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关于“半个装帧家”
作者：徐 雁
在我国出版史上，线装书的装帧也是不断发展的，封面就有绢质的、麻质的、布质的、纸质的，装订也不断地完善。近代“洋装书”的出现，使我国出版史进入了新阶段。但最初的“洋装书”封面也和线装书一样的简单，就是印上书名、著者姓名和出版者的名称罢了。把美术作品引入书籍装帧领域，使书籍装帧进入美术的领域，在我国是和鲁迅分不开的。
可是在现代图书商品市场的强力作用下，书籍装帧的物理功能和艺文功能却越来越被异化，与此同时，鲁迅首倡的书籍美术传统也已被严重边缘化。造成这种恶果的，是时下甚嚣尘上于国内出版界的“吸引眼球论”。
书衣在保护书籍的本始用途之外，在悦目赏心的书籍美化作用之外，曾几何时，被强加了“吸引读者眼球”的市场广告功能！于是乎，为达到宣传促销的功利目的，多少图书被披金戴银，多少图书被浓妆艳抹！
难道要“吸引”读者的“眼球”，书籍封面就只有被制作成花哨的“嫁衣裳”，招摇而过市一途了？
一
记得约二十年前，戴文葆先生在为朱正《人和书》（书海出版社，1988）作序时，就曾表达过他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家对业内的深重期许：“通过各种类型的编辑的劳动，用创作撰述之美、审读加工之美、设计装帧之美的‘三美’具备的书籍，向世界说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水平！”
关于如何提升“各种类型的编辑的劳动”水准，戴先生也曾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我们不仅要努力多读一点书，学习理论和专业知识，而且还要经常多注意各类书籍编印的形式，从封面、扉页，前言、目录，正文的各个部分（篇、章、节等），大小字号和另行起排，注释、附录、索引、插图等的安排，以至版权页格式，勒口、包封（有时还有“腰带”等）的处理，所有关于构成一本书的各个部分，都要留意观察。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妨常常翻翻各种版式与装订式样的中国线装书、晚清以来铅字排印的各类书，以及国外出版的各类书。
在这篇题为《怎样把书编印得更好些》的文章中，戴先生还提示说：“多翻多看，扩大眼界，晓得世上有千姿百态的书籍，对于我们考虑怎样把书编印得更好些，大有裨益……我们的工作要求多出好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要讲求精益求精。编辑工作的过程，首先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真是度人以金针的良言！
学习的本质在于熟练地接受和继承，有了接受，有了继承才能有所创意，有所创新，所谓“推陈出新”者是也。缺少了对传统经验的把握、对往昔教训的规避，创意创新的风险就陡然增长了许多。
2004年初夏，邓中和先生为我收藏的《书籍装帧创意设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一书，题下了“编辑要做半个装帧家”之辞。打开书卷，扉页上印着的那行作者题记：“书籍装帧艺术创作的核心——设计，设计的核心——创意”，更深得吾心。我觉得，只有富有创意的封面，才能真正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不仅“吸引人的眼球”，更可能“影响人的心灵”。而要达此境界，编辑出版工作者与作者确实需要自觉地来做“半个装帧家”才好。
邓先生在《书籍装帧创意设计》的卷首语中说：
书籍装帧设计者为了创作而苦思冥想：书籍装帧的艺术形态，书籍装帧的形式意味，书籍装帧的视觉想象，书籍装帧的文化意蕴，书籍装帧的材料工艺……这一切，一言以蔽之——创意。
所谓“做书”，就是编辑不但要策划选题，而且要策划书籍形态，把书籍内容的美与书籍形式的美，融合在书的形态之中，把最美的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让阅读成为享受。无疑现在的文字编辑要具备对书籍的装帧进行策划的才能——提出装帧的创意。
他随后指出：“装帧家设计观念的‘升华’，不仅是设计技巧的强化，而且是设计观念的提升——创意能力的提升；编辑要做‘半个装帧家’，其意不是让编辑自己搞设计，而是要他们提升书籍装帧理念，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品位。所谓书籍装帧观念的升华，就是创意能力的提升。”
那么，一个富有创意的高明的书籍装帧家，又是如何量体裁衣，凭借着自己的人文底蕴和艺术积淀，来慧心构思和妙手剪裁出一件件得体“书衣”的呢？
二
有一年暑假，我独自在银川城北街头的地摊上漫观旧书，结果发现有此种好奇之心的，绝不是我一个人。原来，一个在行的读书人，对书装家如何在头脑中创意构图、如何成形设色的好奇，同他对一个作家如何遣词造句、如何谋篇布局的好奇，实在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话说1981年春，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共同举办的“钱君作品展览”甫告结束，看过展览以后的浙江湖州文人费在山先生，就向钱先生讨教起了唐《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封面设计的“内涵”来，结果被告知：“这个设计是师法六朝石刻的纹样，顶端是由石刻佛龛常用的纹样变化创新而来。下部为双雁与麦穗，作均齐对称的构图，采用幽静的色彩，使画面富于诗意。”费先生在后来所写的《钱君谈装帧艺术》一文中回忆钱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作为书籍的美的装饰和书的内容无关，这是一种设计方法，有的设计是要反映内容的，如为巴金的《新生》所设计的，即以小草从石阶的缝中强行抽枝发芽，寓新生之意。又如为沈雁冰的《雪人》一书所设计的，着眼在“雪”这个字上，用雪花来变化，既表达了书的内容，又作了美的装饰。
对于钱先生所说书籍的装饰美，可以和书的内容“有关”，也可以与之“无关”这一观点，费先生大概多少心存疑惑。五年后，好事的他在京拜访了另一位著名的书装师曹辛之先生。他在《装帧艺术家曹辛之》一文中写道：
我向曹老请教，有人认为书面设计可以与书的内容毫不相干。曹老摇摇头，坚定地说，不，书籍封面装帧应该而且必须和内容吻合。曹老自谦是“画书皮子的”，其实他的书籍装帧艺术，全国数一数二，他的装帧反映着他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凡是由他设计的书籍不论内容我都喜欢买一册珍藏。
由此可见，坚持“作为书籍的美的装饰”的封面与“书的内容”有关或者无关，正是我国现代书装界两种重要的设计取向，值得我们加意研究。
当然，可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譬如，仅仅就封面而言，鲁迅自己就喜欢设计封面为图案线条型的，而内心却喜爱图画作品型的；在时下流行书装中，有喜欢用摄影作品的，还有喜欢用绘图作品的，等等。
由于在银川旧书摊上还发现了《霍达文集》卷六《笔耕犁痕》中有《张守义：装帧艺术的“赤子”》一文，索性把这个零本给买了下来。霍达在文章中谈到，“如果是仅慕张守义其名而未曾谋面的人，见过他的那些极简练极精彩极‘洋气’的书籍装帧作品，一定认定他是一位风度潇洒的风雅之士”，而事实上，“这位先生头发那么长、那么乱，脸色又似乎几十年未曾洗过，完全适用一个现成的词儿：‘蓬头垢面’，和他的作品似乎一点也不‘搭界’，不被人认为是个流浪汉才怪呢！”
在这篇人物记中，霍达记叙了张守义为她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设计插图和封面的生动场景：
最近的一次，是他为我的长篇《穆斯林的葬礼》作封面和插图，精装、平装两种版本，两套方案，真不知耗费了他多少心血！
其中“玉殇”一幅，画的是葬礼场面。守义不是穆斯林，不熟悉那亡人的遗体应是什么样子，跑来问我。我又恐口头形容不够，万般无奈，只好自己装扮“亡人”，身上蒙上“卧单”，为他“死”了一次。守义有了现场感受，笔下便自如了。这次合作，无异于“以命相托”了！对一个作家来说，作品确乎像生命一样重要；而插图画家又何尝不如此呢！
画稿全部完成，守义肩上的担子还没卸掉，他又在和出版社的美编们反复研究封面的用料，到什么地方买什么布，染什么色……简直像一位妈妈打发女儿出嫁准备嫁妆那么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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