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不应该被遗忘的出版家李小峰
作者：散 木
许广平曾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特别提到了李小峰和他的北新书局。她说，鲁迅和这家书局，历史关系最为深厚。1920年鲁迅应聘到北大授课之时，当时北新书局的源头——北大五四刊物之一的《新潮》月刊和五四新文化团体之一的新潮社已经成立有年了，而北大学生李小峰正是其中的一位弄潮儿。
李小峰（1897—1971），字荣弟，笔名林兰、C.F女士等，江苏江阴人。他6岁丧父，12岁丧母，由长兄李志云抚养，小学毕业后入无锡第三师范，191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其间参加新潮社，担任《新潮》月刊的校对和记录工作，后任总干事。孙伏园参与编辑《晨报副镌》后，李小峰负责了新潮社的全部编印出版工作。《新潮》当时标榜“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字”，它与北大的《每周评论》、《国民》等旗鼓相当，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新青年》共同发轫了青春中国的启蒙思潮。鲁迅也对《新潮》冀望“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1922年鲁迅还提议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后来鲁迅的《呐喊》和他翻译的《桃色的云》就收入其中。有了这一番历练，李小峰的出版才干崭露头角。1924年底，李小峰在孙伏园的陪同下拜访鲁迅，并拟成立书店推动新文艺运动，鲁迅当即表示赞同，并将译稿《苦闷的象征》交给他，后收入“未名丛刊”，作为翌年3月成立的北新书局（“北新”，即北大新潮社的缩写，表示它和新潮社的传承）开张时出版的第一种新书。当时“北新”由李志云任经理，李小峰负责组稿、编稿和出版。
北新书局能迅速崛起于出版界，当得益于李小峰身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摇篮——北大，尤其是得益于鲁迅的扶持，孙伏园、刘半农、冰心等也都是它的发起人，“语丝社”同仁更是鼎力相助。以鲁迅为核心而创办的《语丝》周刊和新潮社出版的图书（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统归李小峰发行。李小峰曾回忆说，鲁迅对出版工作非常认真，装帧、设计、校阅、广告等等，事无巨细，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他对编校工作那么认真，校样也总是反复校对四五次，经他校阅的书几乎找不出一点错误。他所著的书籍，从里封到版权页以至于广告，都是他亲手拟定”（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北新”开张之时，“新文化”出版事业尚属“凤毛麟角”，“北新”的出现很快改变了这种局面，它出版的新文化书刊大受读者的欢迎，并且逐渐形成了品牌——它成了新文学书籍的“婆家”（如鲁迅编辑的“乌合丛书”、“未名丛刊”，孙伏园主编的“北新小丛书”，女作家吴曙天编辑的“文艺小丛书”，以及“北新丛书”等）。它的一些创举也开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河，比如说，“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鲁迅《三闲集·书籍与财色》），等等。
但是，“北新”成立后就命运多舛，因为它是专门出版新文学书刊的书局，到了北洋军阀困兽犹斗、大搞白色恐怖时，它的存在就非常微妙了。鲁迅离京南下时已预料到它的不测，认为“《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1927年8月17日致章川岛信）。果然，继“三一八”事件李小峰被通缉(当时李小峰已由李大钊介绍准备加入共产党，后名单被北洋军阀从苏联大使馆内搜出)而避出、“北新”账房李荣贵被误捕，1927年10月，《语丝》出至154期时被张作霖查禁，北新书局亦遭封门之祸。此前，李志云在上海开设的分店因北京的总局被奉系军阀查封而升格为总局。这恰好是中国政治版图发生变迁、上海取代北京成为文化和出版重地的时候，国民党刚刚建立了南京政府，根基尚不稳固，还没有立即厉行文化专制的措施，“北新”利用这一缓冲机会，凭着它新文艺书籍出版重镇的品牌和鲁迅的特别关照，重新积蓄力量，逐渐发轫于大上海的出版界。
二、北新书局成为上海新文学、新文艺书籍的出版重镇
李小峰躲过一劫，从苏联大使馆逃出，又绕道大连南下上海，到上海北新书局总局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当时他的二哥李仲丹任经理(名义上的经理，发行人仍为李志云)。
这时“北新”的出版重点是鲁迅、冰心、郁达夫、蒋光慈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其中以出版鲁迅著译最为热点。它出版的鲁迅著作，包括鲁迅编校、翻译、选定、题序的图书，总数达数十种之多。此外如刊物，继先前的“未名丛刊”、“乌合丛书”之后，《语丝》从第4卷起，也仍由鲁迅主编。鲁迅曾回忆说，在他抵沪不久，“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后来《语丝》至1929年1月交柔石接编，9月交李小峰，1930年3月出至第5卷第52期后才停刊。鲁迅与郁达夫还合编有《奔流》月刊，也由“北新”出版，至于孙福熙和潘梓年先后主编的《北新》半月刊和周刊，鲁迅也曾为之写过稿件。
后来由于国民党广布“文网”，即发动与“围剿”苏区根据地相对应的“文化围剿”，加大对文化的控制，陆续实施查禁书籍和查封书店的文化统制措施，许多书店慑于其淫威，纷纷转变出版策略，改出政治风险小的出版物。这时，鲁迅在深受刺激的情况之下，对“北新”也不无微词，但正如许广平所说，对“这样有历史基础的书店，先生不愿意随便给它打击”，甚至还有点“偏私”。此前鲁迅就不曾为其他书店允诺的优待条件所动，没有把自己在“北新”出版的著作移出，甚至还把原来准备在“商务”印行的译稿《一个青年的梦》和《工人绥惠略夫》也转给了“北新”出版，而“北新”也始终表示愿意出版鲁迅的著作。因此，即使后来鲁迅对李小峰拖欠自己版税大为光火，却仍能不失公正地评价“北新”，比如他曾说过：“不过我要说一句话，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介绍，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1927年12月26日致章川岛信)
此后鲁迅对“北新”拖欠自己版税有了戒心，又反感于它在上海滩日益加重的商业气息，加上李小峰与掀起“硬译”风波和鲁迅结怨的赵景深成了姻亲（李小峰妹李希同嫁给赵景深，其夫妇皆在“北新”任职），双方的热情才逐渐冷淡了下去。李小峰对国民党的出版控制也有所忌惮，三次查封已让“北新”惊心动魄（1927年张作霖的封门，1931年因出版鲁迅和蒋光慈等的作品以及经售华兴书局出版的中共书籍被查封，1932年又因章衣萍《小猪八戒》一书被回民抗议受停业处分）。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出版家都变成“聪明的人”，相继改变出版策略，即纷纷实行所谓“转帆”。
三、出版家的窘境
所谓“转帆”，就是精心考虑出版的保险系数。当时，许多书局以为出版教科书既保险又赚钱，李小峰想，“北新”何乐不为?于是，北新书局在“启封后不敢再发售进步书籍，改变出版方向，出版英汉对照文学读物、各种复习指导、儿童文学、活页文选、工具书等”（蔡漱六《北新书局简史》）。正如许广平所说：它“风帆一转，文学书就置之脑后了，先生以为这是大大的失着。如果它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不过，平心而论，在国民党文化统制的高压之下，避开锋芒去出版一些无可非议的教科书之类的书籍，也不失为一种全身之法，何况李小峰究竟还是出版商，他有他的苦衷和考虑。“北新”的没落，除了出版环境恶化的原因之外，它在经营方式等方面的问题也是重要原因。比如，鲁迅批评它到上海后“扩大组织，变店铺为家庭，外间给以批评为‘胡涂’”，就是指李小峰搞家族式的管理，造成内部“似乎书局中人，饭桶居多，所以凡事无不散漫”，外部则“太精明的店，也同样难以合作”。但鲁迅仍然认为它“比起精明的来，不无可爱之处”。这“可爱之处”，就是李小峰凭“呆子”精神还能恪守出版家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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