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关注书籍“构件”

作者：汪家熔

　　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是广泛利用档案、审讯记录和战犯日记编撰而成的重要著作，资料丰富，篇幅较大。中文版在注释处理上还可商量，让读者也方便些。原书有两种注释：一类是脚注，是作者对所述的补充；一类是书后尾注，是引文出处，也有一些是对这些引文的补充。英文原书版面大，是一厚本，书后尾注对读者讲还不太麻烦。中文版版面相对小些，1 143页英文正文，译文排出1 560页，再加注释、索引，全书达1 720页，分订4册。让读者极不方便的是，全部注释都放在第四册最后，于是读者在读前面任何一册时，都要随带第四册，非常麻烦。每册尾注和补充性的文字都放在第四册，读者在读前面三册时可能就懒得看了。这种做法并非罕见，亟待改进。其实，该书中文版如果将全书尾注分成四份，置相关各册之后，或改做脚注，在体例上不会有任何毛病，而读者阅读时就方便多了。
　　查对引文是保证学术著作质量的手段，是编辑的重要职责。除了核查引文或出处有无抄错外，对引用他人文字的，还要注意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核查有没有以转引冒充直接引用，二是核查不加引号、不注明具体来源的文字是否有抄袭的情况，三是核查是否有伪造的情况。
　　有些论文和专著是靠他人文章、专著中的引文堆砌而成，所引虽是原始材料，却是转手。这些文章有很多引文出处，很能唬人，更有用“引文”造假者。
　　我曾买了部《中国近代经济史》，是社科院经济所一位老专家主编，被列入“八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该书由13位先生撰写，风格不一样。我随便翻翻，在第1596页看到接连两个注都是朱寿朋编的《光绪朝东华录》，第一条注出自：“卷128，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11”；第二条注出自：“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3831”。粗看或是两个版本，但两个注引自一部书而用两个“版本”，其蹊跷实可深究。原书引文处谈道：“在1895年8月光绪皇帝发布的上谕说：‘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其单引号内注释说：引自“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128，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11”。“于是‘恤商惠工’、‘振兴工艺’政策开始提升到治国‘本源’的地位”。其单引号内注释说：引自“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383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最早于1909年由集成图书公司以铅字排印，共分220卷，每卷都独立排页码。因为集成版分卷不合理，中华书局1958年5月10日据集成版排印时，改为按年排，即有35套独立页码，再加总页码，并说明：“在体例上曾略加变动，分年废卷，并加断句”（该书1958年版《出版者说明》第2页）。中华书局并没有“1958年分卷版”；1984年9月中华书局第二次印，用的是旧型，未作任何变动。中华版既不分卷，所说“卷128,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11”云云，所据何来？只能是从他人引用的集成版引文中转摘而来。经查，该引文文字在中华版第3637页，讲的是1895年的事。用不存在的“中华书局卷128”作“出处”，说明作者对引文的上下文是什么都不知道，而写出了结果：“于是‘恤商惠工’、‘振兴工艺’政策开始提升到治国‘本源’的地位”。注释说这引号里的10个字出自《光绪朝东华录》第3831页，但是第3831页并无此语。
　　总之，引文必须复查。只要不惜工夫一一查对，引文的错误就能得到纠正，也能使作伪原形毕露。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关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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