友也均为会心之人，而整天忙得脚不着地，正是他向往的文人处世、兼济天下的生活方式。至于金钱上的亏本，他并不在乎，钱本来就是拿来用的，况且蚀掉的银子还远远没有动摇其根本。
时代：我是一个天生喜欢文学的人
邵洵美办“时代”，似乎出于偶然，但从他的性格来看，这又绝对是水到渠成的必然。当1930年张光宇等人找到邵洵美，恳请他接下《时代》画报续办下去的时候，邵洵美的心里可能已经浮现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出版宏图。他毅然关闭了金屋书店，开始一点一点描绘心中的那张图纸。经过一番筹划，1932年初，邵洵美用出卖房产所得的五万元美金，从德国订购了全套影写版设备。为了运输安装方便，他在杨树浦地区靠近公兴码头的平凉路上租了一排房子，成立了时代印刷厂。为了更好地做事，邵洵美甚至把自己的家从市中心搬到了远离市区的杨树浦麦克利克路（今临潼路），距印刷厂仅隔一条马路。德国机器运到上海后，经过一番试印，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张，那是1932年9月1日。这套德国机器也是我国印刷界正式使用的第一套影写版印刷设备，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邵洵美出巨资购买这套设备也显示了其一贯的做事准则：要做就尽量做最好的！当时沪上画报盛行，印刷图片都用铜版，纸张要求高，成本也高。而如果用影写版机器来印，不但画面网点小，效果好，而且可以用道林纸印，降低成本。这样一笔账人人会算，问题在于购买机器的一次性投入太大，而且如果揽不到足够的印刷业务，就连机器的维护成本也难以负担，但做事滴水不漏并非邵洵美的行事风格。他买进这套德国设备后非常自豪，在广告上宣称：“上海时代印刷厂是中国唯一以影写版印刷为主要营业，技术较任何印刷厂为专门，交货较任何印刷厂为迅速。”[5] 《时代》画报的印刷质量也确实更上了一层楼，但精明商人所后怕的印刷业务不足的问题还是难以避免。有一段时间，机器停工的时间远比开工的时间要长，加上邵洵美讲人情，心肠软，制版印刷的款项时常收不回来。1933年12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密令查禁，欠“时代”的纸张、印刷费一时无法偿还。《生活》周刊社去找邵洵美商量，他出于义愤，慷慨相助，非但旧欠一笔勾销，甚至连《生活》周刊职工的解散费也代为发放了。[6] 如此这般，“时代”的营业情况当然不会见好，但邵洵美没有太在乎这些，还是那样乐观，那样整天忙碌。自从接受《时代》画报，办起印刷厂，他的雄心愈来愈大，对出版的兴趣也愈来愈浓。他创办“第一出版社”，出版各种丛书，尤其以刊物引人注目，“洵美办刊物是兴之所至，突然来个念头，或是朋友里有人出个点子，他就会办份新的杂志。新开炉灶对他来说并不烦难，反正身边有的是有才华、有特长、有兴致的作家、画家、摄影家和记者们”[7]。当时“时代”号称拥有九大刊物，按创刊时间依次为：《时代》画报（1929—1937）、《论语》（1932—1937，1946—1949）、《十日谈》（1933—1934）、《时代漫画》（1934—1937）、《人言周刊》 （1934—1936）、《万象》画报（1934—1935）、《时代电影》（1934—1937）、《声色画报》（后改周报，1935—1936）、《文学时代》（1935—1936）。这些刊物装帧漂亮，内容丰富，有些在当时堪称独树一帜，起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如《时代漫画》出版时间长达三年半，拥有百人以上的作者队伍，发行数量达一万册，是民国期间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漫画刊物。《人言周刊》兼蓄时论和文学作品，风格鲜明，出版期数多达115期。撰稿队伍包括胡适、郁达夫、林语堂等名家。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里说：“洵美作为诸多刊物的主人，每一份他都要关心，尤其在刊物创办之初，他更是费神，从制定编辑方针到挑选编辑，从组织撰稿阵容到分头约稿，乃至具体的编务、出版，他都事必躬亲，有时连封面设计、广告词都参与意见。编辑们常常到他家里来跟他讨论到深夜。”可以想象邵洵美当年那忙碌的身影，而这也正是他感觉最充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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